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的需要——“黄金之国”消亡史

（《巴比伦柏林》海报）

赵柏田/文

魏玛共和算得上是个黄金之国（EI Dorado）,它的灭亡是另一段暗中时代的起头。

——彼得·盖伊

一切皆非凭空而来

德国新一代小说家福尔克尔·库切尔的硬派推理小说《湿鱼》（Dernasse Fisch），由汤姆·提克威尔改编执导为德剧《巴比伦柏林》，已经播到了第三季。第一季收场的故事时间是魏玛共和国晚期的1929年4月，到第三季完毕，时间也不外是年10月。时当全球金融大萧条前夕，德国已在一战战败的暗影下匍訇了十年。那半年的时间里，军政要员、黑帮分子、托派、德共、国防军及纳粹相继退场，上至总统兴登堡、下至穷户窟男女老小的寡生相悉数展开，各方权力和思潮在涌动中猛烈抵触，预示着将有一树好花开。虽然那部新剧有着浓厚的影视工业和群众消费市场的陈迹，但仍不失为时下少见的一部佳做。

为什么把巴比伦与柏林并置在一路？我没读过小说原版，暗里推测《巴比伦柏林》那个标题问题的寓意，或许在于巴比伦和柏林都是“冲犯天主之城”。古巴比伦王国曾在两河流域建造了最壮丽和富贵的国都，但奢靡之风给那个文明古国带来了没顶之灾，天主事变了他们的语言，为接近神明而建的通天塔跟着王国的毁灭也化为废墟，因而基督教中也将巴比伦做为出错的象征。那就好像剧中灯红酒绿的柏林城，最初也将在二战末结时成为一个废土之城。

《巴比伦柏林》所出力呈现的，恰是二十年代末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柏林，那个灿烂而龌龊的国都上演的关于贫穷与豪华、革命与道德、伦理与败北的一幕幕故事。当时的柏林，托派和苏共在明枪暗箭，国防军和守旧派对《凡尔塞和约》日益不满，魏玛当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自在和右翼思潮的流行陪伴着右翼的苏醒，色情业和毒品众多成灾……各方权力的彼此造衡固然勉强维系住了外表的安静，但任何一个细小的行为城市牵动社会肌体懦弱的神经，魏玛共和国像“魔山”上的病人红光满面，实则沉疴已深。

搅动安静的是一列从苏联境内驶来的拆着一车厢黄金的火车。那是流亡柏林的苏俄贵族偷运出来筹办送给斯大林的死仇家、亡命土耳其的托洛茨基的。对那车黄金的争夺交错成一幅扑朔迷离的政治光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想要搞到那批黄金充分国库，当地黑帮欲强取豪夺，谋害策反的“黑色国防军”频频插手，第四国际“红色碉堡”的同志们更是志在必得。那些看似庸碌只晓得尽忠职守的通俗人与满脑子恢复帝国灿烂的狂热政客展开了触目惊心的博弈。

与此同时，本剧男主格里安查询拜访一桩风化案，也从科隆来到柏林警局。他受父命侦查一路政府高官的“艳照门事务”，在那座千奇百怪的城里，他陷入了道德崇奉和小我豪情的庞大抵触，最初难以抽身。同时展开的还有做为故事对位的编外女警夏洛特的故事，那个外表柔弱的来自穷户窟的女孩，白日在警局做处置凶案照片的编外工做，晚上为谋生计收支夜店兼职卖春，她梦想着有朝一日停止重案构成为一名女警，浓厚的黑眼圈都掩盖不住她眼睛里的光辉。在那个剧中，她是串联起柏林贫富两极的一根重要线索。

那是一个敏感的过渡时代，那些陆续退场的也都是过渡年代里的人。人呈现在汗青的舞台，被一圈逃光灯打着，但他仍然是细微的。顺流也罢，逆流也罢，更没必要说良知与野心，正义与功恶，过眼便是云烟。看着他们被时代的潮水裹挟着，被命运之手播弄着，浮浮沉沉、生存亡死，也只能叹一句造化弄人。最初，汗青选择了它的车道，公众放弃了民主选择了专制者，国度选择了掘墓人。“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启迪录》18∶1-2)

原著做者福尔克尔·库切尔在一个访谈中说到，他看1931年的片子《埃米尔和侦探们》时，那里面有许多儿童演员，他们年轻的脸上发着光，充满了希望，可是随后第三帝国呈现，八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头，那些孩子大大都将成为党卫军人员，以至有可能在集中营里做为保镳或囚犯。他们未来的生活必定悲凉，他们的人生希望必定落空，因为他们属于那一代。记录下那个年代，便成为他写做那个小说的动机。编剧亨德里克·汉德罗厄格滕说到创做《巴比伦柏林》的动因之一，便是“为了展示纳粹并不是凭空而来”：“他们产生于德国社会的变革中，并因而做出了本身的选择。”

共识的需要

在德国的汗青剖面上，1929年其实不像魏玛共和国成立的1918年、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和二战发作的1939年那样关键，但它就像此剧片头的那只巨眼，透过它能够看清过去是、未来是的容貌。

魏玛共和国是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接纳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亦即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德国，它的成立是在一个流年倒霉的开局里：一战的硝烟飘散，四年战争耗尽了耐心，公家的愤慨到达了沸点，一场以推翻德意志帝国为任务的革命发作了。1918年11月9日，德国革命的高光时刻，德皇威廉二世被迫于柏林的议会大厦的阳台上颁布发表德意志共和国成立。此前不断被排除在权利之外的社会民主党人掌控了政府，颁布发表德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造国度。于是，宪法草拟者们分开柏林，去了安好的小镇魏玛。小镇魏玛在德国汗青上地位爱崇，歌德、席勒、赫尔德、费希特等思惟巨子曾长居于此。1919年1月至8月，宪法在那个小镇草拟，共和国以魏玛定名。对刚刚走出帝造的德国而言，那是一个信号，它不再走黩武穷兵的俾斯麦的道路，要走歌德和洪堡的道路了。

德皇走了，谁不为此欣喜呢？魏玛时代伟大的小说家、资深察看家约瑟夫·罗特写道，“有一天，我们昂首仰望王座，可能发现上面空空也，才晓得再也没有哪个陛下能打断我和天主的间接联络。”那部花了八个月时间制定的宪法中，心思缜密的德国人把美国、法国和拉美革命以来所有写入建国宪法的政治权力悉数搜罗，诸如言论、集会和出书自在，人身和私家财富平安，男女平等，赋闲保障，普选权和拔除审查等等，魏玛宪法可称是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

锁链已被突破，台柱已然倾圮，寰宇为之一清，一个宽广的舞台在向人们招手，于是他们走上陌头，走向投票站。固然好一阵手忙脚乱，鼓噪吵闹，但手法显然都是民主的，各个政党也拉到了足够的选票。然而，庞大的障碍绵亘在魏玛共和国通向民主的大道上，那就是一战遗留的繁重负担《凡尔赛和约》。根据巨头们在凡尔赛宫给出的蛋糕切分法，战败的德国不只要失去所有海外殖民地，还要失去约占战前领土七分之一的工具部的部门地盘。执政的结合政府承受了那份和约，瓜熟蒂落地，也势必把公家的怒火烧向重生的魏玛共和国。

共和国十四年的汗青中，德国人每件事都锱铢必较，唯有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所有人——不管是右派、右派仍是极右——都异口同声责备“凡尔赛律令”是不公平的。由此产生的恐惧、憎恶和不满从一起头就跃跃欲试，来自反对者的政治谋害、筹谋军事政变和大规模的歇工及其血腥镇压，没有一刻消停过。无休行的争吵给德国的政治文化和市民文化带来深深的裂痕。

许多曾对革命欢欣雀跃的人都绝望了。《杜伊诺哀歌》的做者、诗人里尔克说，“（革命）假借大倾覆之名，旧的习气仍是底子未改”，他以至说革命从一起头就把持在一群政客手里，他和许多人都是莫明其妙被卷进一种“政治的业余喜好”。里尔克说出的恰是群众遍及的不满情感。要晓得，在魏玛，诗人是一种先知式的存在，以至有时候诗歌会取代思惟，许多青年走上一战战场，都是吟诵着里尔克的诗句承受灭亡的。

革命胜利之初，新政府原来是有时机改变场面地步的，但他们过于惧怕布尔什维克了，而且放大了那种恐惧。社会民主党人和旧的精英阶层担忧德国会复造俄国式革命，因而对守旧、反犹、反民主的右翼权力不断眼开眼闭，不肯解除他们的权利。那股阴风必定要穿过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穿过大萧条的岁月，让他们在共和国的晚期吃尽苦头。

1923年通货大膨胀，马克大幅贬值，德国公众生活急剧恶化，魏玛共和国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撑持，促使了整个政坛集体右转，政治邦畿愈发四分五裂。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发作更是间接把共和国拖入了泥淖。经济危机涉及德国时，恰是德国经济在美国资金的刺激下渐有好转之时。美国银行要求收回贷款，德国银行随即陷入了活动性的危机。所有魏玛共和国中期积极的经济迹象在那年冬天戛然而行。经济危机最初演酿成了一场政治轨制合法性的危机，魏玛共和国的存亡绝续再次被提上议题。

大萧条一点点地摧毁了公众对魏玛共和国尚存的自信心，六个大党和二十多个小党狼奔豕突，政治系统陷于瘫痪。此时的柏林城已是暗潮涌动，军国主义起头大行其道，民族主义者被压制的怒火动辄诉诸反犹主义。

大萧条中的时任总理布吕宁为博得公众撑持，异想天开地施行了一次大选，促使了纳粹党权力百尺竿头，本来四分五裂、议而未定的共和体系体例，至此彻底废掉。1932年上任的两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自己就是民主之敌，他们的权利之争更是往朝不保夕的共和国身上踹了一脚。极右翼权力末于堂尔皇之走上了前台，共和国形形色色的掘墓人末于携起手来了。

即将走入歧途的国度急需一个清醒的指导者去纠偏，但1932年兴登堡再次被选总统抽走了避免那辆大车坠落的最初一块刹车片：危机丛生的共和国需要的是一个精神充沛才能挽狂澜的民仆人士掌舵，而不是一个年届八旬齿豁头童的陆军元帅。

1932年春，希特勒再次向更高权利倡议冲击，但他在与兴登堡的轮选中失利了。随后，弗朗茨·冯·帕彭粉墨退场担任总理，以通货收缩政策应对经济萧条，他想操纵极右权力倾覆共和国和凡尔赛系统，拔除了普鲁士民选政府那一共和的大本营，反而使纳粹党获得了自在选举以来最多的一次选票。到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上台，在兴登堡身边权臣的撮合下，希特勒和帕彭起头奥秘会谈，一个反魏玛大联盟也就水到渠成了。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魏玛共和国也不是纸牌屋一样霎时倾圮的。美国汗青学家埃里克·韦茨在《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一书中深思，“魏玛是别样生活体例的明显象征，也是道德出错之骇人警讯，它拉开了第三帝国的序幕，也预示着‘过度’的民主的危险。”

奉行了十四年的自在主义思惟一朝被公众弃之如敝履，神圣的公民权力不雅念被种族国度和社会随便代替，那使得魏玛在后世读史者眼里好像一出希腊式悲剧的重演。现代性的那一仓猝断裂，使魏玛成为了民主懦弱性的一个规范。一种声音认为，一个缺乏共识、不克不及就政治社会次序和文化等底子议题达成一请安见的社会或许是危险的。民主社会必需加以控造和标准，不然就会偏离轨道。即使在一个民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当庞大的考验——战争、经济危机、敌对权力——降临时，一些不那么坚决的民主主义者都有可能丢弃它，并进而成为威权主义的拥趸。

埃里克·韦茨说：“对民主的威胁其实不总来自是境外之敌，他们或许来自内部，来自那些拥抱民主语言、利用民主机构所付与的自在，却诡计倾覆民主本色的人。”魏玛提醒我们，要警觉那些人。

是哲学太庄重仍是哲学家太庄重？

然而也恰是那种广为诟病的魏玛式“民主”，使得共和国的十四年成为二十世纪人类的一个伟大时代。在魏玛，一种令人屏息的美降生了。

魏玛文化纵使积弊重重，也难掩其生生不息的缔造力。从包豪斯到公共住房，从表示主义艺术到新女性，西方现代性的诸多要素降生于此。时至今日，乔治·格罗兹、马克斯·贝克曼和康定斯基的画做仍悬挂于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布莱希特和他的艺术合伙人库尔特·魏尔的戏剧还在世界各地以差别语言上演，勋伯格的十二音阶试验开启了前卫音乐之门，托马斯·曼自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他的伟大小说《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不断长销不衰，海德格尔和门生们的思惟至今仍在对现代社会的常识和人的情况供给着一孔之见。而对影史稍有涉略的人，又有谁没看过《大城市》《柏林：城市交响曲》《卡里加利医生的小屋》那些默片时代的神品呢？

“魏玛就是柏林，柏林就是魏玛”，它是一个战败国的首都，是酝酿着政治风暴的中心，也是一个焕发着喧哗与活力的新国都。那是一个充满着张力的“黄金之国”，也是一个供差别国别、差别语种的常识分子和艺术家停止对话的处所。在那里，没有一个团体、一个主义、一个伟人能够规定你的思惟，主宰你的生活。那就是黄金期间的魏玛，在那个世界里，人人都在为薪水而工做，他们阅读报纸和画报，在百货商铺购物，收听电台转播的职业联赛，每周一次去片子院看他们本身造造的偶像玛琳·黛德莉诱人的大腿，他们看待性的立场就是把身体解放出来，做他们想做的工作，政治生活当然是必须的，去投票站参与投票，去市政厅游行请愿……

魏玛的柏林，它善变、强烈热闹，不无冷酷，它在无休行地索取，它也赐与活力。如许一个成立在群众社会之上的城市，无疑会引倡议人强烈热闹的豪情投身此中，同时它的无序也让人感应惧怕，就像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它已经成为“全世界紊乱离谱的中心”。

“黄金二十年代”不是一朝一夕降临的，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精神及启蒙时代办署理性不雅念的逃求，在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已有了初步萌生，再加上魏玛民主空气的催生，方水到渠成。出生于魏玛时代柏林的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后来移居美国）有一句话说得好：“事实上魏玛共和并未实正缔造什么，它只不外把原来已经存在的加以解铺开来罢了。”

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托马斯·曼出书于五年前的小说《魔山》。二十年代的思惟顶峰也是在魏玛。“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海德格尔在1927年问世的《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那个底子性的问题。他认为生活在现代世界一个更大的弊端就是不时处于一种缺乏深思的形态，在他看来历来就没有所谓的“素质”藏身在我们所感知的工具背后，只要体会客体与旁观者之间关系，体会它们的“此在”形态，方能接近存在的意义，因而借着得当的提问，人能够向存在翻开本身。那是西方思惟史上对主客体扯破的那道鸿沟的第一次照亮，正见出人对本身精神生活可能性的无限摸索，《存在与时间》也因而成为后世建造魏玛共和纪念碑的一块重要基石。

1933年后，托马斯·曼和爱因斯坦移民美国，布莱希特、库尔特·魏尔避居瑞典，约瑟夫·罗特去了巴黎，本雅明逃入法国最初以他杀开场，跟着那批魏玛时代最富于立异精神的做家、戏剧家、建筑学家、艺术史家、片子造做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流亡，魏玛的文化大师和艺术精英们所修建的“社会—思惟世界”也随之风消云散。随之而来，是那些亡命者带去的魏玛的精神火种在世界各地从头燃烧，那种精神火种意味着骨子里的教养、严酷的训练和深挚的学识，意味着对何谓现代性的不竭诘问，意味着不竭寻找和发现新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意味着探寻现代性的潜在危险和呈现逆流的可能。

有一小我破例——马丁·海德格尔，他后来成为了纳粹的同路人。平心而论，比拟于那些承受纳粹来处理危机的同时代公众和常识分子，他既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糟，他关键的问题是在1945年后彻底默然不语。深思，是现代思惟的一大特量。他对他的哲学思惟与纳粹党人的亲近关系缺乏一个明白深思。是海德格尔太庄重仍是哲学太庄重？如果哲学家有一点小说家的疏离感和反讽精神，工作可能不会如斯蹩脚。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先天不敷的魏玛共和，它能挺过十四个寒暑已是一个奇观。

有一本汗青学家吕迪格·巴特和豪克·弗里德里希所写的陈述《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初一个冬天》，以一品种型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躺在手术台上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初十个礼拜发作的事。那本书论述了1932年11月中旬到1933年1月30日的十个礼拜里，汗青聚光灯照射下的人们身上发作的故事，那也是一群疯狂的人毫无所惧地争夺权利的故事，在故事最初，人民选择了末结民主，希特勒毫无悬念地胜出，将德国引上专制统治的道路。

那个德国汗青上最冰冷的冬天，它的序幕是在国会的第二次选举后，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在告急法令下继续执政。那个君主轨制的拥护者一心倾覆共和，他下了一个赌注，把右翼的国度社会主义党人引为了联盟，断然闭幕了内阁。随之展开的“大厦倾倒”、“方案”、“沉寂的夜”、“风在浪尖上”、“获得权利”五章，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围绕总理之位停止比赛，促成了坐享其成者希特勒的上台，就像《纸牌屋》里，凯文·史派西饰演的恶魔般拥有权利的人最末成为了总统。

短短十周改动了精英和群众的命运，并把汗青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淖。不管那场博弈有多复杂，它的展开是若何触目惊心，带来的成果只要一个，那就是“黄金国”的覆没。魏玛的掘墓人，莫非如一些汗青教科史所说，只是“谋划复仇的赌徒”帕彭吗？或者再加上曾经的一战传奇老兵兴登堡？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人，所有政治力量，以至每一个公众对此都负有责任。

《掘墓人》做为汗青非虚构写做的一个范例，是让时间也成为了配角之一，让它像一柄末将落下的白高悬在人们和世界的头顶。而那些其他的要角们，两位做者尽可能地逐个进入人物的思惟，让人物本身说话。蒙太奇镜头一般晃动的一幕幕里，身处风暴中心的美国犹太人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的日志供给了旁观柏林的另一个视角。他在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上写下的察看和思虑在半个多世纪后的问世丰硕了那段汗青的肌理。其他还有英国做家伊舍伍德的视角，罗曼咖啡馆的常客、诗人玛莎·卡乐可的视角，那些旁观者交互的视角映照出了一座国都的疯狂，也映照出了人类从理性的峰巅向着低谷坠落的起头。

然后就到了风暴的尽头，阿谁臭名远扬的日子，1933年1月30日，所有的比赛消声匿迹，好像喧天的鼓乐中呈现了一个顿音：兴登堡宣读了录用，希特勒手按着一部名不副实的魏玛宪法宣誓“我将为德国人民的利益付出终生的精神”……

格里安站在疯狂的陌头，他悲痛的眼里映照着那座不夜城的纸醉金迷；小个子的姑娘夏洛特也呈现在陌头，她仍然走路带风，细高跟鞋敲击着空中好像一个个小切分音，在说出她心里的希望。大厦倾塌了，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是在虚幻里。

（做者为做家、学者，次要著做有《中国往事》三部曲、《赫德的恋人》《买办的女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