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人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活着」

这是《人物》以阅读和书单分享为主题的栏目Read me，每一期将会有一位读书人在这里讨论书籍、阅读以及生活。

第4期我们邀请到的读书人是作家田耳，凤凰人。他擅长讲故事，比如这个发生在凤凰县城的故事：有个人号称会武术，带了一帮小弟开武馆，当地人都叫他凤凰大侠。有一次路上塞车，他下车去骂前面那个人。被骂的人其实很怕他，因为凤凰大侠看着很混世，口头禅是，你惹我，我点你一下，你就要变成僵尸。结果那天一打架，那个人三拳两脚就把凤凰大侠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反而他老婆都比他会打，还能象征性地还一下手，有人在旁边把视频发到网上，这个大侠成了凤凰县的笑料，一个让人信服的人变得荒诞，田耳总结，在反常识的县城里，越没有逻辑的表达，越会有有大量的受众。

田耳写下的故事，往往也发生在县城当中。31岁那年，他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这让他成为鲁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在田耳笔下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绝对的好坏，有时还会把人物主次的界限也模糊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似源于定数。余华说。

县城是田耳的土壤，那也是中国最为广阔的群体共享的一种生活体验。他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人和人彼此碰撞，产生了多样的关系和荒诞的故事。善恶不再分明，人生活在模糊的去向、恣肆的想象力和庞大的可能性之中。而后，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开始，人们离开家乡，离开发小，离开荒诞，变得优雅而疏离，同时，也远离了故事。

电话那头的田耳说话缓慢，言辞之间有些许卡顿。最初他没有想过自己能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但由于自小口吃、不善表达，他对人群有着天然的不亲近，是阅读托起了他。进入社会后，他成了那个听故事的人。他养过斗鸡，卖过空调，下过矿井，讨过债，也跟着派出所的警察们抓捕过吸毒者……这些听来的、看来的荒蛮故事，后来被一一呈现在他的小说中。

现在的田耳，在广西大学当老师，教学生写故事，但是，他觉察到生猛的故事正离他而去，不仅由于他的生活出现了变化，时代变迁也加速了故事的消亡。人和机的关系取代了人和人的关系，附近性消失，这让一个爱讲故事的人也发了愁。

以下是田耳的讲述——

文 | 林秋铭

编辑 | 槐杨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

我从小口吃，大舌头，有朋友说我是口音难驯，又因为我个儿比较小，被欺负得很厉害。有一次学校搞合唱比赛，全班四十五人，挑出二十二对童男女，就刷下我一个守教室。我很痛苦，心里想，我嗓音确实含糊，但你让我滥竽充数又有何妨？我只要一开口，别人就喜欢模仿我，故意夸张得无以复加，逼得我开不了口。我就开始远离人群，宅在家里，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小心活着。

那时候家里有一套绿色皮子的《射雕英雄传》，纸张特别差，都是黄草纸。我看完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回不过神来。我在家里带弟弟，他爱听故事。我没那么多故事，就开始瞎编。一个猎人，他家的猎狗被老虎吃了，他就把老虎的窝端了，把老虎崽子抱回家。没有狗了以后，他训练这只老虎，让它成为狗。我一天瞎编一节哄我弟弟，他竟然很喜欢听。

正是1983年，全国开始了中小学语文教改试验，父亲当时是教育局教研室的主任，全县的教改都归他管，也许我的故事启发了父亲和学校老师，第二年，二年级的作文课全部去写童话。我们班突然成为明星一样的班级，三四年级开始就给学校赚钱。电视台来拍摄，设备不够好，白天自然光不够，我们就在晚上上课，用灯光拍。在一座沉闷的县城里面，有这样一群孩子在写童话故事。

老师让我们尽量多看童话书。80年代，毫无疑问，郑渊洁是最受孩子欢迎的作家，没有之一。一个月一期的《童话大王》，很多故事是连载的，比如《舒克与贝塔》《红沙发音乐城》《309暗室》，我一期一期地等杂志，但我那时没有想过，我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

那时，县城里的环境比较暴戾，生活是无序的。人和人之间充斥着矛盾感，有事儿没事儿，他们就来惹你、欺负你。有人主动来找你麻烦，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你落单了好欺负。小学初中下晚自习回家，不能一个人走，容易莫名其妙地挨打。过年的时候我们小孩不敢上街，很多社会上的流氓，他会把一个轰天雷直接往你身上扔。隔三差五，可以在街上看到人打架。

学生为了抱团，买来那种很廉价的T恤，如果我们是一帮人，我们就穿同样的颜色。走到校园里，每一种颜色的T恤都有一大帮人。蓝帮的，黑帮的。人与人之间过于亲密后，很多不必要的关联也会意外发生。我从小就得到一个经验，在那样的社会不可以一直宅下去，我一定要交朋友，才可以相互保护。

在那个环境里，阅读让我感到快活。去新华书店买书，那时候不是开架柜台，书都平摆在玻璃柜里面，要哪本得叫柜员给你取。所以买书的人必须迅速锁定，翻两三秒就得买走。结果我挑得还不错，看了毛姆的《刀锋》、村上春树最早的漓江出版社出的《挪威的森林》，还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还关注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特别喜欢克罗德·西蒙。

克罗德·西蒙善于写物，比如他写一滴水从夜间掉下来，可以用八百字、一千字，用夸张的、写实的、细腻的手法。我跟着他，就像是一个美术学生学素描一样，极致的工笔画一般的效果。现在作家总体上不喜欢白描，但是我喜欢。这可能就是阅读的起点对人的影响。所谓的文艺青年就是这样，喜欢探求那些晦涩的似懂非懂的东西。

90年代中期我读高中，那也是当代文学的井喷期。《活着》《我与地坛》《白鹿原》《废都》都是那几年出来的。我买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篇小说年选》上下册，其中有《活着》，同学排着队要读这本小说，全都感动得一塌糊涂。但对我影响更大的是王朔的《动物凶猛》。

70后的孩子，都很惧怕父亲。我都快十七八了，看到我父亲还很怕。我父亲以前练过武，60年代初拿过湖南省大学生运动会长拳或是剑术的单项冠军。我因为是难产，从小身体不好，感觉我爸看见我，总是一种失望的眼神。家人朋友都知道，我哪怕是看到父亲的背影，就打哆嗦。高一高二的夏天，我看了几十遍《动物凶猛》，懵了，我是个老实孩子，但是小说里的马小军一帮人，活得那么张扬跋扈，挥洒青春，我真的觉得自己白活了。那书给我勇气，我能不能变得勇敢一点，大胆一点？

我家旁边是舅舅家的自建房，一直空着，基本就是我一个人在里面看书。有一天父亲来叫我吃饭，我突然就想，得大胆一点，你叫我吃饭我偏不答应你。结果房子特别大，他不会进来每间房找，叫了几声以为我出去了，就不管了。那是我在他面前唯一一次大胆，一次小小的反叛。

图源电影《站台》

20来岁，我看到很多故事

大专毕业后，我有一个去乡里面教书的工作机会，但如果到乡里教书，我口齿有点问题，怕一辈子调不回县城。我放弃了，后面的五六年，我去打零工，零打碎敲的。我对人的理解基本建立在那几年。

那个年代的中国，那么多缺乏常识的人在一块碰撞，没有做事的统一标准，各自有各自的聪明，形成紧密关系。每一处都是故事的富矿。

一开始，我跟亲戚去当一个儿童类报纸的编辑。报纸的主编、副主编都不肯掏钱买稿子，就让我给他们写童话故事，这个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每天一版一版地写。但是他们拖着稿费，不发工资，我只好走，又去推销空调、养斗鸡，没考虑过生计问题，我相信我不可能饿死。

养鸡场是我舅舅的，他是玩斗鸡最有名的一个人，有人叫他湘西鸡王。我和舅舅天天训练斗鸡，白天给斗鸡喂食，还得给鸡做按摩，用一锅浓浓的药水给它擦拭皮肤，让它皮肤更加有韧性、更能挨打，打架以前还要给它注射人血蛋白。晚上给鸡训练，得给鸡搞体能，就是要让它动。我想了一个阴招，公鸡发情的时候，用药物给它催情，再把母鸡放到直径一米五的大竹罩子里面，公鸡就围着竹罩一圈一圈地跑。它没脑子，老觉得前面应该有一个口能钻进去，一跑能跑一个多小时。

吉首市有个峒河大桥，桥洞子下面就是斗鸡场，舅舅在那儿开斗鸡摊子，每次都来上百个人。除了斗鸡的主人在打赌，看的人也互相赌，你认红鸡，我认黑鸡。打一个大架，赌金还是挺厉害的。鸡打架的时候我们还顺便卖盒饭。

电脑就在养鸡场里面，我白天养完斗鸡，就到房间去写我的小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在养鸡场里面写的。斗鸡很沉默，不乱叫，只会在打输的情况下叫，所以我写作的环境还算安静。那几年，我也看了许多书，王朔对我的影响依然很深，我家里还有张贤亮的爱情三部曲，《初吻》《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养斗鸡的同时，我也在卖空调。那是2000年左右，卖空调都是先给10%的订金，装好后再去取尾款。但社会经济环境很糟糕，有钱也不给你，能拖就拖。结账是我最痛苦的事情。装空调比较多的是单位和家庭宾馆，我带上盒饭、烟、水还有书，坐在宾馆大厅里，就这么和他耗着。我不干扰和影响他，他也不能赶我走。书不能带逼格高的，带钱钟书的书或者外国先锋小说去讨债，人家一看，文弱书生。我就带《水浒传》，翻开哪页就能看，还能让自己看起来面相凶猛一点。

其实那时我很痛苦，我总想，这么赚钱有意思吗？人和人之间就是彼此为难，对我内心的磨损太大了。但当年是没有选择的，都是这个活法。

后来我还去矿山做采买，和一个司机一起，在矿山和外面的世界来来回回。采买和养鸡都是我舅的事业，他的管理能力一塌糊涂，每个人像万金油一样，让你干吗你就干吗。他也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那个年代的人都在折腾自己干不了的事，但同时又充满了想象力，对未来的设想不是一般的宏大，他们的理念是，一辈子我也不怕输，赢一次就够了。有人去缅甸挖矿，说是找到价值上百亿的矿源，说的话就像疯话。全家人为之激动，期待着暴富。

做派出所所长的亲戚看我没工作，又能写点东西，就要我去帮忙。我喜欢交朋友，晚上就请辅警给我讲故事。那段时间，我跟着他们抓嫖抓赌，还要他们带我去看那些粉哥怎么吸毒。一听说我要看，辅警朋友就给我安排，一左一右夹着，保护着我去了一家KTV。那是一种真实的震撼。我看到他们在最大的一个包间里群魔乱舞，毒品让他们的动作达到了一个正常情况下无法达到的幅度，那种灯光下，恐怖感油然而生。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人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活着。

我甚至没有资格怜悯他们。怜悯的话我得懂他，但他吸毒，不光是痛苦，他也有他的快感，是没法交流的。很多关怀是对平等的一个破坏，我们不自知而已。

后来派出所的人也发现了，我不是有心给他干活，是来干别的事儿的，所以没干多久，我就走了。在20来岁的年纪，我在底层社会中生长，但我不知道，我以为世界就像底层一样，鱼龙混杂且有无穷乐趣。那几年，我有效地去体验了这些经历，下意识地去咀嚼生活里能碰到的任何东西。

田耳在养鸡场，背后就是鸡笼 图源受访者

后来，我开始写故事

看过那些故事，我感觉自己多少能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我是有意地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冷静去观察自己的生活。当你把生活作为观察，作为写作的准备活动时，相对别人多了一点超然物外的态度。写中短篇可以虚构一下，但长篇的故事最好有一段很坚实的体验，那个质感是不一样的。

有多大成就我不知道，大不了我还去打工，干一份能挣钱的活，只要有时间，只要有点钱，能把生活过下去。

上大专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了，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叫做《胡子》，写得真的特别差。《衣钵》是我1999年大专毕业、23岁的时候写的。它来自于我一个同学。我们这代人当儿子的时候，父亲太凶，等我们当了父亲，却又太窝囊了。但那个同学和我们聊天时就爱说他的道士父亲，随时都要说。我想，会不会和他父亲是道士有关？我观察过他父亲，发现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父亲。我把他和他的道士父亲写入了《衣钵》。

《一个人张灯结彩》里的哑巴原型是我的一个叔叔。2005年，我和我爸一起去贵州六盘水，在那位叔叔家吃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以前他的爸爸、弟弟回老家来看我们都不带他，认为他是一个聋哑人，没资格。

在六盘水，他天天带我玩，带我去他觉得好玩的地方，比如去看打苹果机，我觉得没意思，但是我不能拒绝。他表现出一种正常人已经没有了的热情，对人的爱是特别热烈的。最后我们离开的那天不敢跟他打招呼，偷偷地走了。他对我们的那种依依不舍，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开屏术》里的隆介也有原型，是我一个朋友，这个人有些异能，书画都特别厉害，也会写文章，特别多才多艺，但他正经职业是搞建筑包工。2000年左右，我有一阵天天跟他玩在一块，他说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怎么介绍的呢？铺开一张纸，画了一个美女给我。当时包工头都喜欢窝工，手下只有那几个人，活接多了，肯定会拖。但他充满了笃信，先把活接下来，把自身的资源拿到手再说。

我把对辅警的回忆写进了《天体悬浮》这篇小说里。《天体悬浮》发表稿和出版稿稍微有点改动，在最后我让书的主要人物光明了一点，另一个人物多分担一点过错。我不希望别人读完以后，把他看作一个纯粹的坏人，我要把他尽量放置在明与暗的交界处，面目模糊，亦正亦邪。

这是我那几年对人的一个大体的理解。我们看影视剧，人物都很清晰，一个角色长得受人喜欢，有二十岁的面孔和四五十岁的人生经验，就是正面人物。但是我对生活真实的体验告诉我，没有几个人能把自己活得特别清晰。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每个人对自己的把握能力是很微弱的。当你想说真话的时候却不能说，你还能不能算一个诚实的人？这种不清晰感是困扰很多人的一个大问题。

每个人都有折中的、敷衍的、临事变动的性格。有人和我说，我从来不说假话。我说，这不是人品的问题，而是个语文问题。在这个大家都在虚与委蛇、趋利避害的环境里边，你凭什么可以独自真实？你既说了真话又完成了自我保护，当你能这么做的时候，那叫做说真话吗？

我们活在悖论里面。影视剧里面的主人公永远活得很清晰，但现实生活中的人想少模糊一点都难。

再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所有的长寿县都可能涉嫌做假档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什么是长寿县有硬性的标准：每百万人口有75个百岁老人，其实很难达标。现在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的原始档案是在民国时期建立的，是一笔无头乱账。许多长寿的老人年纪是假的，导致他们后面越活越不对劲。

一个70岁的人，我安排你变成95岁，5年以后你自动就到100了。70岁改成90岁没问题，不好分辨，但是如果他只有一个儿子才40多岁，不合理。接着改的话，儿子40改成60，孙子也得改。这个成本就大了。这个事我二十多岁就知道了，我想写，但是不能碰，因为很多作家也知道。摆了10多年后，30多岁时我才脑袋一热：能不能把儿子改成孙子，说父亲死了，这样逻辑就通了？我知道找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点，一个伦理的悖谬，这是我独有的东西。于是我写了小说《长寿碑》。

图源电影《我们俩》

邂逅故事变得越来越难

2007年，我因为《一个人张灯结彩》获得鲁迅文学奖，有了工作和职称，接着恋爱结婚生子，调入一个高校，是得奖后的连锁反应。我突然获奖，在小城有名以后，每天都有人请我吃饭。朋友单位的领导会跟我朋友说，今天你别干活了，晚上我们吃饭，你就负责把田耳带过来。有些故事会找上门来，有的老同志要跟我讲他的故事，开口就是，我的一生那真是一本很厚的书。他们总会按意愿编一些低劣的故事，一听，逻辑都不对。他们不是要给我素材，而是以此为借口，寻找听众。

得奖后，还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一次研讨会，大家聊到沈从文，我就说，沈从文我也很喜爱，但是他的文章对我的写作没什么影响。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全世界那么多作家，我受沈从文影响的概率有多小。但当时就有人骂我，你不知天高地厚，你在凤凰县，怎么能说你没受沈从文的影响呢？这就是县城的思路，你是县城的叛徒。

2011年我过来广西这边，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过去生活在湖南最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活得生猛。来到广西以后，发现广西人性格比湘西人要平和的多，人变得规范了以后，身上故事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很多。

最大的差别是，我没有发小了。后面这几年交的朋友，达不到你和发小的那种亲密和交谈的深度。发小有地缘性，从小长到大，那么亲密的感觉，成人以后真建立不起来。发小是不能选择的朋友。他的毛病你早就知道，你现在不认他，是你的问题。彼此不能完全认同，却也离不开对方。现在交朋友，我们是可以挑剔的，但当我们有选择以后，其实也是拒绝了更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80年代商业化还没开始，人们还耻于谈钱，我们关注的永远是身边的生活。人类一定要凑在一块打发时间，生活没远方的，就是此地，此时，此刻。你要是打架厉害，或者会跳舞、会唱歌，或者能拉二胡，都会是小范围内的一个明星，都有崇拜者。人和人的关系特别紧密，偶像永远在身边。当时的爱情也很浓烈，以前县城里面每年有殉情的，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现在我在大学里教写作，发现很多学生即使读了研究生，对故事还是不明晰。他们感知身边故事的能力也在下降。这几年我要他们找自己的素材，确实质量不高，明显感觉他们的生活比以前生活要简单，精神这一方面是萎缩的。

但同时，广义的故事成为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以前在一个单位做宣传干事，按上头领导的意思写一个文件就可以，但现在谁还来阅读文件呢？很多系统、单位，内部都要做微电影的评比，我们要宣讲的东西，要表达自己的功绩，不能再用材料了，没人看的，你必须把它编成微电影，这就是一个泛故事化的时代。而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写作的匠人，我需要这个讲故事的瘾。

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农村几乎没有电视，广播经常断播，冬天很多人挤到爷爷家火塘边，听他讲故事。一到冬天，爷爷家火塘的来客最多。关于故事，我只想安静地去写。广西大学特别大，去年疫情，外面人进不来，里面人出不去，学校特别空旷，甚至荒凉。学校最老的一栋楼是60年代的建筑，他们叫鬼楼，空房间多，我一个人占了一间，窗外的风景很不错。

写作是一个人的滔滔不绝。生活中我是经常遭遇尴尬的人，惟有在纸上涂鸦，在电脑前敲打，才能让我找到体面之感。我进入了一个特别寂静的状态，在这里写了几年故事，甘之如饴，打死我也不换。

（部分内容参考田耳所著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后记。）

下面是田耳向《人物》读者分享的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