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王莽，死于“祥瑞”的“河豚毒”

在中国古代的所有掌权者中，王莽是极为特殊，也是更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在许多语境下以至可将“之一”去掉。他大要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两千年后的互联网上，他本人经常被认为是超等穿越者，一是因为他在地盘变革、拔除奴隶造等方面的均权、平权思惟，二是因为他超前地利用了“游标卡尺”等东西器物——那些说法，有的其实只是传说。

王莽称帝不外十余年，却推行了一多量改造行动，建辟雍、造礼乐，并恢复井田。是篡汉者，仍是变革家？前不久出书的一本汗青非虚构新书《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祥瑞》），便以西汉末年的政治社会为布景，再现了王莽若何借“祥瑞”之说走上朝堂更高点，随后又被“天人共弃”的过程。

黄龙、白鹿、甘露、嘉禾与木连理，那是汉代流行的五种祥瑞形象，出自甘肃阶州成县汉李翕黾池五瑞图。元始元年（公元前1年）春正月，汉室迎来一件千年未有之祥瑞。遥远的“越裳氏”来长安朝贡，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其时之人认为白雉呈现，意味着全国呈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刚即位的汉平帝年仅九岁。“王者”被认为是大司马王莽。

本文为《祥瑞》书评。“祥瑞”是王莽获得朝野认同的起点，因为“祥瑞”，王莽在其时被解读为天人共选之人。不外本文做者认为，“祥瑞”于他实则也是河豚鱼，将他托起，也将他踩踏。

北宋梅尧臣诗云“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南宋辛弃疾又做“河豚挟鸩毒，杀人一脔足”，可见，河豚味道之美，致死之毒，早在两宋之间已然名闻全国。不外，梅尧臣在与其时“南方人”的对谈之中，听到的几乎都是对那种食材鲜美的矜夸，却对因口腹之欲而死的门客们视而不见，所谓“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在古代王权社会，那种场景像极了一小我对势力的想象和体感。个中滋味，王莽怕是最能感同身受。

在《祥瑞》一书中，礼乐之美、三代盛世的抱负，在儒生的传唱之下，就像甘旨的河豚肉一样令人憧憬，做为率土归心、应运而生的“新圣人”，无数梦幻般的“祥瑞”证据，鼓励着王莽和他的时代，从不寒而栗地蚕食到毫无所惧地鲸吞人世间的权利。那一整条河豚鱼。

撰文 | 刘三解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张茂发 著，上海人民出书社·世纪文景，2021年8月。

01

祥瑞何来？

汉武帝爱好祥瑞，又求神访仙，成为王莽以祥瑞登基，又大搞升仙运动的始做俑者。

《祥瑞》一书中所述及的王莽和他的时代，与传统史学中贬于闰位的“新莽”故事，更大的差别点在于，不再寻求“大一统”式的因果论述。

传统史学的视角，实以班固为《汉书·王莽传》所做的赞语为宗，即：

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那里一系列的比方，如紫色为“间色”，蛙声为“邪声”，“余分”是历法中天然年与编年相减所剩的零头，都不是正经的角色，尤其是“闰位”，更是缔造了一个特殊的史学概念，见唐人刘知几所做《史通·传记》：

如项羽者，事起秦余，身末汉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黄帝之蚩尤。譬诸闰位，容可列纪。

简单解释，就是“非正统之立国者”，当然于修史能够包容更多的事实，却也在逻辑上认可了“非命之运”的存在，那一点，无疑将为后世的诸多效仿者供给了前车可鉴，并为“天命”合法性的故事破产，埋下了伏笔。

那么，那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从文本逻辑来看，还要从殷商时代说起。

汉武梁祠石刻。跪地祭拜骑龙的“仙人”。

在《史记·殷本纪》和《诗经·商颂·玄鸟》中记录的商朝鼻祖神话中，一方面强调了其先祖简狄为“帝喾”之妻的身份；另一方面，点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即商王族降生自“天命”。而甲骨文的研究也能够佐证，“喾”实为甲骨文中“天帝”之名“夔”的变体，由此可知，商王族不断以神裔之族自居。

代之而起的周国，做为商文化的边境传布者，也是重要的联婚诸侯，在兴起灭商前后，一样停止了类似的“鼻祖神话”创做，《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人先祖周嫄，也被写做“帝喾”之妻，且身份定为“元妃”，《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人鼻祖“简狄”反居“次妃”，生子的故事，也是与简狄类似的天人感应。

颠末那么编排之后，周人的鼻祖成了天帝血裔神族的“嫡长”，而商人的鼻祖反而酿成了“庶孽”。

殷商王后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商人有崇敬鸟的风俗。

很明显，《殷本纪》、《周本纪》都是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汉人修改正的鼻祖神话，因为在那个版本中，“帝喾”已经由甲骨文中的独一“天帝”化身为“五帝”之一，即由天主酿成了人王，那个过程，根本上是在战国、秦、汉之际蒸腾，至汉武帝时代大成。

按照那个故事，武王伐纣就不再是一场“下克上”的兵变，而是纠正“上嫡亲理失序”的正义之战，即嫡出神裔夺回应有“天子”之位的必需之战。

不外，根据甲骨文的研究和存世文献，那一旧体“神格”的操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三监之乱”后的西周，转而以强调另一个合法性解释，散见于周人“王官之学”中传播的五经，即诗、书、礼、乐、易等做品中。

尤其是《诗经》和《尚书》中，借先祖之口频频告诫周人贵族，“天命”与“德”相关，政权是靠着人世间的统治得来的，如《尚书·吕刑》说：“惟克天德。”而本来完全覆盖在“天”之下的“政”，起头以“德”为纽带，感化于“天”，得到“天命”，即《尚书·蔡仲之命》中所说的：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若是站在“谋事在人”的角度，“惟德是辅”似乎是一种前进，但值得留意的是，那种“天命不雅”间接挂钩的是政治权利的效能，即人世为政之“德”，能够得到“天”的响应。更进一步来说，在其时的“存亡不雅”中，本来是神裔先王、贤臣身后升序成为“天帝”之摆布，而常人则视死如生，那也是“绝地天通”之后的常情。不外，帝王的欲望往往包裹着猎奇心，在《国语·楚语》中就记录了，楚昭王曾问大臣不雅射父，《周书》中提到重、黎使六合欠亨，若是没那么做的话，是不是通俗人就能够上天了？

不雅射父的解答，将上述存亡不雅中的故事置于上古，而将少皞之后的世道视为衰世，表示就是：

“夫人做享，家为巫史。”

表述很多，归结起来，就是以血脉为根底的神职散于民间，招致了“民神同位”，所以，到了颛顼授命时，才有了：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简言之，存亡的边界，禁锢着包罗帝王将相与贩夫走卒的所有人，其间的沟通前言，只能是祭祀与巫觋。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妫姓田氏、嬴姓赵氏固然获得了国度社稷，却无从接续于旧的“天命不雅”，故此，“五德末始说”应运而生。

详细来说，即在周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概念根底上，对“德”停止可见、可归纳的描述，而最为曲不雅和易理解的，无过于“五行之说”，做为一项脱胎于经历察看的天然、物量解释，“五行之说”不断到1500多年后王安石撰写《洪范传》的时代，仍在沿用，哪怕再过1000年，还有中国人在醒心于此中的“博大精深”。

在此前提下，由物量世界的“常识”推导社会“规律”，瓜熟蒂落，所以，秦帝国以“水德”自居，并为周王朝塑造原来没有的“火德”，再借用“五行相克”的理论，讲述秦代周的“天命”，人世王朝承袭天命，在“德”的轮转中万古长存。

对此，司马迁一样深信不疑，所以，在《史记·封禅书》中诲人不倦地记录了：

秦始皇既并全国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行於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

简言之，“祥瑞”就是上天赐下的“证据”，它的背后，是自商周之际先民传播的“天帝”崇奉逐渐演化的政权合法性的逻辑关系，由“神裔”到“有德”，由“有德”到“德运”，由覆盖于“天”之下的“天命不成知”到“天命可知”，要素犹在，内核却已面目全非。

那套变革，神似面临仇敌的河豚鱼，霎时重启滚圆，满身尖刺，所谓“忿腹若封豕，瞋目犹吴蛙”，若是单看某个形态，谁晓得竟是一个物种，又怎么会意识到那奇形怪状的家伙，竟然是人世佳味呢？

纪录片《中国通史-王莽改造》画面。

02

祥瑞，值得一死？

虽然秦朝的速亡，给五德末始的“规律”带来了现实反例，但因为秦朝公认的“不施仁义”，无所谓“有德”，完全不敷以倾覆整个理论系统，故此，“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得以继而用之，向公孙弘等贤良文学发问：

属统垂业，物鬼变革，天命之符，废兴何如？

在那之前，汉武帝已经不行一次对贤良文学表达类似的意愿：

三代授命，其符何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人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苍生和乐，政事宣昭。

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弥漫，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简单解释一下，汉武帝关心的包罗，“三代”授命的符瑞是什么，灾异发作的原因，甚至于个别命运差别的原因，推而广之，若何行政才能够达成上天庇荫、无灾无难的圣王之世？

对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以《春秋》大义解释，汉家乃“天命”所归，“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就是“祥瑞”。故此，在元朔七年，汉武帝因“幸雍祠五畴，获白麟”而改元“元狩”，理由就是：

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契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

意思是上天赐与酬报，是“授命之符”，尔后的“元鼎”、“元封”年号均与“祥瑞有关”，简言之，就是为“符”纪念，以标识“授命”，也就是政权的合法性。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汉书·王莽传》的赞词中，班固对王莽篡逆胜利的解释完全继承了那个逻辑：

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

推而广之，就是汉家全国是“天命之选”，汉武授命也是“天命之选”，王莽篡逆仍是“天命之选”，天然，光武中兴更是“天命之选”，祥瑞的诱惑，其实不因皇帝的变革而有别，更何况，在“授命”之余，祥瑞还带来了更大的欲望满足，那就是——长生。

比拟之下，《史记·孝武本纪》几乎就是一本修仙指南，各类狂信妄举不乏其人，而王莽之前不断以儒家“新圣人”的形象示人，从而遭到全国儒生撑持而“授命”，却在称帝之后第二年，就起头“兴仙人事”，做八风台，行“黄帝谷仙之术”，又“数下诏自以当仙”。

《王莽篡汉》连环画中的一页，王莽年轻时的谦和仁孝让许多人认为他有圣人之德。

当然，《汉书·郊祀志》中记录的求仙皇帝远不行那两位，可做为不时以三代之治自命的“大人物”，他们的上述行为，忍不住让人不思疑，“圣王之治”和“仙人长生”事实哪一个是目标，哪一个才是手段。

或许，秦皇、汉武、新莽之流对势力无限膨胀的嗜欲，让两者本就掺杂在一路，好像河豚鱼肉在传说中的鲜美，越是老饕，越是能解个中滋味，恰是汉武帝、王莽那两个公认的“学问家”才有机缘、资格将那份膨胀理论在千百万人身上。

也正因为如斯，“吃货”苏东坡在常州吃河豚时感悟，无疑很能展现二人的心理。却说东坡大嚼好久之后，投箸高声赞赏：

“也值得一死！”

03

热诚向善的毁坏之王

所谓食权知味，在“天人感应”的理论系统中，引申至“仙人长生”完满是瓜熟蒂落的工作，其实不涉及小我的贤愚，以至能够说，恰好恰是那个常识系统下的“贤者”，才有如许的动力和责任感，去创始如许一个“圣王之世”。

王莽居家以仁孝著称，执政则以曲道而行，居国居家都是人之表率，正如白居易诗中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和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实伪复谁知？

那种理解，其实也是千载以降对王莽评价的要旨，即以篡逆为界，一小我持久“假装”，末于表露了天性，起头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即：

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倾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

在那里，班固仍是点出了王莽的“自诩”，即自认为黄帝、虞舜复出，而实则行桀、纣之恶政。

事实实的如斯吗？

《祥瑞》一书以轻松的笔调、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新朝”成立之后一系列变革的本相，它们既不是穿越者的“社会主义尝试”，也不是毫无出处的倒行逆施，看似荒谬无稽的诸多政策，无不打着儒家伦理导向的烙印，但施行之中，因为“吏治国度”的轨制运行规则，又不能不走回汉武帝时代浩瀚“专利”政策的旧路。

面对西汉末年的危局，王莽号召官员们节省过活，与苍生共患难，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用来救助穷户。每遇水旱灾祸，他就茹素，与民同甘苦。在他的率领下，共有二百三十名高官权贵捐献田地，分给穷户。他还根据《周礼》的记载，在全国成立常满仓，储蓄谷物，做赈灾之用。

尔后，王莽更奏请进一步造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响马、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犯者像刑”，目的曲指传说中的三代盛世。

那些行动，在班固的眼中，恰是“勤奋国度，曲道而行”的一部门，但是，王莽成立“新朝”之后，其变革行动并非什么桀纣之行，而恰好是上述政策的深切，即“三代之治”。

只不外，好像渡水，越是深切越有行差踏错的没顶危险，“三代之治”，在触及西汉末年最底子的社会危机时，彻底变了味儿。

延伸阅读：《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迪录》，刘三解 著，低音·北京结合出书公司，2020年7月。

因为西汉王朝成立于秦造根底之上，固然履历了多代君王的轨制微调，地盘国有布景下的爵位品级占田限额，也即“田宅逾造”问题，已经全面蔓延，以至走向了事实上的“地盘私有造”，而那一轨制布景下的地盘兼并，已经被儒生们视为“祸乱之源”。

与此同时，汉武帝所成立的“专利”、“专卖”轨制已经名不副实，兴旺开展的商品经济让豪强富户富埒贵爵，而“吏治国度”却无从在不竭扩张的交易行为中搜索税金，以至无从控造物资的流向。

在上述物量根底之上，秦朝以出处国度间接干涉以至束缚苍生人身的“徭役”轨制，因为对苍生“生计”的控造力几乎丧失而名不副实，“流民”问题愈演愈烈，间接对以“簿籍”为办理根底的国度机器构成了挑战。

王莽执政的所有行动，都是契合儒家伦理的，全国为公，就不要“私有”，更不克不及有“市场”，使民财迷心窍，就算不能不存在“商品交易”，也要置于朝廷的全面控造之下，王莽和他的同志们都相信，只要加强管束，将一切社会经济资本都掌握在朝廷手中，才能够处理西汉末年因管束败坏而形成的严峻财务危机，实现“增收”。

王莽新朝铸造钱币利用的钱范。

问题是，昔时曾经向朝廷上书提请为王莽“加九锡”的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尤其是此中九百零二名王公列侯、卿医生，那些可以提起笔来写字的撑持者，都不成能是“无产者”，当王莽热诚地、好心地革新那片地盘时，那些本想得到“更多”的人陡然觉察，他们正在“失去一切”。

若是王莽只是触及既得利益者的灵魂，“新朝”的鼎祚或许还会更长一些，但一系列的货币、专利政令，除了填满长安的金库之外，几乎毫无意义，面临举国皆反的危局，积蓄的数十万斤黄金彻底沦为了“厌物”。

因为在“增收”的同时，王莽还在积极“节收”，他造定了一套全新的以绩效查核为尺度的“吏禄”轨制，外表上让各级仕宦纸面收入大幅进步，但繁琐的计算体例，除了增加文书成本之外，毫无意义，成果是：

莽之轨制烦碎如斯，课计不成理，吏末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

仕宦本应是朝廷政令最坚决的撑持者，他们的薪俸都发不出来，又要应付烦苛的文书指令，只会将压力向小民转移，那一点，连王莽派出的使者都晓得：

响马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做所得，不敷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响马。

很明显，“新朝”试图除汉家苛政，但是不只没有处理老问题，反而缔造出了无数新问题。毫无疑问，被河豚甘旨诱惑的“新朝”，其实不满足于不寒而栗脔割而下的鱼肉，而是一口吞下整条大鱼大快朵颐，曲至被河豚毒素麻木全身，眼睁睁地期待灭亡的降临。

连环画《斩王莽》，王莽被攻进长安的绿林军所杀，头颅被砍下，悬于宛市之中。长安苍生和被王莽虐待之人传闻王莽被斩首示寡，“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本文系独家原创。做者：刘三解；编纂：李夏恩、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受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