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有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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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实 ，威尔逊主义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的经典表达。

20实际世纪上半叶的理想主义学派存在致命的缺陷:忽视历史的现实，忽视以往的国际政治和思想家提供的若干重要哲理。一定程度上讲，理想主义学者摸索 的重点并不是现实的国际政治分析，而是未来的国际政治发展方向。

  他们依据的多半是自己的期看 ，或者是社会中某种个别利益和力量的追求与，而不是眼前的过程和实际发生的事件，也不是政治的需要或者是国家的利益。

二战的爆发彻底的揭露了理想主义的致命缺陷:这种乌托邦式的东西无法预见和抵御恶魔，因此，无论理想主义所主张国际合作与联盟看上往 多么的美好和完美 ，一碰到 大规模战争 的考验，必然会让位于现实主义;随着国际形势的逐渐缓和，理想主义经常 会以其他形式重新复苏。

总之，国际政治学界对理想主义的评判 是双重的。从积极的一面看，从威尔逊本人到整个理想主义学派表现出了一种超脱现实、超脱实际政策需求的思想倾向。他们关注的主要不是如何呈现历史上和现存的国家关系，而是提出了一些超乎普通人摸索 逻辑范围之外的‘大问题’:比如国际关系是什么，国际体系如何运行，国际体系如何才能更好的实现和平与秩序的长远目的 等。

   从消极的一面看，理想主义学者的分析和答案严重脱离现实，而且他们的使命感经常布满 模糊性和虚幻性。虽然理想主义学者做出了许多规范化的布局和预见，但极其缺乏的是实证的、精确的研究。

威尔逊主义曾经点燃过人们对于持久和平的梦想，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断把威尔逊主义系统化和理论化，一位又一位政治领导 试图把威尔逊主义付诸实践。

  结果怎么样呢?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无论是道德律令、多边律令、民主律令还是民族自决律令都没有使20世纪免于人类自相残杀，20世纪成了有史以来人类战争 史上死人最多的世纪。这其中的原因并非这些崇高的原则不好，而是它们与国际政治的现实相差甚远。

假如 要追究威尔逊主义的“过失”的话，那就是它赖以成立的前提错了:首先，从个人的层面上考察，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也就是既有善良美好的一面，又有自私邪恶的一面);威尔逊主义简单地将人性确定为“善”，因此无视人性中“恶”的力量所起的作用(“恶之花”)。

  同样，传统现实主义将人性确定为“恶”，忽视了人性的善良光辉、携手合作的一面。其次，在国家这一层面，威尔逊主义认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外部行为，认为民主国家不会侵略扩张、滥用武力。事实上，二战后，民主国家的美国是世界上动武用兵最多的国家，谁能说越南战争 不是滥用武力?第三，在国际体系的层面上，威尔逊主义简单地认为追求 安全的共同利益会使所有国家趋向于合作，以为多边集体安全体系能使各个国家高枕无忧，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其他不同利益和分歧。

  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于将自己的安全全部寄托在多边集体安全体系的保障上，每一个国家都力求自保，强国更是如此。而所谓集体安全的限度在20世纪30年代、70年代、90年代都得到了证实:国联无力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联合国也没有遏制苏联进 侵阿富汗、美国进 侵巴拿马。

纵看 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人们有理由对于威尔逊主义不抱乐看 态度。当然现实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够保证持久和平。威尔逊主义往往是在战争 胜利之后的一时梦想。而当危机来临，战争 爆发时，现实主义又派上了用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纯粹的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政策或纯粹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都是偏颇的，只有兼顾二者、适当平衡，才是理性的外交政策。

  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例外。我们在信仰 现实主义的总统(如尼克松和小布什)那里也会听到对威尔逊主义的赞歌，在信仰 威尔逊主义的总统(如威尔逊、罗斯福和克林顿)那里也会看到“大棒挥舞”、武力干涉的现实主义景象。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摒弃纯粹由威尔逊主义为持久和平而设计的庞大 战术 构想，因为历史证实 这究竟 只是一个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