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吊儿郎当”经济学家和他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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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卓彦

编纂 | 张薇

导演 | 吕方

筹谋 | 黄臻曜 崔砚冬 龙实梓 秘丛丛

厌倦经济学家何帆早就厌倦了当一个专家。

早年被电视台请去做财经察看员，老是被问“何教师关于个问题您怎么看？阿谁问题您怎么看？” 他一点儿也不喜好那种形态，“你不成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是专家，你事理上晓得逻辑上晓得，现实中发作什么你其实不晓得。”那会让他不踏实。

徐奇渊记得那段期间，其时何帆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是研究员。家里的电视上老是呈现何帆那张酷似主持人刘仪伟的脸，只不外眉间的川字纹更深，声音更和缓安静。中央二套有他，换个台，中央四套还有他，房地产他讲，三聚氰胺他讲，就连冰岛火山喷发也是他讲。

但何帆确曾研究过看似跨界的冰岛火山喷发，徐奇渊记得那是中央某部分派下来的研究项目，“它还会不会再次喷发，它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他们老是要研究些看似跨界却又有些相通的问题。

但高频次出镜和多维度解析那些“非专业”问题，在指导眼里是要被减分的，因为那是一种“吊儿郎当”的表示。

他还要不断地开会，今天飞到东京，明天飞去悉尼，后天也许就是伦敦或巴黎，倒了时差睁开眼，发现会场里坐的仍是之前那一群人，讨论的问题差不多，讲的也仍是同样的话——一说国际商业政策，永久都是若何捍卫多边商业系统，若何捍卫WTO。何帆有时会坐在会场里发愣，他觉得无聊。但逐步的他更起头焦急，“那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们也不晓得。”

他描述那段时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时呈现的情况，“阿谁时候你要问经济学家，那个世界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他必定会当机立断地说，因为没有国际金本位造了。你问他怎么办？他必定会告诉你，你要回到国际金本位造。”坐在从北京南站开回自家的车上，建筑物在夜色中敏捷后撤，何帆睨了眼窗外，告诉36氪记者，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谁回到金本位造谁受的苦最多的，谁先离开金本位造，谁获得的自在更多，“要有一个新的轨制。”

心里的焦急逐步扩张成慌。本身职责中承担的行政工做，冗杂而枯燥，“开会开得太多了”，那占据了他大部门的时间。何帆发现本身常识的折旧率十分高，总也跟不上年轻人的新话题，他晓得从心底冒出的那一汩一汩慌是缘何而来的了——已经很长时间没看书，没写工具了。他的猎奇心、他对新事物的强烈巴望都在那时被按捺了，他起头对本身人生的意义产生思疑。

当初何帆喜好经济学，就是觉得经济学关于改动整个社会太重要了。他记得刚学经济学时，看到萨缪尔逊讲过一句话，“他说理解经济学你只需要简单的逻辑感，以及对经济学那门学科可以影响亿万人的命运感应震惊就能够”，何帆一想，那不就是本身所期许的吗？可以影响每小我的生活，“我确实很喜好如许的一种觉得”。

1971年出生的何帆，精神启蒙起头于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思惟异常活泼的时代。“其时，没有人关心赚钱，关心赚钱的都是‘倒爷’，是各人最不齿的一批社会渣子。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中国的变革和汗青的命运。”他在本身的文章中写道。

但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的革命年代已颠末去了，如今正处于两个大的革射中间的一个很平展的区间，大部门研究者做的都是常规性的工做，“良多时候你可能会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为了做一个模子而做模子”，那跟他青年期间所设想的做学问纷歧样，“那时候觉得学问就是要去学去问，去领会实在世界发作什么变革，不竭的改动本身的设法。”何帆觉适当下的学术做起来越来越无趣，“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会猜疑，做的工具到底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

他羡慕那些在二战之后生长起来的经济学家，被称为“大箫条的孩子”的那些人，“他年轻的时候履历了大箫条，他想弄大白大箫条怎么回事，走上经济学的道路，他有个问题意识。”并且他们还在二战后才寻找出了新的轨制——布雷顿丛林系统。

何帆也想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一种能够倾覆当下社会运行规则的变量，“新道路哪，我觉得不是坐在会议室里想出来的，很可能是从你本来看不见的处所长出来的，我相信自下而上的聪慧必定比自上而下的聪慧更强大。”

地痞打架用狠招寻找新道路的过程其实不顺利。

徐奇渊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何帆都在频繁改换本身的定位和任职机构，“根本一年换一个处所”，本来的同事们对他的选择从最后的不睬解渐渐成了量疑，但徐奇渊晓得，“他就是比力确定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他不太确定阿谁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助理李蕊就是在何帆苍茫的寻路期间，参加了他的隐形团队——一个没有挂牌和名字的工做室，只是三小我都心里清晰，本身是为何教师干活的。2016年3月，李蕊是个面对结业的大四学生，从教师到院长又一路到校长将她保举到何帆面前做助理。“见何教师见了4次都没见成，他不断在开会，不是在外埠开会就是在北京开会，底子就见不着人。”

最初一次，从上午比及下战书，何帆末于呈现了。之前回家百度完何帆的名字后，李蕊对此次碰头突然怯场了，“我晓得他出格优良，我底子没想过要跟他。” 对面那个脸上不断挂着笑的中年男士让本身“坐”，李蕊坐下后，阿谁百度百科里写名为经济学家的汉子起头跟本身报歉，“实的对不起，李蕊，那么屡次都因为我开会没能和你碰头……”再之后，他又停止了15分钟的毛遂自荐，李蕊突然觉得“那个经济学家怎么那么奇异，一点架子都没有”。

轮到她了，何帆让她说一些简历上没有的工具，然后像汪峰附体一样问了她一句，“你有什么梦想吗？”当然有，持久做义工的李蕊想拥有本身的NGO和基金会，“那你跟着我吧，那些都能实现。”

何帆很安然地告诉李蕊，本身正处于转型的过渡期，“有可能会分开如今的工做岗位，然后去到下一个情况，但是下一个到底去哪儿，我都不确定，可能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工做的，你就是跟着我瞎干。”确实，那三个月，李蕊不晓得本身在哪儿坐班，见不到何帆，日常平凡只能线上沟通，连她本身都起头苍茫了。

“所有的自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勇于挺拔独行的人，往往活得更累。你要忍耐更多的孤单、更多的冷遇、更多的挫折，看破热闹的尘凡、喧哗的名利、心中的执念。如果想过一种挺拔独行的生活，你的心里里必需有一个强大的自我，并且要不竭地调整和迭代。为了变得愈加独立和顽强，所有那一切都是值得的。”过后，何帆在本身的文章中写到那时的心境。但从未有人能在他的脸上看出那些复杂困扰的情感，那是一张永久安然平静的脸，只偶然在猜疑时将眉头的川字纹蹙得更深一些罢了。

2018年春夏之交，新的道路在杂草丛生的岔路口显出了踪迹。那时何帆在常识付费平台“得到”开了课程和专栏，隔邻还有经济学者薛兆丰。薛兆丰享受于“经济学的 *** ”，“什么春运买票、婚姻问题，所有问题来了，他都用经济学给你挡归去，那个可辨识度长短常强的，典型的刺猬性的学者”，刺猬型学者一辈子只说一件事、对峙一个概念，但一根刺穿到底不是何帆的气概，他更像是一种狐狸型学者，老是从各个角度去阐发那些问题，然后又按照情况的变革而改动着本身的答复，会看起来“犹踌躇豫”和“闪灼其词”。

“我经常会说，诶，那个工作，咱们从经济学那个角度去看，咱们转过去，可能从社会学会看到别的的一面，你还别停，咱们再转过去，从汗青学会看到那边，还有心理学，然后你远近凹凸看了之后，若是你还可以记住那几个差别的视角，你可能就看得更立体了，但是若是你忘了，你就转糊涂了。”他说经济学家凯恩斯是大狐狸，而他本身算小狐狸。

那只小狐狸越来越不安于“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酿成了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它老喜好去侵略他人的范畴”，他希望能曲面社会问题，挑战原有概念，从他人那里学到工具。那时跟平台开创人罗振宇吃饭时，两人谈起了《名誉与梦想》，一位出名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记录下的美国兴起史，从美国还懵懂着的1932年不断写到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大国的1972年。

罗振宇记得何帆说过，那辈子就想写一本如许的书。饭桌上的浪漫气氛不由让何帆“吹了个牛皮”，“我要写必定比他写得好。”罗振宇顺着话茬接下去，“那你怎么不写呢？”何帆起头找理由，“我还在大学里面教书，还要带学生上课，哪有时间写那么多呢。” 他晓得那个工做量必然是大得惊人的。

何帆看见罗振宇嘴角向面颊咧去，眼睛一眯，露出了他典型且狡黠的罗氏坏笑，“你晓得过去的时候地痞是怎么打架的？”何帆心想，那事只要你晓得。“过去的时候地痞打架，会用一招，先朝本身身上捅一刀。其实就是说我很狠，所以你必需要对本身狠一点才气够做大事。你看我就是对本身很狠，跨年演讲要讲20年，门票都已经卖进来了。” 罗振宇用了一招激将法，“要否则咱俩一块，我每一年呢做跨年演讲，你呢就写一本那个书。”

何帆从不会在那种工作上退缩，“我心想说那要如许的话，我就得干得比你更大。”而那，也正中罗振宇下怀，“你那个时候写，比《名誉与梦想》还伟大，那是过后回忆，而你有时机陪伴着那个国度的变革，一年出一版，持续记录30年。”

各类设想在何帆脑子里敏捷地飞转着——从2019年到2049年，2049年正好是建国一百周年，若是好好熬炼身体，是可以看到那一天的；到那时良多谜底也都真相大白了，那30年能为整小我类汗青积累良多经历，如果根据它的本来貌记录下来，等他人回过甚来再看那30年的时候，就能找到良多素材，它的被引用率必然会很高；并且30年十分关键，最有戏剧性的故事，绝大部门城市发作在中国。

欲望的小火苗酿成大火焰冲出何帆的身体，“那就没理由不干了。”

那宏阔的方案就如许草草而定。但随之而来的，是对那宏阔方案的种种担忧。他记得有好几个不眠之夜，翻腾着揣摩着到底要不要做那件事，他问太太，“有那么一个事儿，但那个事做起来我也不晓得会做得怎么样，我也不晓得它能不克不及胜利，我更不晓得它能不克不及赚钱，我只晓得它会占良多时间，接仍是不接，干仍是不干？”太太转过甚跟何帆说了一句话，“像你那把年龄，也没啥好混的了，你决定做和不做一件工作就一个尺度，就是你是不是实的有兴趣。”

何帆是实的有兴趣。但经济学家总爱比力时机成本，他问本身“给我良多钱，让我不干那个事行不可？或者给我一个更大的官，不干那个行不可？”仿佛都不可，“让我实正感兴趣的仍是那么一件工作。”许久之后，何帆发现，其实那个念头早就在本身的身体里了，只是差罗振宇那么一个狠角色推上一把。罗振宇觉得在持久主义那个放大器里，个别的勤奋都堆成了奇观，“汗青上无一破例，只如果持久主义，不论是司马迁，仍是莫高窟，城市成为奇观。何帆做那件事，也不会破例。”

李蕊和他的隐形团队接到了新使命，一个让何帆说起来时眼睛发亮的新项目，“要写本书，要有个调研的大项目，那个项目里面套了好多子的调研项目。”30年？李蕊不晓得，曲到稀里糊涂过完第一年，“才突然发现是个那么大的项目。”

论述“小亮光”的野心一个30年的久远目的设定下之后，曾经那种因不确定性而招致的焦虑也一网打尽，剩下的唯有朝着那个目的前进，每一年都有新的主题要去确定，都有新颖的项目要去调研，都有书稿等着他写做，何帆感触感染到了史无前例的踏实，他觉得那是个“梦幻一样的工做”。本身像个是拿到了30年订单的工匠，“独一的压力，就是能不克不及把活儿干好。”

他召集了更大的调研团队，每个月都眼睛亮晶晶地在“得到”北京的办公地开一次讨论会议，确定主题、框架与内容。

那些在传统意义上代表着胜利的大人物的名字从何帆的调研选项中被一个个划去，他对精英群体先入为主的思惟意识早已没了兴趣，他觉得蕴含着汗青趋向的实正变量，存在于“被我们轻忽的处所。”“汗青历来都是一个‘反转巨匠’，在灰暗的布景下，不要轻忽那些看似微弱的亮光。”他拿出思惟家卢梭讲过的一句话来印证本身的设法，“看一个国度的轨制到底伟大不伟大，你要到偏僻的省份去看，在那里，你才气够感触感染到那个国度到底有多牛。”

于是，他去到新疆看无人机在宽广的农田上喷洒下农药；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找传统造车企业员工谈造车新权力；到广州市的农林菜市场看差别小贩的手，感触感染从粗拙双手背后传递出的自下而上得兴旺的生命力；到四川山区寻找一座不以世俗胜利定义为教育目的的农村塾校。那些是何帆想要找到的存在于社会角落中却足以倾覆汗青的小趋向、小亮光。当他们被更多的人看到、存眷到，那些单一的、弱小的样本被连成一个群岛后，“让那些群岛最初渐渐连成整片大陆，最末改动整个中国农村教育，甚至整个中国教育系统”。

从4月到9月，何帆的调研半晌未停。他是喜好到实地去调研的，那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留下来的传统——没有查询拜访就没有发言权。将问题揣在怀里动身去寻找谜底，那是让何帆享受的而过程。况且在那过程中，以他的速度，还能读上三四本书，充分又满足。

庞大项目中的第一本书就那么完成了，定名为《变量》，足够笼统，也足够具象。何帆将对汗青的察看具象到了一棵树，而他要做的就是每年在大树长出的“嫩芽”中去判断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为了书中第一章写到的那两棵树，李蕊记得清晰，“给他订高铁，订火车，订专车，来回倒腾”，末于让何帆到了齐鲁平原上去看了那两棵树，“转了一圈，拍两张照片，有点觉得了，然后就回来了，就为了那一句话”，李蕊告诉36氪。

何帆对写做细节较实，“没有那些实在的细节，你的故事也是缺乏说服力的。”曾身为何帆调研团队一员的昝馨觉得，“何教师是一个对论述有野心的经济学者”，他在意读者的感触感染，希望本身所讲的故事是吸惹人的。

2018年9月底，何帆被催稿了，罕见团聚的十一假期，妻儿游山玩水，何帆一个坐在武夷山的酒店房间奋笔疾书，在此之前，他吩咐过所有团队成员，谁都不克不及打搅他。长假回来的第一次会议，何帆将十几万字的书稿发到每一小我手里，“得到”的专栏主编邵恒记得那份初稿写得很完好。

不只完好，何帆还在里面埋下了好几个本身喜好的梗——他日常平凡就爱那么“炫技”，好比在写到去新疆看极飞的无人机晚上在农田里功课，他两次写到那里的沉寂，没有虫鸣鸟叫，“阿谁是在向《沉寂的春天》致敬，因为它里面讲到，本来的时候用农药用得太多了，连鸟都没有了，所以春天安恬静静的。”而书稿的结尾，那句“太阳既不停步，也不赶路……它看到了世间的一切奥秘，却只是无言地罩在所有幸福与不幸的人身上”则是模拟了詹姆斯·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都柏林人》的典范结尾。

何帆喜好那些小技巧，更喜好将写做当做一个身手去揣摩，那会让那个被猎奇心差遣的人觉得有意思。

但最初的成果却是，何帆觉得本身出的那第一本书，像个“怪胎”，“它不是个学术的工具，也不是一个像新闻采访一样（的工具），也不是个科普的工具，它是一个混搭。”但那种混搭让他找到了一种新的体例，“既讲了故事，又讲了思惟，还讲了你的逻辑。”

跨界跨得那么大，何帆想，也许会有良多人来骂本身吧，好比本身的教师余永定。早在何帆还在做研究员的时候，余永定就说过他，希望他能把时间用在撰写纯学术或政策性论文上，“六十多岁的人还做数学模子，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多花一些时间做手艺性研究？”何帆哼哼哈哈地容许着，归去仍是继续写本身的小文章。

跨出本身所熟识的专业范畴，何帆晓得那意味着是一种冒险，“很可能在良多详细的细节问题上，手艺问题上，你会判断错的”，况且如许写汗青就像是一台大型的同步实况转播，“更大的风险就是你可能会说错，并且很可能会出错，不是，必定会说错。”

是的，他确实“挨骂”了。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加得到的营销，他的书很快成了畅销款，但迎来的风雨声也同样不小，读者不留人情的说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说它“文字里充溢着浮泛的宏大叙事、不知所谓的煽情、无逻辑的比方，膨胀和造做”，说它“整体思绪比力牵强”，说它“于理论而言无纵深意义，于理论更无指点价值”，“像一篇打印成册的伴侣圈长文”。

怎么办？何帆探起身拽了一下西服，“算了，去他娘的，说错就说错，归正写30年的，说错了之后呢，下一本你能够更正本身的错误，人必定是要犯错误的嘛，错了就矫正嘛。”就像他最喜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那句名言，“当事实改动之后，我们概念会改动。”何帆认同如许的立场。

而另一种冒险就是，出于兴趣的写做选择在学术界的冒险，“那就比如一个各人闺秀，突然告诉家里人，本身要去唱戏。好端端的一小我，怎么会有那么初级的兴趣？莫非你不想再在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论文了？你写的工具连参考文献都没有，看起来多么丑恶！”何帆曾在本身的文章中写道。

关于做出了一个如斯冒险选择的何帆，有熟稔他的学界伴侣将其比方为“谦虚而猎奇的狐狸”。

但何帆仍觉得，“我们需要有如许一群人，出来以后把各个专业里的工具，像拼图一样拼成完好图案。”整个社会和汗青的变革，都是在一个不竭试错的过程中前行，“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工作，就是理解到底在发作什么变革。”

当察看记录的时长被拉到30年，何帆反而有些安心了，“哪怕那一年可能有一件工作没有留意到，若是它实的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到明年还能够补写。”就像跑一程马拉松，调整呼吸，平稳节拍，奔向目的。

「了不得的创变者」栏目介绍：

那是36氪的一档贸易人物栏目，定位于，寻找那些鞭策新贸易文明历程的动作派，讲述他们背后关于立异的一切冒险和进化。创变者们走在范畴的前沿，在风险中开辟新的机遇，他们快速动作，控造恐惧，厌倦保守，自我改革。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动作远胜于完美的一场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