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史乘《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论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论著，常常涉及那一关系；但大多浅尝辄行，语焉不详，其间不乏迷糊之论。本文安身于对材料的全面掌握，深切停止实证性研究，在此根底上，次要提出三点见解：
（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间接影响的史乘，次要有《三国志》（包罗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此中，《通鉴纲目》的质料根本上来自《资治通鉴》，其凸起特点次要是在思惟倾向和编辑编制上独树一帜，并对《三国演义》产生影响，因而那里姑且不列入比力范畴。那么，在其余三书中，事实哪一部在史料的供给方面临《三国演义》的感化更大呢？要答复那一问题，必需对《三国演义》的情节停止实事求是的考察。需要申明的是，既然是考察《演义》情节的史料来源，那些根本出于虚构以至纯然虚构的情节天然不在此列。试看以下诸例：
《三国》情节《三国志》（含裴注）《后汉书》《资治通鉴》结论第1回：拆病诬叔《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此事。未涉此事。未及此事。根据《三国志》（含裴注，下同）。第2回：怒鞭督邮《蜀书·先主传》记载，裴注引《典略》所记更详。未涉此事。未及此事。根据《三国志》而偷梁换柱，将鞭督邮者由刘备改为张飞。第4回：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所宣废立策文，见《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后汉书·灵帝纪》、《献帝纪》均不载此策，《董卓传》叙及此策，仅引一句。据《后汉书·董卓传》。根据《三国志》。第4回：捉放曹《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王沈《魏书》、《世语》。未涉此事。据《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世语》，未及杀吕伯奢家人事。根据《三国志》。第6回：孙坚得玉玺《吴书·孙破虏传》注引韦昭《吴书》：“（孙）坚入洛，拂拭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授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做乱，劫天子出走，摆布分离，掌玺者以投井中。”《袁术传》注引韦昭《吴书》：“汉室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厅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玉玺，其文曰‘授命于天，既寿永昌’。”卷六十，初平二年：“（孙）坚进至洛阳……乃拂拭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根据《三国志》。第9－10回：犯长安第10回写李傕、郭汜等索要官爵，与《三国志·董卓传》几乎全同。此中张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三国志》误，《演义》随之而误。《后汉书·董卓传》：“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献帝纪》大致同。《通鉴》论述据《后汉书》，但张济官职写成“骠骑将军”。然而同册兴平二年又云：六月“庚午，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七月“丙寅，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如三公。”，前后自相矛盾。前记误。根据《三国志》。第13回：李傕、郭汜大交兵《演义》写李傕侄李暹“用车二乘，一乘载天子，一乘载伏皇后，使贾诩、左灵监押车驾。”系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傕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于是天子一乘，贵人伏氏一乘，贾诩、左灵一乘，其余皆步从。”《后汉书·董卓传》：“傕……即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未及贾诩、左灵。据《后汉书》。根据《三国志》。第17回：借头欺寡《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讨贼，廪谷不敷，私谓主者曰：‘若何？’主者曰：‘能够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寡，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寡，否则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未涉此事。未及此事。根据《三国志》而有所 增饰。第17回：割发代首《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功；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造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成他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未涉此事。未及此事。根据《三国志》而有所 增饰。第18回：拔矢啖睛《魏书·吕布传》：“建安三年，布复叛为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夏侯惇传》：“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裴注引《魏略》：“军中号惇为盲夏侯。”《吕布传》：“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建安三年：“吕布复与袁术通，遣此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为顺等所败。”根据《三国志》而略有增饰。第19回：白门楼斩吕布《魏书·吕布传》：“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能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外于布，今已服矣，全国不敷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全国不敷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于是缢杀布。”《吕布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令摆布取其首诣操。摆布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过去，全国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外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全国不敷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成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能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成。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据《后汉书·吕布传》。根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第20回：许田打围，关羽欲诛曹操《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寡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裴松之曰：“羽若果有此劝而备不愿从者，将以曹公腹心亲戚，实繁有徒，事不宿构，非冒昧所行；曹虽可杀，身必难免，故以计而行。”未涉此事。未及此事。根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第23回：裸衣骂曹未及此事。《祢衡传》：“（孔）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愿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来宾，阅试音节。……衡……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叁挝而去，颜色不怍。……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不克不及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根据《后汉书》而有所 增饰。第29回：孙策之死《吴书·孙讨逆传》：“先是，策杀（许）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裴注引《江表传》：“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奔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克不及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类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能不还，若放于外，必做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未涉此事。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初，策杀吴郡太守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策性好猎，数出奔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克不及及，卒遇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策创甚……丙午，策卒。”（据《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根据《三国志》。第34回：马跃檀溪《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未涉此事。未及此事。根据《三国志》。
通过上述详细情节的对照阐发，能够清晰地看出：在那些史乘中，《三国志》（包罗裴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供给叙事构造框架
虽然《三国志》（包罗裴注）为《三国演义》供给了最根本的史料，但做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乘，它以人物列传为主，重在记叙各类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示汗青的总面子貌和各个部分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统一事务往往分离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敷了了，有时以至互相矛盾。因而，它没有也不成能为小说《三国演义》供给一个比力完好的叙事框架。承担那一使命的，次要是纪年体史乘《资治通鉴》。
试以《三国演义》中最出色的情节单位“赤壁大战”为例。《三国志》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质料分离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差别人物的《纪》、《传》中，不只眉目不敷明晰，并且某些关键之处还相互矛盾。先看《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倒霉。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据此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的次要敌手是刘备；固然初战“倒霉”，但次要仍是因为碰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动地“引军还”，底子看不到遭火攻而惨败的迹象。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云：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欠亨，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寡。
那里写了然曹操因被火烧战船而战败，描写了曹军溃退途中的狼狈情况；而策动火攻的，则是刘备方面，底子看不到东吴方面的感化。《蜀书·先主传》所记，与之有明显差别：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逃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那里写了然是孙刘联军配合大破曹军，焚其舟船，曹军遇疾疫只不外是其溃退的次要原因；然而，孙刘两家，谁主谁次，却不清晰。《蜀书·诸葛亮传》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过程，然后交代成果：“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不清晰的处所仍是不清晰。而《吴书·周瑜传》所记则又有区别：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寡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溃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寡我寡，难与耐久。然不雅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此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不雅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灭顶者甚寡，军遂溃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逃。
裴注引《江表传》对火烧赤壁的情景，论述更为生动。那些记载，凸起了吴军在孙刘联盟中和主导地位，凸起了“火攻”的关键感化。
由此可见，仅凭《三国志》的记载，人们很难全面掌握战役的始末和决定胜负的底子因素，那些零星的史料确实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充实阐扬纪年体史乘的优势，对那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写出了一场首尾完好、因果清楚的赤壁大战，战役的各个环节明晰地呈如今人们面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倒霉――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那一首尾完好的汗青记载，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供给了根本的叙事框架。《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从原因、决策、定计、决战到结局，总体轮廓与《资治通鉴》大致同构；虽然《演义》虚构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等出色情节，但那次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节波涛，却没有改动整个战役的根本格局和开展历程。
同样，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其他重要的情节单位，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刘备取益州、吕蒙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孔明北伐等，其叙事构造框架，次要也是由《资治通鉴》供给的（某些以虚构为主的情节，如“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等，不属那里讨论的范畴）。以至能够说，《演义》全书的叙事构造，从全国大乱到三分鼎峙，再到三分归晋，次要框架也是参照《资治通鉴》的。其次，《通鉴纲目》也起了重要的提醒感化。
（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因为《三国志》为《三国演义》供给了最根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门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那一说法是不敷切当的。
起首，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当然以史乘《三国志》为次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秉承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批驳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置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虽然罗贯中原做书名可能包罗“三国志”三字，但那只是表白了做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史乘以进步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料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乘《三国志》。综不雅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那两大系统持久互相影响、互相渗入的双向建构的根底上，通过做家天才的缔造，才成就了那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思惟内涵来看。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做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挚的思惟内涵。罗贯中以三国汗青为题材，融汇本身的亲身履历，停止了深入的汗青深思。……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庞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惟荣耀，给差别时代、差别阶层的人们以汗青的教益和人生的启迪。”“《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惟内涵，次要表示在四个方面：1．对国度同一的神驰。……那是《三国演义》的政治抱负，也是其人民性的凸起表示。……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尊刘贬曹’的思惟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类文艺做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适应广阔公众的意愿，继承了那种倾向……‘尊刘贬曹’次要反映了广阔公众根据‘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尺度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汗青的合理性……3．对汗青经历的总结。……凸起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盘算那三大体素的极端重要性。4．对抱负道德的逃求。……在那里，他打起了‘忠义’的灯号，把它做为臧否人物、评判长短的次要道德尺度。……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不雅、道德不雅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①能够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汗青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畅通领悟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不雅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单单是史乘《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虽然罗贯中非常重视抓住汗青运动的根本轨迹，再现史实的根本框架和开展趋向，“然而，在详细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次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斗胆阐扬浪漫主义想象，大量停止艺术虚构，运用夸大手法，表示出浓厚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那种粗看好象与汗青‘类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不时与史实相收支的情况，在整部做品中触目皆是。那种虚实连系，亦实亦虚的创做办法，乃是《三国演义》的根本创做办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②那种创做办法和美学气概，更不克不及说是“演”《三国志》之“义”。
总之，我们既要充实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该过火强调那种影响。只要那种，才气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惟艺术成就做出科学的评价。
正文：
①拜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22－27页，春风文艺出书社1999年1月第1版。
②拜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