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诲和人口报告：学前和基础教诲篇

育娲人口研究

2023/01

本篇《教诲和人口报告 学前和基础教诲篇》将分析中国的教诲的负担。投进方面包括政府、父母和孩子的投进；产出方面包括各个教诲阶段的进学人数和能力测评数据；并且依据未来人口的趋势来推测各个教诲阶段的进学人数。报告将重点分析父母和孩子的时间成本，以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报告将分三个部分：学龄前阶段，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

1、学前教诲阶段

1.1 幼托基础数据

托儿所作为一种服务性福利机构，能够解决父母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及，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

目前，我国严重短缺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这给家长特殊是母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暂停工作照看孩子。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又需要依靠双份收进才能足够应付开支。这样的矛盾，增加了育龄家庭的生育焦虑。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整体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进托年龄有严厉限制。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来自政府的高度重视，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挥意见》，提出三方面的任务举措：一是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挥，落实产假政策；二是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三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但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的漫长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暂时性浩大的缺口。依据教诲部2020年“学前教诲分年龄幼儿数(总计)”公告统计的教诲机构数据，所有3岁（不含）以下幼儿进园人数加总在园人数为79.6万人。

表1：2020年全国3岁以下幼儿在园/班数（按办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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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教诲部、育娲人口

2021年7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展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进托率仅为5.5%左右，按照这一数字换算，进托人数还不到231万，给予缺口非常浩大。

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是2.03个，即200多万个托位数；而依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到2025年，期看实现平均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托位总数可达640万个左右，两者还有400万个左右托位的差距。

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不同城市的托位数差距较大。如山东济南，已有769所托育机构，提供托位3.6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3.91个，位居全国前列；依据浙江省公开信息，截至2021年10月底，全省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959家，总托位数15.95万个，每千人拥有托位数约2.47个。

但还有很多城市低于目前的平均托位数。2021年7月，依据山东青岛当地媒体发布的信息展示，目前青岛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438个，可提供托位14208个，每千人托位数仅1.41个。2021年7月，依据郑州市政务公开的信息，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40家，共设托位数17120个。按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郑州的千人托育位仅为1.36个。

依据相关媒体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3个万亿GDP城市发布了2025年托育发展计划，但是托育缺口达到近50万个。

1.2 学前教诲的经济投进

表 2: 0-5岁孩子的培育成本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上述发生在学前教诲阶段的经济支出，大部分需要由家庭自行承担，显然会加剧工薪家庭的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所以假如要提升生育意愿，就需要政府提高在该领域的经济投进，扶助分担对于0-5岁幼儿的经济投进。

欧盟国家和OECD国家平均花费在0-5岁（即6岁以下）幼儿的公共开支占GDP比例平均为0.7%，其中冰岛、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占比最高，超过1%，以上数据均明显高于中国。一些OECD国家，花费在0-2岁幼儿的公共开支占GDP的0.5%及以上，例如，2017年的数据展示，政府用于0-2岁小孩的财政开支占GDP比例，法国和挪威均为0.6%，而生育率较高的瑞典，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

图1:部分国家花费在0-5岁幼儿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于2020年国家教诲部，

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于2017年OECD数据

1.3 幼儿园进学率和未来进园人数推测

相比3岁以下婴幼儿的超低进托率，针对3至5岁孩子的幼儿园覆盖率则要高得多。依据教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的数据，2021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9.48万所。在园幼儿4805.21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218.20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7.78%。近5年的相关数据如下表，无论在园人数还是进园率都处于稳步提高的趋势，基本称心了该年龄段儿童的教诲需求。

图 2:2015-2021年中国学前教诲毛进学率和在园幼儿数

资料来源：教诲部、育娲人口

中国目前在学前教诲阶段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是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存在着严重的给予缺口，另一方面，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下降，目前针对3-5岁儿童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可能从高覆盖率进一步演变到给予过量。

依据育娲人口研究 《中国人口推测报告2021版》 ，在中推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今后2-3年内跌破一千万。随着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未来3-5岁儿童的人口数量也对应下降，下图中橙色的折线展示了2019年到2029年出生的儿童数量，即未来十年幼儿园进园人数的推测，可以看到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因此，幼儿园现有的给予可以基本称心未来进园儿童的需求，甚至可能出现过剩的现象。托儿所的严重短缺和幼儿园的相对饱和，反映出现有幼托服务体系的结构失衡。

图 3: 未来十年中国幼儿园进园人数推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1.4 进托率国际比较

相比中国不到6%的幼儿进托率，荷兰、法国、挪威等国3岁以下婴幼儿进托率均超过50%，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进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进托率平均为32.7%。与这些数据相比，中国现有的进托率处于垫底位置，足见幼托服务的严重不足。

图4: 部分国家0-2岁婴幼儿进托率（%）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于国家卫健委，其他数据来自于OECD2017年数据

1.5 托幼服务和生育率的关系

假如社会能够提供高质且廉价的幼托服务，则年轻父母特别是母亲不必被长期束缚在幼儿身边，从而得以延续之前对于个人事业的追求。而当生育对于职场生涯的阻碍被明显消减之后，自然会打消年轻父母对于生育更多子女的顾虑，从而带动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提升。

反过来看，假如社会所提供的幼托服务严重不足，就需要家庭自行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现实中为此付出牺牲的往往是女性，导致生育和婴幼儿照护对女性就业和经济收进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现象被视为一种“母职惩罚”。显而易见，劳动参与的减少和职业生涯的中断，对女性长远的工资水平、职位晋升和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发展托幼服务，扶助女性看护3岁以下婴幼儿，不仅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有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所以幼托服务更足够的国家，往往也是生育意愿比较高的国家。放眼世界，法国和瑞典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两个国家。完美的托幼服务，则是这两个国家保护较高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5:部分国家0-2岁进托率和生育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世界银行、OECD、育娲人口

2、义务教诲阶段（小学和初中）

2.1 基础数据

我国《义务教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诲制度，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进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诲包括小学教诲和初中教诲，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依据教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诲阶段学校20.72万所，招生3488.02万人，在校生1.58亿人，专任教师1057.19万人，九年义务教诲巩固率95.4% 。

2021全国小学招生1782.58万人，在校生1.08亿人，毕业生1718.0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进学率99.96%。从2000至2021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最多的年份是2002年，达到1952.8万人；最少的年份是2009年，只有1637.8万人。

2021年全国初中招生1705.44万人，在校生5018.44万人，毕业生1587.15万人。初中阶段毛进学率102.5% 。从2000至2021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最多的年份是2000年，达到2295.57万，最少的是2015年，只有1411万。

图6:2015-2021年义务教诲在校生人数和巩固率

资料来源：教诲部、育娲人口

2.2 经济投进

依据教诲部的数据，2020年中国教诲经费总投进达5.3万亿元，财政性教诲经费投进占教诲经费总投进的80.91%。具体到各个阶段，其中2020年中国学前教诲经费投进为4203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104亿元；义务教诲经费投进为24295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1515亿元；高中阶段教诲经费投进为8428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698亿元；高等教诲经费投进为13999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535亿元。

按此计算，义务教诲+高中教诲阶段投进共32723亿，假如按照80.91%是财政性教诲经费投进，则是26505亿元；GDP总额是101万亿元，因此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诲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6%。假如与OECD国家对应指标进行比较，会发现该比例处于中下水平，落后于挪威、以色列、比利时等占比超过4%的国家。

下图展示了不同国家从小学到高中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的数字是依据财政性教诲经费投进和GDP计算得出，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于OECD数据库。

图7:部分国家从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诲开支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统计局、教诲部、OECD、育娲人口

2.3 小学进学率和未来进学人数推测

依据教诲部数据，下图展示了2015-2020年小学在校生数量和净进学率的转变，2020年有1亿左右的小学在校生，年净进学率稳定在99.9%以上。

图8:2015-2020年小学在校生数和净进学率

资料来源：教诲部、育娲人口

结合育娲人口研究对未来出生人口的推测，下图展示了未来十年小学进学人数的推测数据，即2016年到2026年出生的儿童，从需求角度可以看出，未来十年小学的进学人数显现快速下降的状态。

图9:未来十年小学进学人数推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2.4 PISA成果和学习时间的国际比较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是由OECD发起的教诲评估监测项目，主要面向全世界15周岁的学生，自2000年起每3年举办一次，测试主要是观察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PISA参与成员主要是OECD成员国，也吸取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与，每三年进行一次，依据测评年份命名。经过近20年的发展，PISA参与国家和地区由2000年的43个扩展到2018年的79个（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日本、韩国、泰国等部分亚洲国家，巴西、阿根廷等部分南美洲国家等），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基础教诲第三方评判项目。

为跟踪、了解世界教诲发展趋势，以国际视角看待中国教诲，学习、借鉴先进教诲评估手段，2018年教诲部组织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作为一个整体参与PISA2018。经OECD统一抽样，中国四省市361所学校的12058名学生代表四省市在校生参与了测试，361名学校负责人和17634名教师完成了在线问卷调查，学校参与率为100%，学生参与率为99%，教师问卷调查参与率为98%，所有测试数据均由OECD审核、发布。

2019年12月OECD公布了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测试结果。在共有来自79个国家和地区约60万学生参与的测试中，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作为一个整体取得全部3项科目（阅读、数学、科学）参测国家和地区第一名的好成果。下图展示了3项科目平均分排名前30的国家及其分数情状。

图10:2018年PISA测试平均成果排名前三十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OECD

上述成果的取得固然令人欣喜，但也必须看到，无数中国家庭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依据2018年的PISA调查，参赛国家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为44小时。下图是部分国家和地区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长。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

图11:部分国家/地区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间统计

资料来源：OECD

用更长的时间换来更好的成果，这样的投进产出比是否合算？答案或许见仁见智。但必须看到，在依靠超长学习时间取得优异卷面成果的同时，中国学生却在身体健康方面交出了糟糕的答卷。《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展示，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接近20%。依据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开展的近视专项调查，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2.7%，其中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高中生高达80.5%。

2.5 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国家学生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下图展示了部分国家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和总和生育率的关系，可以看到两者基本显现负相关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学生平均每周学习时间接近60小时，而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却处于很低的水平。

图12:部分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和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OECD，2018

2.6 家长辅导中小学生学习的时间

依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5.88个小时；初中生家长则是从每周1.56个小时翻倍到3.03个小时。

表3：中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时间转变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育娲人口

3、高中教诲和考试制度

3.1 基础数据

2020年，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4163.0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5万人，占比59.92%；中等职业教诲在校生1663.4万人，比上年增加86.9万人，增长5.5%，占高中阶段教诲在校生总数的40.0%。依据“十三五”（2016年-2020年）期间的教诲公报数据，下图展示了近5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据情状，可以看到，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还不到60%，基本保持了普高和职高动态相当的水平。

近年来，教诲部发文明确要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把职业教诲又一次提到了我国教诲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因为这意味着中考就要进行“普职分流”，而且是按照1：1的比例，那么会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被分流，基本上与高中无缘。这让原本就压力很大的家长，多了另一层的焦虑，就是假如自己的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的话，很可能就要往职业高中，与接受大学教诲的机会也渐行渐远。

图13:2016-2020年中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

资料来源：教诲部、育娲人口

同时，我们也注重到，中国高考人数一直在继续转变，2011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33万人，2014年至2017年四年间高考人数稳定在940万人左右。2019年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31万人，此后高考报名人数继续上涨。有人会说，那么大学生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不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高等教诲毛进学率。这一指标是指高等教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通常认为，高等教诲毛进学率在50%以上，则进进了高等教诲普及化阶段。2019年，中国高等教诲毛进学率53.8%，刚刚进进普及化阶段。而且这一数字明显低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同样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进行比较，相对于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落后差距则更为明显。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诲进学率近年来已经出现显著提高，但在国际领域内，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存在着浩大的提升空间。

图14:部分国家高等教诲毛进学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日本文部省、育娲人口

3.2 特殊的考试制度

中国学生还面临着特殊的考试制度，承担着浩大的考试压力。中国的高中生，在高中教诲阶段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学习取得较高的高考分数，进而得以进进心仪的大学。因此在分析高中教诲的问题时，“高考指挥棒”必定是重中之重。

中国国内的高考，只看总分作为统一录取准则，这种模式在全世界领域内是唯一的。中国高考过往普及运用“3+X”的模式进行考核，必修课为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另外选修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进行考试、分档等。近年来，很多省份在尝试新高考改革，即“3+1+2”模式。具体是指，“3”即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1”和“2”为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1”是从物理或历史科目中抉择1门；“2”是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抉择2门。当然，所有科目满分仍为750分。大多数大学在高考结束后，将依据考生成果，在国家和各省教诲招生气构的统一部署下，安顿招生和录取，即“统考+统招”。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高考制度往往具有更多的灵巧度，不同大学不同专业会有更灵巧和广泛的录取要求。除了参考统考成果，部分会规定平时成果的占比，会突出专业方面的成就，或者更高阶的大学水平课程的成果。总之,依然要依据综合申请素材进行判定，而不是只看文理分科的总分。

以日本为例，“共通考试”由6个教科（国语、历史地理、公民、数学、理科、外国语）的30个科目组成。考生们依据目的大学的要求抉择报考科目。即使是文理分科，但是很多国立大学对学生的共通考试，依然要求文科、理科内容都要考，拿到统考的成果以后，再到目的学校往参与相应学科的第二次考试，此时的考试才更侧重文理或者专业的不同。

俄罗斯的高考科目通常是“2+X”，包括俄语、数学、外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新增汉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社会知识、信息学。考生平均考3-4门科目，不企图陆续深造的高中生只需参与俄语和数学考试。期看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还需要增加外语以及与所报考专业有关的科目考试，高校凭借统考成果录取考生。

德国各州会分别安顿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为了方便在全国进行比较，不同的考试卷会依据一致的记分方式折合成可比较的分数，但是各个大学和专业对相应分数的要求也各有不同。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全国统考，各州会分别安顿招生录取，但基本将高中毕业考试的分数转化为可比的ATAR分值，表达该生成果在所有人中的名次。不同的州可以各自确定平时成果和最终学校考试成果的比例，以推断是否录取。

在比利时，高中毕业的学生基本都可以上大学，但是实行宽进严出的原则，在大学里通过考试等不同方法会做进一步的淘汰。瑞典、美国和加拿大都没有相对统一的考试，学生也是依据大学的不同要求提供相应的素材。不过对于美国学生来说，SAT等准则化考试也是大多数学校的基本要求。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智利等国，规定了“平时成果”在整个大学招录中的可能占比，比如法国就明确规定最终考试成果占比60%，平时成果40%。各大学也依然可以依据不同专业，在学生提交申请的时候，侧重于关注某一个学科的成果和其综合表现。

本文梳理的大学进学统考，主要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性大学，未将职业院校的细节考虑进来。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国家，即使有统一的考试，各个大学、院系在招生上都有一定的灵巧度，除了看统考分数、高中成果外，还有一些会依据面试情状来推断。所以我们列出的录取方式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情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往往情状也各不相同。

3.3 高中学习

考试制度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中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方面的差异。

2008年，中国青年研究中心曾联合日本、韩国、美国等研究所开展了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的比较研究。研究摘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象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1-3年级的在校生。中国被试1506人，取自北京、黑龙江、陕西、湖北、浙江的20所中学，日本是来自青森等10个县的1210名高中生，韩国是来自六个道的1143名高中生，美国是来自十一个州的1003名学生。

依据该项调查展示，78.3%的中国高中生平时（不包括节假日）天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8小时，56.7%天天在家学习时间超过2小时，26.0%天天接受课外辅导或家教的学习时间超过2小时。以上数据均明显超过其它国家的高中生。

表4：各国普通高中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天天学习时间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研究中心、育娲人口

除了学生之外，学生家长也付出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汇丰银行在2017年的全球教诲报告中，对来自全球15个国家8481对家长的教诲投进、教诲理念和对孩子的教诲预期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报告展示，从购买校服到大学学费，各国父母在孩子的教诲费用上花费都不少。全球父母们平均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本科阶段）教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费达到44221美元，中国大陆父母平均教诲支出42892美元，位列世界第五；假如父母期看孩子们完成研究生学业或者出国留学，花费要比这个更多。

值得注重的是，虽然人均收进不到发达国家1/3，但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教诲的支出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大陆教诲支出相对于人均收进的倍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培育压力几乎是最重之一。

调查对象中，几乎三分之二（63%）的父母为孩子在补课机构交过学费。中国大陆93%的父母给孩子报过辅导班，这一比例位于第一。比例同样很高的还有印度尼西亚(91%)、中国香港(88%)和埃及（88%）。

图16:为孩子在辅导机构支付过学费的家长比例（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教诲报告、育娲人口

然而，中国家庭在高中教诲阶段的高投进却未必能换来高产出。一方面，是中国高中生们花费远高于外国同龄人的时间用于学习。但另一方面，其学习广度却并没有任何优势，甚至可能处于劣势。

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进高考考场的18岁学生多花了几千小时的学习时间，但学生的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却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中国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陆续恶化，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达不到准则。

还有很多学生第一次高考成果不理想，情愿浪费一年时间复读，甚至有些还被拿出来当作励志典范。但复读并非学习新的知识，完全是为了应试刷题，这是对个人生命和社会资源的浩大浪费。有了高考，大学就会理性地按照高考分数来掐尖，再往后，企业也会理性地用大学招牌（实质还是比较高考成果）来鉴别学生。于是，学生家长也就理性地把考试作为学习的最重要目的，据此进行教诲领域内的军备竞赛。从局部来看，每个学生家长、大学和企业都是理性的，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却造成了严重的内卷和浪费，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假如不改高考制度，只靠行政命令来禁止补课，其实是在跟各方的理性抉择作对，其代价和难度都会变得非常浩大。

4、启迪

4.1 大力兴建托儿所

中国的进托率不到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假如找不到托儿所，培育幼儿的负担将主要落到年轻父母的身上，或者牵连其上一辈老人无奈地参与其中，又或是被迫承担愈加高昂的保姆费用。目前政府方面已出台包括《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挥意见》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假如期看真正改变上述局面，还需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设定更多的量化准则。意见大量建设托儿所，而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营运费用，把0-3岁孩子的进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的，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进托率目的，每年可能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4.2 取缔中考

现在中考的目的，是逼迫分流一部分学生不上大学，转而走职业培训的道路。未来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工作需要大学教诲。现在很多低技能的工作如服务员、快递、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十年就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剩下的工作可能是治理保护这些机器人。有人说制造业仍然需要很多高级技工，但制造业本身的从业人员需求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趋势是越来越自动化和智能化。高级技工也正在逐步被机器人取代，要么就是升级成生产工程师的职位。当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会存在空姐、酒店前台等工作，但这些工作都不需要多年的培训。在国外，一般都是高中毕业生经过一个月的企业培训就能上岗，并不需要长达三年的职业培训。

中考的评判过早，轻易让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每个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样，比如男孩的成熟期普及比女孩子要晚一些，农村孩子的成熟期也要晚一些，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过早分层不利于这些晚熟群体足够发扬潜力。有些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兴致和经历放在学习上，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特别是男生成熟得更晚些，可能一时沉迷游戏，但是后来却有可能赶上来。还有弱势群体的孩子更轻易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充裕家庭会把更多的资源来刷题或者提前学习。或许弱势群体的孩子天分和后劲并不差，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起跑慢了，被过早的分流了。

有人说，需要中考分流是因为有很多学生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但是有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应该通过以后的资格考试来鉴别，而不是在中学阶段强行分别。欧亚发达国家中就读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一半。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就读高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学生就读大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有大学文凭。中国中学生的能力在全球的排名非常靠前，在几次全球的PISA测评时，位于世界最高水平之一，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学生的水平。这个测试的结果并不令人希奇，中国中考数学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大学录取考试SAT的数学考题。中国的中学生转校到美国的中学以后，理科学习成果的排名往往要远远好于在中国学校的排名。所以自然状态下，中国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能够有资格进进大学，而不是现在的百分之五十。

需要和取缔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可以通过就近抽签进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

4.3 缩短中小学学制

智能时代的职业特别在创新领域，需要把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甚至已经变成了硕士和博士，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的年龄不断延后，而创新人才的黄金创新年龄还是30岁左右，还有女性黄金生育年龄也在30岁左右，导致接受教诲和成家立业的时间因相互挤压而形成严重冲突。所以必须缩短学制和取缔中考，究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缔中考则可以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

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很多小学都是五年制，而现在的小学生，学习时间增加了很多，实际上完全可以缩短一年时间。而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取缔了中考，可以缩短一年时间，（假如淡化取缔了高考，还可以再缩短一年时间）。这就可以把基础教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家长的负担减轻了，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大部分人20岁大学毕业，就能够更早地走上社会，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成家立业，也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

有人觉得，多出两年工作时间，相对于40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过增加了5%的收进。但实际上，收益远不止于此，这是在二十几岁黄金年龄段里增加了两年的上升期，假如这两年的能力和薪资的提升是每年10%，那么多出两年的上升期，就会在整个职业生涯增加20%的产出。

假如女性能提前完成学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她们可以在处理职业与家庭的时间冲突时显得更为从容，多出几年时间来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假如在学校的时间能减少两年，这将提高10%～20%的生育率。假如政府靠现金鼓励人们生育，依据本章前面的分析，达到这样的效果将需要1%～2%的GDP。对于社会来讲，提速基础教诲，可以同时实现提高生育率、减少教诲支出、增加劳动力给予和税基、促进创新等好处，是一项非常难得的可以实现多赢的政策改革。

减轻了中考和高考的骚乱，不仅可以省下很多刷题的时间，还可以更加贴近教诲和企业的实际能力要求往设计课程，提升教诲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能力。还可以设计更加高效的课程内容，实现更高的学习效率。教诲体系效率提高了，年轻人有更多的时间成家立业，家长负担减轻了，生育意愿也会提高。总之，缩短学制可以缓解人口萎缩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

4.4 教诲改革和贫富差距

要想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消除教诲不平等应当是重要举措之一。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教诲不平等主要是城乡差距。乡村教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源流失和留守儿童问题。2013年，全国妇联依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些儿童平时缺少父母的陪伴，可能对成长不利。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有城市户籍制度和高房价的问题造成的。我们将在有关中国房地产和人口中分析中国的城市化策略，简言之，应该放开土地给予和户籍限制，让更多的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成家立业。

总的来说，大城市可以给所有在职工作者的孩子提供充足的学位。总的来说，小学，中学和大学未来都是供大于求的。原因是从2017年开始新出生人口开始迅速下降，估量2022年的出生人口只有2017年的60%。以现有的教诲设施而言，即使未来所有的适龄人口都100%的上小学、中学和大学，仍然供大于求。所以完全有能力不设任何户籍限制，让所有孩子都可以随父母的工作地点就近进学，这有助于实现教诲资源的均等化。

农村地区教诲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中西部乡镇的中学甚至小学都面临生源不够和关闭的风险。中国的城市化将陆续进行，未来可能绝大部分的中学生将在包括县城的城市就学，相当一部分的小学生也将在县城就学。生源不足的乡镇小学将陆续靠大量的政府补贴来保护下往。缩短中小学学制，有利于这些地方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诲。

另外一个可以缓解贫富差距的方法，是避免过早分层。农村的孩子由于家长没有能力和精力进行辅导，可能起步比较慢，但是不代表没有后劲。所以要尽量把分层筛选延后，例如本章意见的取缔中考、淡化高考、普及大学教诲等意见，都将有助于让勤劳和聪明的农村孩子发扬出后劲，不至于过早被筛掉。

总结：

只有大胆改革现有的教诲制度，才能解决当前教诲效率低下引发的低生育率问题。本报告首先提出了中小学阶段缩短学制2年的意见，这样可以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岁获得硕士学位，提早2—3年走上专业类岗位。这既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让年轻人特别是女性有更多时间成家立业，从而提升生育率。除了缩短学制以外，本报告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提升效率的意见，主要是取缔中考和增减托儿所。在《教诲和人口报告》的大学教诲篇，我们还将针对大学阶段的教诲改革提出政策意见。

参考文献

[1]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

[2] 教诲部历年发布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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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ECD family database:

[4]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数据

[5] 汇丰银行：Global Education Report-The Value of Education，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