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自己如何反思“失败的战争”:“世界警察”的丧钟已经敲响
所谓的“复仇之战”让美国深陷泥潭
“我抵达达伊拉克的第一天就意识到,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将美国人视为占领者和入侵者。”美国“退役军人和平(VFP)”组织负责人加雷特曾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担任狙击手。美国政府的谎言让他彻底失望,也让他走上坚决反战的道路。反思“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9·11’这个悲惨的时刻被很多人操纵,在‘报复’的基础上把美国人民拖进无休止的战争。反战是正确的做法,这样的努力正在治愈我们的战争创伤。”
让加雷特最关心的还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的连锁反应。他注意到美国媒体近日不断揭露出有关阿富汗前官员腐败、美国在战略和战术层面管理不善,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建立“殖民主义依赖”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士兵在喀布尔机场恐怖袭击中损失惨重更让加雷特感到痛心,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惨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最初就根本不应来阿富汗。令人沮丧的是,我们进入阿富汗是为‘9·11’复仇,但很快就从消灭‘基地’组织头目的行动变成与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这不是我们去那里的最初原因。”谈到美国的舆论氛围,加雷特也很不满,他表示经常能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美国军人伤亡的消息,但很少能知道有多少阿富汗平民伤亡,“在机场恐袭中,我找了一天,才看到一点有关阿富汗平民遇难的报道”。
谈到美国的“复仇”心理,加雷特说:“我们习惯于重复制造这些复仇战争,然后深陷泥潭。我们在相关地区部署并进行军事侵略的时间越长,当地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就越合法。我们占领阿富汗近20年,结果对阿富汗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显然,如果我们从未在阿富汗动用军队,错误和反噬就会最小化。对政治家来说,政治损害也会更小。”
据加雷特介绍,VFP成立于1985 年,早期成员主要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美国退伍军人,现在则多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谈到反战运动在美国的处境,加雷特说:“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受美国政府关注,但美国的反战运动这些年还是在走下坡路。当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举行就职典礼时,反战运动就出现衰退之势,人们认为事情会得到解决。但我们仍在很多地区卷入冲突,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参与其中。即使在我们没有参与战争的地方,也存在美国的军事干预。”
加雷特认为,很多美国军人感到被背叛,很多人在回顾服兵役和海外参战的经历时,有一种意识是“这不仅是我们被政府官员和美国企业背叛,而且是被美国的公民文化背叛”。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所有宣扬民族主义的美国团体都在制造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文化身份’的神话。在美国,很多人想参军,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爱国的事情,但我们的使命却很少真正与爱国价值观相一致,而是受到个人政治欲望以及军事工业的驱使。”
加雷特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做过很多演讲,他常常提醒学生:“你们正在为美国的大企业服务,在为美国政客服务。”他分析说:“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军工业巨头的目标显然不同于普通美国人,当然也不同于普通阿富汗人。他们不希望我们结束军事冲突。他们在卖子弹和炸弹,对吧?因此,他们将继续操纵美国政治,操纵美国人民并尽可能长时间地把战争延续下去。美国还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新部署军队,这让我感到恐惧。”
美国纽约世贸旧址举行“9·11”事件纪念活动,拜登及多位政要出席。
在加雷特看来,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公信力在过去20年已大幅下降。在“9·11”悲剧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全世界都同情美国并希望提供帮助,但几乎同时,时任总统小布什就看到发动战争和进行军事侵略的机会。加雷特说:“从那一刻起,我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已受到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导致本国巨大的伤亡和消耗,也让很多国家动荡不安。如果现总统拜登要转向并继续在其他地区发动战争,将无助于扭转美国的国际形象。”
美国仍沉迷于海外帝国主义冒险
克里斯·委拉斯盖兹是一位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美国退伍军人,现在是“退伍军人和平”的数字信息负责人。克里斯直言不讳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17岁加入海军陆战队时我也别无选择,因为美国的很多学校和贫困地区都是招兵最多的地方。我住的地区是一个保守地区,右翼的政治氛围也肯定加强了对军队的美化以及‘美国例外论’。”因战争身心受到伤害后,他投身于反战运动,希望美国平民能从战争中吸取教训,不要让悲剧再发生。
克里斯2006年被派往伊拉克,2009年又被派往阿富汗。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我在阿富汗时,我是一名负责当地民政事务的人员。当时,我真的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助阿富汗人的,会帮助他们打水井、修学校和医院,但结果却是,我们给同美国人合作的许多人带来安全风险,甚至生命危险。那里的军事行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比任何事情都大。这是战争的内在组成部分,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或哪个国家的军队,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实施武力,无论你在军中从事什么工作。”
“不幸的是,在我们过去20年打的阿富汗战争中,我们不是在与另一个政府或其他军队作战,而是在与当地居民作战。”这是让克里斯一直在反思的,他表示:“我不想继续伤害阿富汗人,我认为大多数美国退伍军人也是这样想的。”
心地善良的克里斯却被阿富汗战争深深伤害。他这样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我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对我影响很大。2010年我离开海军陆战队,工作前景很不好,所以我想上学。但我没有得到朋友和家人的心理健康帮助,或在他们的帮助下渡过难关。我从来没有真正从事过一年以上的工作。几年前,我遇到自己的伴侣,是她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克里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也遭受着‘道德伤害’,那种‘曾伤害无辜平民’的自责一直伴随着我。再说一次,我们不应该在阿富汗!伊拉克也是如此。美军在当地只输出暴力,当无人机飞过时,死亡的是无辜平民。”
克里斯坦言,“9·11”恐袭事件发生后,他所在社区中的大多数人都支持战争,因为大家被告知太多通过武力和军事行动来“传播民主”的信息。但他现在认为:“回看过去20年,我们没有传播民主,相反,美国正在做的是开辟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帮助寡头维持其权力。我的立场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不认为与恐怖主义进行战争应该被讽刺,但为了少数个体的利益而对平民进行战争除外。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很容易用这种模糊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概念来进行武力干涉,这与美国禁毒工作完全一样——在美国的‘毒品战争’之后发生了什么?答案是‘毒品赢了’,这与我们在阿富汗、伊拉克或其他国家的遭遇是一样的。最糟糕的是什么?政府不会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将其视为成功。”
克里斯坚持认为,很难说反恐战争真的给美国带来了安全。他甚至认为:“从过去20年的两场战争中,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美军是最大的碳足迹制造者。我们甚至不知道美国正在产生多少碳排放,这导致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和难民增加。所以,我会说美国人没有得到安全保障。美国政府造成了全球性破坏,让每个人都更加不安全。”让克里斯失望的是,美国没有从海外帝国主义冒险中吸取教训。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幸的是,我认为拜登政府也没有吸取教训。我不相信美国政客的行为方式会有任何改变。美国政府从未吸取‘西贡撤退’的教训。我认为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变化会随之而来。要实现这一点,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涉及公民权利、社会正义、政治环境变化。在 ‘千禧一代’和‘Z 世代’登上权力位置后,可能会认识到他们必须这样做。”
近日,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斯图尔特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要求美国高层对他们在阿富汗的错误决策“负责”,随后,他就被军方解除职务。谈到斯图尔特的遭遇,克里斯说:“宣扬‘美国例外论’在美国仍是压倒性的声音,美国的军事行动也被美化。我希望更多的军人和退伍军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思考未来会怎样,这是他们成长的催化剂。”他还提醒美国年轻人,可以选择拒绝参加一场战争,“拒绝可能会有后果,但在道德立场上,社区和人民会帮助他们”。
“世界警察”的丧钟已经敲响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2018年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仍清楚记得,2001年9月11日,他在洛杉矶目瞪口呆地通过电视看着双子塔被劫持的商用飞机撞击后倒塌的情形。整个袭击在他看来也是针对他这样的美国人的,“9·11”事件开启了可以被称为21世纪初美国最关注的主题——“反恐战争”。但“9·11”事件20年后,库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说:“我们的假设是错误的。事情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展开。”
在库恩看来,美国当时的流行范式是——国家安全战略需要从大国对抗转向发现并消灭那些宗教狂热分子的小团体。美国的战略专注于所谓的“开明派”,他们认为,如果某些多数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转变成西式的民主国家,即使这种转变是通过武力实现的,也可以打击恐怖主义。但美国的这一战略在多个层面都存在缺陷,最重要的是,西式民主并不适合那些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在这些国家,对当地部落和民族文化的忠诚,远远强于对人为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忠诚,更何况很多国家的边界是由以前的殖民列强划定的。因此,悲剧发生——美国人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失败的任务中流血牺牲,美国的财富被挥霍,军事干预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却并没有换来民主。
库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军队不光彩地从阿富汗撤军,被广泛认为是“敲响了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地位下降的钟声”。随着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日益活跃、印度不断参与国际事务、东盟国家的角色日渐变得重要,不仅大国竞争回来了,一些地区力量也得到加强,尤其是中东的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他认为,以色列和阿联酋在美国斡旋下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也许是对“文明冲突论”最直接的驳斥。因此,亨廷顿的理论虽然有助于突出文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但该理论过于简单化,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宏观的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已变得毫无意义。
库恩说,如果像英国诗人约翰·邓恩所写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那么,今天肯定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孤立之中正常运转。人类面临重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全球贫困及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民族-国家和族群冲突、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都不能由单个国家独自解决。世界已经变得脆弱,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合作来照顾它。
库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当今世界,真正的冲突不应是不同政治制度或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而是现代化、有竞争力、促发展的力量同无知却专注于剥削和压迫的力量之间的对立。”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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