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第五子,悲天悯人,以一己之念造福后世,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俗话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明太祖朱元璋共生有二十六子,除第九子朱杞及幼子朱楠早亡,其余二十四子全部长大成人。
这二十四子的脾气、秉性、气质、品格差别很大,既有象太子朱标这样的温文尔雅型,也有象鲁王朱檀这样的粗疏鲁莽型,既有象燕王朱棣这样的雄才大略型,也有象周王朱橚这样的专心治学型……
说起来,朱棣和朱橚还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呢,朱棣排行老四,朱橚排行老五。
朱棣和朱橚是同批封王的,时间是洪武三年(1370年),当时,老二朱樉封西安为秦王,老三朱封太原为晋王,老四朱棣封北平为燕王,老五朱橚先封吴王,老六朱桢封武昌为楚王,老七朱榑封青州为齐王,老八朱梓封长沙为潭王,老十朱檀封兖州为鲁王。
不过,朱元璋后来认为“钱塘财赋地,不可”,即吴地乃国家财赋之地,不适宜建藩,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将朱橚改封为周王。
朱橚正式就藩于开封的时间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该年才21岁,以宋宫故地为府。
朱橚的文艺气质很浓郁,性喜读书,到了开封,即盖建“东书草堂”藏书楼,楼中藏书俱印上“周府御书楼宝”、“明善斋记”等函记。
朱橚的诗词文章样样出彩,作有《元宫词》百章,在明初文坛传唱很广。
通常,象这种爱好文艺、享受小资情调的人,都追求免俗,关起门来过日子,高高在上,自带仙气,不沾人间烟火。
以朱橚的家境和身份,是绝对可以过这种生活的。
但他关注民间疾苦,经常赈灾救济。
还特别对医药感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
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前后那段时间,痴迷于研究中草药的朱橚,不知怎么搞的,竟然擅自离开了自己的封国来到了凤阳。
这可触犯了朱元璋的大忌了。
朱元璋制订有规定:藩王未经允准离开封地者以谋反罪论。
朱元璋大光其火,下旨斥责朱橚“擅自弃国,无故离开封地。”将之发配云南,以儆效尤。
云南是个烟瘴之地,朱橚受到了惩罚,却也真正体验到了人间的苦难,愈加有了要提高医疗水平、医疗条件的迫切愿望。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底,朱橚从云南回到开封,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做领头人,组建起医疗团体,选取了各种生活常见疾病的3077首治疗药方,编写出了新型医疗手册《袖珍方》。
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对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单单这样还是不够的。
朱橚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再次推出集历代医学药方精华宝典《普济方》!
该书一百六十八卷,两千一百七十五类,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种治疗药方,《四库全书提要》称其“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献,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实际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其中的方剂就特别多。
这还不算,永乐四年(1406年),朱橚又刊行了在本草学上别开生面的《救荒本草》。
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则《救荒本草》是以开拓新领域见长。
古代生产力低下,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遇上荒年,不得食用野生植物充饥。
《救荒本草》的编写目的,就是为帮助饥民辨识野生植物的有毒、无毒,以及误食中毒后如何解毒。
从这个角度来说,《救荒本草》是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并附有插图,图文配合紧凑。另外,其所记载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如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细土与煮熟的白屈菜同浸同淘清除有毒物质法,以及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大量运用到的吸附分离法等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一下子就吸引到了众多日本学者的青睬和强烈关注。江户中期的重要本草学家松冈恕最先对之进行训点和日名考订,而后在京都、滕野九郎兵卫等地刊行,书名是《周宪王救荒本草》。
此后,著名本草学家小野兰山进行正误补遗,刊行名为《校正救荒本草、救我野谱并同补遗》的第二版;小野的孙子蕙亩写成平易简明的《救荒本草启蒙》14卷;同类的作品,还有佐佐木朴庵的《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馆饥的《荒年食粮志》等。
现在,日本科学史界认为日本著名植物学《植学启原》等书的来源自《救荒本草》。
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E.贝在《中国植物志》一书中提到《救荒本草》,称赞其中的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W.T.施温高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
到了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对《救荒本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撰写成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的专著。
美国植物学家H.S.里德在《植物学简史》中指出,“朱橚的书是中国早期植物学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
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则干脆在《科学史导论》中称《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学著作”!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朱橚的评价是:“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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