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年 | 五卷本列传若何深入分析了陀氏的磨难人生与思惟改变

记者 | 董子琪

编纂 | 黄月

本年的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纪念日。陀氏做品给人留下的印象多是磨难人世，他本人履历了哪些磨难，苦役营的岁月又若何改动了他的思惟呢？“一些读者虽然不喜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做品，不喜好《群魔》也不喜好他的政治不雅念，但只是因为他禁受的那些磨难，他们从心底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传授刘佳林认为。刘佳林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传的译者之一，他与另一位译者戴大洪在日前一场以纪念陀氏诞辰的活动上配合讨论了做为“伟大的磨难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履历的磨练和危机，以及狱中生活生计带来的不雅念改变。

美国做家、普林斯顿大学比力文学荣休传授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传是定时间挨次书写，所弗兰克从1977年起头出书第一本陀氏列传，曲到2002年出齐五卷。

列传的第一卷从陀思妥耶夫斯的早年生活写起，从莫斯科的童年到父亲之死，不断写到他因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被放逐西伯利亚。陀氏的早期做品《贫民》《双重人格》闪现出了他所遭到的早期影响，此中包罗西欧派“梦想社会主义”影响。第二卷存眷陀思妥耶夫斯基历经放逐十年的身心巨变，在那一过程中他完成了“崇奉的重生”。列传第三卷聚焦于做家在被人们遗忘以后重返文坛，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做为两份文学杂志的编纂和撰稿人，他挖掘了后来演变成本身成熟杰做的一系列主题，那一期间写做的《地下室手记》也被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所有创做的宣言。第四卷涵盖了小说家创做生活生计中最多产的六年时间，此间他写出了《功与罚》《痴人》与《群魔》，那些做品都是在恶劣的现实和经济前提下写成的。第五卷则书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最初十年，包罗他创做《做家日志》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履历以及在普希金庆典上的讲话。

“伟大的磨难者”在那套五卷本的列传做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为“伟大的磨难者”的形象得到了新鲜的表现。刘佳林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磨难有几个方面：一是1845年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捕，并于1849年禁受了假死刑，后来在西伯利亚退役放逐十年；二是癫痫病对他的熬煎；第三是心里理性和崇奉的矛盾和斗争。

对做家来说，面临灭亡并幸运逃脱是罕见的履历。在小说《痴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描述了本身其时的表情，梅什金公爵告诉叶潘钦家的密斯们，他听一个相信本身再过五分钟就被处死的人说，期近将淹没他的位置面前会感应可怕的不确定和厌恶。从死刑场回到囚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拿起纸笔给哥哥写信，描述了刚刚履历的一幕，也透露了他对将来的担忧——不晓得本身还能不克不及继续文学生活生计，身体又能否能挺住将来的挑战。刘佳林讲道，死刑的暗影陪伴了他的一生。第五卷写道，1878-1879年的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诗人雅科夫·波隆斯基家做客，正在他昔时承受假死刑的谢苗诺夫校场旁边，波隆斯基将他叫到窗口问道，你认识那个处所吗？他说，当然认识，又把禁受的一切都讲了一遍，随后陷入缄默。布隆斯基慰藉他说，都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道，实的过去了吗？那件事发作在他逝世前两年，足以证明死刑那件事不断埋藏在他的心里。

同为译者的戴大洪讲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济方面禁受的危机。从苦役营出来之后，他在哥哥的帮忙下兴办了《时代》杂志，提出“根底主义”做为在右派与右派中间的道路。哥哥身后，他失去了经济后盾，又预收了阿姨给他的一份遗产，全数投入到《时代》杂志傍边，成果欠债累累，不只没有了经济来源，还要养活嫂子和哥哥的三个子女，并替哥哥还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靠写做为生。“那时有个出书商给他设了个圈套，约他写一部那篇小说，若是他不克不及定时交稿，就能够在九年的时间内颁发他的做品而不付他任何报答，如许他就完全没有收入了。”

戴大洪引用第四卷的列传内容说，其时《功与罚》《赌徒》面对交稿，他无法定时写出来，为处理那个问题找到了一位优良的速记员——那即是他的第二任太太——陀思妥耶夫斯基勉强渡过了《赌徒》间接带来的难关，然而他的财政情况没有丝毫改善，因为之前遗留下的负担过分繁重。“定亲后有一天去他太太家，彼得堡的冬天多冷啊，给他喝了好多热茶怎么还不可，一看他本来没穿大衣，因为嫂子向他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把大衣当了。 ”后来，他就和太太以蜜月游览为由出国，为了避债在国外待了四年，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十分困难，“在意大利时，他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那种炎热几乎是人世天堂，”戴大洪讲道，就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文学创做却迎来到了飞腾。

入狱做为思惟改变的关键节点刘佳林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惟并非笼统的不雅念，而是根底于俄国社会汗青生成的。戴大洪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入狱履历恰是别人生中的关键转折点。在狱中的履历使他发作了改动，“通过表象的无理性、野蛮、粗暴，他看到了农人心里的仁慈素质和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怀，那也对他后来的思惟起到了严重的感化。”

列传所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手札对囚禁生活做出了未加润色的描述：“他们是一帮粗鄙不胜、心地不良、穷凶极恶的人。他们无限敌视贵族阶层……我们要跟那些人一路生活、一路吃喝拉撒睡上几年，以至都没有时机埋怨无尽的、形形 *** 的冲犯。”接着笔锋一转，描述了他与几个犯人同伴的关系，在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功犯中也有“深入、强大、美妙的人，在粗拙、坚硬的外表下发现了金子，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我跟他们朝夕相处，我认为我完全领会他们”。做者弗兰克比力了手札与后来据此题材改写的《死屋手记》后认为，与后者比拟，陀思妥耶夫斯基手札对囚禁生活的回忆要热诚得多，那两段看似互相矛盾的内容也表白他履历了一个发现的过程——透过令人震惊的可憎外表深切下去，获得了对心理和道德深度更为准确的理解。

值得弥补的是，列传也提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对劳役营印象蹩脚的原因——他之前受“对人民的神圣化”的小说影响，对农人怀有“美妙曲解”，认为能够发现农人犯人心中的惶惑不安和懊悔汗下，像是他最早的做品《贫民》就充满了如许的梦想社会主义崇奉。但在劳役营的生活却让他惊讶地发现，那里连丝毫的道德不安都不存在，他们关于贵族有着深入的敌意和蔑视，那也让他清醒地意识到本身需要在四周的敌意中固执地保存下去。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惟的突然改变是一个谜，独一的一手材料就是《做家日志》里提到的农夫马列伊的故事，那是一个促使他思惟改变的线索。 ”戴大洪说，列传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同狱犯的立场改变的重要节点，逃溯至他在西伯利亚突然想起的一段回忆——也就是写做为《农夫马列伊》的短篇小说。那时他九岁，在树林里闲逛，听到一声叫喊说“狼来了”，他惊慌地跑出丛林，跑向正在犁地的农夫，那时父亲的农奴马列伊停下手中的活儿，暖和地朝孩子浅笑，“像一个母亲”，因为此次安抚性记忆，他对同监狱犯人的立场都发作了改变。

“我记得，当我趴下床、端详四周时，我突然觉得我能够用全然差别的目光来对待那些不幸的人，突然，就像奇观一样，所有的仇恨和怨气都从我的心头消逝。……阿谁剃光了头、脸上烙着印记的厌恶的农夫，喝得踉踉跄跄、吼着嘶哑的、醒醺醺的小曲——说不定，他就是马列伊……”

至此，陀氏之前对农人的无邪乐不雅、田园诗式的美化印象消逝了，如今他认为，即便是在醒醺醺的、踉踉跄跄的、对人挥拳相向的农人身上，也必然有着纯正的道德品量。他克制了俄国西欧派分子的信念，即俄国农人是鸠拙、无能的劳动者。

列传中屡次提及了农夫马列伊的故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苦役二十年后颁发的《做家日志》里讲到了马列伊。戴大洪认为，《做家日志》关于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惟改变相当重要。《做家日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创建的月刊，每月一期，每期十六页，在每个月最初一天刊发，总共出书了两年半的时间。在《做家日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持续切磋俄罗斯公众最关心的事务，自传体的写法也令读者觉得像是与一位伟高文家亲密交换。《做家日志》也成为了弗兰克列传频繁引用的、透露陀氏思惟细节的材料来源：在讲述本身的思惟改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最末改动他的思惟的，不是艰辛的放逐及强迫劳动，“是此外工具改动了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崇奉和心里……那个此外工具是跟人民的间接接触，与他们同病相怜、兄弟相融。认识到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被放到跟他们同等的位置，以至是他们更底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