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思惟考古丨詹明信：灾难的辩证法

文/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译/苏子滢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倾圮关于苏联崩溃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历程无疑是繁重一击，关于全球思惟界而言也是一场庞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似乎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常识界的震荡，有几批判和深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惟市场推出“9·11思惟考古”专题，测验考试回溯国际常识界对袭击事务及其后美国与盟友策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虑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罗对袭击事务的紧迫、立即回应，也纳入了事务后各差别汗青阶段的回望和深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笼盖常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惟轨迹大致根据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务置于美国本身暴行和造造灾难的汗青、本钱主义全球化和世界系统的脉络中理解，诘问袭击产生的布景和根源；警觉9·11事务后国度权利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度主权和平安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行宪法权力、牺牲公民自在、镇压政治异见；深思“反恐战争”那场打着惩办险恶、维护正义灯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抵触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倒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提醒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复杂汗青现实的蒙昧带来的恶果……

那些线索之间既不界限清楚也不相互独立，而是互相联系关系、交错缠绕，学者们的详细阐发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虽然视角纷歧，但常识分子的底子关涉是一致的：若何从头设想世界以制止战争和抵触、找寻与别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悲伤、惊愕、恐惧的公众情感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聚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常识分子严守异议与狡辩的空间，“不达时宜”地履行批判和量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惟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弥补详细的汗青语境。本专题将在本年内持续更新，若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送读者投稿弥补。专题由练习编纂毛超予协助配合筹谋。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译者导读】

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攻讦家，著有《政治无意识：做为社会象征性为的叙事》、《后现代主义与晚期本钱主义的文化逻辑》等。詹明信批判了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汗青是理解文化现象的“绝对视域”，那不是一种把文化间接复原到经济根底的决定论，而是对二者交融的更详尽的阐发；对文化的阐发假设足够深切，便不成制止会触及到经济和汗青现实。

本文写于9·11事务发作的一年之后。恐惧袭击间接发作在本钱主义社会的大本营，打乱暗斗期间西方兴旺国度内部较为和平的表象。突然的暴力似乎扯破了后现代主义去素质化、认为不存在绝对实在、一切都是叙事的话语。学者纷繁撰文从差别角度阐发那一事务的原因，测度它的意味。9·11能否意味着后现代形态的末结？然而，把9·11理解为超出叙事的“其实”的闯入的思绪，也暗合了媒体通过传布手段把9·11塑造为集体创伤的做法，后者又为美国进攻伊拉克供给了托言。詹明信在那篇文章中，讨论了美国媒体在9·11后的灾难叙事若何造造了一种集体情感，进而从汗青角度阐发了9·11的暴力与美国对外政策一贯的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起首，詹明信指出9·11事务带给美国人的集体创伤并不是既定事实，它在必然水平上是被媒体系体例造出来、反哺给公家的。通过对哀思和同情的频频强调、对持差别感触感染的人的威胁和恫吓，媒体操做把实在事务构建成了一个景不雅。被过火强调的震惊、哀思情感，之后又间接准许了布什政府的税收和军备政策。媒体早已失去了它的“纯实”。

媒体着重于立即的情感。在阐发媒体之后，詹明信起头从汗青角度阐发9·11事务自己，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做法若何造造了本·拉登：美国政府曾经为了在阿富汗代办署理战争中冲击苏联而撑持激进穆斯林团体；对右翼人士的杀戮又使原教旨主义成为对抗政治的独一选项。给富人减税的畸形税收政策使本钱高度累积在小我手中，让一些人获得了必然的政治甚至军事自主权，而本·拉登就是“金钱在私家个别手中积累的原型”。

“恐惧动作”也是一种绝望的对媒体亮相的体例。“恐惧主义”对西方国度绝望的、攻击性的亮相又进一步激发了另一方的暴力。那个“每一方都强化着另一方”辩证关系，事实会通向“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仍是两边的配合扑灭？

詹明信：灾难的辩证法

本文最后于2002年颁发于《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后收录于《来自本土的异见：9·11文集》（Dissent from the Homeland：Essays after September 11）

回忆9月11日的事务，会显示出一种感性的团结。一方面，我们记得一些不现实的气象，飞机碰上挺拔庞大的建筑物的特效或者电脑图像；另一方面，我们也回忆起一种媒体情感和感情的交融物——称其为歇斯底里是禁绝确的，因为即便是那种歇斯底里，从一起头也让我们许多人感应完全不热诚。人们觉得要想认识实在的汗青事务自己，就必需剥离对它的一切感情反响。但即便是为了获得一种感情反响，人们也得小心绕过媒体的交响乐与放大。人们其实不喜好对他们的感情做理论讨论——你是在量疑我觉得的热诚性吗？我想答复必然是，不，但不是你的觉得不热诚，而是所有的觉得都不热诚。普鲁斯特的小说中有一个出名的时刻：论述者试图加强他对祖母逝世的哀痛，却突然发现他什么也觉得不到：那是出名的“心灵的间歇”，存在主义者曾就此戏剧地断言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觉得（愤慨仍是哀痛，爱仍是恨），我们的觉得永久不会够；情感永久都不敷充沛，它来了又去。

因而，媒体的鼎力大举宣传以及随后的媒体爱国主义——人们无疑能够称之为淫荡（obscene）而不消太担忧陷入矛盾——是基于心里的某种缺失。媒体，无疑是个有本身特殊的生物学需求的有机体，它要抓住如许一个故事，竭力地从中罗致养料，希望之后（就像此次一样）能把它扬弃进一个有同样丰硕的开展可能的新故事里。人类个别（播音员、新闻记者、脱口秀主持人等等）都是那个集体有机体的部门，他们在它的开展过程中积极合做，满足它的需求。

但关于公家的反响，我们还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在我看来一种有益的做法是，先抽身进来，回绝认可那种观点是天然和不言自明的，即“群众会因为一场没有让他们失去认识的人、也其实不发作在一个他们有特殊纽带的处所的灾难感应哀思”。国籍关于人，或者以至是对社会存在来说实的是如斯天然的功用吗？更进一步说，同情和同情实的是人类体量中如斯内在的特征吗？汗青对那两个假设都提出了量疑。同时，我们也能够想想一个心理上痛苦的个别有时若何固着于遥远处所或国度的新闻故事（好比堪萨斯的某次离奇变乱，或者中国的一场离奇的家庭悲剧），那个痛苦的个别无法忘记那件事，各类强烈、困扰的感情都固结在那里，即便其别人可能对此毫无兴趣。那两种情况的独一区别，是不是媒体对集体的一致性、对不异回应的庞大海潮的某种确证？虽然媒体在恫吓，还把那些不爱国不悲悼的人当做替功羊，不外如今人们已经能够讨论那些事了，因为就连失去了亲人的家庭也起头公开训斥一些做法的“病态恐惧”，好比比来在双子塔上建的“不雅景台”。

那种集体谵妄的机造，以及我们能够专门称为集体梦想（但不是说它是假的）的工具并非出格难理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描述过它，他解释了他阿谁时代的一种奇特的集体景不雅的特特效果【1】。同情和恐惧：恐惧来源于把本身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想象着大火的恐惧和窗外难以设想的高度；然后当我们想起本身是平安的，而那些人不是的时候，同情就产生了。再加上病态的猎奇心，以及形塑了我们许多小我履历的肥皂剧构造，就有了一个造造感情的有力东西。就此而言，我们很难判断它从哪一刻起不再是自觉的，而是起头被系统地用于公家。当那种情况发作时，人们是不是能够说一个实在事务已经被潜移默化地酿成了一个（居伊·德波意义上的）景不雅，以至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simulacrum）？那无疑是另一种对人们的热诚性的无礼“量疑”。但是，一旦一种无名的自觉反响被定名和归类，并且被公共范畴的所有行为者如斯固执地一次次定名，再加上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和恫吓，那个名字就在我们本身和我们的思惟与感触感染之间插入了一种刻板印象；或者若是你愿意的话（从萨特的序列体概念【2】来理解），能够说我们感触感染到的不再是本身的感触感染，而是其别人的，事实上假设我们相信媒体，我们感应的就是所有其别人的（everybody else's）感触感染。那种新的非本实性无疑对所有比来十分流行的悲悼和创伤理论（它们的标语在报导中到处可见）形成了不小的量疑。人们可能更喜好普鲁斯特，而不是那些对悲悼和创伤的强迫性呼吁，那些呼吁被深深地吸纳进灾难新闻中，以至让人觉得他们标榜能供给的心理描述和诊断，是不是已经被改变为一种新的治疗自己了。治疗，当然是美国的一种悠久传统，我还明晰记得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在播送中的建议：不只幸存者需要治疗，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承受治疗！或许治疗不会比乔治·布什的减税政策愈加代价昂扬，但无论若何，治疗师如今已经能够安心了。现在所有的美国人都在承受一场被称为战争的治疗（用官方的话说是“反恐战争”）。

人们没必要陷入多疑妄想，就能够称赞那些事务若何及时地拯救了布什的参谋所说的“那届任期”。我对媒体已经说了许多不敬之词，不外我必需认可媒体试图让我们吸收的重要教训，以至要进一步去思疑那个教训：即美国在9月11日永久地改动了，美国失去了它的纯实，工作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等等。超等大国的汗青和其他任何国度的汗青一样血腥；那些关于清白和经历的察看（它们在“水门事务”期间再次被确认）涉及的更多是媒体的清白，而不是某种小我的清白；它更像是公共暴力和色情的普遍传布，而不是自人类汗青早期就存在的小我的愤世嫉俗。令人震惊的不是被传布的信息自己，而是人们能够公开议论那件事。

若是说有什么工具实的永久改动了之类的，那就是正如人们遍及察看到的：少数总统【3】被合法化了。他令人气愤的财务使命被驯服地承受了；他风趣的（也是代价昂扬的）武拆提案，以及更险恶的监控国度的扩展，都以爱国主义的遍及复兴的名义停止宣传、并由我们前面讨论的遍及震惊、哀思、悲悼和由此产生的气愤感触感染准许了。

我还想再弥补一点关于那种集体感触感染的所谓遍及性的察看，因为它对应着现代关于交换的最有影响力的乌托邦梦想之一，并且它更可能是在右翼而非传统右翼的根底上开展起来的。那就是基于新闻媒体的许诺和潜力的遍及主体间性的概念。我认为它隐含在沟通的概念自己中，被看做是两个孤立的个别主体性之间的通道或联络（好比表现在哈贝马斯很有影响力的哲学中）。若是你能设想最后在事实上分隔的两个票据能够以某种体例从头同一起来，为什么不继续假设有一个集体收集，把多样的它们都同一起来呢？（那个乌托邦式的梦想立即辩证地翻转为原型共产主义式的虫豸聚落异托邦，或者没有个别性的集体心灵的蚁丘。）即便如许的情况有可能，我觉得它也只能被消极地想象；积极的版本，好比片子《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仁慈的外星人的到来，是令人烦腻且缺乏说服力的。正如萨特经常说的，一个集体只要在面对外部威胁、危险和仇敌时才会同一起来，如今我们见到的显然就是那种情况。我曾在其他处所指出，那种时刻——即媒体研究中处处强调的媒体的乌托邦潜力：从哈贝马斯到对互联网的梦想、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4】到右派对群众民主的推测——在肯尼迪遇刺后的一两天内将会显露出来【5】；回过甚来看（在加上如今的事务带来的后见之明），那种情况似乎也是因为媒体应对那类工作时相对缺乏经历，因为他们的鸠拙，以及试图应对那种情况时在手艺上的无邪；那么在那里，我们也能够批改一下公认的聪慧——不是美国，而是它的媒体，必定已经不再清白无功了。

至于袭击自己，我们需要记住汗青事务历来都不是完全准时的（虽然此次的袭击事务、其暴力的突然性看起来如斯）而是延伸进汗青时间的前前后后，它逐步地展开，显露出事务汗青性的各个维度。必需指出的一点无疑是，是美国人本身在巴基斯坦盖世太保的帮忙下，在我们奥秘参与苏联对阿富汗战争期间造造了本·拉登。而他随后转而反对他的缔造者，那似乎为辩证法的倒转供给了一个教科书式的例子（而我们之后会看到，辩证法的教训比那里提及的还要相关）。

然而，“9·11事务”的种子埋藏得比那更深，它表白我们需要批改目前对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感化的高估。与其说那能否定当今世界各地的宗教复兴，不如说是指出，今天被称为宗教的工具（各类形式的、从右翼到右翼的宗教）其实是另一种名义的政治。（事实上，宗教或许不断是如许。）而所谓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政治选择，当其他的政治选择，尤其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若是不是整个世界的话）的右翼政治和共产主义政党都被封锁的时候，它就会被选中。苏联的垮台无疑损害了官方共产党的名望甚至社会主义自己，但在西方，我们不应把次要的意识形态感化付与那一事务（苏联帮助和手艺援助的停滞对更早的右翼运动的冲击要大得多）。相反，我们必需扩大我们的汗青视野，把美国人系统地鼓舞和批示的对右翼大搏斗也算在内，那其实能够逃溯到暗斗之初。我们已经晓得美国合谋参与了拉丁美洲的许多场镇压，但要到后来，我们才逐步意识到美国在非洲的连累（拉乌尔·派克[Raoul Peck]的新片子《卢蒙巴》[Lumumba]【6】对许多人来说是很及时的），在亚洲那边的情况就更不消说了。对伊拉克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肉体歼灭，虽然如今其实已被遗忘了，也是和现代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令人憎恨的功行。在那些事例中，谋害和大规模谋杀敌对方在短期内能够十分胜利，但从汗青来看，意料之外的后果则要模糊得多。传统右翼很可能仍然因那创伤而麻木，好比在“后专制”的智利。那只意味着公众抵御和对抗的右翼选项已经封闭，于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宗教选项就成了匹敌政治的独一手段和独一可用的政治形式；本·拉登运动显然就是那种情况，虽然它可能仅限于常识分子和活动家。

但那场运动和国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用美国政府最喜欢的术语来说，它是由谁“赞助”的吗？一群殷商对另一群殷商量疑的审视里，显然带有一种深深的挖苦。我们要记住，过去半个世纪间没有大规模战争：两次“越南战争”——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都是部分战争，以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更久的骇人的两伊战争也不是“世界”级抵触。人们不消附和黑格尔恶名昭著的评论——即战争对社会的精神安康来说是需要的——就能从旧设备和库存的保留以及次要市场的持续饱和中，看出大规模物理毁坏的贫乏若何会给本钱主义形成必然的问题。为了本钱主义社会的安康，那些未利用的庞大库存需要经常被销毁，才气让哪怕是本钱主义消费力自己以制止金融本钱冲销的体例开展。同时，旨在覆灭福利国度的里根/撒切尔税收革命，特定的政治战略是大幅削减富人和企业的税收，布什新政权则以经济衰退为托言，抨击性地从头起头了那种做法。更矛盾的是私家手中的金融累积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庞大财产的功犯”）形成的有害影响：那比过去偶然呈现的百万匪徒富翁还要戏剧性。现在的那些庞大财产——几乎没有因后里根时代的税收而受丧失，也没有被极微弱的遗产税影响——成了对一度被赞许的所有权和控造权别离（以及后来被更虚假地被吹嘘为股东民主的工具）的嘲讽。关于竞选财务变革的隆重辩说，只揭开了私家掌握的庞大财务权利的面纱一角，那种权利让个别能够成为类似于国中之国的存在，付与他们必然的政治甚至军事自主权。

关键是要记住，本·拉登就是此中一个如许的个别。抛开异国差别的掩饰，本·拉登就是金钱在私家个别手中积累的原型，也是那一过程的毒果：若是不加控造，就会让各类动作获得超乎想象的自主性。还有阴谋论的问题，就我们所晓得的而言，片子《塘鹅谋害令》（Pelican Brief）【7】讲的不是既定贸易和政府机构中的惯常做法，而是任人唯贤的偏袒。那种难以遏造的偏私的开展也表现在基地组织中，基地组织与其说是全球化的新世界中的一种新颖奇异的政党组织形式，不如说是富人的私家喜好。

同时，9·11那一详细的突击式动作象征性地袭击了全球化金融本钱主义的一个稀有的中心。它反西方的特点已经十分清晰了，它表现在穆斯林的肃静严厉礼节和家庭价值不雅中，后者是回绝不道德的西方纵容和消费文化的标记。反全球化政治的敌手们必定很快会把本·拉登的政策与一般意义上的反全球化运动联络起来，把“恐惧主义”视为一种与晚期本钱主义及其世界市场逻辑做误导性匹敌的可怕成果。从那个意义上说，本·拉登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挫败了西方重生的右翼反对派。然而，与恐惧主义撇清关系的激动其实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全球化的底子的理论批判，而是说那种批判要把对本·拉登运动夸耀天时用的伪穆斯林立场的伦理政治批判也包罗在内。政治不是伦理：那个说法不是说它长短道德、非伦理的（相反，它是集体的，超出了小我伦理的问题），而是相反，政治旨在解释为什么政治极端主义常常是由伦理纯真性的范围驱动的。

可怜的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德国做曲家、音乐理论家），在一阵突发的巴塔耶式灭亡狂热中，他把世贸大厦的扑灭敬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学姿势，那让他立即被社会遗弃。然而，斯托克豪森坚称的那一行为素质上的美学性量并没有错，它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其实不实正的是政治的。他突然的亮相表白，我们还要从那另一个美学及“图像社会导向”的维度，来加强对恐惧主义动作的伦理批判与尺度的战略性描述——它是一种对媒体发话以至征用媒体的绝望之举。

至于“恐惧主义”——若是有那种工具，它也是个含义复杂而迷糊的词——它的“前汗青”即通过动作停止宣传的做法，植根于19世纪晚期无政府主义的失败，以及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胜利”，后者的方案呼吁人们迫使国度显露出它实正的压迫性和“法西斯”天性（然而该方案的第二部门，即人们大规模起义对抗那个法西斯国度，却耽误了）。

事实上，那也恰是本·拉登动作的辩证胜利所在：它在全世界激发和促使了国度及其监视才能显著的再军事化，促使它们在国外策动新的致命干涉，那同样可能激发和滋长新形式的普遍仇恨和反西方的抵御。

然而在那个辩证法中，对立的每一方都强化着另一方，却纷歧定会有合题（synthesis）的呈现。马克思本人提到，世界汗青的抵触有两种末结体例，“要么末于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要么末于彼此斗争的阶级的配合扑灭”。如今，我们有需要对那个配合扑灭的前景感应不安。

【1】译注：即悲剧。

【2】译注：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个别的集合，每个成员除了他们目前在做的工作之外没有其他共性（好比列队等着进片子院的人）。序列体中的个别差别于群体中的个别，是相互异化的。参考Oxford Reference。

【3】译注：指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团选票，但选民投票成果的票数低于敌手的总统。选民在投票时需要选出代表各州的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选总统。大大都州都规定选举人将把全数选举人票投给该州获得相对大都选民撑持的总统候选人，因而选举人团的投票成果和选民的现实投票成果可能差别。

【4】译注：约翰·菲斯克，美国媒体研究学者，对群众文化持正面立场，认为群众在文化消费中具有缔造性。

【5】译注：肯尼迪遇刺时，媒体关于若何播报大型突发事务尚缺乏经历，此次的处置体例也构成了之后播报其他突发事务（如9·11）的范本。媒体在几天内按照片段的信息不竭推测实在情况，此中也掺杂了大量不实动静。报纸暂停其他新闻，整版面只报导那一件事，刚刚普及的电视则第一次把悲剧事务酿成了到处可见的图像。

【6】译注：一部关于非洲殖民史的片子，展示了卢蒙巴从指导刚果独立运动到遇害的过程。

【7】译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悬疑片子，讲述两名做高法院法官被石油富翁谋杀后，法令系学生和记者结合探案的故事，此中涉及到私家利益和总统选举的纠葛。

责任编纂：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