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定与专注：在本身身上克制那个时代

静定与专注

文 | 吴 靖

春秋期间，我国履历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随后儒、道二家脱颖而出，瓜代占据中国思惟文化的支流。至两汉之际，释教由古印度传入我国，于魏晋南北朝期间趋于昌隆。至隋唐期间，我国释教已宗派林立，蔚为大不雅。然而，唐代中后期的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却给了释教以致命性的冲击，在那次广泛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中国释教几乎所有宗派都三军覆没。那些宗派——包罗唯识、三论、露台、华严、律宗、密宗等等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典范文化的支持，从此便一蹶不振，有的以至永久地消逝了。堪称奇观的是，唯有由菩提达摩开创、由六祖慧能推向巅峰的禅宗一派，不只安然渡过那一劫难，之后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兴旺开展，在灭法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及全国，进而一举获得了中国释教的主导地位。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原因安在？谜底或许就在禅宗的十六字规语：“教外外传，不立文字，曲指人心，见性成佛。”在现在的挪动互联网时代，陪伴着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热潮，人类文明存在着空前的机遇，也面对诸多严峻的挑战，来自禅宗的古老聪慧无疑为我们更好地克制时代的短处供给了诸种秘诀，此中尤以静定与专注最为切中时弊，正如一百多年前的西方愚人尼采的警语：在本身身上克制那个时代。

静定：缔造的源泉

在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流行的现代社会，急躁与不安成了现代人最常见的两种心理形态，那关于肄业、创业甚至人生的种种逃求都是倒霉的。关于那一点，禅宗一派无疑是喧哗扰攘的现代社会的一剂解药，其所倡导的静定修行之法——默坐与禅定，是禅宗甚至整个释教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消融了二元论的壁垒，从而使主客合一，使人的心理和心理形态到达中国文化所谓的更高境界——“天人合一”。根据现代心理学的解释，那种主客泯灭的形态乃意识功用尚存但没有运用的心理形态，释教称此境界为“空”。那种空的境界不连续地继续修行，就能够进入一种“言即不中”的意识形态。释教极为爱崇那种形态，能修行到达此境界的人被称之为“佛”。

不难发现，禅宗的静定做为一种办法论，背后蕴含着典型的东方哲学思惟，与儒家和道家的许多概念不约而合，那也是释教尤其是禅宗思惟得以在中华大地上蔓延生长的关键。如儒家典范《大学》有言：“知行然后有定，定然后能静，静然后能安，安然后能虑，虑然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末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行生定，定生静，静生安，安生虑，虑生得，一切由“行”而生，由此构建了君子修身求道的总纲领，而释教主张“因定生慧”，而定慧又称做“行不雅”。又如道家典范《道德经》有言：“全国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佛家言“空”，正如道家言“无”，“无中生有”，亦可视做“空不异色”的某种变形。道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所推崇的“坐忘”和“心斋”亦包罗着明显的定慧思惟。

即使大大都人都无法在静定的修行中体验到上述的更高境界，但保有静定的习惯关于现代人而言极为重要。那看似很难做到，其实也并不是那么难，只要让本身从各类繁忙中停下来（亦即“知行”），单独（盘腿）默坐一会儿，将自我渐次放空，任由各类杂念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细细体味当下的霎时与时间的流逝，渐渐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垂垂地，我们从静定中收成到一种无中生有的力量，一种空寂之后的充盈，一种平和平静之后的狂喜，一种静不雅之后的憬悟。深谙禅宗三昧的台湾散文巨匠林清玄先生在其名做《白鹭立雪》中有一首意味深长的禅诗，诗曰：“白鹭立雪，愚人看鹭，伶俐见雪，智者不雅白。”

世俗的人看见了雪中的白鹭，便会忘记雪的存在；看见了逃逐，忘失了安静；逃求小的价值，忽略了纯净如雪的素质。伶俐的人晓得白鹭伫于雪中，只是一时的、短暂的，因而常常会提醒本身，不要丧失了宝贵的纯净。有聪慧的人，只是静不雅，不起别离。禅宗的聪慧告诉我们，那种看似“不做任何事”的静定修为是一种极为珍贵而重要的才能，关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尤其如斯，而关于那些热爱禅宗的天才及其所创始的伟大事业而言，静定之法可视做他们的缔造之源。

美国出名做家苏珊·凯恩在其著做《恬静：内向性格的合作力》中极富洞见地指出：“若是你在后院的一棵树下坐着，而其别人在院子里碰杯畅饮，那你就更有可能成为被苹果砸中的人。”为此，她举了一个反例，即大名鼎鼎的“思维风暴法”，那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鼓起的群体决策法一度风行全球，但之后长达四十年的持续研究却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以小组形式开展的思维风暴其实不利于产生缔造性设法。伦敦大学组织心理学家艾德里安·弗恩海姆坦言：“科学研究表白，贸易人士接纳思维风暴的办法是极其愚笨的。”那种集体思维所固有的局限性，被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称为“群体工做缺陷”。对此，苏珊·凯恩进一步指出：“当小我在群体中工做时，他很难意识到本身实正的设法。做为社交动物的我们总会无意识的效仿他人。而当我们有意反对那些定见时，我们会承担精神上的不安。”

毫无疑问，静定的前提是独处，亦即连结孤单的形态。能够说，一小我恬静时所产生的孤单场域是立异的催化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坚决地说：“我单枪匹马，不成群也不结对……因为我晓得，要到达既定的目的，必需要由一小我来思虑、来批示。”是的，许多实正意义上的缔造——不是细小的改良，而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纯缔造，都是一小我在夜深人静时想出来的，和那些所谓的“思维风暴”毫无关系，正如苏珊·凯恩所指出的：“独处是缔造力的关键（也是被低估的）原料。”因而，关于小我缔造力而言，那种能够随时从纷繁纠缠的社会收集（包罗虚拟空间收集）中抽身而出的才能，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一个基于挪动末端将人们空前慎密地联合在一路的时代——无疑显得愈加珍贵和重要，而禅宗的静定之法给现代人的启发是庞大的，无论是修身仍是缔造。

专注：人生的境界

中国思惟文化在魏晋以前以儒家和道家做为支流，此中儒家偏于入世，道家偏于出生避世，释教尤其是禅宗颠末本土化之后，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乃是因为其很好地交融了儒、道思惟，禅宗做为中国释教的精华，其精神能够归纳综合为“以出生避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能够说，禅宗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一个奇特的精神标识，千百年来对社会、人消费生了庞大的影响力。禅宗精神看似教人学会放下，实则教人专注当下，认实不雅照和掌握生射中的每时每刻，去缔造崭新的人生境界，那能够从出名的“禅宗三境界”说起。

宋代禅宗在总结了魏晋至隋唐的禅宗思惟的根底上，从浩如烟海的唐宋佳句名联中拔取三句，提出了“禅宗三境界”说。“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此第一境。句出唐代诗人韦应物名做《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诗人独坐滁州郡斋，孤寂清凉，不由念及住在全椒县深山中与世隔断的道人，在那冰冷肃杀的深秋，想送一瓢暖酒给山中苦寂的友人，但又怕满山落叶，寻不到他的踪迹。“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是诗人的孤单心灵寻不到安慰的孤单与徘徊。当然，此一境界虽离至境另有间隔，但究竟结果已入禅宗境界，较之诸种无境界的人生仍然超出跨越很多。苏轼晚年贬谪惠州，曾次韵做《寄邓道士并引》，诗云：“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醒卧松下石。幽人不成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清代出名诗人、评论家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将韦、苏二诗做了比力：“《寄全椒山中道士》一做，东坡锐意学之而末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消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旨也。”意、力二字，一语道破，堪为的评，盖以东坡之才华，亦有棋逢敌手之时。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此第二境。句出苏东坡《十八大阿罗汉颂》，此中赞颂第九尊者诗文：“饭食已毕，璞钵而坐。孺子著供，吹禽发火。我做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东坡寥寥数语，已将尊者神游世外、不雅心自由的神志描绘得惟妙惟肖。如前所述，佛家推崇“空”的境界，意即离开七情六欲之苦，六根清净。空山无人，即是指本身不再受人生的俗世磨难煎熬，得以解脱。水流花开是顺承，意念皆空，一切当自由兴现，心旷神怡。到达那个境界，大要要禁受些磨练，才气到达实正的物我合一。

苏东坡是学佛参禅之人，他在困难困苦的邪恶境遇中——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的一贬再贬——反而实现了人生境界的升华，创做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芒绚烂的诗文，禅宗对他的帮忙和影响不成谓不大。尤其是东坡诗词中表示出的种种人生境界与禅宗的影响密不成分，如“人生四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随遇而安，“因病得闲殊不恶，放心是药更无方”的修心为上，“暂借好诗消长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的诗禅一味，“回首历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悲喜两忘，“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释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生平”的超迈放达，无不表现着将人生磨难蒸馏升华的禅意境界。

“万古漫空，一朝风月”，此第三境。语出《五灯会元》卷二之“天柱崇慧禅师”篇：

（僧）问：“达摩将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师曰：“将来且置，即今事做么生？”曰：“某甲不会，乞师指示。”师曰：“万古漫空，一朝风月。”

某日，有僧人问崇慧禅师：“达摩祖师尚将来中国时，中国有没有佛法？”禅师说：“尚将来时的事暂且不管，现在的事怎么做？”僧人不解，又问：“我其实不体会，请巨匠指点。”禅师意味深长地说：“万古漫空，一朝风月。”一朝风月是当下的刹那，万古漫空是遥远的将来。也能够说，一朝风月是短暂的，万古漫空则是虚幻的永久。既然虚幻不逼真，又何必悬念，我们只需要做好面前即可。无论以后怎么样，专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掌握眼下，摒弃虚无，那个境界应比什么都抛却和放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