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雪堂辩诬，为不雅堂辩诬
罗继祖著《王国维之死》
罗振玉（左一）、王国维（左二）等逊清朝廷权要合影。素材图片
【述往】
学人小传
罗继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罗振玉指点下治学。曾在东北博物馆、大连躲书楼工做，吉林大学传授。著有《辽史校勘记》《永丰村夫行年录》《枫窗脞语》《庭闻忆略》《王国维之死》等，编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
一出生就“熟悉”王国维
罗继祖是罗振玉长孙，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时，王国维也携家眷寓居京都，所以罗继祖一出生就“熟悉”王国维。在日本京都生活和随罗振玉回国寓居天津期间，罗继祖都曾多接王国维音容。罗继祖说：
我五六岁就见过他，一九二三年，他应溥仪之召从上海来北京，到一九二六年那几年间，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时已经十二三岁，至今对他的声音笑脸还留有印象，中等身段，清癯面孔，唇上鬑鬑短须，头垂发辫，戴近视眼镜和瓜皮帽，系腰带，一口海宁话，一般听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遗书》时，我十五岁，《遗书》固然还读不懂，但却参预了校字之役。（《读〈关于王国维的功过〉》，《读书》1982年第1期）
其实不是“五六岁就见过他”，而是一出生就“见”过的。罗继祖与王国维前后了解并交往的时间有七八年之久，王国维的形象留给后人的是想象，而留给罗继祖的则是印象。加上他参与校订《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对王国维的熟悉水平确实非后来人可比。1940年罗振玉逝世后，罗继祖积极参与罗振玉《贞松白叟遗稿甲集》八种的校写以及联络印造等事，此中《后丁戊稿》即为罗继祖所编，乙丙等集也次要由其校理。罗继祖与其三姑母即罗振玉三女、王国维长媳罗孝纯也较为熟悉，与王国维子嗣似也有必然联络。
大要因为整理编纂罗振玉文集之故，罗继祖较早接触到王国维致罗振玉若干手札，最早初步整理罗振玉与王国维往返手札的应该是罗振玉本人，总数有十数册，他后将此中若干付诸拆池，由五子罗福颐保留，1949年夏，罗福颐曾撰简跋，略述其颠末。1963年，罗继祖即将辗转获得的160余通王国维手札辑为《不雅堂书札》，并交中华书局拟出书，后因故未出。“文革”完毕后，罗继祖索回书札，此中118通论学书札先刊于华中师范学院汗青系编印的《中国汗青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派人到长春罗继祖处觅访王国维遗稿，罗继祖因将《不雅堂书札》交付，盖吴泽拟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王国维全集·手札卷》即将罗继祖所辑悉数收进，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书。
1973年3月，罗继祖起头编辑罗振玉年谱《永丰村夫行年录》，1976年12月完成初稿。（拜见罗继祖《台湾版〈罗雪堂先生全集〉校读记〔上〕》）起初，该稿本及过录本只是寄奉其五叔罗福颐、堂姑母罗守巽、堂姑丈周子美（罗庄之夫）等家人审正。1978年7月10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行年录》重要在后半，若有定见，请提出。侄但据事曲说，自问当无曲笔处。”（本文所引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均见于墨松龄编著《罗守巽素材选编》，2021年1月编者自印本）可见，此书以据事曲书为原则。1979年九十月间交吴泽看看，吴泽认为罗继祖用力甚深，廓清了很多问题。1979年11月，江苏人民出书社致信罗继祖，表达了出书愿看。1980年岁首年月，上海、南京两地争欲出书此书，最末此书于1980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书社出书，并缀一副书名《罗振玉年谱》。罗继祖起初主张不署撰者之名，但在出书社的要求下署了“甜孺”之名。书出书后，罗继祖寄张舜徽一册，张舜徽回信说：“极佩叙事审密，无溢美，无浮言，宣扬祖德，可颂可传……”（转引自1981年1月罗继祖致罗守巽信）那个评判应该是相当高了。
因为手握良多书札等第一手质料，故《永丰村夫行年录》中即多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的叙写。此外，有些不宜写进行年录的内容，无妨在私家通信中表达。如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交恶之事，1978年11月26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
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专听三姑一面之辞，其实王太太那人其实不凶狠，不外好听钱妈等人的挑唆，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过后王家对此并没有反感，所以《录》里也没必要补叙。
很显然，罗继祖对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其实有良多话要说。不外限于年谱编制，不克不及过于枝蔓，遂有很多谱外之谈。类似的言论其实已先见于罗继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不雅堂书札〉》（刊于《读书》1982年第8期）。
逃溯“逼债”说之非
罗继祖颁发有关王国维死因的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头的，促成他撰文的间接原因是“到目前还有人在刊物上说王静安之死不是殉清而是受罗逼债，岂不成笑”（1981年5月12日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在罗继祖看来，王国维之死缘于罗振玉逼债之说，乃是因其时逊清朝廷的内部矛盾而诬捏出来的、出于政治目的虚妄之说，为何过了半个多世纪仍然有人拾此陈说？
关于王、罗晚年交恶之事，罗福颐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颁发，后来罗继祖述及此事，也大致承罗福颐之说。
关于逼债说，罗继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郑孝胥乃始做俑者。当日他致信罗守巽说：
郑海躲以诗出名而非学者，故少为人称道，且其人不纯正，祖父与之始末不协。现知王不雅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做俑，而为郭沫若等人所信，则其为人更可知，殆所谓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没必要与二姑言之，侄在《行年录》中叙说已大白，未来还有许多质料可写。
所谓“政策策士一流”，现实上提醒了逼债说背后的政治阴谋。而在《永丰村夫行年录》中，罗继祖的说法尚比力模糊：
孝纯为长子妇与继姑有违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常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外问，与村夫事无巨细皆干预干与区别。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村夫，村夫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辨白，村夫遽携孝纯大回。自是遂与静安友情参商。京津虽密迩，迄静安之逝未再觌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办事海关，卒后恤金，村夫且不令孝纯收受。（《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
罗继祖在此处加案语：“罗、王之隙，外人不知内情致生种种推断，有谓王女适罗被休，实则罗女适王，因婿死而大回也。静安投湖后，疑窦益启，至有谓逼债致死者。其实情虽王门子弟亦蒙昧之者，何论外人，更何论溥仪。”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罗两家姻亲关系，宣扬逼债说，罗继祖在此予以回应。颇疑罗继祖在为村夫撰写年谱时，尚未确知逼债说之始做俑者乃是郑孝胥，因为罗继祖在言及逼债说之时，锋芒除了针对溥仪，其他就是“王门子弟”了。曲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录》撰成四五年后，他才晓得“王不雅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做俑”。罗继祖那一节文字对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分析是中肯的，两个区别性格的人，面临统一件棘手的工作，都没有调整本身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友情转成参商。同样领略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王国维门生戴家祥，即对罗继祖《行年录》中的相关申明表达了承认。罗继祖《〈不雅堂书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语云：
戴传授从王登明丈手里看到《行年录》后，写信给我，说罗、王晚年失欢一事，师母潘氏即把所见所闻告诉姨甥赵万里，赵又转告我，与高文翕若合符，无偏无颇，恰是史家求是立场。
做为王国维门生，戴家祥的无疑代表了一个重要群体的立场。
王国维殉清说的坚守者
罗继祖不断果敢地持王国维之死乃殉清之说。《行年录》于丁卯年记云：
年来南势北渐，村夫与同志数辈日忧行朝，认为危于釜鱼幕燕，宜为未雨绸缪之计。顾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蒲月三日，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村夫年来与静安虽疏阔，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无贰也。“再辱”如此，自本“君辱臣死”之义。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死后乞恩计，村夫乃为代做，窃比前人死谏，冀幸一悟……（按：遗折上，曾引起溥仪思疑。在《我的前半生》说遗折是罗伪撰，字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手笔。此事始末，别人未必知，王门门生则不容不知。）
那节文字宽容良多信息，而那些信息的聚集点则在逊清死谏之说。先说遗折，罗继祖婉言乃是罗振玉代王国维而做，“王门门生则不容不知”下语很重，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罗振玉事先应该与王门门生有过沟通，至少王门门生其时是默认和撑持了罗振玉那一行为的，因为相互最间接的动机就是为王国维求得身后之哀荣。罗继祖提及1927年之时，别人或无感于时事情化，以至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感应“兴致勃勃”，而罗振玉及其同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不竭的行进中，对溥仪安危的担忧，却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既然能够掉臂逊清朝廷与民国政府当初签定的协议，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则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对蜗居天津张园、形同“釜鱼幕燕”的溥仪，做出进一步的行为也是完全能够想见的。做为曾经的“旧臣”，天然与一般公众的关怀重点纷歧样。罗继祖述说其祖父及一帮旧臣的忧愁，应该切合事实。但王国维的“忧愤自沉”能否也在那“同志数辈”中，却也是一个疑问。至少与王国维已经交恶的罗振玉不会在那个时候与王国维来协商行朝将来之事了。则罗继祖在那里顺着文势说到王国维的忧愤自沉，此中的联系关系处，交待得仍是不敷充实的。后来罗继祖对此说得更为详尽一些。他说：
按照王先生十六字的遗嘱，再连系王先生一生言行来看，我们说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死谏，推而至于陈先生赞其独立之精神、安闲之思惟，梁先生从各方面的阐发，王先生地下有知应叹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远因，有近因，远因应逃溯到少小在家庭里所受的封建教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学；近因呢？我认为，叶德辉之被枪毙不克不及说没有关系，最少使王先生在心灵上增加惧怕……梁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对象，到需要时还要避一避时局风头，因而使王先生感应天津张园溥仪身边太危急了，同时也感应本身，甲子幸运不死，那一次万难幸免了，所以决然他杀。（《〈不雅堂书札〉再跋》）
罗继祖结合陈寅恪、梁启超之说来集成殉清死谏说，那里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罗继祖的倾向性长短常了了的。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远因、近因说的阐发维度，应该也大致契合一个他杀之人的常态。与《行年录》稍有区别的是：《行年录》次要从溥仪可能身陷危境而本身上言不克不及达，以此“忧愤自沉”；而此处所忧则不只有溥仪，也有本身。至于说甲子“幸运”不死如此，则仍是为了合理阐明“一辱”与“再辱”的关系。其实客不雅的情形是：甲子之变，不遑说溥仪，王国维同样也无人命之忧；北伐即至，王国维同样是平安的，甲子之变时，王国维尚身在南书房行走任上，而此时他从“组织关系”上已经与逊清朝廷无关。在那种情状下，能否“幸免”于难，其实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了。深感罗继祖此处“幸运”二字或有失当。
王国维当然是关怀溥仪的安危的，但以一个逊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那种关怀能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仍是有疑问的。所谓“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刚才谈得上臣以赴死，岂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其时王国维与溥仪行朝相当松懈的关系，能否要走到那一步，其实是有疑问的。
要申明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必需以王国维是赤胆忠心的遗老为前提，若“遗老”尚且不纯、不肯或不彻底，“殉清”不免难免就成无根之谈了。罗振玉一心以复辟清王朝为念，此已成共识，罗继祖也持此看点。但王国维是不是与罗振玉一样毫不牵强做遗老呢？学界的看点颇有区别。罗振玉、金梁、杨钟羲等遗老天然如出一口以王国维为忠实的遗老，而遗老群体之外的人看点就纷歧定了。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认为，王国维“他做遗老大白是他的情状强逼胜利的”，若非因得到罗振玉的种种帮忙，王国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所以“各人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罢了，那岂不是一个大冤枉”。（《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认为：因为结识罗振玉，王国维的周边构成了以遗老为主体的群体。在如许一种情状中，“厚于友情的王国维不克不及自拔，便逐步逐步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本身纷歧定是毫不牵强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谢国桢为《永丰村夫行年录》撰序云：“余认为雪堂白叟于清末成为保皇派，犹且挈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误己误人，自贻伊戚。”顾颉刚、郭沫若与谢国桢都认为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遗老的，“被”遗老与一心要做遗老显然是两个完全区别的概念。
罗继祖则承罗振玉之说，认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清朝遗老。1978年10月22日，罗继祖撰《跋〈不雅堂书札〉》认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心，至死不渝，那一点是配合的，其实不为家庭嫌隙有所摆荡。”他更认为王国维成为遗老乃是其自觉的行为，并不是受罗振玉引导或强逼。他说：
有人说不雅堂随祖父避地日本，才使不雅堂走上遗老道路，那也是形式逻辑的看点，倘使当日不雅堂从心里不肯跟随，也不会违心曲从……我认为不雅堂甜愿宁可做遗老决定于往日本之前，从不雅堂所做《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和他自称称心之做的壬子三诗完全能够看出。（《对王不雅堂的重视——〈家乘点滴〉之六》）
若是把王国维与遗老的关系分几个阶段的话：辛亥之后至寓居京都期间是第一阶段；从日本回到上海寓居期间为第二阶段；从北上出任南书房行走至逝世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亡初期，王国维在京都以若干文学做品表达了“故国之思”；第二阶段王国维从京都回到上海，与沈曾植、墨祖谋、郑孝胥等遗老过从较多；第三阶段进曲南书房，则与逊清朝廷以及溥仪发作了间接的关系，并切身履历了甲子之变。罗继祖认为王国维在往日本之前已然有遗老之心，现实上间接否认了由罗振玉影响而成为遗老的可能。罗继祖提出的依据是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以及稍后编定的《壬子三诗》。但此《壬子三诗》恰是往日本之后创做的，尚不克不及证实王国维在往日本之前即有遗老之心。在《壬子三诗》中，《颐和园词》以慈禧一生为中心写爱新觉罗一氏末路，《蜀道难》悲悼端方，确实对清王朝的末结寄寓了深深的哀思。狩野博士固然任教京都大学，但因为初到京都，故在送行狩野游历欧洲时，也洋溢了一种深厚的故国之思，此中若“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何在哉”如此，也的确蕴含着必然的遗民之思，而在铃木虎雄索阅此诗时，王国维呈上诗并致函，出格提到诗歌中对日本社会政治轨制也有忧愁，他说：“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医生，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王国维1912年10月7日致铃木虎雄信，见《王国维手札日志》）他间接以“亡国之民”自称。但那种遗民之思事实是出自本意天良，仍是来自罗振玉的影响，若无非常明白的证据，也确实不克不及简单就下结论。
关于谢国桢说罗振玉“挈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罗继祖不克不及认同。他说：
据我主不雅熟悉，罗、王两人在清末那段时间对时局的看点仍是很一致的，不是你东我西。从王先素性格能够说，他没有世俗猎取高官的欲看，也没有做革命投契生意的奇想，墨客本质只要规行矩步地从命命运，况且回忆门第还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国的光线汗青，以及他那“我是祝陈乡后代”的有理想的诗句，所以跟着泛海东往，并非受外界力量的“挈”。（《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书社2007年版）
其实不遑说清末那段时间，民国年间，王国维与罗振玉对政治形势的推断也是根本一致的，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手札》，可见其大要。罗继祖对王国维性格的把握是正确的，王国维对政治有立场，但本身根本无欲看，也就是没有用动作介进此中的欲看。张勋复辟时，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为等纷繁北上，便无一人提议带上王国维，沈曾植更是将北上之事嘱家人勿告之王国维，可见即使在遗老群体中，王国维也是根本被漠视以至回避的一位。
罗继祖又说：
他前半生，出国留学，学洋文，研究西洋哲学，仿佛是个维新开通人士。中间对仕进无意，专往研究文学和戏曲，也不失为一个想在新的学术范畴里立异的学者。后半生因为时局猛烈改变，随我家东渡日本，治学方面也舍旧重新，又和溥仪搭上关系，出错成为顽固遗老，走上反动。短短五十年而变革那么大，令人难于理解。不外那里要申明一下，影响不克不及没有，迫胁其实不存在，因为王先生并非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不雅堂书札〉再跋》）
王国维治学范畴大致履历了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改变，而其政治思惟也有从务新到保守的变革，那都是能够覆检的事实。不外罗继祖在那里将王国维与溥仪成立关系与成为“顽固遗老”间接挂上钩，似乎也显得有些跳跃。但罗继祖说“王先生并非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那是深契王国维个性之言。但那种自成崖略的个性，也可能恰好成为他“遗而不老”、有思惟而乏动作的理据，可能谁也难以撼动王国维以遗老之心而自居于遗老群体边沿的形态了。
即使罗振玉家人，也并不是都从殉清角度来解读王国维之死。1954年，罗福颐曾撰《忆不雅堂先外行札二通》（《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此中即有云：“其实不雅堂丈之死因，实先罹丧明之痛，后悼乱离之忧。”此文固然颁发于文章撰写后近三十年，但他对王国维死因的阐发，与王国维之女王东明的看点类似，特别是王国维之死与长子王潜明之死的关系，两人的看点相互照应。我觉得应该引起充实重视。
“同志数辈”说与逊清朝廷党争
那里再简单说说罗继祖提到的“同志数辈”的内涵，字面受骗然是指情投意合的几小我。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交恶的情状下，王国维不在“同志数辈”，大要是不问可知的。但据实说，王国维本来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罗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门疏稿〉序》言及溥仪在紫禁城时，升允密疏陈奏，“或公草拟，或遣予代做，或一人具疏，或联名以闻。当道为之侧目，致以公与予为朋党，公弗顾也”。此处固然只是言及罗振玉与升允二人，但其实下面接着说：“亡友王忠悫公受知于公，为公门人，其任南斋时二疏并附录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国，一以志当日之声应气求，如公所谓吾道不孤者，俾传之方来，不至消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
王国维与升允声应气求，的确是事实。罗继祖《永丰村夫行年录》亦记云：
村夫与王静安先后被逊帝召曲南书房，王出升吉甫荐，村夫度亦出升荐，曾面量，升坚不愿承。村夫既屡与升 *** ，逊帝师保摆布嫉之甚。及逊帝出居日使馆，诸人议论纷纭。升自津扶病趋谒，赞村夫议，群遂指目为朋党，郑孝胥且悻悻南回。即逊帝莅津，租张园为行邸，时园回粤商，村夫与同曲清远墨聘三汝珍共经手，某某乃藉端媒蘖，计得售，逊帝渐疏村夫。参谋之授，外示爱崇，实远之也。
那里说了溥仪身边的派系斗争问题。其实罗继祖在《〈不雅堂书札〉再跋》中将张园其时的党争说得更为详尽。他说：
溥仪身边大致分红三派：亲贵和外务府旧酬劳一派，郑、金就是从那一派里团结出来的；以陈宝琛为首，因他是师傅最受溥仪尊崇，有一些人依附他做外围成一派，那两派人数都较多；南书房同僚温肃、杨钟羲、墨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罗柯劭忞（柯名义隶懋勤殿）为一派，那一派人少力衰。党论排挤的成果，祖父被疏远了，派中人也遭到冲击。（《〈不雅堂书札〉再跋》）
那就是其时朝廷三组“朋党”的根本情形，而郑孝胥与金梁则是此中用力更大者。后来的情状固然有一些新的变革，但罗振玉的优势仍是没有改动。罗继祖说：“后来张园小朝廷的权不断把握在详尽执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陈曾寿几小我手里，郑孝胥和他们时分时合，因为只要他们才气天天和溥仪接近，他们又都学会一套固宠弄权的手法，得到溥仪的信赖，把张园弄成死水一潭，外人若何也打不进往。”（《〈不雅堂书札〉再跋》）升允、罗振玉与王国维三人是相对固定的“朋党”，此中升允与罗振玉要更为亲近，而墨汝珍则是与罗振玉配合经手张园的人。因为他们一度深得溥仪颂扬，也因而遭到其他政客的忌恨。郑孝胥悻悻南回大要就是一种迹象了，但后来郑孝胥地位日隆，罗振玉的边沿化也就慢慢成为了现实。今检王国维与罗振玉往返信件，也颇有共疏之例。但昔时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时，显然发作了改变，那也同样是一种事实。
值得留意的是：罗继祖关于王国维自沉的描述应该更多来自于罗振玉的自述。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述及此事云：
乙丑以后，比年值内战，津沽甚危。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忧之甚，然均无从努力……至丁卯，时局益危，忠悫遂以蒲月三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上闻之悼甚，所以饰末者至厚……一旦完大节，在公为无遗憾，而予则草间忍死，仍不得解脱世网，至此万念皆灰……（《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
罗振玉的表述仍是有比力明白的时间意识的，罗继祖以“年来”二字，将“同志数辈”的关系似乎不断延续到丁卯蒲月。而罗振玉则将“乙丑以后”与“丁卯”做了区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白的“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则不再合说三人。但将时局与王国维之自沉间接联络起来，罗振玉与罗继祖仍是一致的。罗振玉以“完大节”来定位王国维之死，则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罗继祖承续此意，只是言说得更为详实罢了。
辩诬：身份与学术的双重责任
1918年4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岁，“颇似长孙”，罗继祖在此信下按云：“公札中谓‘颇似长孙’，乃以我为比，我小时弱欠好弄，公甚喜我规行矩步，听大人话。记得我七岁返上海时，熟人见我说举行甚似三太爷（三太爷乃淮安人对公之习惯语）。公此札竟举我为典型，可见爱我之笃矣。”（《罗振玉王国维往来手札》，东方出书社2000年版）做为长孙，罗继祖幼时备受罗振玉赏爱。
“那几年来，我所做的工做之一，就是为我祖父辩诬，同时也为王不雅堂先生辩诬。”（罗继祖《再为不雅堂辩诬》，《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辩诬应该并不是罗继祖的初志，只是关于被尘埃掩盖了很久的事实，他有一种提醒本相的责任感和任务感。量实而言，罗继祖对王国维之死的看点根本上覆盖在罗振玉之说之中。但除了殉清说之外，罗继祖确实廓清了诸多谬说，其奉献值得充实必定。
（做者：彭玉平，系中山大学中文系传授）
来源：光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