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间与空间存在于世”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葛浩文、杨爱伦译《存亡场与呼兰河传》 印第安那大学出书社1979年出书

露丝·基恩译《萧红短篇小说集》 德国科隆国泰出书社1985年出书

尾坂德司著《萧红传》 日本东京燎原书店1983年出书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受骗之无愧的才女，在她短暂而坎坷的一生中，留下了《存亡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小城三月》等名篇。她的创做与生平不只遭到中国粹界和读者存眷，更让海外学者与读者感触感染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硕性。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

做品起头被翻译至海外

海外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萧红做品译文是她的短篇小说《马房之夜》，讲述仆人冯山时隔多年与五店主重逢的故事，做者密意悲悯仆人公没有家族的悲痛。《马房之夜》有英译和日译两种，1937年日本学者、做家高杉一郎从英译《马房之夜》转译为日文，其时高杉一郎见到的英译本做者是谁，已不成考。除《马房之夜》外，日本学者长野贤和出名做家武田泰淳在1940年别离翻译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手》和《家族以外的人》。1941年，日本学者中山樵夫翻译了萧红的短篇做品《红的果园》。《手》和《马房之夜》是萧红前期创做的短篇小说代表做。《家族以外的人》和《红的果园》都是萧红1936年旅居日本期间创做的短篇。1955年，日本学者小野忍和饭冢朗翻译了萧红的《红玻璃的故事》，同年，日本学者冈崎俊夫再次将萧红的《手》翻译成日文。长野贤、中山樵夫、小野忍、饭冢朗、冈崎俊夫等多是日本中国文学会的会员，他们翻译的做品，多颁发在《野草》杂志上。

目前已知的萧红做品最早的英译者是萧红的友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1941年春，史沫特莱因病转道香港回国，在香港期间，萧红挑选了几个短篇做品给史沫特莱，史沫特莱筹办翻译后在美国的杂志上颁发，此中《马房之夜》颁发在海伦·福斯特主编的《亚细亚》月刊1941年第9期上。

苏联翻译界和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曾翻译萧红的短篇小说《莲花池》《桥》《小城三月》。《莲花池》由科洛科洛夫翻译，刊发在1944年莫斯科出书的《中国短篇小说集》里。1960年，亚·拉林翻译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桥》，该译文刊发在苏联出书的《东方文选》第三集里。《小城三月》由奥·费什曼翻译，刊发在莫斯科出书的《东方小说选》中。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萧红做品被译成外文的数量还很有限，那与萧红的早逝以及学术研究滞后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海外研究鞭策做品传布

20世纪70年代，对萧红的研究与做品翻译从日本学界发端，然后扩展到北美、欧洲以及苏联、韩国等国。

1971年，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由日本法政大学传授市川宏翻译成日文。市川宏在杂志上写了一篇热情弥漫的文字介绍萧红。第二年，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她的散文《黑列巴和白盐》被日本学者立间祥介译成日文，那是日本读者第一次读到萧红的长篇小说，也是海外第一本萧红长篇做品译本。尔后，以萧红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大学生多了起来，后来成为日本女子大学传授的平石淑子，更是将一生大部门精神投入到萧红研究中。

在海外萧红研究以及做品出书方面，美国粹者葛浩文做出了奉献。1974年，葛浩文完成了他的萧红研究博士论文。1976年，葛浩文的博士论文颠末充分完美成为海外出书的第一本萧红列传，由美国印第安那杜尼公司出书。尔后，该列传不竭充分、修改，先后在香港、台湾、大陆出书。他还翻译了萧红的短篇小说、散文集《商市街》、中篇小说《存亡场》、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呼兰河传》英译本的呈现，使萧红在海外博得庞大声誉。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头，中国大陆的萧红研究热鞭策了萧红走向世界。1981岁尾，日本《野草》第26号，颁发了大阪外国语大学川俊的论文《萧红研究记录其一》，向日本读者系统介绍萧红及其做品。1982年4月，平石淑子颁发论文《萧红〈存亡场〉论》。结业于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院的川俣优、结业于日本立命馆大学的佐野里花以及立命馆大学的传授冈田英树都处置过萧红研究。佐野里花还在日本复造出书了萧红、萧军合著的《跋涉》。

韩国的萧红研究要晚一些。《成均馆大学》1991年第11期刊载了千贤耕的《萧红的〈呼兰河传〉研究》，那是韩国较早介绍和阐述萧红的论文。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杂志1992年第5期刊载了甲振浩的《萧红的〈存亡场〉小考》，对萧红及其成名做《存亡场》停止详细的介绍和阐述。因为《存亡场》所描述的中国东北村落遭受日本侵略者践踏的惨象与昔时朝鲜的境况有某种类似性，很能引起韩国读者的共识。1993年，韩国《庆北大学》第6期刊载了李时活的《萧红小说研究》，对萧红小说停止较为系统的介绍和阐释，对《存亡场》和《呼兰河传》停止了重点讨论，从“国民性革新”到“底层生活”再到“女性意识”和“绘画与抒情”，如许全面、立体地研究萧红在韩国粹界仍是第一次。1995年2月，金美子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杂志上，颁发《萧红的〈存亡场〉研究》，将萧红放到家庭、同时代做家以及更广阔的社会布景中去考察，女性性别与社会抵触、女性精神的痛苦与对抗，成为那个期间韩国萧红研究一个次要标的目的，与此前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比，更为全面深入。

俄国粹者纳·亚·列别捷娃结业于苏联国立远东大学，后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汗青、考古和民族风俗研究所任职。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书的7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纳·亚·列别捷娃在“文学·艺术卷”中介绍了萧红，并初次刊出了两张萧红的照片。1998年，俄罗斯远东科学出书社出书了她的《萧红——生平、创做、命运》，书中评价萧红是20世纪中国最富有天才的女做家。该书既是一本列传，同时还附译了5篇萧红做品。在记述萧红的生平、思惟与创做时，做者将萧红与两位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停止比力，称萧红是两位诗人的合体。她引用萧红的《苦杯》诗句与安娜·阿赫玛托娃诗句停止对照，说“那些充满哀痛、哀怨和备受耻辱的心的短诗还用正文吗？自从人有了那种感触感染之后，它就超越时间与空间存在于世上”。纳·亚·列别捷娃的萧红列传与做品翻译，翻开了俄罗斯读者阅读萧红的一扇门。

德文版《存亡场》和《呼兰河传》，由德法律王法公法兰克福岛屿出书社1990年出书。1984年，德国慕尼黑密涅瓦出书社出书了专著《自传和文学：中国女做家萧红的三部曲》；1990年，德国的《东方/标的目的》杂志刊载GudrunFabian论文《萧红的呼兰河故事：论体裁问题》。

20世纪最初30年中，萧红做品及其研究在世界各地引起存眷。1995年，在萧红诞辰纪念日前夜，结合国教科文组织给萧红的故土呼兰发去信函，称“萧红是世界现代优良女做家”。

21世纪以来：

开拓领会中国现代文学新路

2005年，田沁鑫编剧、导演的话剧《存亡场》登岸韩国。韩国版《存亡场》全数启用韩国话剧演员，以小剧场形式表演。那部改编自萧红中篇小说《存亡场》的同名话剧，向韩国不雅寡呈现出萧红做品中的悲剧力量，曲击人心，获得极大胜利，实现了萧红做品海别传播从文字到舞台空间的完美转换。

进入新世纪，美国粹者葛浩文翻译的《存亡场》《呼兰河传》《商市街》以及《萧红短篇小说选》不竭以新面目面貌与海外读者碰头。长篇小说《马伯乐》，因萧红病重和战争等原因没有写完，给读者留下诸多遗憾。葛浩文在2011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期间，用英文续写了《马伯乐》。他认为，萧红是一个缔造力非常丰硕的做家，“她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是模拟鲁迅的做品”，他围绕萧红生活的轨迹，由汉口到武昌、重庆、香港，重构《马伯乐》的续篇，与过世70多年的萧红完成了一次隔代对话。2018年，那部续写的《马伯乐》被翻译成汉语，与原做合在一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书社出书。那是海表里萧红研究与做品传布互动的一个明显规范。

欧洲萧红做品的翻译与研究，遭到葛浩文研究的影响，同时也与海外华语文学史的书写息息相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传授夏志清所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萧红语焉不详，只要短短几句话，曾引起良多量疑。夏志清后来读到萧红做品后，认为书中没有论及萧红的《存亡场》和《呼兰河传》是“不成宽恕的忽略”。他尔后论及萧红的《呼兰河传》时，称那是一部“好得乌烟瘴气”的小说，以至认为《存亡场》在描绘中国古老农村方面，胜过鲁迅的《呐喊》《徘徊》。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在他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萧红的象征世界“根本上以动物为标记”，“但是因为她的小说《呼兰河传》发作在农村，于是动物就像家庭一样被付与了另一种角色”。为了引起共识，顾彬将萧红与艾伯哈特·莱默特衬着情况气氛的小说以及弗朗兹·斯坦泽尔的全景描画放在一路讨论，启发读者在诗意盎然的论述背后，感触感染女做家深入的、扣人心弦的文字。他说，萧红“在中国文学史所占的庞大重量只是在如今才清晰地显露出来”。

(做者系黑龙江省萧红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