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定名为“孔庙”？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6月17日电 题：独家 | 文明互鉴：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定名为“孔庙”？

——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布研究院首席专家张西平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张西平。本人供图

中国同西方交往交换由来已久，彼此认识、彼此影响的过程更持续千年。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曾在欧洲引发百年“中国热”，法国出名启蒙思惟家伏尔泰以至将本身的书房定名为“孔庙”，并取笔名“孔庙大主持”，足见中国思惟文化曾对欧洲产生深入影响。

“中国和欧洲之间最重要的配合文化遗产就是1500年至1800年那三百年的文化交换，那段汗青在整小我类文明交往史中都是很珍贵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传授、中华文化国际传布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特聘传授，《国际汉学》主编，国际儒联原副会长张西常日前承受中新社“工具问”独家专访时指出，文明互鉴应是世界差别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那是中华文明为当今世界所供给的更佳计划。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划分为“游记汉学、布道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开展阶段，各阶段最凸起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如许划分？

张西平：中西文化交换源远流长，从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中国和欧洲就有了物量文化交换，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四大创造也陆续传到欧洲。但欧洲汗青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还要从游记汉学算起。元蒙期间，以马可波罗、柏朗嘉宾为代表的商人或布道士来到中国，开启了游记汉学阶段，第一次描画了一个遥远的东方。

那时候，马可波罗游记里写的是“契丹”，并非“中国”。到哥伦布天文大发现以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布道士通过葡萄牙开拓的航路经印度洋来到中国，安身于澳门。他们进入中国，并以“合儒”的形式和中国文人打交道，开拓了布道士汉学那一鞭策中西文化交换的重要阶段。

1814年，法国在法兰西学院设立“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将中国研究列入其东方学研究的正式专业系统，由首任传授雷慕沙和门生儒莲一路开启了专业汉学阶段。如许算来，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汗青将近400年，履历了差别的阶段，也结出了差别的功效。

材料图：旅客参不雅利玛窦主题展览。中新社发 黄耀辉 摄

中新社记者：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在欧洲引发百年“中国热”，对欧洲启蒙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18世纪末尤其19世纪以来，一些持“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却试图解构以至承认那段汗青。您怎么看？

张西平：中国和欧洲的汗青交往很长，若是是从典范著做的互相接触和翻译来说，应该是起源于耶稣会入华。在那段时间里，西方的圣经和部门科技著做被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文化开展起到了很高文用。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典籍起头被大规模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并由法文转为欧洲各类语言。

16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的交往现实上履历过两个阶段。1500至1800年是一个阶段，汗青的分界限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那是中西方互相进修的三百多年，构成了中国粹习西方的“西学东渐”和西方进修中国的18世纪“中国热”。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以后，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初步，欧洲对中国采纳殖民手段、侵略和进犯。19世纪欧洲强大以后，欧洲学者很少再讲18世纪以前中欧彼此进修的阶段，但耿直的学者仍是认可那一阶段，并用大量册本证明那段汗青是不克不及扼杀的。

材料图：孔子故乡山东曲阜。梁犇 摄

中新社记者：欧洲启蒙运动的整个过程都与中国思惟文化有着复杂深入的联络。伏尔泰将本身的书房定名为“孔庙”，笔名为“孔庙大主持”，孔多塞却将中国视为“停滞的国度”。为什么会呈现那种变革？日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西平：启蒙运动的支流是对中国持附和立场的，包罗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启蒙思惟家。当然整个启蒙运动也有差别的声音，像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对中国的批判声音就相对多一些。

在伏尔泰的著做中，像《哲学辞典》《风俗论》中有实其实在的阐述，其对中国的承受和赞扬是事实。伏尔泰做为西方近代思惟的领袖，自在、平等、泛爱的倡导者，为什么会承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惟呢？

第一，在康乾盛世时，中国社会的富有水平高于欧洲，彼时欧洲还处在工业革命前夜，经济社会开展不如中国。美国粹者冈德·弗兰克在《白银本钱》一书中指出，从15世纪欧洲和中国接触以后，在墨西哥开采的白银根本上都流向了中国。因为中国其时的货币符号是白银且价差比欧洲高，加之欧洲也没有更多的工业产物和中国停止交换，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就成为了中欧商业的次要产物。曲到马戛尔尼访华的时候，珍妮纺纱机纺出的棉布还不如中国的好，中国因而产生了大量商业顺差。

第二，中国其时的社会办理也比欧洲好。科举轨制使贫民也能够获选仕进，整个社会相比照较公允。其时欧洲社会仍是贵族世袭造，我们觉得科举轨制欠好，但它选贤任能，仍是比欧洲要好一些。

别的，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惟也完全触动了欧洲的思惟界。其时欧洲采纳宗教编年，从圣经旧约算起，全人类都是诺亚方舟的后代。中国的汗青编年经布道士翻译到欧洲以后，他们发现无论用希腊文仍是拉丁文的圣经都对不上中国的大禹治水等汗青记录。后来法国布道士、天文学家宋君荣写了一部《中国天文学史》，通过考证中国古书中记载的日食、月食，证了然中国汗青编年的实在性。伏尔泰读了那部书后起头思虑，中国的汗青编年若是是实的，那么欧洲的宗教编年就是假的，那在其时无异于一颗“政治原枪弹”，伏尔泰更据此反对教会的编年体例。

能找到基督教在中国的最早记录，约在唐代贞不雅年间，聂斯托利派(景教)传入中国。中国此前没有基督教，但在汉代时公众的生活已经很好，申明全世界其实不都是天主子民，能够说中国的存在消解了基督教的普世性说法。

还有，人分开天主，能否还能活下来？欧洲人发现，孔子不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人物，而是一个常人，“累累如漏网之鱼”，过十二国而不得入，但他的思惟却能告诉世俗化社会中的人何以成仁，以及分开神以后，人若何成为耿直的君子，也就是仁、义、礼、智、信。那申明，人分开神以后仍能够有一些道德的根本约束，从而到达一个抱负的“仁”的境界。那些思惟都为欧洲走出中世纪教会的束缚供给了思惟兵器。因而，欧洲18世纪对中国的承受，是因为两个社会开展的阶段、崇奉的办法和对象纷歧样形成的，中国为欧洲供给了走出“中世纪城堡”的思惟资本和社会楷模。

那一方面申明欧洲18世纪对中国思惟的承受，是从本身开展需要动身的，另一方面也申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从现代性角度加以理解。把18世纪“中国热”完全说成“郢书燕说”其实不全面，18世纪中国是欧洲的楷模那是一个汗青事实，西朴直曲的学者也是认可的。持久以来，一谈到中国和西方关系，有人老是以19世纪的中西关系来理解，那是不全面的。

材料图：公众在长沙岳麓书院内参不雅。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的言论场中，中国似乎不断是“两个中国”，汗青中国文化绚烂灿烂，他们佩服，但已沉睡在博物馆；现代中国经济快速开展，但政治上仍是“异类”，同西方的自在民主传统更有着天然区别。您如何理解汗青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联合？

张西平：总体来说，西方对中国确实存在认知上的区别，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独一延伸到今天而且活着的文明。

对古代中国文明，西方汉学家也可能有差别的解释，好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度看中国的时候，会发现中国是一个“假装的民族国度”。因为从汉代以后，中国就不断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国度，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多元一体”。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度，在人类汗青上没有如许类型的国度，在漫长的汗青过程中多个民族交融在一路。中国不是汉族人的中国，而是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路缔造的伟大文明。“长城表里是故土”，中华民族比力具有特殊性，而汗青中国不断延续到现代中国，汗青中国活在我们心中。

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中国，仍然是和汗青中国连在一路的。好比，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理论之一，是岳麓书院匾牌上的“实事求是”，来源于汉书。儒家主张的和而差别成为今天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此外还有文明互鉴，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汗青中国的文明不断延续到今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聪慧来源。汗青中国和现代中国是统一个中国，现代中国的国度轨制和其他国度差别，但她不是一个奇异的国度，而是在本身的汗青脉络中开展出来的国度。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就是因为她不竭进修、包容外部文明。释教文明来自印度，其对中国人的语言都产生了影响，我们说的“世界”“如今”“过去”“将来”，最早都是释教语言。基督教文明到来以后也产生了十分大的影响，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人才晓得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天圆处所”。北京建国门古不雅象台的所有天文仪器都是来华布道士帮我们建的。平面几何是利玛窦带来的。应该说，中华文明不断对外来文明持一种包涵和进修的立场，那滋养了本身文明，使她不竭地走向现代化。

即使是在19世纪西方殖民中国的时候，我们也从那个过程中得到了前进。正如马克思说所说，“英国不管干了几功行，它形成那个革命究竟结果是充任了汗青的不自觉的东西。”在那个盘曲的过程中，中国仍然进修了西方文明，获得了前进，走出了农业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参加结合国和世界商业组织的中国从头回到世界系统之中，使中国和西方都在此文明交换中获得了庞大利益。整个世界也都获得了前进，只是中国的前进速度太快，西方没有想到那一古老文明仅用40年摆布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缔造了人类史无前例的奇观。百年积贫积弱使压制的中国现代性，以40年的速度发作出来了。

材料图：外国青年吹奏中国民乐，感触感染中国文化魅力。中新社记者 张宇 摄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今天，应该如何向世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张西平：必需重申，汗青中国和现代中国是统一个中国，如今的中国是从汗青的中国演化和开展而来的，汗青和文化在现代中国的血脉中，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在长久的文明汗青中积累了良多聪慧，那也为今天处置那个世界的各类矛盾供给了很好的借鉴，我们能够把它提取出来，为现代人类文明做出更多奉献。

1789年，法国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人权宣言，做为公民的根本道德原则和人类伦理的金律。中国古代逃求的更高境界是天人合一、道法天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却是征服天然。中国古代思惟主张人与天然协调相处，为当今人类社会供给了很好的计划。再如孟子提出的贵民思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为我们今天重视人民，提出“人民至上”理念供给了很重要的思惟来源。

中华文明活到今天，恰是走出了一条与差别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之道：协和万邦，使那个文明得以不断延伸下来。世界差别文明相遇时有差别的价值不雅、差别的理念，本属一般。我们尊重所有的文明、尊重差别的意识形态，个别国度也应尊重我们的文明和意识形态，如许才气共处。若是世界上只要一样的文明，只要一种意识形态，将多么无趣！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不异的树叶，也不成能有整齐齐截的文明，人类应该像尊重天然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尊重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互鉴应是世界差别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那是中华文明为当今世界所供给的更佳计划 。(完)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传授、中华文化国际传布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语言大学特聘传授，《国际汉学》主编，原国际儒联副会长，国务院有凸起奉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持久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换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次要研究范畴，目前正在处置中西文化交换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别传播研究。出书专著10余部，颁发学术核心期刊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