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 寻找最早的北京

陈列于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施友照片。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白衬衣，扶着一把铁锨站在黄土地上，脖子上青筋裸露，常年风吹日晒的粗粝面颊上带着茫然的笑容。

陈列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夯土标本”。

M53号墓发掘现场。

M53号墓。

土，大地的年轮。层层的尘土堆积，将过往的时代掩埋在地底，土层上又建造起新时代的造物。地上和地下，将现代与过去分隔开来。北京，地上，中国现代化的首都；地下，古老的历史正在沉睡。但有时，沉睡在地下的过去也会被惊醒。惊醒它的有可能只是一把最平平无奇的铁锹。

1963年10月，一位叫施友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镇黄土坡村农民只想挖个菜窖，却不想挖出了两坨生满暗绿色铜锈的铜疙瘩。此时尽管大跃进运动的热浪逐渐消散，但村民们看到金属物品的第一反应，还是田间地头刚消失不久的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土高炉。

青铜器学家程长新回忆自己1970年代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负责文物抢救工作时，就曾从废品回收站和有色金属冶炼厂拣选出四件珍贵的战国时期燕国青铜器。据北京市文物局在1980年代进行的一项统计，在那段非常时期，仅从熔炉前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就达到117吨。

幸运的是，这两件铜疙瘩并未遭此厄运。一位见过世面的村民告诉施友，距离村子五十公里外的北京城里，有个地方叫“文物商店”，那儿才是地里挖出来的东西最该待的地方。于是，1964年初，施友把两个铜疙瘩装进袋子里，一路颠簸地来到北京，并最终在琉璃厂找到了传闻中的文物商店。

琉璃厂，曾经享誉世界的古玩交易市场，从弗利尔美术馆中的商周鼎彝，到大英博物馆中的明清御窑珍品，如今全球顶级博物馆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太半都曾在这里经手出入，无数古玩书画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流传。

尽管当施友到来时，这里已然辉煌不再，但传奇故事仍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只是他的高光时刻，在两个铜疙瘩摆上柜台时就迅速画上了尾声。店员在仔细检查后发现，这两个铜疙瘩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年之久，它们是周代贵族祭祀宴饮的礼器，其中一件是鼎，内部铸有“叔作宝尊彝”的铭文；另一件是爵，铸有“父癸”两字铭文。根据两年前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切现在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属国家所有”。这两件文物被当即扣下，收归国有。“当时给了他一块钱路费作为奖励”，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空旷的展厅里，办公室主任陈国栋指着墙壁展板上的一张照片说道。

施友本人或许无法理解他无意间的发现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在博物馆的解说词中，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被追溯到1945年。根据一种流传的说法，一位名叫吴良材的业余考古学家，出差途经琉璃河时，在这里搜集了一包古老的陶片，把它送到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手中。苏秉琦通过对这些陶片的研究，认为这是处有价值的遗址。“这些陶片后来也没找到。但实际上，陶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李亮解释说。而施友发现的鼎和爵这两件三千年前贵族专享器物，可以据此推断出应该有贵族在这里生活。按照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贵族应该居住在城市中。那么这里应该有座城市。

这条逻辑线看起来顺理成章，指引的线头——那两件珍贵的青铜器——也已经发现。但还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把它们串联在一起。

“差一点”

被遗忘、被错过的地下都城

一片拆迁中的农舍，随处可见的断砖碎瓦点缀着生长茂盛的庄稼地和灌木丛。根据规划，这里将会建成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尽管时过境迁，但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仍能认出当年的遗迹，“这是当年我们发掘的灰坑，就是你们平常说的垃圾堆”，赵福生指着车子前方一个十字路口说道。这位年过七旬的考古学家身材高大、精神健旺，满头银发剃成短短的毛寸，记忆力和表达能力就像身手一样敏捷。

这个灰坑，或者说是古代垃圾堆，可以说是赵福生考古生涯的开始。48年前的深秋，他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琉璃河镇，跟随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进行发掘工作。那次发掘源于邹衡的一个推想，他推断这里很可能是先秦时代一个重要的诸侯国，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

燕国如今声名赫赫，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荆轲的幕后主使正是燕国的太子丹。但除此之外，人们对燕国的所知便寥寥无几。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就发现，燕国史料匮乏佚散、淆乱错讹之处颇多，而且似乎备受前代史家轻视，春秋时代史家左丘明在《左传》中对燕国的记述屈指可数，《国语》中竟没有专门的《燕语》，关于燕国的内容全部附记于他国的记载之内。当司马迁叙述燕国早期历史时，只能用最简略的笔法，讲述武王伐纣之后，将自己的同姓同辈召公奭封于北燕。之后，只能用一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笔带过。占据了燕国八百年历史的三分之一，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恰恰是考古学者大显身手的领域。自1956年起，邹衡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燕国最初的都城。北京的卢沟桥、广安门和陶然亭一带，都曾被怀疑过是燕国最初的都城所在，但经过调查，又都被一一否决。直到1962年，北京市文物队（北京市文物局的前身）的考古队员苏天钧告知他，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希望他前去调查。这一次，他和三名学生在调查性试掘的探沟中找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但仍不足以证明这里就是西周初期燕国的都城。

1972年，这片沉寂的遗址再次变得喧嚷起来。这一次，前来发掘的人员从最初的四个，变成了四十多个。而赵福生就是其中之一。

“你听说过工农兵大学生吗？我那会儿就是。本来大学应该一二年级先学基础知识，到三四年级再去实习。但我们那会儿要求对大学进行‘上、管、改’，由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去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要改造原先陈旧的教学模式。所以1972年9月，我们刚刚上了两个月课，考古知识只学到旧石器时代，就被拉到琉璃河这个地方进行实习了”，赵福生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农田，发出坦率的大笑：“我们刚开始什么也不会，也不知道，就会挖地，邹衡先生让我们挖哪儿，我们就挖哪儿，边挖边学，这叫‘在实践中学习’。”

赵福生和他懵懂的同学们，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这位熟练的考古学家学习如何寻找历史抛洒在土中的物证。赵福生回忆自己曾找到过一片西周时期的陶质屋瓦：“我把它拿给邹衡看，他看了很高兴，还教我在笔记本上把它的样子画下来，但那片瓦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笔记也找不到了”。这块失落的瓦片当然也是一块物证，证明人类在这里的居住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但这仍然不能证明土下必定藏着一座被湮没的地下都城。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场发掘，最恰当的就是“差一点”。邹衡在发掘前，自然也听闻了八年前农民施友从菜窖里挖出两件青铜器的事情。因此，他特意带领四五名学生在菜窖附近挖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却一无所获。事实上，这条探沟只要再向南多挖几米，就会挖到大片燕国墓地。

邹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人质疑他的判断，甚至贴出大字报指控他欺上瞒下，故意将汉代遗址说成是西周遗址。转机终于在1973年春天发生。赵福生回忆道，那是因为开春时黄土坡修路，“在铁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侧，发现了两座墓葬，还发现了青铜器”，由此，北京市文物队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合作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发掘，发现了成片的西周墓葬。所有的疑惑和埋怨都涣然冰释：“大家看见挖出东西来了，就都兴奋了，不骂邹衡先生了。”

但邹衡此时已调离了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直到多年后他回到这里，那时，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令克侯于匽”

由青铜器指引的燕国都城

线索已经被串联在一起，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充足的时间逐步消化这一巨大的发现。随着发掘的逐步深入，重要的发现接踵而至。雕琢质朴的玉器、镶嵌螺钿的漆器，光洁的原始青瓷，轻轻叩击还能听到清越的声音。

最重要的当然是青铜器。各种器物从祭祀的礼器到车马辅件一应俱全。在一座标记为M253号的墓葬中，发现了迄今为止北京体量最大的青铜器。这尊青铜器是一件祭祀用的鼎，根据内壁铸造的26字铭文，它属于一位名叫堇的贵族。这位贵族受匽侯之命，前往西周的都城宗周，向太保贡献食物，因此获得了太保的赏赐，铸造了这尊鼎。铭文中出现的“匽侯”即是燕国的国君；而太保，则被认为是受封燕国的召公或他的后代。

堇鼎的铭文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之后，召公奭长子一系世代继承燕国君位，而他的次子则在京城继任召公之位。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

1986年10月14日，最重要的发现开始正式发掘。那是一座标记为M1193号的庞大墓葬。令考古学者们震惊的是，它拥有四条墓道。在礼制等级严格的周代，这意味着墓葬的主人属于王侯一级的煊赫人物，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国君本人。但尚不确定是哪位国君，端赖墓葬中是否能找到带有铭文记载的青铜器。然而，这座墓葬已经多次被盗。究竟还能遗留下什么文物，没人说得清楚。

发掘进入11月，凛冬将至，土地一旦封冻，就只能放弃发掘，等待来年开春化冻再继续进行。就在准备停止发掘的前一天，负责墓底清理的考古人员，意外地从泥水中发现了两件锈蚀严重的青铜器，一件是罍，一件是盉。两个多月后，除锈工作完成。器物内部的铭文显现出来，立刻成为考古和历史学界瞩目的焦点。这一罍一盉中均刻有相同的43个字，尽管字数在周代青铜器中并不算多，但记载的内容却极为关键。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五个字：

“令克侯于匽”——（周王）命令姬克到燕地为诸侯。

至此，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燕国始封都城的地位最终敲定。而M1193号大墓的主人，就是就封燕国的召公长子、燕国的第一代国君姬克。

“这些都是复制品，真的应该都在首都博物馆”，赵福生俯身透过玻璃，看着里面的克盉和克罍哈哈大笑：“这些都是我安排的。”1995年8月，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当年参与发掘遗址的赵福生，成为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他解释说当时文物盗掘猖獗，而博物馆的保卫力量却很薄弱：“只有几个雇来的村民当保安，还有我这个半大老头子。”“所以我干脆就都用复制品。”

“这里只有这些粗陶器和土疙瘩是真家伙，没人想抢这些东西”，赵福生向一个展柜走去，那是一大块黄土疙瘩。它陈列在玻璃展柜里，前面的标识牌写着“夯土标本”。“很不起眼是不是？但三千年前这座城市，就是用它夯筑起来的。”

今天村民脚下的田地，就相当于三千年前古人头顶的天空。土层层累积，盖住了千年前的城市，直到它被一个挖菜窖的农民惊醒。于是过去和现在发生了联系，让博物馆的参观者可以想象自己正走在三千年前古人的头顶。

“殉人”

野蛮及其迈向文明的变革阵痛

两个男孩或许能猜到自己即将面临什么。毕竟，有太多和他们一样的少年男女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尽管他们一个十三岁，而另一个只有九岁，本应有着属于这个年龄少年的健康与活力。但他们年轻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他们被套上有生以来最奢侈的衣服（在那个年代，这可能更多意味着有衣服可穿），脖子挂上了石头、贝壳和骨头做成的项链，腰间配上了青铜短剑，在送葬的人群中显得分外亮丽显眼。

这两名被殉葬的男孩属于标号M53号墓。在同属M53号墓的随葬车马坑里，还有一具16岁的男性少年，被作为驭手殉葬在车马旁边。旁边陈列的M52号墓也殉葬了一名15岁左右的少年。

中国古代文士喜欢将上古三代想象成礼仪道德的典范时代，圣君贤王代代相传。只有少数文献提及殉人这一行为。譬如《墨子·节葬》中提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诗经》中的《秦风·黄鸟》被认为是秦人哀恸三位良臣为秦穆公殉葬而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以人殉葬是一种制度，更没有人敢想象这一残忍的制度在由圣君成汤建立的商代达到巅峰。1934年，安阳商代殷墟遗址发掘出四座大型陵墓，考古学家们震惊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四千年前的大型屠杀现场：一行行头盖骨、一副副整齐排列的骨架。绝大多数尸首分离。1935年，更大规模的一场发掘发现了10座大墓，由此发现了更多的人殉。

公元前1046年，周人及其同盟者，在周武王姬发的率领下，攻进商朝都城朝歌，殷商末代君主纣王受辛兵败自焚而亡。商朝覆灭，周朝建立。武王革命一向被后世史家文人认为是以仁义之师征伐不仁暴政的典范。但关于这场革命的一份文献《逸周书·世俘解》却记载了一场大肆屠戮战俘的庆功典礼：

“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如此残忍地对待战败的殷商臣子和战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与周武王仁义之师的千古芳名相悖。中国古代学者对这段记载或是避而不谈，或是斥为伪作。但现代学者认为，这段记载很可能描述的是当时的真实情形。而周人这样做的目的，也并非因为他们和被灭亡的商人一样残忍嗜杀，而是出于对等原则，对商人犯下的罪行以血还血的同态复仇。

在最初的公正而血腥的报复后，周人对投降的殷遗民仁德以待，博物馆里两座墓葬的主人就是例子。M52的墓主人“复”和M53的墓主人“攸”都曾蒙燕侯赐予贝币，攸还被特别赐予画衣。当然，这些周人对殷遗民的仁德恩赐中，也包括那四名不幸的人殉——前朝的野蛮暴虐的余毒需要时间来洗涤，而洗涤的过程中又难免产生新的牺牲者，他们是野蛮迈向文明的变革中的阵痛。

在这里，有一个貌似意味深长的细节，那就是M52号墓的主人复，这位下葬时躺在重锦画棺中的殷遗民贵族自然是想永生不朽，但墓葬打开时他的骸骨早已朽烂成泥土，反倒是那名不幸的少年殉人，因为只用竹席包裹，所以骨骼与泥土中的矿物质进行了交换，反而保存得非常完好，多少给人一种历史有意讽刺的错觉。

“目前”

寻找最早北京的故事并未结束

首都博物馆展厅，柔和的灯光下，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文物真品吸引着一双双好奇的目光。它们是三千年前一个国家都城在这里创建的明证。它们被深埋在地下，镶嵌在历史的年轮里，直到被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发现、解读，揭开一段埋藏了三千年之久的历史。

但这段历史并未讲完。琉璃河地区发现的遗址虽然已经被证实是燕国始封之地的国都，但这座都城仅仅存在了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便遭到废弃。废弃的原因至今不明。这座遗址最奇怪之处，是北城墙保存完好，但南城墙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几点护坡残垣。

“你看，这上面只有几个点，南城墙就只剩下这么点”，李亮用手指着图示上的几个模糊不清的点和虚线：“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道城墙究竟有多宽，也不清楚它的走向究竟什么样。我们现在猜想，它可能是被大石河冲毁了。而这场洪水，很有可能正是导致燕人放弃这个国都的原因。”

赵福生却根据自己考古发掘时的发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宫殿区发掘时，他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都有烧焦的痕迹。这证明这座宫殿应该曾被大火焚烧过：“这里也许发生过动乱或是战争，所以才会着这么大的火。但也有可能它够倒霉，同时遇上外敌入侵和洪水，不得不弃城逃跑。”

西周燕都的历史倏然终结，在这座国都被废弃后，一些平民似乎还留在这个地方，但居住的痕迹只延续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时间流逝，尘土堆积，遗址消失在地下，被人遗忘。新的移民来到这里，建造屋舍、种植庄稼，修筑城墙，然后又被废墟。周而复始。直到有一天，一位农民在挖菜窖时挖出了两个青铜器，抱着它们放在了琉璃厂文物商店的柜台上。

但寻找北京最早城市的故事，并没有在这片遗址上止步。在首都博物馆陈列燕都遗址出土文物的展柜两旁，还陈列着从北京其他地方发掘出的青铜器。1977年，平谷县刘家河的一位农民在村东水塘边取土时，偶然发现了一批文物，这批文物有40多件，包括铸造精湛的方鼎、圆鼎、鬲、盉等多件礼器，甚至还有臂钏、耳环和一串绿松石项链。通过研究发现，它们属于比西周燕都更早的商代中期。

“从这些发现的商代文物来看，或许应该换个更严谨的表述方式”，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冯好微笑着说：“应该加上一个‘目前’——西周燕都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或许在我们脚下的某一个地方，还存在着一座更古老的城市，等待着某一天被发现。”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