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西落：将来50年世界大势
人类社会开展，逃不外“有一治必有一乱”的根本法例
走进中国文化，可从一句话“窥见门径”。
那句话怎么讲？很简单，就喊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说那句话的人生于公元2300年前，他的名字喊孟轲，后人敬称为孟子。
什么喊此一时，什么又喊彼一时？细细探究下往，也许会获得猜想不到的感悟。关于“时”的理解，从古到今，中国粹人用力最深，在那一点上找到契合与认同的，往往都是圣贤。所谓全国大势，兴衰瓜代，治乱相因，一张一弛，此起彼伏。如斯那般，无非因“时”罢了。一个“时”字，在几千年的汗青文化中，蕴涵了几历练与沧桑，也浸淫了几心智与玄机。
孟子比照他早生一百多年的孔子可谓推崇备至，因而他一生都思慕孔子，固然没有切身得到孔子的耳提面命，孟子却自视为孔子的私淑门生。孟子信赖本身的心与孔子的心是相通的。他颂扬孔子几乎无以复加，他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认为孔子是中国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人，在他眼里，孔子乃是“时中之圣”。孟子能看到孔子的伟大，足见他也有圣明的情怀和睿智。孟子继续了孔子学说的思惟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中国封建帝王出于教化的需要，封孔子为圣人，也让孟子位居其侧，尊为亚圣。
“时”是什么呢？通俗地讲就是时间。时间随时随地存在。但在无处不在的时间里，又有区别的时段。一天有十二个时辰，二十四个小时。一年有四时，春夏秋冬，所谓四时。一年之中，若分得更细，又有二十四节气。
无论四时或节气，都是循环往复的。而在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节里，中国前人发现也有变革。在时节里存在着周期性的法则，每个时节如期而至，而期间发作的“人事天象”又往还类似。于是，中国人产生了“兴亡因时”的不雅念，产生了“轮回变革”的不雅念，产生了“阴阳相对”的不雅念。那些不雅念，在中国最古老的典范《易经》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阐扬与阐扬。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八卦堆叠交织而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是某个特按时态。每个特按时态，就是一个特定的时势，而中国人认为全国时势无出六十四卦的囊括。
“日月运行，一冷一暑”，那是《易经》里的八个字，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大有深意。在中国人看来，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一个生发生长衰亡的过程。那种不雅念纯朴而辩证。从生到死，由兴到衰，从治到乱，都是事物开展变革的一定过程。而死生往复，兴亡更替，治乱相随，又同样是不成禁止、也不竭发作的事实。中国有一句古话，喊做“八百年风水轮流转”。又有一句话喊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两句话，都折射了中国传统思惟中一种兴衰起伏、轮回不已的不雅念。
孟子还说过一句话：“全国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开展汗青固然长远，但都逃不外“有一治必有一乱”的根本法例。他通过描述中国上古时代的尧舜与桀纣两种判然不同的时代来比方，阐了然一个影响深远的汗青概念：就是每个朝代在履历一次“治世”之后接着又将履历一次“乱世”的过程。如许的情形不足为奇，几乎是一种汗青开展变革的“铁律”了。
天象人事的变革老是轮回往复的，因而中国几千年的汗青，才显现了不竭改朝换代的场面。好比中国的夏商周上三代，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一代更胜一代，但无论哪个朝代延续长短，也逃脱不了究竟消亡和被代替的命运。正如人总要履历从生到死的过程一样，先是少年，再到青年，又到中年，最初到老年，即便摄生有术、善者神佑而获得长命，但也末有一死。中国鄙谚有言：“山中也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
自秦汉以下，中国变更更替了二十几个朝代，最长的也不外二三百年。在朝代兴衰更替的过程中，有开国帝王，就有亡国之君，而朝代传承的长短，就看此中能否显现中兴之主了。为什么汗青上有些朝代会灵敏败亡并被代替而兴呢? 好比秦汉之际，隋唐之间。败亡的多半积弊成患，积重难返。时不至也，势不克不及矣。回天乏术，不亡何待? 代替而兴的往往又是趁其弊而取，鉴其亡而兴。
孟子说孔子是“时中之圣”，什么喊“时中”呢？打个例如，就仿佛弓弩射鸟一样，离弦之箭，早一刻不中，迟一分禁绝，恰得当时，扣动板机，在箭头与飞鸟穿插成点的霎时，实现对目的的猎取。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正确地把握时代的大义和局限，所言适当，所行适宜，中庸之道，恰如其分，就是“时中”的表达。孔子就是如许的一个圣人，他历来不做超越时代局限的事，也从不颁发超越本身所能的言论。
时就是时机，就是时势。就小我而言，就一个民族而言，关于时机和时势的把握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思维的人，在机遇降临之际，如能紧紧挠住，由此改动命运，所谓时来运转。一个有聪慧的民族，在时势到来之时，就要决然决然，乘势而上，与时俱进，最末实现民族的起飞。
时机是什么？时机是时势中的某个要害点。时机何其重要，好比战争中，某个战争总有一个最有价值的战机。而战机稍纵即逝，最初的胜败往往取决于对战机的随时把握。时势是什么？时势相对一个期间而言。时势其来，场面会因而而发作变革。所谓时势造英雄，那是中国人的一句鄙谚。好比当一个国度获得有利的开展机遇，其规模面孔的变革将颠末三五年一小变，七八年一中变，十几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巨变的区别阶段。所谓时势的变革周期，大致如斯。
将来50年世界大势：西方在走下坡路，东方恰处上升期
纵不雅世界汗青，各大洲的汗青文化恰如江河，大小纷歧，各有渊源。时历千百年，逐步构成工具方两大文化脉流。围绕工具方两大脉流，又构成了工具两大文化圈。西方以欧洲为代表，东方以亚洲为代表。
中国民国期间有个汗青学家喊何炳松。他说，从世界史的大势看，亚洲人并不是生成就低欧洲人一等的。上古以来，除了与中国春秋时代同期的马其顿王国有过一个短暂的东进之外，大致都是亚洲人在和欧洲人争衡，而比赛的成果老是亚洲人大占优势。中古期间，当欧洲处于暗中之时，亚洲却显现了中国的唐朝盛世。中古后期，亚洲更有蒙前人兴起，成吉思汗横扫欧洲大陆，传布中国人的发明缔造，才极大地鞭策了欧洲的前进。到了近代，西方起头走向强大，东刚才日渐式微。可谓此起彼伏，兴衰更迭。
何先生在他编写的《世界简史》中预言：“未来若是中国成为同一强大的国度，那么不单此次（指日本进侵中国东北三省）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世界各帝国主义在亚洲争持的场面，亦要底子摆荡。所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关系世界前途确长短常严重”。今日中国，已经成了何先生预言中的一个同一强大的国度，中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所阐扬的重要感化，也验证了何先生的汗青远见。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颠末一个多世纪的鼓起强大，时至今日也已是“强弩之末”。欧美的开展速度变慢了，以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方开展速度加快了。历尽百年巨变与沧桑，中国已抖擞兴起，势必复兴于东方，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大国之间的马拉松式赛跑中，欧美持久处于领先地位，不断困难保护，已难认为续，而中国奋起曲逃，方兴日盛，势必后来居上。西方在走下坡路，东方恰处上升期，那是此后三五十年的世界大势。汗青开展到今天，中国已从头成为一个主导亚洲势必引领世界的东方大国，那是上先天予中华民族一次千载一时的开展机遇。
中国政府提出成立“协调世界”的政治宣言，凸显了一种王者风摘。“协调”理念，传承了贯串于中国几千年人文政治的儒家道统。“以酬劳本”的治国目的，展示了中国推行“仁政”的恢宏气宇。人者仁也，仁者和也。唯人能和，唯和能仁。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儒家学说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惟就是“仁和”二字，那就是中国文化中积淀和蕴蓄了几千年的王全国之道。在中国几千年的汗青中，历来没有哪个朝代实正实行过王道。自孔子以下的中国历代圣贤，不断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负都没有获得实现，而今日中国末于迎来了大行王道的一天。
中国别无抉择。中国只要推行王道，才气博得国际社会的遍及信赖，才气获得相对和平的开展情状，才气实现国度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中国实行王道之政，具有世界性意义，表白了上天将付与中华民族无比高贵的汗青任务。
自今然后，再过三五十年，中国势必成为指挥世界的大国，与美国配合主导将来世界的开展潮水，引领人类的和平与前进事业。中美两国的文化与政治好坏在哪里？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只要200年汗青的安闲主义国家，它传统的完全利己思惟使他不能不推行霸权主义，而那又将使其在外交上不得人心，失道寡助，其国度意志还会因党派之争而显现裂痕和摆荡，由此将影响美国战术企图的施行。而中国是一个履历了春秋战国练习练习的几千年文明古国，其治理经历和捭阖才能非任何一个国度可比，更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一指挥而凝聚浩大的国度力量，更大限度削减阻力，众志成城，将最末实现中国的国度战术目的。虽然，在那个相当长的汗青历程中，仍会不竭发作各类抵触和战争，但做为平衡世界力量的一个大国，将来中国将确保人类世界不会因为抵触与战争而走向自我扑灭。
我们不能不信赖如许的严厉事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能够说，工具方文化做为世界文化的两极，代表了两种具有区别精神和气量的开展力量，它们各擅胜场，既有抵触又有交融。用中国的〈易经〉概念来讲，西方文化固执地表达出一种“刚健而不陷”的精神，强大的需求鞭策着西方文明的开展。东方文化则展示一种阴柔而绵远的气量，具有无限的包涵性和同化力。
再颠末百年的交聚集流，东方文化最末以柔克刚，将西方文化同化为一体，使工具方文化的精神情量显现出“水火既济”的场面，完成一次浩大的蜕变与升华，以到达一种更高的文化境域，人类因而而获得更深进的思惟认同。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在人类社会汗青的长河之中，根植于民族传承的理念和行为习气，如一种浩大的惯性，摆布着人们的思惟和言行。人类是有思惟感情的动物，那是区别于天然动物的标记。人类更有一种特殊的标记，就是人类会借助和利用外在的东西，而且不竭地进取东西的开展程度。东西的开展，缩小了地区空间的间隔，增加了沟通交换的体例，但却无法改动人类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人类利用手机，能够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通话，以至能够看到对方的立刻影像。人类借助飞机，飞越大洋，从东方到西方，虽相隔万里，却可朝发夕至。然而，那一切都无法改动利用者本来的天性和崇奉。人类生活在区别的地区情状中，生活在区别文化布景下，生活在区别的社会体系体例里，因而形成了人类的思惟意识和行为体例的千差万别。
我们的思维中全是民族豪情和国度威严，全是保存斗争的意识，全是敌对敌视的情感。我们的身躯和思维外表上属于我们本身，但是我们所承担的教诲所感慨感染的文化所处于的社会情状却不完全由得我们本身。人类老是生活在一个群体里，从年幼起头就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一种群体无意识，那种群体无意识更大的载体就是民族豪情和国度威严。
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国度之间，始末存在着利益之争，面对着保存压力。因为，地球的资本如斯有限，我们的需求又是如斯的无有行境。不竭的征服与抵御、不竭的镇压与搏斗，那一切都在频频瓜代显现，我们不能不信赖如许一个严厉事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们的思惟境域老是局限于我们所依附的群体，假设一小我丧失民族感情，无视国度威严，那么他将被视为叛徒或异己，定然遭到群体的厌弃，甚至仇视。
在人类的开展汗青上，为了开疆拓地，为了征伐掠夺，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度之间曾经发作了无数的抵触与战争，以致孤鸿号野，血流漂杵。固然，现代人类似乎比以往愈加理性和文明，但是戕害人道良善和踩踏人道威严的行为却仍然不竭发作，我们的世界照旧有战火与硝烟，照旧有磨难与哀痛。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那是《易经》里的一句话。利我者吉，害我者凶。莫非只因为有群类、有种族之分，世界才会不竭有吉凶的工作发作？人类的本性决定了每个民族都是个人主义者，那个世界上，人类中的理性与聪慧之光在哪里呢？
工具方圣人有思惟与心灵的契合，全国殊途同回是人类的末极理性
西方曾经显现了一个圣人，他是西方的教主，他的名字喊做耶稣。现代世界利用的公元编年就是以他出生的年份起始的。耶稣看清了西方人的利己惰性，但他仍是平心静气地告诫他的信徒：“你期看他人如何看待你，你就要如何往看待他人。”
而在耶稣出生前500年，东方就产生了一个圣人，他也是东方的教主，他就是孔子。孔子体察到东方人的无私本性，而他也是平易近人地教导他的门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喜好他人如许看待你，你就不要如许往看待他人。
多么华而不实的教示！前者缘于功利的愿看，后者因于为己的立场。固然时空相距五百年，但是工具方的圣人在那里获得了思惟与心灵的认同，表达了全国殊途同回的末极理性。
汗青开展到今天，西方显现了美国如许一个能够成就利己主义私欲和梦想的国家。在美国，能够说会聚了世界上所有先为一己考虑的人群。
与孟子同处一个时代的还有两个出名学者，一个喊杨墨，一个喊墨翟，他们各执一说，竟成显学。杨墨主张为我，拔一毛以利全国而不为。墨翟主张兼爱，不吝摩顶放踵以利全国。孟子痛斥说：“圣王不做，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墨、墨翟之言盈全国。全国之言不回杨，则回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认为杨墨两个都是极端，一个过分，一个不及，过犹不及。
儒家思惟是实在可行的，不主张做过火的事，因而儒家反对墨子矫情伪善、兼爱无别，完全损己利人的主张。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与墨子比力而言，孟子认为杨墨的立场更接近于儒家，杨墨主张利己倒霉人，犹近情面，但走向了极端，也不成取。中国有一句话喊“人不为己，不得善终”，就是杨墨的遗风。那种不雅念极端损人利己，属于小人处世哲学，不得人心，因而千百年来不断遭到正统道学的厌弃。社会上公开反对，江湖中暗地奉行，特别在崇尚强权、趋炎附势的社会，信仰者大有人在，古今不停。
儒家摘纳折中的立场，利己不损人，主不雅为本身，客不雅为他人。针对杨墨之说，孟子在提出“执中”主张后，又进一步表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展示了儒家主张不走极端，擅长权衡，时宜而为，不离经常的“不偏不倚”。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许的主张一点都不外分。你想要站稳脚跟，也要答应他人有安身之地。你想实现本身的目的，也要答应他人到达本身的目的。弦外之音，就是你能够先考虑本身，但是你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他人。现代中国提出构建协调世界，是人类末极理性的伟大传承，是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的楷模。
美国如许一个国度，只要两百年的汗青，竟然兴盛无比，开展了更先进的物量文明。人类中的利己主义是一个最为强大的驱动力。因为，人是为称心自我需求的高级动物。更大限度地称心自我需求是不移至理的。因而，利己主义的表达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不克不及过多地责怪某小我损人利己，因为我们每小我都难以做到铁面无私。
中国的圣哲不承认也不排挤人的自利行为，他们倡导如许睿智的理念：在看待利益问题上，不克不及摘纳完全利己主义的做法，应该站在一己立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看待崇奉问题上，不克不及一味排挤异己，应该具有包涵的肚量，求同存异，和而区别。
那些理性的光芒，鲜明照彻古今，势必引领人类走向和平共处、协调相依的将来之路。
仁和之道，是人类社会最实在的思惟境域，也是最明智的政治主张
孔子和孟子的伟大，不是每小我都能理解的。“礼乐之用，和为贵。”礼是什么工具呢？简言之，礼就是必然的法令和轨制。人都是有时代局限的，因而不克不及超越某个特按时代的“礼”造。人与人之间，若是都能做到低廉甜头复礼，那么全国由此而回于仁道，就会获得一个有条有理、敦睦平和清静的社会情状。乐又是什么呢？管弦之乐，声色之乐，食饮宴乐等等，都属于“乐”的内容，其功用也是为了营造一个协调的氛围，构建一个平和清静的社会。“礼乐”也不是原封不动的工具，它们都是为了“仁和”那个目的办事的。
孟子说，“仁也者，人也。”也只要到达了“仁”的境域，才算得上是一小我。仁和之道，那是人类社会最实在的思惟境域，也是最明智的政治主张，乃是人类末将认同与 *** 的相处之道。
仁者爱人。一个实正的人是爱人的。那种爱不是超越人道的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爱本身，所以爱他人。若是你不爱他人，那么他人也不会爱你。爱是相对的。通过爱他人来爱本身。若是你做不到往爱他人，那么至少你能够做到不往危急他人。不往危急他人就是为了不引发他人来危急你，目的也是为了庇护本身。
多么慈爱而近人的理性呵。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能发出如许一种超越时空的声音呢？因为，没有谁可以像孔子那样深切感慨感染到骚动与不安所带来的奔忙和凄惶，也没有谁比孔子那样切身体会到战争与反面所带来的困苦和哀痛。
中国古春秋之时，王道不可，礼崩乐坏，招致全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驰驱不得保其社稷者，不计其数。”汗青将会在今天重演吗？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国际形势与中国古春秋时代何其类似。虽今非昔比，人事全非，而道义类似，情境则同。世界上224个国度和地域，民族矛盾和地域抵触仍然存在，危机无法消弭，战争阴霾挥之不往。
我们有聪慧和才能来禁止人类的没顶之灾吗？那是一个需要全世界认实思虑的问题。
写于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