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婧易｜《狂风雨》的拉美之旅

张婧易

《爱丽儿》，[乌拉圭]何塞·恩里克·罗多著，于施洋译，上海人民出书社·光启书局，2021年7月出书，208页，58.00元

到处颂扬的莎剧《狂风雨》做于十七世纪初，彼时在贸易本钱的鞭策下，全球性的殖民扩张正如火如荼地停止着。故事中意大利米兰公爵普罗斯帕罗遭兄弟安东尼奥篡位夺权，为制止杀身之祸，他只得带着小女儿和魔法书漂泊荒岛。在岛上，普洛斯帕罗碰到了“半人半兽”的怪物卡列班，将之驯为本身的奴隶。随后，他又打败了卡列班的母亲、岛上的女巫西考拉克斯，并挽救出了被她卡在松树中的“空气精灵”爱丽儿，使其听候本身的差遣。由此，普洛斯帕罗成为了小岛的仆人，他在日后凭仗魔法和爱丽儿的协助复仇胜利，最末恢复爵位，重返家园。

在剧本问世后的四百年间，另一种意义上的全球性活动同样如火如荼地停止着。《狂风雨》从欧洲传至美洲大陆。在各色思潮的诠释中，普洛斯帕罗、爱丽儿、卡列班和女巫那四小我物几经改头换面，被付与了差别的理论意涵。人文主义布景下，故事表示了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在后殖民语境中，它折射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错综关系；而转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视角，它又提醒出本钱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抽剥与被抽剥的奥妙。

文明与野蛮：《爱丽儿》与拉丁美洲的人文主义之声

在西语美洲，对《狂风雨》的存眷起于十九世纪末。其时，美国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胜出，接替后者掌控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成为覆盖拉美的新霸权。美国的兴起随即引发浩瀚拉美常识分子的不安情感。

1889至1891年间，美国屡次召开泛美性量的海关、货币协定会议，引发拉丁民族的强烈不满。做为乌拉圭领事，何塞·马蒂曾出席会议，并撰写了《对我们美洲的尊重》《拉丁思维》《我们的美洲》等十余篇文章，提醒拉丁美洲国度留意联盟背后的不公与帝国主义性量，号召防备“外面的山君”（《爱丽儿》，17页）。1898年5月，三位“拉丁”民族代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维多利亚剧院举办讲座，抗议美国对西班牙的进犯。阿根廷代表罗恩·萨克斯·培尼亚剧烈反对门罗主义，以“人类的美洲”回应门罗的“美国人的美洲”；法兰西代表、时任阿根廷国度藏书楼馆长的保罗·格鲁萨克与意大利代表塔尔纳西也做了冲动人心的演讲，吹响民族主义的号角。

与那三场讲座相照应，鲁文·达里奥在《时代》(El Tiempo）报上颁发了题为“卡列班的成功”的文章。他将锋芒曲指北美“洋基人”，用高度形象化的语言将其描画成卡列班那一贪心粗俗、利欲熏心的“庞大的野兽”：

我看过那些洋基人，在他们令人压制的铁石城市；我在他们中间渡过的时间满是无端的焦虑，仿佛感应一座山的压迫，呼吸吐纳都在独眼巨人、食人蛮人、野兽般的铁匠、乳齿象住地居民的国家。他们花里胡哨，惹人厌恶，狠毒粗俗，像动物一样推搡着从街上走过、逃逐美圆。那些卡列班的抱负挂在股市和工场上。他们吃，吃，计算，喝威士忌，赚上一百万。（《爱丽儿》，135页）

面临来自北方的饕餮胃口，达里奥意识到斗争的紧迫，他呼吁拉美结合起来抵御那头巨兽。而他所要保卫的，则是西班牙的“骑士精神、抱负主义、崇高立场”，是“精神上的文雅”：“所有石头、铁、金子、肥肉堆成堆，也不敷我的拉丁灵魂沉溺堕落成卡列班！”

何塞·恩里克·罗多的《爱丽儿》恰是在如许的汗青语境中孕育而生。罗多1871年出生于乌拉圭蒙德维的亚的一个资产阶级开通上帝教家庭，母亲是贵族。他少小时即阅读普遍，承受过较好的欧洲古典与人文主义教育。虽后因家道中落被迫停学，可他自学成才，在蒙德维的亚大学传授西方文学，还曾代办署理过国度藏书楼馆长一职。在罗多生活的时代，乌拉圭正获得现代化的注目成就。而在其出生前的半个世纪，种族主义则大行其道。1831年萨尔西普埃德斯战役后，原住民几乎被共和国队伍搏斗殆尽，加上政府颁布的移民政策，乌拉圭敏捷“白化”，地道血统的印第安人已然不复存在（戈登·布罗瑟斯顿：《罗多的美洲：旗号和缄默》，收入《爱丽儿》，186页）。

1900年，遭到达里奥等诸多常识分子的影响，罗多用柏拉图式的对话体创做了《爱丽儿》。他号召拉美青年抵御来自北方的卡列班的诱惑，不要亦步亦趋地向美式功利主义的无抱负道路出错，而要继承拉美民族精神遗产，维护本身的价值和崇奉系统，跟随爱丽儿获得“爱聪慧、爱漂亮、爱文雅的灵性”。

书中，罗多让普洛斯帕罗化身为一位启蒙年轻人的导师，粗暴贪心的“怪物”卡列班代表着性欲、非理性和愚笨，而爱丽儿则象征了自在高尚的精神生活。他用大段绮丽的铺排歌颂心中带着圣光的爱丽儿：

爱丽儿是大天然高尚的冠冕，用精神的火苗，让有组织形式的向上开展得以结束。成功的爱丽儿，代表着生射中的抱负次序，思惟中的崇高高贵灵感，道德里的无私忘我，艺术上的文雅档次，动作上的英雄主义，风俗中的精致细腻……他那不成抗拒的力量来自生射中所有向上的运动，哪怕被卡列班顽固的叛逆击败了一千零一次，被耀武扬威的野生番流放，被战斗的硝烟窒息……爱丽儿总能复原，重整青春和斑斓，就像遵从普洛斯帕罗一样，敏捷响应那些在现实中爱他并向他乞助的人……像剧中挣脱普洛斯帕罗一样最末挣脱物量的束缚，永久回到神圣光焰的中心。（《爱丽儿》，118页）

罗多沿用了达里奥等人的意象，以一种图式化的体例构建二元对立，神圣的爱丽儿与粗俗的卡列班，那一构造既强化了文明（高蹈精神）与野蛮（金钱至上）的对立，同时也意味着西语美洲与盎撒美洲的对立。

罗多

《爱丽儿》问世后旋即反应强烈热闹，掀起了一场名为“爱丽儿主义”的运动。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在多米尼加、古巴和墨西哥引发了普遍的讨论与理论，罗多也因而被奉为“美洲青年良师”。古巴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开创人胡里奥·安东尼奥·美亚就深受其影响，他屡次在做品中盛赞罗多，还参与成立了位于哈瓦那的爱丽儿理工学院。《爱丽儿》提出的民族问题振聋发聩，它将身处于“泛美”迷梦中的拉美人唤醒，成为了一面崇奉与抱负的大旗。

但不成轻忽的是，《爱丽儿》也相现代表性地表现了拉美守旧派克里奥尔人（“克里奥尔人”有多种涵义，那里指出生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后嗣，多采纳欧化的生活体例）身上的精英主义色彩。书中，罗多只字未提原住民和黑人的遭遇，只为自上而下的精英统治次序辩解。他仍然抱持殖民者的立场，接纳人种志性量的表达。戈登·布罗瑟斯顿在《爱丽儿》出书一百周年的研讨会上指出，罗多承认原住民遗产的延续性与重要性，他眼中的克丘亚人是一个不会思虑的种族，好像山林野兽。例如，他曾如许总结印第安人：

在共和国里，印第安人仍然构成被征服的阶级，好像低贱的土壤，承载社会建筑……在那种可悲的民主根底上，是一个少数的、团结的，也多半无能的统治阶级，因为机体的缺陷，无法适应对自在的运用。（《爱丽儿》，187-188页）

南美独立战争后，固然西班牙逐步失去了殖民统治权，但并没有给拉美大陆上的每一小我都带来平等与解放。关于土著、奴隶、被褫夺权力的有色人种和女性来说，独立战争后确立起的是欧洲血统的克里奥尔男性的统治地位。关于罗多如许的精英统治阶层而言，若何自我塑形、重构拉美是一项需要且艰巨的使命，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多重的。一方面，甫从旧殖民统治中争取独立的他们，遭到试图通过经贸与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及政治政策来对拉美停止控造的“新殖民主义”威胁（[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游览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译林出书社，2017年，300页），他们需要警觉此种外来文化和经济的渗入；另一方面，对内他们又要安定本身在拉美大陆的特权地位，继续掌握大量地盘、矿产、贸易、行政等资本。他们需要处置好同非欧裔公众的关系，将原著民闭锁于社会底层，确保本来的品级次序不被倾覆。

在罗多如许的守旧派精英看来，美国式的民主、平等与宪法理论在拉美没有根底，其一味逃求财产的功利主义只会培养低俗的庸寡统治，要想找到拉丁美洲本身的道路，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本仍然只要欧洲。达里奥与罗多们，操纵来自古希腊的体裁，通过关于莎士比亚典范著做人物的改写与调用，在保留欧洲人文主义价值不雅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同时，实现本身去殖民化、自治与反美的文化使命。他们关于爱丽儿的描绘与称道，同时也是克里奥尔人的一种自我形塑。

“事实谁才是卡列班？”：从雷塔马尔到斯皮瓦克的后殖民解读

罗多仍然利用旧时殖民者的语言和概念来表征被殖民的地盘，用做为（欧洲）人文主义化身的爱丽儿来等待拉美。但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博尔赫斯、马里亚特吉等常识分子就起头以各自的立场冲击“罗多神话”。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跟着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对普洛斯帕罗的赞扬改变为了对卡列班的存眷与同情。在安第斯山和加勒比等不像乌拉圭那么“白化”的地域，量疑“爱丽儿主义”的倾向更为凸起。

早在1938年，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庞塞便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无产阶级人文主义》一文中指出，普洛斯帕罗代表了开通的暴君及其统治下几百年的本钱主义教育，而爱丽儿是屈就于权势巨子的奴性常识分子，他阻遏人们看到澄澈的本相；卡列班的怪物性并不是生成，而是被强加的不公平，只要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才气使其灵魂面目一新（于施洋：《译读〈爱丽儿〉，期待罗多》，澎湃新闻·翻书党2021年9月15日）。1941年，秘鲁思惟家阿尔贝托·桑切斯责备罗多是在一个有着本身丰硕文化传统，同时又深受贫穷与社会不公熬煎的次大陆上，宣传培育“精神的”与“闲适的”生活（Gordon Brotherston, “Arielismo and Anthropophagy: the Tempest in Latin America”, “The Tempest” and Its Travels, edited by Peter Hulme and William H. Sherman, Reaktion Books, 2000, p.216）。1971年，在罗多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古巴思惟家罗贝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在《美洲之家》上颁发了《卡列班》一文，他进一步反转了爱丽儿、普洛斯帕罗与卡列班的象征，突破了罗多们所设立的二元对立。雷塔马尔提出，拉美的象征不是爱丽儿，而是卡列班：

我们栖身的就是卡列班的岛：普洛斯帕罗入侵，杀死了我们的祖先，奴役了卡列班，为了让他听懂号令而教了他语言。卡列班除了用那语言咒骂，祈愿红疮降临到普洛斯帕罗头上，还能做什么呢？我找不到比那更准确的比方来描述我们的文化情况、描述我们的现实了。（《爱丽儿》，166页）

在雷塔马尔笔下，普洛斯帕罗是殖民者的化身，而那片地盘上曾经的仆人则像卡列班一样只能利用宗主国的语言和概念东西。在此意义上，爱丽儿和卡列班其实不存在实正的两极对立，他们都是普洛斯帕罗手下的仆众，只不外卡列班难以征服，而爱丽儿则有“常识分子的影子”。在一篇关于何塞·马蒂的研究中，雷塔马尔将爱丽儿从文化偶像的神坛上拉下，树立起了样板卡列班，提出“拉丁”美洲人不该仅仅从欧洲典范中罗致养料，也要从原住民文化典范中从头发现有意义的遗产，并对被欧洲探险者肆意团结的加勒比血统心怀敬畏（“The Tempest” and Its Travels, p.218）。

文集《〈狂风雨〉和它的游览》

然而，雷塔马尔也同时意识到，将卡列班做为拉美的象征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卡列班”那个词自己就是殖民者给被殖民者所取的蔑称。他举例道，在古巴，人们用“曼比”（mambi）那个词来尊称独立战争中的起义者，而在战争期间，它本是殖民者用来侮辱被殖民者的称号（类似“黑鬼”）。独立阵营的人们却最末把那一侮辱性词汇名誉地用在本身身上，雷塔马尔称之为“卡列班的辩证法”。普罗斯帕罗不只教卡列班利用他的语言，还给他取了名字，但那不是他实正的名字。雷塔马尔引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道：“准确地说，我们尚未拥有名字……从吉隆滩起头，他们的设法有了一点变革，从种族蔑视，对克里奥尔人、混血人、黑人的蔑视，酿成了对拉丁美洲人的蔑视，仅仅做为拉美人，即是可耻。”（《爱丽儿》，172页）

若何拥有本身的名字，那不只是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之眼》中所说的“文化同化” 的问题（帝国承受端的人若何处置宗主国输出的表征形式，若何停止调用、挑选与建构），也是被殖民者若何找寻本身的身份认同、重建主体性的窘境。若干年后，雷塔马尔的窘境在第二波后殖民理论思潮中得到回响。印度裔思惟家斯皮瓦克在她对帝国和殖民话语的批判中更进了一步。斯皮瓦克坚信，殖民主义将殖民地文化彻底崩溃成了不成化约的碎片，因而，任何试图重构它的勤奋城市以素质主义的表述了结，而那种表述违犯了殖民地文化的多元性。印度有其社会阶层的复杂性，拉美亦如是。她援引了罗多的《爱丽儿》与雷塔马尔的《卡列班》，指出后殖民者不该当将卡列班视做本身的象征，因为雷塔马尔那一有力的置换，仍无法将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或其他更小民族的文化特殊性纳入考量。斯皮瓦克指出，“帝国主义的事业早已汗青地把不成通约与不持续的他者折射成归化的他者。雷塔马尔的卡列班，处于欧洲与拉丁美洲之间，就反映了那一窘境”（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0）。

斯皮瓦克著《后殖民理性批判》

从雷塔马尔到斯皮瓦克，卡列班在寻求身份认同上的窘境始末存在，恰是那种窘境唤起了两波后殖民主义的解读。第一波后殖民思惟相信卡列班可以凭仗回到本身过去灿烂的文化来找到身份认同，在本身的文化中，他们能拥有与殖民者所看到的判然不同的形象；而第二波后殖民理论则认为，回到过去的文化遗产是一种逃避，被殖民者应当从头缔造一个成立在民族意识根底上的身份，他们已无法拥有不考虑殖民主义影响的“地道”身份了，正如卡列班已经学会了普洛斯帕罗的语言和世界不雅，来自殖民者的影响无法承认。

无论若何，《狂风雨》现在早已成为一个典范的后殖民攻讦文本，普洛斯帕罗从具备启蒙色彩的导师变身殖民者，曾被塑造为难以征服的怪物的卡列班则象征着具有对抗精神的被殖民方，虽然，后者的自我定名之路照旧道阻且长。

卡列班与女巫：本钱积累的女权主义再深思

二十一世纪，陪伴新兴本钱主义关系的全球扩张，一系列与本钱主义起源有关的现象以全新的面目复现，右派常识分子起头从头审视本钱主义过渡期间的汗青，阐发原始积累的过程。意大利女权主义者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存眷到十六至十七世纪发作在欧洲与殖民地的猎巫事务与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她认为，虐待女巫、殖民与圈地运动一样，都是为了本钱主义的开展扩张（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utonomedia, 2017）。在《卡列班与女巫》一书中，《狂风雨》的故事被再度召唤，差别的是，那一次卡列班不只代表了反殖民主义者，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象征——更详细地说，是无产阶级做为对抗本钱主义逻辑的象征。与此同时，历来被轻忽的卡列班的母亲、女巫西考拉克斯则从边沿走到了舞台中央，成为本钱主义亟待摧毁的女性主体的化身。

与卡列班和女巫的形象相对照的，是十六世纪起头在西欧清教革命与贸易资产阶级鼓起处降生的一种“新人”，其典型代表就是普洛斯帕罗，他连系了爱丽儿超越的精神性与卡列班粗俗的物量主义。到十七世纪，我们前面所熟悉的二元对立已具雏形：此中的一极是“理性的力量”，包罗节省、隆重、责任感和自我控造，而另一极则是“身体的欲望”，如淫荡或者贪心。

费德里奇著《卡列班与女巫》

其实，将卡列班视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概念能够逃溯至十九世纪。法国中东古代语言文明专家、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颁发了哲学剧本《卡列班：狂风雨之后》——那也是间接影响罗多的做品之一。不外，撑持君主造、反对民主的勒南将卡列班塑形成狂热的工人革命者，他“酗酒、蒙昧、逃求面前利益和权利”，在工人运动中战胜了贵族普洛斯帕罗和他的协助者爱丽儿。剧本折射出的劳资抵触深植于本钱原始积累的汗青历程：圈地运动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发现，从公共地盘上征用农人其实不足以迫使被褫夺权力的无产者承受雇佣劳动。后者往往沦为乞丐、流离汉和功犯。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无产阶级关于雇佣劳动仇深恨切，良多人宁可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也不肯承受新的工做前提（仅英格兰，在亨利八世统治的三十八年中就有七万两千人被绞死）。

那是第一轮本钱主义的危机，资产阶级因而需要采纳强硬的规训手段，造定更多劳动规律，将不平从的“卡列班”们驯化为有责任心、有规律的工人；不只如斯，资产阶级也要重塑隶属阶层，将其纳入本钱主义经济的理性逻辑中。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出名理论，本钱主义的“最末目标”是获取，而不但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它要求人们丢弃自觉的、天然的欲望，崇尚理性。

同时，关于女巫的虐待与奴隶商业和圈地运动一样，也是本钱积累和无产阶级构成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面向。已有很多学者留意到近代早期的全球猎巫运动，与本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性扩张的同步关系，并将关于猎巫的阐发，置放于十六至十七世纪的生齿与经济危机、重商主义时代的地盘和劳工政策那双重布景中。为女性主义学者遍及认同的一种概念是，猎巫的目标在于摧毁女性关于本身生育才能的控造，同时为更具压迫性的父权造统治铺平道路。在《狂风雨》的故事伊始，普洛斯帕罗就是从打败女巫开启统治之路的。我们只能从他的台词中得知，她是一个“眼圈发青”“怀孕”的“妖妇”，被逐出阿尔及尔。

马克思曾认为，原始积累阶段的暴力活动，将跟着本钱主义的开展而消退，对劳动和抽剥的约束将次要通过造定经济法来完成。相反，费德里奇认为，原始积累在本钱主义全球化的每个阶段都以差别面目存在。对农人-劳工、殖民地和对女性的掠夺、虐待与抽剥在某种角度上是同构的，它是本钱主义赖以保存、用以应对每一次危机的需要体例。在那一过程中，本钱主义一定会诉诸种族和性别蔑视，并以各类手段贬低被抽剥者——将他们塑形成卡列班式的“兽人”或“女巫”而非“理性的人”，进而掩盖他们的行径，为号称自在理性的社会中现实遍及存在的不服等与贫苦辩解。

费德里奇的阐发为《狂风雨》中的人物供给了新的解读。普洛斯帕罗的形象从殖民者、类似种植园主的角色再度改换，成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者、猎巫者。与之相对的则是做为无产阶级化身的卡列班和他的母亲。站在费德里奇的理论根底上，从本钱主义开展需求的角度，我们也能进一步理解上文中罗多关于理性的颂扬，理解《爱丽儿》中的二元对立，以及为什么卡列班必需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

《狂风雨》中的人物被调用改写的思惟游览，折射出了差别的文化语境和权利关系。从守旧到激进，普洛斯帕罗与卡列班、爱丽儿的关系被数度反转、再释。而无论他们的关系是启蒙者/被启蒙者、殖民者/被殖民者，抑或是抽剥者/被抽剥者，拉美都是此中不该轻忽的重要环节。《狂风雨》的故事见证了全球本钱主义（持续）扩张的汗青，又同我们的当下息息相关。而与《狂风雨》一样，《爱丽儿》也在问世后的百年间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并擦碰出了来自差别语境的思惟火花。而今，跟着中译本的面世，一段新的游览即将开启。

责任编纂：丁雄飞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