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时期的教会富可敌国，连国王都要受其摆布

文｜冯璐

《伏尔泰肖像》，1724-1725，尼古拉·德·拉吉利耶

1727年，伏尔泰参加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的牛顿的葬礼，原来一个科学家可以在教士中受到如此程度的欢迎！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诚挚地赞美英国，这个“喜爱自由、知识渊博、富于机智、轻视生死的国家——一个哲学家的国家”。

在结束流放生涯回国时，伏尔泰的行囊中塞满了牛顿和洛克的书籍。之后的20年，他将不时把这些思想介绍给法国，并运用其中的知识，应对源源不断的挑战和质疑。

与相对自由宽松的英国不同，天主教在当时的法国是重要而无所不在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天主教代表着一种政治制度而非单纯的宗教本身。尽管从国家层面上，教士和贵族被区分为第一和第二等级，但高级教士事实上属于贵族的一支，通常由封主提名，经过教廷同意，最终由国王任命。在长子继承制的传统中，显贵家族为了不致因家产闹得四分五裂，通常会给幼子安排一个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职务。大革命爆发时，全法130个主教中仅有一人出身平民。若能被分到富足的教区，这些主教的年金会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数百万里弗尔，相对“贫困”的每年也至少能有10余万里弗尔入账。从国家财产的分布上讲，教会俨然是仅次于国王及其军队的最富有阶层。据统计，伏尔泰时代的教会拥有6%—10%的全国土地，总资产约占国家财富的1/3。

底层人民害怕教士，连国王也不得不受他们的摆布。路易十五曾试图取消教会免于课税的特权，以固定额度的所得税代替认捐制，竟遭到教士们的联合抵制，声称国王的敕令将他们“敬爱国王而送出的礼物”，降级为“屈服的贡献”。伏尔泰借发行《圣哲与人民之声》的小册子，鼓励国王对教会树立权威，以防止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但路易十五深知自己至少有一半的权威是借助教会对他的认可和人民对超自然的恐惧，最后，不但国王做出了退让，连伏尔泰的小册子也被禁止发行。

《在伏尔泰的悲剧〈扎伊尔〉中饰演奥斯曼的演员勒肯》，1767，西蒙·贝尔纳德·勒诺瓦，布面油

1732年，《扎伊尔》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少女扎伊尔尚在襁褓时即被穆斯林俘虏，她在伊斯兰信仰的教养中长大，与奥斯曼苏丹深爱着彼此。善良的扎伊尔恳求苏丹释放一批基督徒俘虏，却意外在被释放的俘虏中发现了自己的父兄。笃信基督的兄长不能接受自己的妹妹信奉异教，坚持要求她受洗，于是二人秘密传递纸条约定了受洗的时间和地点。纸条落入苏丹手中，不知内情的苏丹误以为扎伊尔背叛了他的爱情，赶到约会地点刺杀了扎伊尔，又在误会解开后自杀殉情。

伏尔泰以明显的偏爱，将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角们塑造得善良敦厚，其用意不言自明。但这出《奥赛罗》的模仿之作受到了如此热烈的欢迎，是伏尔泰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扎伊尔》被译成英、德、意等语言，在欧陆的各个地区上演，剧团到枫丹白露宫为王家演出时，连王后也流下了伤感的泪水，直至伏尔泰去世，《扎伊尔》一直是他最受欢迎、也是他最心爱的悲剧。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已凭借《扎伊尔》的成功被视为高乃依继承者的伏尔泰，会突然笔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国王和政府。1734年初，一本名为《哲学通信》的书开始在巴黎悄悄流传，伏尔泰在书中对法国贵族的高高在上百般嘲讽：“我倒真不明白，一个涂粉抹彩的贵族，他知道国王确切的起卧时间，他在国王面前虽然担任奴仆的角色，却装扮着很伟大的神态⋯⋯”更要命的是，伏尔泰在书中刻意夸大了英国的分权和自由，不无恶意地强调“没有任何人能免于缴纳课税”，怂恿法国人反抗国家和教会：

“事实上，英国的宪法已臻于完善的境界，因此，所有的人民恢复了在几乎各个王朝中受到剥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包括完整的人身自由与财产自由、新闻自由、由独立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利、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接受审判的权利及丝毫不受烦扰地公开表明他所愿信仰宗教的权利⋯⋯”

国王和教会觉得不能再继续任由伏尔泰肆意“诽谤”，很快，这本书的印书商就被送进了巴士底狱，国王下达秘密逮捕令，无论在何处发现伏尔泰都立即逮捕。迫于压力，伏尔泰公开否认自己是《哲学通信》的作者，并携女友夏特莱夫人归隐她在香槟省的田庄，开始了15年隐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