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理想》

安·兰德推崇理性，认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她不顾传统舆论的偏见，力倡个人主义，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风靡美国，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好的小说家的确会致力于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他们的努力往往为形式所限。无论天赋几何，他们始终无法给读者提供一种真正可感知的体验。因此，我们这里要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故事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拥有这样的体验，那该怎么办?如果只有通过运用感知的手段(当然要与概念的手段相结合)，它的基本要素才能被准确地呈现与理解，那又该怎么办？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拥有它与众不同的可能性，相应地

也会缺少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由小说改编的戏剧或电影通常

都不如原著，原因在于小说的复杂性难以企及。同样，一部

相对简单的小说到了舞台上则有可能会大放异彩，因为舞台

激发了它那些感知性元素的力量。因此，抛开形式的外衣，

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例如，它们都满足了安·兰德对艺术

的定义艺术家通过其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对现实进行的

再创作。选择作品的类型，是作家拥有的特权。正如我们所知，安·兰德选择将《理想》搬上了舞台。

尽管就上述的意义来说，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但一出戏剧的剧本自身，与这两者都不相等。剧本既不是艺术作品，也不是文学类型。小说和戏剧很像，它们是完整的，让你可以进人并体验它们所创造的世界。可剧本自身并非如此，它删去了文学艺术语境中的精华，单纯为感知而写(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去感知)，但它自身和这种感知是脱离的。阅读对白当然也有价值，但这并非艺术作品的价值，而只是它的一个特性。我相信，这一区别正是小说远比剧本更为流行的主要原因。

将小说转化成戏剧涉及两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其一是舞台演出的需要，要用更简洁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唯一的传达渠道是舞台场景中的对话。另一项任务是作者自身的需要，她要对文本进行彻底的编辑。无论是哪一项任务，所做出的改动从数量上说都是巨大的。实际上，有很多页，安·兰德所做的并非改编或编辑，而是重写乃至是对于草稿的再创作。

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活。这等同于让生活与思想背道而驰，或者说把思想剔除出了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适用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伪君子，也适用于另外一些虽然经历着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却依旧认为自己无愧于理想的人。后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理想，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常常二者皆是。

"没有人，”剧中的人物如是抱怨道，“选择去过我们正深陷其中的黯淡无光的生活，我们是被迫的。”但是，正像剧中所展示的那样，所有人都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当面对他们天天挂在嘴边的理想时，他们却选择了放弃，他们所鼓吹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他们让自己以及别人相信他们追求的是某种更高尚的东西。然而

事实上，并非如此。

相比之下，凯伊·贡达是一个自我价值观的热衷者。她必须追求她的理想，她高高在上的人生观意味着她与丑陋、痛苦、笼罩她周遭的"沉郁的快感”等等不共戴天。于是她需要证明她在这一点上不是被孤立的。毋庸置疑，安·兰德本人与凯伊·贡达有着同样的人生观，也有着类似的孤独——就像凯伊在剧中的呐喊一样：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到我所创造出的荣耀，因为我创造的只是幻象。我要那些幻象成真！我想要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在追逐同样的东西！否则，为了一个不可能的愿景不断地眺望、奋斗、燃尽生命

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的灵魂需要燃料，不然它的能量就可能会耗尽。

在情感方面，《理想》无疑与安兰德的许多作品不同。但是《理想》最独特的一点莫过于它着重地挖掘罪恶和平庸。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凯伊·贡达在人群中的孤立感。这样的感觉无疑是痛苦的，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确乎生存在大批价值观的背叛者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