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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伸的魔爪:牡丹社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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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5月12日,一支日军在社(射)寮登陆。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军事行动,同时也是19-20世纪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下面笔者便来介绍一下此次“战争” 。

初伸的魔爪:牡丹社事件

台湾出兵 1875年绘

一、琉球国在日本与台湾之间的琉球群岛上,很早就有人居住,在13——14世纪,琉球群岛上相继建立了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1429年,三国统一为琉球王国。琉球王国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自14世纪开始,琉球便是明朝的藩属国,历代国王皆须由明朝天子册封,到了15世纪,琉球凭借和福建、台湾、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进入了她的黄金时期。到了16世纪,由于倭寇猖獗,日本和明朝的关系迅速恶化,只能通过南方的萨摩与琉球进行贸易。此时的日本正处在名为“战国时代”的动乱时期,各大名都在竭力强化自己的势力,追求统一日本的机会,而距离日本如此之近,经济繁荣富饶,又因为“刀狩”(禁止平民持刀)导致军力弱化的琉球,自然成为了群狼面前的一块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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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首里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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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时代的琉球国

江户幕府建立后,日本将侵略者的魔爪伸向琉球。1609年,萨摩藩藩主岛津家久派遣樺山久高率3000大军携带铁炮600挺乘100艘船入侵琉球。不久,琉球首都首里城陷落,尚宁王、王子及文武百官总计100余人被萨摩军押解鹿儿岛,后前往骏府城面见德川家康,又前往江户城(今东京)面见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家康之子)。1611年,结束了日本之行的尚宁王在鹿儿岛与萨摩藩签订《第十五條》,承认了萨摩藩对琉球的控制。

萨摩藩入侵琉球国的理由有三点:一,江户幕府遣返了漂流到日本境内的琉球进贡船,但琉球拒绝向日本遣使谢恩;二,琉球攻击明朝商人赴日贸易的船只(实际上是倭寇所为),阻挠日本与明朝间的贸易;三,琉球没有支持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的兵费,而是由萨摩藩“代为垫付”,但琉球“不予偿还”。 实际上萨摩藩是为了借着入侵琉球所得来的利益,来弥补萨摩藩协助入侵朝鲜和参加关原之战的军费与损失;而且此举更可夺占中琉之间的贸易利益。此外萨摩藩也借此军事行动,化解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

根据《球阳》等史料记载:萨摩藩入侵琉球后,派遣奉行十四人、随从168人进驻琉球,测量分配田地,划清国界,制定赋税。1611年阴历四月,萨摩藩派往琉球的官员将土地丈量完毕,岛津家久将琉球的领地限制为八万九千零八十六石(其中国王的藏入地限定为五万石),强迫琉球将奄美五岛(即喜界岛、德之岛、奄美大岛、冲永良部岛和与论岛)划归萨摩藩直辖。不过奄美群岛仍旧是琉球国名义上的领土。 在琉球官方史书《中山世谱》中,仍旧将奄美群岛列入琉球属地三十六岛之中;汪楫的《使琉球杂录》中,也将奄美群岛列于琉球国领土之内,而且提到琉球人非常忌讳提到奄美群岛;另一位册封使周煌,则从民间传闻得知,琉球曾割让北方的岛屿给日本萨摩藩。

萨摩藩在奄美群岛仍旧沿袭琉球的行政区划分制度,并将此地作为黑糖的生产地。 萨摩藩也并未向江户幕府报告其在琉球“检地”之事,直到1634年才将此事报告给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但被萨摩藩占领的奄美五岛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八石,则被萨摩藩藩主仍旧作为「琉球国领地」上报江户幕府。

在萨摩藩的压力下,琉球被迫向萨摩进贡,并授予萨摩派到琉球的人员官品职位。琉球国内的亲明派(主战派)在战后全部被罢免官职,三司官郑迵被萨摩斩首,向里瑞则被萨摩扣作人质,由亲日的毛凤仪(池城亲方安赖)、毛凤朝(读谷山亲方盛韶)取代其三司官职务。

尚宁王之后,尚丰王十一年(1632年),琉球在被萨摩所占岛屿建立馆舍,两国同时派官员管理来往贸易和收税。 此后琉球国沦为萨摩藩的傀儡政权。 萨摩藩向琉球派遣官员长驻琉球以监视琉球的举动,及至尚贞王二十五年(1693年),“琉球创定姑米、马齿两岛,遣大和横目职两员,看守贡船往来。”1654年,琉球国向清国遣使,请求得到册封,顺治帝封尚质王为琉球王,琉球成为大清藩属国,但是国政仍然由萨摩藩把持,甚至于朝贡贸易的收入都要被萨摩藩剥削。这“一仆二主”的体制成为了日后“牡丹社事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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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王旗

二、磨砺爪牙——明治维新日本江户幕府末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两艘巡洋舰和两艘炮舰组成的舰队来到江户湾,叩开了封锁数百年的国门,拉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序幕。随着与西方各国缔结通商条约等外交事务的开展,长期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天皇开始恢复其传统权威,而作为实际统治者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则因无力抵抗外国侵略而式微。而作为地方领主的各藩也因利益而分为尊王与佐幕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阴历,下同),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上奏提出大政奉还,将名义上的政权返还天皇,使倒幕派失去大义,德川家则继续在幕后执掌国政。然而朝廷则在萨摩长州等藩的支持下发出“大號令”,实行王政复古,要求德川家辞官纳地,建立在天皇亲政名义下,由部分公卿和萨长两藩主导的新政府,严重激化了尊王派和佐幕派的矛盾。在一系列的斗争后,佐幕派会津、桑名两藩出兵上洛(前往京都),以萨长为主的政府军也集结起来,两军在京都郊外的鸟羽、伏见爆发激战,最终人数劣势的萨长军以军备优势击溃了佐幕军。此后政府军和平接收江户,又先后击败了彰义队、奥羽越列藩同盟、虾夷共和国等幕府残余势力,平定了全日本,是为戌辰战争。庆应四年三月十四日,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国是方略,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日本西化之路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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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 着西式军礼服

除却组织新式政府,司法、经济改革外,明治维新最重要的,便是建立新式军队。明治政府成立初期,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鸟羽伏见之战以来,攻克幕府军的,是各雄藩私军组成的所谓“官军”。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固性,明治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戌辰战争时,有一些乡士(最下级武士)和浪人(脱藩武士)曾作为朝廷直属的游击队,但是这些队员狂放不羁,不服管理,时常扰乱治安,作为“浮浪之徒,”他们是被取缔的对象,而部分被称为“亲兵”的游击队员后来被编入政府直属部队,但未能发展为近代日军。1868年4月,军防事务局制订《陆军编制法》,要求各藩依石高(粮食产量)提供兵员组建直属近畿警卫部队,同时在各藩设50人,再加上此前编入的游击队员,达到了2000人以上。但是这支军队不堪一用,士气低落,大量士兵称病要求替换。1870年春,这支军队被命令返乡休养,后逐渐解散。通过“征兵”(非征兵制)组建新军的尝试就此失败。1870年11月,明治政府制定征兵制,下令各府、藩、县无论士族平民,挑选适格者从军。此前在兵部少辅山县有朋的授意下,大阪兵学寮(陆军官校)已允许平民入学。虽然此时仍以藩王的存在为前提征兵,但是已经摆脱了身份的差异。然而,虽然兵营生活并未像后世一样苛刻但是仍有许多新兵逃跑。1871年夏,由于明治政府加强中央集权,与各藩陷入紧张,这支军队征召了1500人便告终止。此时,士族们对明治政府试图减少阶级差异的政策感到不满,1869年9月时更是刺杀了兵部省大辅、大阪兵学寮创始人大村益次郎。而激进派士族的代表,西乡隆盛更是在萨摩藩操练新军,组建了一支多达四万人的常备军,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治政府不得不接受了西乡的建议,由萨摩、长州、土佐三藩提供军队,组成御亲兵,这就是日本陆军的前身。1871年4月,为了压制地方上的士族反乱,明治政府在各地设置“镇台”,作为朝廷在地方直属的武装力量。此后随着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征兵制的出现,日本陆军开始走向近代化,加上来自英德的海陆军教官,采购自西方诸国的先进兵器,日本逐渐在军事上成为东亚的一大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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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炮兵工厂 建于1871年

三、魔爪初探——台湾出兵1868年和1872年,日本两次向朝鲜派遣使者要求建交修好,都遭到朝鲜拒绝,鉴于此,留守政府主张出兵报复朝鲜,遭到了以岩仓使节团为核心的归国派反对。归国派表示,此时的日本国力尚不足以攻打朝鲜,且有和清国开战的可能,主张优先发展内治,提高国力。1873年10月末,归国派说服明治天皇颁旨,以担心和俄罗斯的边境冲突为由反对即时征韩。最终,征韩派首领西乡隆盛等人辞职,大久保利通等归国派夺得大权。此即明治六年政变。

下野后的征韩派由于路线争执分裂为两派:一派以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为首,以和平方式继续政治斗争,而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派系则是以暴力士族抗争为手段,先后发起1873年1月的佐贺之乱和1877年的西南战争,导致日本动荡不安。鉴于此,大权在握的归国派决定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转移矛盾及抒发征韩派的怨气,这时他们想起了两年前的八瑶湾事件:琉球国时代,宫古岛等外岛每年需将年贡上缴到本岛的首里王府。1871年10月18日,四艘上供结束的商船从那霸出港返航的路上遭遇台风,一艘从此失踪,另一艘漂流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幸存的66人登陆后寻求原住民帮助,因语言文化不通,最终被排湾族人“出草”(割下头颅以祭祖)54人,仲宗根豐見親的十四世孙仲宗根玄安也在此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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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霸护国寺 八瑶湾遇害者碑

时任美国公使德罗克极力怂恿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称台湾为肥沃之地,盛产米和砂糖,且有丰富矿藏,“久为外人所侧目”,而依据国际法,清廷未能完全占有台湾,日本可“取为所有”,美国不要他国之地,但“喜好友邦拥有他国之地而予以广殖之正义”。此外,德罗克还向副岛介绍时任李仙得作为征台顾问。

李仙得原为法国人,自巴黎大学毕业后加入美国北军参加南北战争,以少将军阶退役后转任外交官,1866年出任美国驻厦门领事。来到厦门的次年,李便因美国商船罗法号海难幸存者被台湾原住民琅嶠龟仔梗社杀害的事件两次前往台湾交涉,当地官员以生番不服王化为由推脱,最终李在1869年10月深入番地,与琅嶠十八社(斯卡罗酋邦)头领猪朥束社签订协议,同意在类似情况下保护幸存者。此次深入番地的探险之旅中,李做了详细的探查手记《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并向本国送交名为《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的领事报告,叙述了立约情形,琅嶠地区汉番地界,乃至台湾矿藏和出产,以及对台湾开埠后的商务的调查和分析。

李仙得绘制了恒春半岛的多幅地图,其中1870年绘制的《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中,李在恒春半岛东部标注“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 under the Chief”,Confederation即为邦联,为国际法用词,意为“独立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此地图在后日为日本侵略提供了国际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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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部图 李仙得绘

1872年,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不满李仙得在清国的作为,意转调李为驻阿根廷公使。李在返美述职、途径日本横滨时在德罗克的引荐下与副岛会见。李仙得针对琉球人遇害一事提出,清廷未能实际掌控番地,依据国际法此地应为“无主地”(Terra nullius),可以此为由出兵,还提供大量相关资料和地图,日本政府大为振奋,遂聘请李为外务省顾问。1874年,李总结自身理论写成《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一书在上海出版,成为日本出兵的理论与宣传基础。在任上时,李还提出三十余条“覺書”(备忘录),内容从法律依据、理论依据到攻打、治理台湾的战略,乃至与清国总理衙门周旋的策略,都有详细规划。

当时琉球人漂流到台湾,被原住民族杀害的事件频发,逐渐形成清国提供救助,琉球发文谢恩,其余责任一律不论的惯例。事件初期的清国在送回幸存者后以为就此了事,但是日本在1873年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名义派遣外务卿副島種臣前往清国试探。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答复:“二岛(指琉球及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副岛则提出被害者中有四人是日本小田县渔民的证据,并追问道“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毛回应称“杀人的都是生番不服王化,日本的虾夷,美国的红番,都不服王化,这也是各国常有的事”来推搪,副岛便说:“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毛回答:“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得到此口实后,日本便准备向“无主番地” 出兵。

出兵前,日本任命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中将为“番地事务局都督”,向英美等国租借轮船,以李仙得为军事顾问,派遣樺山資紀、水野遵前往台湾调查。准备完全后,英美等国一转态度,声明中立,反对日本出兵,并且拒绝租借轮船给国企日本国内蒸汽船会社,日本只得向新兴的民间企业三菱租用轮船,这位日后三菱成为举重若轻的大企业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日本初开国门,还未如后世一般疯狂,迫于外交压力,日本政府决定停止侵略台湾,大久保利通亲自前往长崎下令罢兵。但是西乡以已准备完全为由,断然拒绝命令,率领3600名官兵前往台湾。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表现,即军事先于政治,政治追认军事,也为后世关东军的独断专行作俑。此时的清国在英国的密报下,得知了日本的侵攻计划,但是总理大臣已予证实,清廷只能坚称“其人虽不治以中国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国之土”。

1874年5月12日,日军于射寮(日方记为社寮,汉人聚落)登陆,这支军队由熊本镇台(第六师团前身)的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小队,加上海军步兵第一小队和两门海军炮组成。从汉人处得到日军消息的台湾人迅速前往要道石门设伏。18日至21日,不断进军的日军与当地原住民族发生小规模冲突,互有伤亡。5月22日,佐久間左馬太大佐部150人在石门处遭遇排湾族伏击,起初排湾族凭借地势和勇气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但是日军陆战队攀上峭壁居高临下展开反击,最终排湾族由于人数和装备的劣势被迫撤兵,牡丹社首领阿禄古父子阵亡。此役过后,琅嶠地区原住民族已失去战力,正在观望的原住民族大多投靠日本。6月1日,日军兵分三路扫荡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无力抵抗的原住民逃入深山,日军便纵火焚烧村落。7月1日,牡丹社等投降,至此,日本取得了完全胜利,随后便在龟山设营,长期驻扎。此次战役中,日军战殁者仅12人而在长期驻屯中病死者竟高达561人(一说病死650人),5,990名日军及随员共回报了16,409件患病报告,平均1人患病2.7次。因此,日后的台湾总督府第一事务便是改善台湾的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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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经过图

牡丹社事件还标志着一位传奇人物——兒玉源太郎的发迹。这位日后的台湾总督、陆军大臣,正是在牡丹社一役后因战功晋升少佐,从一个俸禄仅100石的马回(大名、藩主亲卫队)后人,成为新政府的中坚将校。在台湾总督任上,兒玉与民政长官後藤新平积极支持兴中会的建立与发展,不仅派兵保护容閎等在台革命者不受清国刺客暗杀,还计划为惠州起义提供台湾银行厦门分行的三百万两白银做革命经费,乃至直接由台湾出兵攻打厦门,与孙中山起义军南北夹击清军,然最终因日本内阁改组,新内阁极力反对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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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战役后,西乡从道与斯卡罗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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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台舰队旗舰 初代龍驤(Ryujo)

5月下旬,清廷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名义前往台湾主持海防,李鸿章调淮军主力唐定奎部前往台湾备战,唐部于当年农历9月中旬到10月上旬使得双方战力逆转,大幅提高沈葆桢的谈判筹码。沈提出《台湾府志》中所载“琅嶠归化生番十八社”为证据,主张1725年该地生番已归化大清且上交番饷,实为大清领土,要求日本退兵。此时龟山方面日本驻军遭受热病侵袭,病死者甚多,军费支出高达2,030万圆(含购置轮船所用770万圆),难以为继。于是日本派遣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李顾问仙得赴清朝交涉撤军事宜。

此时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上疏,称日本已陷入窘迫的境地,故急于求和,于是清廷展现出强硬的态势,军机大臣文祥更是直言,对日本提出的赔款“一钱不给”。清日双方就番界问题辩论两月不决,但是太久保请来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强势介入,最终在1874年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约。在专约中,清国承认日本出兵为“保民义举”,间接承认琉球王国为日本属国,又将日本要求的50万两白银赔款以抚恤遇难者(10万)和购置日本修建的道路房屋(40万)为由赔偿给日方,保留了一丝颜面。但是条约中“保民义举”一词,被日本扩大为清国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1875年,日本继续“琉球处分”,琉球停止向清国朝贡,1879年,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日本军警进驻琉球。自此,琉球国已不复存在,成为了日本的新领土:“冲绳县”。

四、亡羊补牢琉球废藩置县后,清国并未就此放弃争夺琉球宗主权,对日本提出抗议。1876年,琉球紫巾官向德宏、陈情通事林世功等人秘密至中国,请求清朝出面交涉琉球问题。次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日本并吞琉球提出抗议,并要求日本立即释放琉球国王尚泰。 但日本人表示拒绝。 另一方面,日本担心受到俄罗斯与清国两方面的夹击,派出宍户玑担任驻清国公使,希望与清国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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宍户玑

1879年6月12日,美国前总统尤里求斯·格兰特及其随员扬格(J. R. Young)和美国驻华副领事毕德格(W. N. Pethick)在天津会晤清廷代表李鸿章,李鸿章要求他就琉球问题进行调停,格兰特慷慨答应。7月3日,格兰特一行乘坐里奇蒙德号抵达横滨,并于7月22日与日本政要伊藤博文、西乡从道举行会谈。在听取了日本方面的意见后,格兰特认为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了清国的海上贸易利益,为“清国互市之障碍”,表示唯有和平谈判才是解决琉球问题的方法。8月10日,格兰特会见明治天皇,认为若是日本吞并琉球将“断绝清国与太平洋之通道”,建议日本“予彼以太平洋之广阔通路,如至此议,彼将应承之”。驻日公使何如璋亦发电报给总理衙门,称格兰特提出“琉球三分方案”,即包括冲绳本岛在内的中部各岛归还琉球,恢复琉球国,将宫古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五岛划归日本。总理衙门表示赞同,但美国方面不承认此为格兰特提议。

经过多次磋商之后,1880年4月4日,日本方面提出「分岛改约案」,不久被清廷接受。日本拒绝引渡琉球王尚泰,但愿割宫古、八重山两岛给清廷,由清廷拥立向德宏为琉球王。但琉球国官员再三诉愿表示二岛土地贫瘠,无法生存,万不可接受。眼看条约就要签订,林世功在京师总理衙门前自杀表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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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为林世功

林世功自杀后,清朝推翻了和议,拒绝在谈判条约上签字,宍户玑愤而归国。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琉球国内分为两派,一派以翁逢源(伊舍堂亲云上盛英)、向嘉勋(内间亲云上朝直)为代表,支持日本的统治(日本人称之为「开化党」);另一派以毛允良(龟川亲方盛武)、毛有庆(龟川亲方盛栋)等人为代表, 盼望中国的援助(亲日派称之为顽固党)。每逢节日,皆有大批支持清朝的琉球士族穿着传统礼服前往各地寺庙,名义上祭拜先王,实际上祈求中国战胜日本帮助琉球复国。 众多琉球士族支持顽固党,松田道之不得不任命向建荣(大湾筑登之朝功)、许田普益(小樽金)、久高盛政等人为探访人,了解士族的动向。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亲清派在向志礼(义村按司朝明)的领导下,前往寺庙,祈求清朝战胜日本;琉球各地也盛传将有中国的黄色舰队前来攻打那霸,一时情势紧张 。但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无力再向日本提出琉球一案,日本并吞琉球遂成定局,琉球人复国之愿也就此熄灭。当年琉球人断发、就学比率皆大幅升高。而少数不满日本统治的琉球人也选择流亡清朝,被称作“脱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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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

牡丹社事件前,清廷对台湾的控制直到土牛界线以西,东部则为“生番之地”,不服管治。牡丹社事件后,清廷开始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由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展开“开山抚番”,沈葆桢钦差大臣时期,除奏请设台北府、建设海防炮台外,还试图打通台湾前后山的交通联系。他认为治理台湾需同时开山和抚番,并要积极开发后山(东台湾)地区。开山方面,沈同时建设北、中、南路北路205里,中路265里,南路214里。抚番方面,沈在土牛界线以南设置行政区划,在埔里地区设埔里社厅,改“北路抚民理番同知”为“中路抚民理番同知”,驻扎埔里。又在后山设立卑南厅,由“南路抚民理番同知”驻守。沈的抚番政策即为强取资源及推动生番汉化作业,包括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番言、禁仇杀、设番学、修道路、易冠服等。在沈的计划中,在修建道路进入深山的同时,招抚当地原住民族,强迫其汉化,不接受招抚的番社则以强大武力摧毁部落,因此招致原住民族强烈反击,清廷虽以军力压迫,但是仍未能完全控制原住民区域。1885年,清廷决定在台湾建省,在清法战争中力抗法军立下战功的刘铭传成为首任巡抚,并开始扩大抚番。刘在台北建立番学堂,通过赠与衣食、传授知识的方式试图汉化原住民,但是又加大军事镇压,大量原住民族不是“破庄灭族”就是迁往深山,但是在原住民的英勇抗击之下,大部分部落仍然坚守,未让刘轻易占领。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对刘的抚番政策做出如此评论:“台湾自议开山以来,十有八年矣。剿则无功;抚则罔效;垦则并无尺土寸地报请升科;防则徒为富绅土豪保护茶寮、田寮、脑寮,而不能禁凶番出草。每年虚糜防饷、抚垦费为数甚巨。 明明无丝毫之益,而覆辙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岂非咄咄怪事哉!”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夺取台湾后也使用强制手段抚番,最终导致了雾社事件爆发。

初伸的魔爪:牡丹社事件

土牛界线图

结语

牡丹社事件虽然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但是却是19-20世纪日本一系列对外扩张的开始。此次事件中,清国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开明人士虽极力在外交方面抗击日本,却无力阻止日本夺取琉球;对台湾大兴建设,却在20年后被屈辱地赶走。1895年,一度退却的日军铁蹄再次踏上了台湾岛,此次驻扎,长达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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