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评价明朝大臣于谦？明英宗为何残忍处死功臣于谦？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他是永乐十九年进士，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是明朝正统和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

我对于谦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典型的清正廉洁、忠君爱国的士大夫，是一个“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倒”的人，他对明朝是有再造之恩的。当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发生后，明王朝面临着灭亡危机，京师人心惶惶，朝局一片混乱，所谓“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这时以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朝臣主张弃都南迁。于谦就在此时挺身而出，当廷怒斥南逃主张，“言南迁者，可斩也”，指出京师是天下根本，一旦南迁，中原将落入敌手，重蹈宋室偏安一隅的局面，“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在制止南迁后，于谦又独当一面，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军的进犯，最终化解了这次明朝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使明朝社稷继续存续下去。

于谦不仅指挥北京保卫战使局势转危为安，他在这次战争之后的举措，也使得远在漠北，身陷囹圄的明英宗得以返回北京。

首先，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明英宗之后，本以为奇货可居，可用来诱破明朝关隘，向明廷索要财物。但是由于于谦坚持主战，拒绝讲和，也先手里的明英宗成了无用的“空质”，而由于与明廷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原先通过朝贡和互市可以得到的财富也无法得到，实在得不偿失，于是也先便想以送回明英宗为契机，重启和议，动了送回明英宗的念头，这个后世史学家看的清清楚楚。

《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嗟乎！南迁不行，然后国存；和议不行，然后君存。两议俱息，君国皆存，而少保之祸不得旋踵矣。

而在明朝方面，几乎文武大臣都觉得土木堡惨败，皇帝被瓦剌俘获，怎么看都是奇耻大辱，迫切希望明英宗能尽快返回，但此时已经成为皇帝的景帝对此并不热心。在一次廷议中，吏部尚书王直提出既然瓦剌主动讲和，就应该通过交涉，迎回英宗，景泰帝心中很不高兴，又是于谦从容上奏，使景泰帝应允英宗南归，史称“上皇之还，以谦从容数语，转移上意，而口不言功”。

《明通鉴·卷二十五》：直对曰：“必遣使，毋遗后悔。”上不悦，曰：“朕非贪天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尚书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上乃顾谦改容曰：“从汝，从汝！”议遂决。

当然，我做为一个普通百姓对于少保之评价固无足道也！我们再看看古人，尤其是明人对于谦的评价。先来看看与于谦同朝为官的李贤怎么说。

《天顺日录》：正统己巳之变，于谦以社稷为重，力排群议，选将练兵，坐拥强虏，光辅中兴，厥功非细。当时天下之人皆知以身配安危，功在社稷，而岂虞其有杀身之祸哉！再看谈迁的《国榷》引用明人议论。

《国榷·卷二十三》：己巳之变，至今可为寒心。方也先之入寇也，中外震駭，皇皇南奔，呼吸间即有永嘉靖康之祸，而于公以一书生，砥柱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使一代王朝转危为安的英雄，却成了政治牺牲品，成为惨遭统治集团杀害的悲剧性人物，不得不让人唏嘘万分，那么于谦为何会成为悲剧性英雄呢？我认为原因如下：

首先，从根本原因上来说，于谦的死是有其制度的必然性的。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面临着正名问题，既然景泰帝已经被废除，废为郕王，被批倒。那么对拥立景泰帝的所谓“主谋”于谦加以惩治就成为必然之数，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明英宗夺门之变的合法性。

其次，于谦对明朝有再造之功，但是就是因为功勋之大，遭人妒忌，在击退瓦剌之后于谦就不停的被弹劾，于谦深受景泰帝知遇之恩，景泰帝达到了“所论奏无不从者”，凡用一人必然要听取于谦意见，而于谦也从实道来，导致了“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嫉之”，自北京保卫战后，那些妒忌之火熊熊燃烧的大臣们，一刻不停的对于谦进行指责、弹劾，指责内容形式多样，比如都御史罗通本由于谦提拔，战后指责于谦功簿不实，再如御史顾曜指责于谦手中权力太过于集中，会对皇权产生威胁。

最有意思的就是侍讲刘定之的奏疏，可谓是满纸荒唐言，我来节选摘录，大家体会一下他的神论。神论如下：

昨德胜门下之战，未闻摧陷强寇，但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乃石亨则自伯进侯，于谦则自二品晋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岂不怠忠义之心乎？

真是个好喷子，为了喷而喷，连脸都不要了，德胜门之战，瓦剌以万骑精锐来搏杀，于谦率军埋伏，击退瓦剌军，也先之弟中炮而死，这不叫胜利叫啥？

整个北京保卫战于谦率领明军的二线部队对抗瓦剌精锐并且击退，还想怎样？

随着景泰朝朝政的日趋稳定，这股力量的妒忌之火越烧越大，直至成为毁灭于谦的一个因素。

第三，于谦本人刚直，不畏权贵，不趋炎附势的性格使然。于谦做官极其公正刚廉，绝不徇私枉法，就比如石亨为了巴结于谦推荐于谦之子于冕回京做官，被于谦指斥。

《明通鉴·卷二十六》：冕既至，谦言：“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顾独私臣子，如公议何！”卒辞之。于谦刚直不阿的性格导致“怨而訾之者益众”，幸好有景泰帝的格外信任，才得以施展才能，安然无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于谦在这个封建朝廷上已经失去了基础。

第四，明英宗的私恨使然。英宗之恨于谦大约有两端：一是于谦在明英宗受困漠北的时候，于谦主战，尽管英宗因为于谦主战和在景泰帝面前斡旋而回（前已叙述），但是仍然对于谦不主和议耿耿于怀，所谓“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二是明英宗被幽禁久居南宫，听信徐有贞等人的一面之言，诬陷于谦以及王文在景泰帝病重时迎立外藩继位，这就是对于谦赤裸裸的诬陷了，其实于谦并无此事。

《彭文宪公笔记》：是年正月，太监曹吉祥、武清侯石亨等与副都御史密谋举兵，迎太上皇于南城复位，执于谦、王文、范广杀之，罢黜陈循等十余人充军为民，罪其迎外藩也。然无此事。时诸人欲张己功，假此以为名云。但是，明英宗既然对于谦有先入为主的仇恨，又对徐有贞等人深信不疑，于谦自然难逃一死。

最后，浓厚的忠君思想直接导致了于谦的死亡。据万历五年进士，时任吏部主事的屠隆说，于谦对徐、石等人密谋“夺门之变”并非不知，但是于谦认为如果以武力相抗，虽自己身家可保，但景泰帝和英宗势不俱全。因此，当他知道，徐、石兵夜入南城时，听之任之，正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使于谦抱着死而无憾的精神处理此事，可惜明英宗和倒谦派并无此胸襟，为了一己之私处死了于谦。

所以，专制制度的痼疾，于谦刚直不阿的性格加之朝臣的嫉妒以及明英宗的私恨多重因素结合起来，酿成了于谦之死的悲剧。

引用文献：《明史》、《国榷》、《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天顺日录》、《彭文宪公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