康熙皇帝是怎样崇儒的？

  康熙帝是清朝人关后的第二个皇帝，作为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帝王，他对儒学极为尊崇，以“崇儒重道”为其基本的文化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典型的。康熙帝名玄烨，生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享年69岁，在位61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自从儒学产生以来，特别是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在制定政策时，都不能也没有对儒学视而不见，重视文教，一直是历代王朝相沿不变的传统。清朝的统治者也是如此。在人关以前，他们已经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濡染。据说，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便熟悉汉文，受汉文化影响颇深。

  皇太极继立以后，也对汉人进行优礼，用他们制定国家制度。清朝建立之初，虽然战事频仍，戎马倥偬，但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便开始重视文化建设，顺治十年，颁谕礼部，把“崇儒重道”作为其文化政策，以图振兴文教。然而，这一国策尚未来得及付诸实施，顺治皇帝便驾崩西去。

  康熙帝少年即位，由满洲四大臣辅政，他们反对接受汉族的文化传统，在文化政策上倒行逆施。康熙六年，玄烨亲政，又过了两年，清除了以鳌拜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使文化建设重新走向了正轨。这一年，康熙 皇帝亲临太学祭祀孔子。康熙九年八月，恢复了被鳌拜等人撤销的翰林 院；十月，康熙皇帝提出了以“文教是先”的十六条治国的纲领；十一月 起，相继举行“日讲”和“经筵”大典，这些典礼具有封建帝王“崇儒重 道”的象征意义。

  以后，在一些汉族文士的辅助下，年轻的康熙帝由朱熹 的《四书集注》人手，继而学习《尚书》《周易》《诗经》《资治通鉴纲目》 等。康熙十七年（1678) —月，玄烨颁谕吏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 学鸿儒振起文运……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 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 ”于是，诏举“博 学鸿儒”，以备顾问著作之选，罗致天下名士学者143人参加，经过次年春 天的考试，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

  诏举“博学鸿 儒”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康熙帝已经将“崇儒重道”的国策具体地 付诸实施，奠定了奖掖儒学的基本格局。康熙时期的诏举“博学鸿儒”被认为是一种“旷世盛典”，在思想学 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笼络了一批士人。如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等就是 以经学致显的，他们被视为亲近之臣，侍于左右，备受礼遇。

  又如汤斌、 李光地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大臣，汤斌以道学受宠，特授江宁巡抚，历官礼 部尚书。李光地更是倍受康熙皇帝宠幸，康熙帝甚至说：“知光地者莫如 朕，知朕者亦莫光地若也。”另外，以理学而受到康熙重用者还有不少。康熙皇帝还十分注重购求、编纂以及诠释儒学典籍。

  他认为“书籍关 系文教”，曾说：“唯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 有用。”因此，他在自己初政的20余年中，不仅广泛搜求秘籍，还多次组 织儒臣编辑图书，在经学方面，编成的著作有《日讲四书解义》《易经解 义》《书经解义》《孝经衍义》等。

  李光地则秉承康熙的御旨，编纂《性理 精义》以阐明性理；撰《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 《朱子全书》等，广为流传。此外，康熙时期编辑撰写而成的其他方面的 著作还有很多，这些著作涉及史学、诗文、音韵、天文、历法、数学、地 理以及名物汇编等。

  其中的一些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尊崇孔子与儒学方面，康熙皇帝落实在了具体的行动上。他亲政之 初在太学释奠孔子，应该说是仅仅做出了一种尊崇儒学的姿态。以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冬天，他南巡返京途中，专程到曲阜的孔子故里 拜谒孔庙。这次，他不仅在大成殿为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亲手书写“万 世师表”四字赞誉孔子，而且还与衍圣公孔毓圻及孔子后裔孔尚任等讲论 儒学。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为了准备这次讲学，康熙帝特意先专门派 人前往曲阜，与孔氏后人撰拟讲章。稿成之后，康熙帝还亲自审阅，并责 成大学士王熙、学士孙在丰精心改订。讲论完毕，康熙皇帝说道：“至圣 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 由。

  ”他宣布：“历代帝王致祀阙里，或留金银器皿。朕今亲诣行礼，务极 尊崇至圣，异于前代。所有曲柄黄盖，留之庙中，以示朕尊圣之意。”在清朝初年，理学的发展已经支派各异，营垒分化，尤其是程朱与陆王 的学术界分，令清初的统治者在提倡儒学时必须做出抉择。

  康熙帝要表彰儒 学，同样也要回答是尊朱还是尊王的问题。随着他儒学素养的提高，在比 较、鉴别之后，他表现了崇奖朱子之学的倾向，康熙四十年之后，他下令以 “御纂”的名义，令理学名臣汇编《朱子全书》。五十一年（1712)正月，康 熙帝还明确地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 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

  朕以为孔孟之后， 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他随即颁谕， 将朱熹在孔庙中的祭祀之位升格，由东庑的先贤之列，提升至大成殿的十哲 之次。此后，朱熹学说在清初受到了较高的尊崇。(杨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