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代香港青年是"后物量主义"？别逗了

文 察看者网专栏做者 梁韦诺

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域的政府与政治”硕士

一、缘起

持久以来，香港青年赐与别人一种“政治冷感”的印象。但近年，那种印象有所改动。自2006年的“捍卫天星船埠运动”以来，青年逐步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2012年“国民教育风波”及2014年“雨伞运动”之中，青年更担任着重要角色。现时的“修例风波”，青年以至成为了运动的主体。很多香港学者测验考试解释香港青年的价值取向，此中利用较多的是后物量主义（Post-materialism）理论。

学者沈旭晖提出，香港青年之所以积极参与“修例风波”，是因为他们不再介意现实世界的物量生活，不再逃求物量主义价值，转而逃求各类后物量主义价值，例如民主、自在、人权等等，为“高尚理念”而抗争。沈先生以至将青年标签为“后物量世代”，认为“后物量世代”与上一代“物量世代”已有判然不同的价值不雅，并将世代对立起来。

图自港媒

二、何谓后物量主义

后物量主义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由出名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英格尔哈特针对其时西方兴旺本钱主义工业社会，认为人民的物量需求已经遍及得到满足，因而在物量富有情况生长的新一代，将会转而逃求民主、自在等后物量主义价值。那个价值取向与上一代比力重视经济增长、国度平安等物量主义价值取向极为差别。

英格尔哈特的后物量主义理论建基于出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条理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简单而言，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种及五个条理，即心理需求、平安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基于需求条理理论，英格尔哈特提出稀缺假设及社会化假设。有关稀缺假设，英格尔哈特认为在物量匮乏的生活情况下，人们为了保存，便会将心理需求及平安需求视为首要满足的需求。当物量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就会逐步测验考试满足较高条理的需求，招致他们倾向于后物量主义价值。

至于社会化假设，是指小我价值不雅在生长期间的情况已经构成，生长之后将难以改动。因而，生长于物量匮乏情况的一代，即便生长后物量生活得到满足，他们仍然倾向于物量主义。只要生长于物量充盈情况的一代，才会倾向于后物量主义。

基于以上两个假设，英格尔哈特提出价值不雅的世代瓜代：物量主义价值不雅仍然属于社会支流，但跟着在物量富有情况下出生避世及生长的新一代逐步增加，社会上信奉后物量主义价值的人将会愈来愈多。在价值不雅的瓜代过程之中，信奉后物量主义的新一代将会与信奉物量主义的上一代发作抵触，并逐步代替物量主义价值不雅成为社会支流。英格尔哈特设想，那个价值不雅的世代瓜代，大约需要十五至二十年。

三、香港青年与“物量主义”

回到香港社会，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持续增长，物量生活变得富有。那么，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设想，颠末二十多年的开展，现时香港的支流价值不雅理应已被后物量主义所代替。外表看来，上文提及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香港青年都担任着重要角色，并且那些运动都高举着后物量主义价值的灯号，例如保育（指情况、文化等方面的庇护）、民主、自在等等，那就形成一种假象：信奉后物量主义的青年为争取后物量主义价值而动作。

诚恳说，在浩瀚对香港青年的标签之中，后物量主义可算是最令笔者摸不着思维的一个，尤其是当笔者与身边的平辈伴侣们聚会时，各人还不竭地聊比来买了什么手办玩具、上彀抢购了哪一双名牌限量版篮球鞋、换了哪一部新款手机时，将后物量主义标签于我们身上，把我们说成是不吃人世炊火的“清教徒”，额外格格不入。

事实上，香港青年历来没有一刻放弃过逃求物量生活。试回想一下，香港流行对女性贴“港女”标签，此中一项“罪行”不就是“拜金”吗？香港女生被攻讦择偶前提老是以钱为先，只懂逃求名牌豪侈品，每天就在想若何结识有名车有洋楼的富人当丈夫。那种标签并不是停留在上一代，到目前为行还经常被人用来攻讦年轻一代的女生。为何不竭被攻讦为“拜金”的年轻一代，会被誉为不吃人世炊火的“后物量世代”？

更甚的是，从笔者察看，香港青年最存眷的就是住屋问题。他们埋怨，本身的工资增长逃不上楼价升幅，即便多么勤奋工做与储钱，亦永久买不起楼（以至连车位也买不起）。事实上，按照政府统计处的材料，近十多年港人的工资增长大幅落后于楼价升幅。

除了住屋问题，青年亦对学历与工做的反差产生不满，他们的学历无疑是进步了，但就业市场上契合他们心意的高薪、有前景的工做其实不多（在财产构造失衡下更少） ，招致青年对本身的前途感应忧愁。

例如，在财产构造向金融办事业严峻倾斜下，笔者身边良多伴侣即便本来的兴趣是音乐、艺术、哲学等人文及社会学科，但为了日后找到高薪厚职，决然放弃修读有兴趣、却被社会贬称为“乞食科”的科目，转而选择修读工商办理等商科，认为结业后可以进入投资银行成为“金融才俊”。

然而，原来那些高薪厚职的数量十分少，门槛亦相当高，而当良多学生修读商科时，就意味着对那些岗位的合作十分剧烈。成果笔者良多修读工商办理的伴侣，都无法找到他们心目中的抱负职业，成果转而处置其他职业，例如办公室文员、银行柜台办事员、服拆销售员等等。那些职位的薪金比抱负的中产职位低得多。

事实上，按照叶兆辉传授的阐发（《香港贫穷问题本相》，2017，页105-107），2001年至2011年之间，非劳动雇员、手艺性劳开工人的职位的工资增长率不超越5％，而非手艺性劳开工人更呈现负增长12.4％。

那种期望的落差，招致青年对前途感应绝望。那种向上活动的问题，以及上文提到的住屋问题，不就是物量问题吗？

现实上，固然香港青年不再生长于物量匮乏的情况，但他们历来没有放弃物量生活，反而逃求更好的物量生活。上一代与新一代对物量的立场的不同，与其说是逃求物量与否，倒不如说是逃求物量的体例差别。

上一代人的生长情况，相对来说仍然是处于自在合作阶段的本钱主义，各项营运成本开收较为低（尤其是港英殖民政府对劳工造定极其单薄的保障），市民比力容易积累财产，阶层向上活动的时机相对较高，他们觉得不消透过政治参与就可以获取物量。

然而，新一代的生长情况极为差别。固然物量前提比以往大为改善，但本钱主义已经开展至垄断阶段，工资的低增长、昂扬的租金、人力成本的上升，以致于财产构造的失衡及严峻的贫穷悬殊，招致新一代产生“富有中的贫乏感”。

跟上一代面临的绝对贫穷情况差别，新一代面临的是相对贫穷。青年认为，单靠小我勤奋而无法更改善本身的物量生活，经济开展亦不见得有利于他们获得更美妙的物量生活（“涓滴效应”失效），因而他们选择透过其他手段及渠道去获取更多的物量，而政治参与则是青年最热衷的手段。

在青年看来，无法争取更多物量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分配不公，而政治则牵扯资本分配与权利，因而青年欲透过加强政治参与去获取更多资本。他们相信，上一代已成为既得利益者，以至在政经构造上掌握大权，操控整个游戏规则。因而，他们只好在政治范畴上与既得利益集团争夺权利。

那种情况，就如托洛茨基对青年的观点：“年轻人关于他所生活的阿谁社会，时常会觉得到不满。他总认为他能比老一辈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轻人老觉得他们是前进的—―可是他们关于前进那个词领会却是有所不同的。”

“那里我们找到了实正心理的动力。年轻人觉得被人给排挤在外；老年人占据了所有的地位，而年轻人却找不到出路来施展他们的才气。他们之所以不满，很简单因为他们坐不到司机的位子。一旦他们本身坐正了那个位子，他们的激进主义便消逝于无形了。”（《论学生与常识分子》）

需要留意的是，青年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取更好的物量生活，其实不代表他们参与的社会运动都与争取更多资本有关。良多时候，在虚假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社会运动所主张的都看似与争取物量生活无关，而锋芒亦非指向实正障碍青年获取更好的物量生活的元凶。那种不满的力量往往被反中意识形态引导到错误的对象，但归根咎底，那种不满确实是源于青年对物量生活的不满足所致，不管他们高举的标语或逃求的价值能否外表上与物量无关。

四、一场误会：后物量主义价值中的物量性

——案例解析

有人会量疑，在上述社会运动中，青年确实高举民主、自在、人权等后物量主义价值。在“修例风波”之中，青年以至高呼要“揽炒”（玉石俱焚），甘愿毁坏经济繁荣，那还不克不及证明青年是后物量世代吗？

然而，将后物量主义价值与物量朋分，以至视之为反物量的价值，是极其错误的。“物量决定意识”，后物量主义价值自己就包罗着物量主义成份。以下笔者将会抽取“保育”、“民主与普选”及“人权与自在”三个后物量主义价值去阐发它们所包罗的物量性。

“菜园村运动”：保育？

自2006年保留天星船埠运动起头，香港发作屡次以保育为灯号的社会运动，此中以2009年的菜园村事务最为人熟悉。

事源其时政府及港铁公司为建造广深港高速铁路，筹办清拆菜园村，以在本地兴建列车泊车侧线及告急救援站。事务引起了村民及保育人士的不满，要求“不迁不拆”。保育人士则主张本土主义及反开展主义，反对兴建高铁，责备高铁工程毁坏“本土生活”，并鼓吹一种农郊悠闲生活的乌托邦式愿景。从外表上来看，那场以保育为目的的运动，恰是以“后物量主义”价值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

然而，学者邹崇铭与韩江雪指出，固然那些新社会运动重视笼统的价值，但最末那些价值“都不免要面临现实利益分配的问题；譬如菜园村要拆抑或不拆、应补偿几等”（邹崇铭、韩江雪：《那一代的郁闷：从消逝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战》，2015，页62-63）。良多人只聚焦在保育人士的标语及动作，认为他们的主张都是后物量主义，但运动之中最核心的一群是菜园村村民，而村民有着亲身的物量利益关系，例如参议补偿金额、安设计划等等。

即便是保育人士的主张，亦并不是离开物量。学者许宝强认为，菜园村运动及其他以保育为目标的本土主义社会运动，本色上拥有着强烈的阶级政治性量：香港的财产及资本分配两极化，招致低下阶层的日常生活被干扰及挤压，而菜园村运动的争议则在于“空间资本利用与分配的倾斜”。

因而，保育人士所主张的反开展主义，并不是笼统的、后物量的“本土主义价值”，而是对物量分配及物量生活的不满及仇恨。与其说他们反对开展，倒不如说是反对他们觉得本身无法享受的开展，而那种心态在本土主义包拆下，往往会转化为族群矛盾。不要忘记，菜园村事务发作的同时，恰是“蝗虫论”鼓起之时。无论若何，那种以保育及反开展主义为思惟的运动，确实充满着物量性。

“雨伞运动”：民主与普选？

2014年，香港的反对派为了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法子的决定，以及争取所谓的“实普选”，号召请愿者于中环、金钟及旺角等地违法堵路。

普选原来是政造民主化的重要元素，包罗着民主价值，但反对派口中的“实普选”，并不是单指一人一票的选举，而是拥有公民提名的选举。反对派之所以对峙公民提名，说到底就是要求一个确保反中央人士可以成为行政长官的选举轨制。换言之，“实普选”只是打着“民主”灯号，实为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的手段。

退一万步地说，即便我们视普选为后物量主义价值，它自己就包罗着物量性。持久以来，普选被宣传为处理所有问题的全能药，尤其是针对社会资本分配不公的问题。

2007年，由民间人权阵线及反对派议员倡议名为“争取普选，改善民生”的大游行，号召市民反对昔时的行政长官选举。他们主张其时的选举形式是“不公允及不公义”，会产生亲商界及财团的行政长官，招致香港社会呈现严峻的贫富悬殊及“地产霸权”，下层亦缺乏更低工资及退休保障。他们主张，只要透过争取普选，改动现有的政经构造，才气实正处理那些问题。换句话说，普选并不是如外表上那般“后物量”，它自己就包罗了争夺资本分配权利的物量性。

以致于民主，亦同样包罗着物量主义性量。反对派议员张超雄在文章《没有民主，哪有民生？》里充实解释了民主所包罗的物量主义：“没有民主的社会，民生问题也常常处理不了，一切只以当权者的喜恶行事。经济继续开展，社会继续贫富悬殊，医疗、教育、房屋、情况、空气污染、生齿高龄化等一大堆问题则继续拖。民主，最末是为了改善民生。没有民主，哪有民生？”

张超雄认为，民主的目标是为了改善民生，即公允分配资本。可见，即便是民主那种后物量主义价值，它都充满着浓浓的物量性量在内。

深切地说，民主自己就并不是笼统的概念，它拥有实在在的阶级性量，如列宁所言：“只要有差别的阶级存在，就不克不及说‘地道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而阶级又是建基于物量的占有而构成，并围绕着物量利益而对立以至停止斗争。可见，民主那个后物量主义价值充满物量性。

“修例风波”：民主、自在、人权？

现时还未结束的“修例风波”，有大量青年参与此中。良多国际媒体及政客赞扬青年为保卫民主、自在与人权而参与抗争。上文提及的学者沈旭晖，就将参与请愿游行以致暴动的青年说成是逃求后物量价值的世代。

然而，整场风波跟民主、自在、人权等后物量主义价值完全无关。起初，整场风波是围绕着《逃犯条例》修订而引起的。反对派操纵香港人对内地司法系统的不信赖（恐共恐中心态），透过诉诸恐惧的体例，激发市民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抵御。

试回想一下，其时反对派造做的宣传，都是围绕着条例对人身平安的进犯及经济开展的负面影响。例如，反对派恫吓市民，只要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通过，日后只要颁发过攻讦中央政府的言论，就会被罗织功名，并移交到内地受审。反对派妄言，中国内地呈现的食物平安及工程施工量量问题将会在香港成为常态。

此外，反对派指出，修订草案通事后，香港的司法独立亦会因而而受毁坏，招致美国打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招致大量外资公司撤离，外国亦会向香港发出旅游警示，损害香港的旅游业，形成大规模赋闲及股市下跌，香港的经济将遭到严峻冲击。

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宣传的，都是集中在市民的人身平安及经济生活。换言之，是针对着市民的心理需求及平安需求条理而提出，而非什么后物量主义价值。

当然，还有良多因素促使青年参与“修例风波”，详请可参考笔者之前颁发在察看者网的文章《一个香港青年看“香港青年”》。

回到本节开头关于“揽炒”的问题，要与整个香港玉石俱焚，不是“后物量世代”的更佳例证？然而，所谓的“揽炒”，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抱负的逃求，而是一种“鱼蛋论”（例如我的鱼蛋没甜酱，我不要加，而要让你的鱼蛋也没有），因为青年得不到抱负的物量生活，所以认为其别人也不克不及拥有。换言之，“揽炒”只是出于一种原始、丑恶、野蛮的吃醋心，与后物量主义价值完全无关。

现实上，笔者不行一次听过身边参与暴力请愿的伴侣说，因为“缆炒”可以毁坏经济，使楼价、物价大幅下降，他们就能以低价购置房屋及其他消费品，所以才撑持及参与暴力请愿。

整场修例风波所展现的，并不是对后物量主义价值的逃求，而是对内地的恐惧及仇恨。由起初对内地的不信赖，逐步开展到对内地政府、公众，以致对整个中国的仇恨。几内地人及拥有爱国立场的人士被大盗殴打？几内地企业或被视为拥有爱国立场的企业被大盗打砸抢烧？还有无数国旗、国徽被涂污、毁坏及燃烧，中联办门外以至被喷上辱华字句。那一切展现的，都是赤裸裸的仇恨，而非高尚的抱负。

那种对中国的仇恨，早在2009年就起头被反对派煽惑起来。昔时的“蝗虫论”，不就是责备内地来港新移民及双非妊妇将从香港人手中掠夺医疗、房屋、福利、学位等社会资本，以及责备内地旅客抢走奶粉等日用品吗？换句话说，对中国的仇恨，根源在于香港人对物量生活的重视及不满。本钱主义形成的资本分配不公，其没必要然招致青年反对本钱主义。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往往会被引导到差别方面，尤其是针对世代及族群，逐步构成极右排外民粹主义。

五、被忽略的汗青——政治前提：

上一代与物量主义的关系

从后物量主义视觉来看，生长于物量匮乏情况的上一代，城市信奉物量主义，并逃求社会不变，因而反对毁坏社会次序的政治运动，以至构成政治冷感。然而，那种视觉其实不足以解释上一代的价值取向。

上一代生长的情况，除了物量匮乏之外，亦是殖民时代。港英殖民时代无疑是专制体系体例，体系体例表里通俗市民均难以参与政治活动（体系体例内，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只要市政局有选举，选民门槛亦十分高；体系体例外，差人镇压力度十分强，集会游行遭到严峻限造）。

更重要的是，港英政府推行“去政治化”教育，使市民的公民意识及政治参与意欲相当单薄，招致上一代遍及构成政治冷感。殖民主义所构成的汗青——政治前提，却在后物量主义理论下被严峻忽略。

此外，同样在物量匮乏的年代，香港的大学生已经积极参与各类社会运动，运动傍边除了出于物量利益的诉求（1973年“反大学加费”运动、1974年“反加价”运动、1975年“反德律风加费”运动等等），更多的是出于逃求抱负主义的信念（1970年“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1971年“捍卫垂钓台”运动、1973年“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等），但为何没有人将那些“火红年代”的青年称为后物量世代？青年的价值取向除了受生活情况影响，能否有其他因素阐扬着重要感化，例如教育？后物量主义理论就缺乏响应的解释。

六、为何总要将香港青年

标签成为“后物量世代”？

起首，当然是进步青年的优胜感，激化世代与族群矛盾。将青年标签成后物量世代，将青年塑形成不吃人世炊火的纯真形象，并且将青年抱负化及浪漫化，认为青年逃求民主、自在等后物量价值，显示青年不是出于本身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而动作。那就能付与青年高尚的道德性，将青年的动作说成是“无私”及“正义”的。

如许一来，青年在社会运动的所做所为，以致是违背法令、危害公家平安的恶行，在后物量主义理论之下，都酿成逃求后物量价值的“正义”行为。好比说，沈旭晖将参与“修例风波”的青年说成是“后物量世代”，试问四处打砸抢烧、围殴、向人淋泼易燃液体并点火，以至用石头砸绝路人，那些暴行跟逃求后物量主义价值有何关系？

与此同时，香港的中、老年人，以及内地人被标签成逃求物量主义价值的群体，将逃求物量视做为浅薄、庸俗、低条理的需求，以至贬称上一代为“港猪”，只求温饱不知荣辱，借此突显香港青年的前进性。

事实上，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用金字塔图表来呈现是极其错误的。原来，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固然分为五类及五个条理，但那些条理并不是有先后之分，五个条理的需求都可以同时对人阐扬感化。

由此可见，心理需求应被视做更先的条理，但并不是更低级的条理。物量是人们赖以保存的需要根底，即便物量生活变得充盈，亦不代表人们可以弃物量于掉臂，可以不吃人世炊火，转而逃求后物量主义价值。并且，如上文所述，后物量主义不等于可以离开物量，更不等于反物量。所谓物量/后物量的区分实为模糊，后物量主义价值原来就包罗着物量性。

香港青年并不是不再存眷物量生活，相反，他们十分存眷物量生活，并且希望逃求更美妙的物量生活，只是因为社会开展前提的改变，青年逃求物量的体例与上一代差别，比起上一代自力更生、多劳多得的思惟，青年更存眷在政治范畴中的资本分配，但其实不代表后者比前者高尚。

更危险的是，后物量主义理论将实正的问题掩盖并加以笼统化及概念化。

如上述，香港青年为逃求更美妙的物量生活而动作，原来长短常现实的资本分配争夺。然而，在后物量主义视角下，逃求物量的目标及对物量分配的不满与失落，被转化成为笼统及虚无的后物量主义价值。成果，问题的焦点变得愈加模糊，问题亦变得更难以处理。

当然，本钱主义所招致的资本分配不公问题原来就不容易处理，但至少可以被识别出来。可套上后物量主义后，那些问题酿成十分笼统、几乎无法被识别（更遑论被处理）的虚无价值。建基于虚无的后物量主义价值的新社会运动，其缺陷就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llen Wood所指出的：“还有就是比来以来的‘新社会运动’。问题只在于，那些差别选择没有任何一种是以对构成本钱主义的社会力量及其关键的战略目的的系统的从头评价做为支持的。那些差别概念的典型形式就是一厢情愿式的乌托邦或是处于绝望中的梦想，或是跟凡是一样，都是关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梦想，而没有关于变迁历程的实在期盼。”（《从阶级撤退：论一种“实正的”社会主义》）

成果，针对资本分配问题而提出的处理办法，例如就业、房屋及增加向上流时机等等，被认为不敷以疏导香港青年的怨气，继而要求社会对后物量主义价值做出回应，例如赐与更多民主等等。然而，民主、自在、人权等后物量主义价值底子不是做为一种能被处理的问题而呈现，亦便是说它们底子无法被处理。社会愈重视那些价值，愈想满足那些价值，实正的问题却愈被隐藏起来。到头来什么问题也没有被处理，却不竭形成更多问题。

结论

每当香港社会发作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有浩瀚青年参与时，青年就会被冠以“后物量世代”的标签，被视做可以脱节物量而无私地为社会争取后物量主义价值的前进群体。然而，颠末阐发，香港青年并不是不吃烟火食，不再存眷物量生活。相反，青年更存眷物量，并渴求有更美妙的物量生活。可见，在逃求物量方面，世代之间并没有不同。

上一代与新一代的别离，只在于获取物量的手段。因为社会开展前提的差别，上一代相信靠本身工做勤奋便能获取及改善物量生活，而下一代则认定政经轨制障碍了他们获取更好的物量生活，因而对政经轨制产生不满，希望透过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夺资本分配。可见，青年将后物量主义价值视为逃求更好的物量生活的手段或标语。

可是，固然青年对分配不公产生不满，但那不代表他们参与或策动的社会运动是针对分配不公的，其实不一定可以将锋芒指向实正形成分配不公的元凶。

在反中意识形态影响下，青年的不满往往被引导至反中运动之中，所谓的“中国因素”被视做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元凶，而实正形成不公的国际及当地的大资产阶级则被忽略，以至被群众所赞颂（李嘉诚向中小企发放“应急钱”，被视做不忘本，有受惠餐厅为了答谢李嘉诚，以至荒唐地推出优惠，身份证上只要有“李、嘉、诚、万、岁”此中三字就赠送午/晚餐）。

好比说，青年面临的住屋问题，实正的首恶祸首是大地产商。但在反对派及反共反中媒体的鼎力衬着下，“中国因素”（包罗内地本钱及内地来港新移民）被责备成招致楼价昂扬、公私营房屋供给不敷的元凶，成为了大地产商的代功羔羊。

更甚的是，跟着时间过去，当青年觉得到他们的物量生活无法到达心目中的抱负程度，似乎远在彼岸世界，他们便会自觉地逃求那些价值以缓解他们对物量生活的不满足，如许一来，做为争取更好物量生活的手段的后物量主义价值，就会逐步酿成目标。换言之，后物量主义价值酿成了青年的精神鸦片，以至开展出崇敬后物量主义价值的宗教。难怪，所谓的普选式“民主”会酿成一种香港青年信奉的宗教。

原来青年不再犬儒，懂得发声及用动作去争取，并不是坏事。问题是，当青年的怨气被人引导到错误的标的目的，使青年单纯地逃求民主、自在等后物量主义价值，或者用后物量主义价值去包拆极右排外民粹运动，将矛盾由阶级对立转化为世代或族群的对立，似乎只要将上一代或内地人根除，就能改善本身的物量生活。

有青年以至高举列强旗号，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光复”、“解放”香港，对帝国主义国度、跨国本钱及当地大资产阶级俯首称臣，梦想只要有那些权力的帮忙，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种明眼人一看就晓得是极其愚笨及荒唐的主张，竟然能让相当一部门青年所信奉，他们却自认为比上一代人优胜，何其挖苦？

列宁曾经说：“任何自在，若是它同劳动脱节本钱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工具。”

不但是自在，任何价值，若是同劳动脱节本钱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工具。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