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吉田茂是日本闻名 的政治家、外交家。二战以前，曾担任中国奉天(沈阳)、安东(丹东)、济南、天津等地领事和总领事。二战以后，先后出任东久迩、币原两内阁的外相，继而五次组阁，成为战后日本主要外交代言人。吉田茂在中国从事勤务工作长达十几年，其实践经历。

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基本处于"冰封"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时日本当权者是吉田茂内阁，但其在中日关系的考虑上却与美国不尽相同。为了尽快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日本急欲和周边国家讲和。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想在大陆和台湾间不偏视任何一方以保持等距关系。

吉田内阁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以"吉田书简"为原点,在"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之间进行"等距离外交",实质是在对华政策中推行"两个中国"的外交政策。这种"一中一台"的"两个中国"政策对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影响深远。

日本“两个中国”政策的政治及思想基础，源于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以下简称日台)关系的奠基人吉田茂首相的战术 设想。

  它将内政与外交相结合，兼顾台海两岸、日美及中美关系，成为日本战后对华外交和日美外交的重要依据。

1．吉田茂的出发点是通过外交创造有利于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条件。他认为，德国在战后复兴中虽然碰到 的困难远远大于日本，但其经济发展却超越日本，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即德国的自然与人力资源、邻国的优质钢铁及英法等国形成的购买力强大的欧洲市场。

  相比之下，日本不仅缺乏工业资源，而且东亚一带是购买力很小的市场，这是使日本复兴迟缓的原因。为了摆脱日本经济依靠 美国的现状，吉田茂主张，应利用日本的体会 和技术开发东南亚，运用外交手段从中国大陆获得自然资源与产品市场，鉴于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大陆能够提供日本经济所需要的外部环境，日本不宦摘 取敌对立场。

2．日本外交的重点是“使中苏两围在国际政治上分离(detach)”，促使中国加进 “自由国家阵营”。吉田茂断言，中国正在逐渐改变“隶属于苏联的态度”，“假如 有办法使共产党中国的人们理解这些道理和实际利害，我认为使中国和苏联分离也许格外轻易 ”。

  他认为只要让中国看到与西方合作的现实利益，就完伞能够瓦解中苏关系。因此，日本应对中国摘 取以实际利益进行“引导”的政策。

3．上述“引导”政策能够避免东南亚国家被共产主义“利用”，为日本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吉田茂认为，东南亚国家的生活水平很低，“最适于共产主义萌芽的温床。

  同时，亚洲的民族主义现在也面临着被共产主义乘机利用的危急 。”“引导”政策不但能够稳定日本周边，也有利于日本外交。“努力改善自由围家阵营和共产_丰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华 ，是使各国承认日本外交优越地位的一个途径”，从而改变日本的战败国地位，获得经济与外交双晕利益。

4．否定美国推行的对华禁运政策。吉田茂说：“美国还没有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围对中国摘 取的政策，可以说几乎全盘失败了。”抗美援朝致使中美关系恶化到极点，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实行这种政策的后果只会使共产党中国靠紧苏联。

  ”吉田茂批判 美国错误地对华实行战术 物资封锁，既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利益，对日本也有害无益。“与其如此，奠如使中国人熟悉 到，同自由国家进行贸易是有利的；反之，同苏联的合作，从伞局来看是不利的。从这种关系来看，美国对于共产党中国可以说正在执行一种相反的政策。

  ”他期待美国对华摘 取“明智”的政策。

5．只有日本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引导” 中国。吉田茂认为，引导中国开放市场，“不仅有利于共产党中国本身，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他强调，日本要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和日中长期交流的历史传统，发扬 不同于美国的特殊 作用。

  他认为，日本应利用“对于中国问题具有多年体会 ”的英国作为“调停者”牵制美国，日英美三国在对华政策上摘 取一致态度。①

吉田茂的战术 设想企图达到三个目的：(1)促使中国加进 “自由阵营”，消除共产主义“利用”东南亚国家的危急 ；(2)通过开发东南亚和促进中国“门户开放”，在周边形成日本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 (3)利用英国牵制美国，由日本推行“引导”中国的战术 ，在与英美保持一致的前提下创造令世界瞩目的外交功绩 ，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对于从被占据 的战败国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来说，只有独立发展国家经济、推行自主外交才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独立，这是日本当时最大的难关和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因此，日本在处理日台关系之初就为后来与大陆发展关系留有余地。1951年9月，日本与部分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但在北京和台北之问抉择 何者媾和问题上举棋不定。

  “英国率先承认了共产党政权，而且印度、缅甸等许多亚洲国家也都步了英国的后尘。”吉田茂不愿按照美国的意图与中国台湾建交，“不期看 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1952年4月，吉田首相基于三个因素 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和约》，但并没有将国民党政权视为全中国的代表。

  日本用该和约中的“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的条款，搪塞台方提出的统治全中国的“中华民国领土”的主张。

吉田首相再三重申：“这个和约是日本和现在统治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和约，我方虽然期看 签订全面的和约，但此次签署的条约，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

  我每当碰到 机会便对审议这个和约的参众两院阐明这几点。” 1952年6月26日，他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表态说，“中华民国”不是代表中国的政府，重申将来要和中国大陆建立“全面的关系”，对台建交只是“其中的一步”，将来要与中国缔结“全面的条约”。

吉田首相关于台湾“国家主权”的认定和日台关系的定位，为日后发展与大陆之间的关系预留了空间。在美国插手东亚国际事务的情况下，吉田茂根据自己的战术 设想，为日本对华战术 展 设了“两个中国”的轨道。

而台湾与日本从缔结和约、断交乃至今天所谓保持文化、经济关系的地下外交，都一直是循着吉田茂这两个中国政策发展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