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为什么仍然要阅读梁启超？｜纪念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惟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其著做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新京报插图/孙嘉潞

撰文 | 王晶晶

过渡人：一个开放的“本位”智者

梁启超深深影响了“五四”一代常识分子，赐与他们无数的启发。“五四”一代开展了他“求新求变”的一端，却更彻底，差别意对中国文化的回归，主张“全盘欧化”。

不难发现，鲁迅的“革新国民性”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脉相承；就连途径都类似。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史无前例地把小说抬高到了启发民智的感化：“今日欲改进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改过小说始”；鲁迅也是要以文艺（文学和美术）改动愚弱国民的精神，在他本身，也次要是靠小说。

无独有偶，梁启超提出“鄙谚文学”，胡适倡导白话文、“国语的文学”，主张“整理国故”——那里的“国故”，关于胡适来说，次要包罗中国古代小说。胡适把白话小说提到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是在梁启超二十年前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根底之长进行的，不外梁启超把小说提到了救国救民的高度，不免难免拔高，胡适则还小说原来文学的价值，使天主的归天主，恺撒的归恺撒。梁启超的“新小说”《新中国将来记》只要五回，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新文学”获得了丰硕的实绩和成就。

百年来，求新、“欧化”、“现代化”始末是主旋律，而梁启超最初所服膺回归的中国传统则一贯式微（只要看孔子自“五四”到今的命运便知）。那无可厚非，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现代”得太多，而是底子没有完成、远远不敷；那时倡导的“中国传统”、“国粹”，很容易依靠“专造王权”的旧梦。

但我们仍然是“过渡人物”。新的无以立，旧的已毁坏。你看今天人们所有的论争，从离婚到科研经费，都申明我们是若何的莫衷一是、无所依傍。道德、行为原则层面的莫衷一是、无所依傍犹可，最难和不幸的是精神、心灵层面的无所依傍——我们的人生应该若何渡过，何为幸福？当我们遭遇困厄的时候、孤单徘徊的时候、疑惑虚无的时候，上哪里去找对话的资本，找到能够慰藉我们、使我们服膺的力量？恰是在后者的层面上，今天我们更需要我们的传统，更需要和梁启超们对话。

可我们深受“五四”思维的影响。鲁迅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胡适说，我们要认可百样不如人，只要“全盘欧化”；鲁迅还说，“肩起暗中的闸门，放他们到光亮的境地里去”——在他们的语境中，有个“暗中”和“光亮”的二分，中国的、传统的是暗中的、西方的、现代的是光亮的。现在，我们欠好意思说正在读《论语》、《德育鉴》、《山海经》，天然而然地羞于向传统去寻找资本；我们习惯启蒙、对抗、革命，不习惯讲本身内在的修为；我们倾向认为全国不治，所以小我还不敷好，梁启超们则认为，因为本身的人格境界还不敷高，所以戊戌变法才不成。

“五四”诸君们说，要“少读，竟或不读中国书”，以至拔除汉字，削减我们身上中国文化的基因，革新我们的国民性；梁启超则示范我们，做一个开放的中国人，发扬我族文化的名誉，对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做点我们的奉献。

梁启超和他的孩子们（此中右手牵着的、睁着大眼睛的小男孩即是梁思成），那张照片约摄于1905年的东京，上面写着“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与顺成永三儿”。

为人父：并综新旧的平衡聪慧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要读梁启超，是因为面对着不异的文化问题——传统和现代，中与西。在全球化之下，那个问题于今更为迫切。“中西文化”并不是只是象牙塔里的常识分子用来做论文的；“文化的抵触与交融”在我们身边随时发作、到处可见。

举个例子，寡所周知，西方重“本位主义”（indivi *** *** ），我们则是家庭本位（family-orientied）的。那我们在选择成婚对象的时候，是只用考虑本身的豪情，仍是要考虑家庭的利益？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到底若何划分鸿沟？等他们老到不克不及自理，是要搬到一路住仍是送他们去养老院？丈夫表弟孩子的百日酒要不要去喝，送礼品仍是红包……

那些问题梁启超、胡适们就碰到了。

据杨步伟《杂记赵家》中说，那时他们在欧洲的留学生流行离婚，离开包揽婚姻，今天劝那个离婚，明天劝阿谁离婚。徐志摩向张幼仪提出离婚时，对她说：“你能不克不及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我徐志摩的太太？”那是典型的“本位主义”和“家庭本位”的抵触。

同样的抵触发作在林徽因身上，她留学美国，潜移默化、部门奉行的是“本位主义”；可当1931年他们定居北京后，家中除了梁、林、一双儿女、林老太太外，还有五六位亲戚常住，1936年她给闺蜜费慰梅写信吐槽道：“当一个‘老爷’娶了一个‘太太’，他们要供给17张床和17套铺盖……”“下次你到北京来，请预订梁氏招待所！”她历来爽曲，以至间接说：“我实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

梁启超是若何面临新式的、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以婚姻爱情为例，他本身的婚姻仍是“媒人之言、父母之命”，而到了梁思成婚恋的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并综新旧、兼容中西地想出如下法子：“由我留神察看看定一小我，给你们介绍，最初的决定在你们本身，我想那实是抱负的婚姻轨制。”如许父母既以本身的经历和聪慧尽了责任，又尊重了子女小我的感情意愿。梁启超不由自鸣满意：“我觉得我的办法好极了……我希望普全国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

以“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一以贯之，梁启超关于“礼”是维护的，和喊出“打垮孔家店”、“礼教吃人”标语的“五四一代”差别。他认为“礼”是千百年来构成的文化次序，按“礼”行事，才气名正言顺、使人各安天职、各行其是，“礼”不是幸福的枷锁和障碍，反而是其保障。

常日手札中，梁启超随时催促儿子“那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而梁思成做为“一家的冢嗣”，梁启超为他的婚姻费尽了心血，此中到处可见他关于“礼”的重视。极持重的定亲仪式、非常贵重的聘礼、婚礼必由长姊主持，在“官厅”加拿大总领事馆内举行，取其庄严……那位细心的父亲以至想到“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做‘思成梁启超’，暗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数的人格和名望。”

“礼”的持重繁琐以包管婚姻的庄严安定，不以脾气的变易、豪情的升降变幻而离婚，其根底以至成立在“人格”之上——人格关乎士人更高的学问，乃是安居乐业之所，与此比拟，一言不合或是一时好恶，几乎何足道哉。

同时，梁启超谈徐志摩的再婚，说“青年为豪情激动，不克不及节造，肆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实是可痛，实是可怜！”又说“品性上未曾颠末严酷的训练，实是可怕”。至于他劝徐志摩不要离婚的那封出名的信，其实是极富聪慧。

他不附和“吃人礼教”，却也不附和“爱情神圣”；他不附和僵化的文学、思惟、政体，可也不附和“全盘欧化”；当他夸赞林徽因，说她没有“畴前旧家庭虚假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厌恶的习气”。

梁启超非常喜欢林徽因，他曾在给长女的信中自喜地说：“老夫的目光不错吧，徽因和思成是我又一次的胜利。”在林徽因最懦弱的时刻，他像父亲一样鼓舞撑持她。

长者智识：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

今天我们除了晓得康、梁曾策动戊戌变法的史实、领会梁家一门六院士的教育奇观，如何读梁启超？

在我看来，最切近的法子莫过于读梁启超的手札。从《论语》起头，中国的文化讲求在详细、特殊的情境下做出差别的反响。梁启超的手札罕见地向我们展现了那一点——更不消说此中语言的亲热有味了。周量平传授说：“一个‘现任’或‘候补’的父亲，若是想畴前人的经历中罗致一些‘为父之道’，与其看鲁迅的《我们如今如何做父亲》，胡适的《我的儿子》，远不如读读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我完全附和。

梁、林在美留学一年多后，林徽因忽遭丧父之痛。梁启超给梁思成写信道：“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处理她的后顾之忧：“膏火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鼓舞她：“他要兴起勇气，阐扬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学问，未来和你通力合作，替中国艺术界有点奉献。”最最宝贵的是，以他灵通、强健的人生不雅影响她、教导她：“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迫不得已，而安之若命”，“你们都晓得我是豪情最强烈的人，但颠末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豪情牵动，摧残浪费蹂躏我的身子，波折我的事业。”

每当我遭遇窘境、面对困难的选择时，我就有意无意地拿出梁启超的手札集，总能找到慰藉和撑持、聪慧的指点和关于若何安居乐业的教导。它们鼓舞我磨炼砥砺本身的品性、使本身的人格臻于更高境界，面对选择时才气不苍茫、身处困厄才气不颓堕，而那一切皆是为了导向更好的本身、更幸福的生活和更丰硕的人生。

事实上，无论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手札中，仍是他由“欧化”所回归的中国传统的儒家修身学说，都强调人若何面临窘境、患难、挫折，大到面临灭亡，小到应付坏表情。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泰”，梁启超在家书中频频说：“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小挫折恰是磨炼德性的好时机”。在梁启超看来，若是人格得以熬炼，便会处忧患困苦而不改其度、不改其乐。此种境界下困苦非但不会形成精神上的苦恼，还会使人“在困苦中求快活”；有了如许的境界，人生才会灵通快乐，不会受牵造于一时的短长、荣辱、得失，而能专心于本身的事业。

1928年梁、林留学、新婚归来，面对职业的寻觅选择。父亲宽慰他们，“一年半载不得职业也没关系”。他之所以强调那点，是因为惧怕他们因一时得不到适宜的境遇而“绝望沮丧”，他说“绝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末身不准他侵入。”但当梁思成同时得到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礼聘时，梁启超却力主他远就东北大学。他说，清华园生活太恬逸，容易消磨志气，使人懒于朝上进步，而“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后梁、林在东北大学创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1937年后，在亡命西南的10年岁月中，无论是面临飞机的轰炸、死神的擦肩而过仍是困顿的生活、如影随形的疾病，梁思成总连结着乐不雅开朗，鼓舞着卧床不起的“诱人的病妻”，用灰量化了的脊柱支持着日益困难窘迫的生活。家中其实无钱可用，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服，他还开打趣地说，把那只表“红烧”了吧？那件衣服能够“清炖”吗？而就在李庄他们那竹篾抹灰、四面通风、鼠虫各处的家中，他们起头了《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写做。1947年受邀去美国讲学时，他已完成了那部英文写就、配有大量精巧手绘插图的杰做——若是没有父亲梁启超早年催促提醒他于忧患窘迫中磨炼德性意志，很难想象在如斯艰辛的情况下，身穿铁马甲、忍耐钻心痛苦悲伤，还可以对峙野外查询拜访和绘图写做，而末有所完成。

梁思成一生的幸福和成就离不开他的父亲梁启超——在决定别人生的关键几步中，他父亲那深入的思惟、理性的聪慧不时在为他着想。

生命精神：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

在梁启超给子女的信中，除了“人格涵养”，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学问事业”。和梁启超同为“清华四导师”的王国维曾说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需履历三种境界，可见学问事业要有所成，履历几追随、艰苦，就要履历几孤单和疑惑、徘徊和虚无。梁启超因为早已身历，所以一点即通，能给出心有灵犀的指点。梁思成向父亲埋怨说，本身整天绘图，怕日后会变画匠，梁启超却写信道：“你有那种觉得，即是你的学问在那期间内将发作前进的特征……”

梁启超频频对孩子们说，“肄业不成太急”；“庄庄，固然你的英文不及格，可是不要焦急”，和今日之父母实是大异其趣。他如许教育孩子：“做学问原没必要太求猛进，像拆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便会受益。”而要“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是“我国古来前贤教人做学问的办法”。

梁启超在《读书法讲义》中提到的三个问题，他说是一小我“涵养的最要关头，必需通过”，而他在手札中，早已给出了答复。

我很猎奇，当人的品性磨炼至较高的境界，生命会呈现出如何的形态？

梁启超自述：“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他说本身“可以永久连结不厌不倦的精神”（“厌倦即为苦恼，甚至出错之根源”），“每历若干时候，兴趣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重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

本来在履历磨炼、成为境界高尚之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被回馈了快乐而不厌倦苦恼、朝气蓬勃的生活和人生。可能也是在此意义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1926年3月，梁任公因尿血症入协和病院诊治，诊断成果为一侧肾坏死，决定手术切除，而协和病院的刘瑞恒博士却误切了好的一侧肾。术后发现，徐志摩气愤田主张告状，并在报上批判此事。梁启超竟决定不 *** ，他说：“中国人学西医，能开刀将腰拿出而人不死，已了不起，吾何为 *** 哉！”他顾忌其时西医本被大大都人思疑，若 *** 国人更要剖腹藏珠。在如斯得失和死生面前，梁启超竟能做到漠然而有几分诙谐，足见其人格境界的崇高高贵。尔后的两年，他不竭收支于协和病院，靠一页病肾，他的身体没有康复，却仍著作不行，时刻不忘“关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在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1929年1月19日，那位中国思惟界的巨子撒手尘寰，常年57岁。

本文刊载于2016年8月27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B05版。

做者｜王晶晶

编纂｜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