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充足、智识丰盛、情趣盎然:纪念赫伊津哈诞辰150周年
从前,有个会施魔法的老人,他有一面放大镜。有一天,他用放大镜对准水沟里的一滴水,看到里面有无数小生物,它们跳舞,推撞,打闹,一刻不停地食掉别的小生物。老人惊喊了一声:“多可怕!”他期看这些小生物能和平相处,各做各的事情。他想做点什么,想来想往,他决定给这滴水染色:“好让这些小家伙彼此看得更清楚一些。”
于是他把一滴血,一滴从巫婆的耳垂取出的血滴了上往,小生灵都变红了,它们的小世界立刻变得就像一个住着无数野蛮人的城市一样。这时另一个魔法师过来,问那是什么。魔法老人说:“假如你猜中了,我就把它送给你。”
魔法师用放大镜看了半天,越看越激动,他被那些互相进攻的小生物迷住了,他说,这是一个城市,一个像哥本哈根那样的大城市,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可老人说:“它不是,它就是水沟里的一滴水。”
很难想象,这篇小故事是安徒生写的。在安徒生的童话里,这个清静叙述的水滴故事很不起眼,但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对它钟爱有加,在许多作品和思想会议上都提到了“水滴”的隐喻。古希腊哲人讲,注视一滴水,注视里面的小生物,就能明白大海大洋,注视阳光下飞舞的颗粒,就能明白太阳的本质;同时,一滴水只要混合于大洋,就可以扩散到宇宙最远远的角落。赫伊津哈就是基于这一精神展开他的学术写作的,写一滴水,一些火花,一些萌芽,而不书写也不自称书写历史学的整体。他的荷兰太小,却是他的家乡和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的国家,透过它,赫伊津哈窥视全世界。
热爱童话的通才
赫伊津哈在照片里长得很沉闷,一张马脸,二目无神,表情乏味甚至有点厌世。可谁能想到,他正是享有盛名的《游戏的人》《中世纪的衰落》这两本书的作者,谁能想象,他的书中布满了趣闻轶事,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氛围?
赫伊津哈生于1872年,1945年2月1日,在荷兰即将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前夕逝世。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各种学科尚未分化,一个人不必自囿于某一专业,不必削尖脑袋在专业期刊上发论文,而可以往从容地做一个博学者;在赫伊津哈身上,同时存在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史学者、语言学家、传记作家、美学家等多个身份,《游戏的人》就是一本很难回类的作品,兼有社会学、文化史、美学理论等各个学科的成分。他虽没写过小说,但是为16世纪杰出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写了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也给自己的同时代人兼好友、画家扬·维特写了一部传记。此外,他还常年研习梵文,经由梵文又精研佛教,以及印度的文化史。在佛教的启发下,他深化了自己对但丁的理解——但丁是他从求学时代起就最热爱的诗人——进而,他又对中世纪的情境形成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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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伊津哈因此是一个通才,一个精神充足、智识丰盛、情趣盎然的人。而他的通达的秘诀,就在于他从无写什么“大作”的宏愿。在一篇短小的自述文章里,他说自己最享受的是那种“小”的东西,小的角度。他特殊说到童话,说到他如何享受安徒生的故事。他在中学里,在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中当众讲一个安徒生童话,乃至已经成人后,他晚上睡前经常要读一篇安徒生。
童话总是富于妄想的,不管妄想的内容看起来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它都是看清现实世界的必要方式——就像前述水滴故事所暗示的那样,水滴里的小生命,让人联想到自己所处的城市也是如此的面貌。赫伊津哈的学术作品,很能表现他对童话之类民间文学的熟悉。例如,在《中世纪的衰落》里,他告诉读者,若要想象12世纪的欧洲宫廷生活,就要联想《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若要理解中世纪骑士比武的文化,不妨往看《摩诃婆罗多》这类古印度史诗,史诗中的英雄同样在为争夺女人的芳心而战。在印度神话里,伟人做伟事时天地自然界会产生响应,而在古罗马,比如普鲁塔克的人物轶事里,也曾笔录隐士在自然界的暴烈力量面前产生的热情。
童话里的人物设定往往都是极端的:善恶对立,好坏分明,成功者和失败者互为对比,快乐和痛苦一样强烈。在赫伊津哈看来,这一点与中世纪人的心灵世界有相当的一致性。这是《中世纪的衰落》开头的一段文字:
“当世界比如今年轻五个世纪时,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要比我们更为泾渭分明。痛苦与欢乐的距离,灾祸与幸福的距离,都比在我们当今世界里更大。一切经历过的事情,在他们心目中只意味着直接、绝对的快乐和痛苦。”
赫伊津哈的联想能力,使读者能够开始想象一个早已湮灭的时代的样子,并对它有所兴致。中世纪人如同处在童年的人类一样,没有模糊不明的感受,他们激情满怀,彻底地沉浸在苦乐之中。
“那时,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自豪炫耀或残暴的象征,麻风病人喋喋不休,走在仪式行进队伍前后,乞丐同情巴巴地缩在教堂的角落里……大领主们总是悬剑腰间,华服上缀满宝贵的饰品,令人一看油然而生敬畏与羡慕感。处决犯人、沿街喊卖、婚嫁、葬礼,一切活动均伴随着喧嚣声、音乐声及郑重的仪式。”
现实生活是很艰难的,但到了第二章,赫伊津哈就说,人们用于弥补现实之艰苦的,是对更美好的生活的神往。从中世纪的绘画中,我们常能感受温馨和清静,可是文字文献里就几乎只有单调乏味的恐惧故事了。这样的对比,在赫伊津哈所描述的中世纪生活里比比皆是:梦想和现实的对立,世俗生活和精神/宗教的对立——美好生活、勇气、忠诚、荣誉、爱情之类都是世俗内容,死亡和神圣性、神异主义和感情都是宗教内容。然后,赫伊津哈又写到了美,每个社会、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追求美,在中世纪,这美的愿景与骑士理想及其风尚化的爱情有关,但追慕这些本身就包含了自己的无能和失败。
尽管写得深进,但赫伊津哈明白,现代人终究短缺足够的能力来理解昔日之人的激情。现代人不喜欢易怒的人,觉得动不动就大喜大悲,这是“失态”,是不体面的事情。然而,假如没有这么强烈的激情,中世纪生活就根本不存在。现代人是走向平等的,而中世纪的等级制度是粗暴武断的;现代人是世俗化的,中世纪却信赖人的一切权利来自上帝的恩赐;现代人讲求自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却以人身依附和效忠为伦理的基石……在一份有关“历史想象的美学”的演讲中,赫伊津哈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变得太温顺、太人道,以至于无法理解历史了?
对历史情境的深度再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所处的世界。在《中世纪的衰落》里,赫伊津哈提到了司法。他说,中世纪的司法只懂得两个极端:要么残暴惩罚,要么原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现代人的法律意识总是倾向“惧怕和犹豫”,一个案子当前,现代的审判者往往审慎地做出从轻判决,有时似乎陷进自我怀疑:“我究竟有没有资格做判决?”
假如普通人无法对这种强对比产生兴致,那么历史学家就应该设身处地,往理解“过往世代的人们身上强烈的片面性”。赫伊津哈曾指责萧伯纳的名剧《圣女贞德》是失败之作,失败就失败在萧伯纳不能足够理解中世纪人的精神世界。为此,赫伊津哈意见,萧伯纳少看些历史著作,而要多看莎士比亚的戏剧。
荷兰的协调与多种自由
16世纪时的荷兰还不喊荷兰,喊“尼德兰”,赫伊津哈说,他自己对荷兰的深厚情感,就来自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感知到的尼德兰。他所生长的格罗宁根,是个只有4万多人的小镇,在19世纪末,主要的对外交通还是要靠一条单车道的铁路,镇内的交通工具则是用马匹拉的有轨轿车。赫伊津哈的家族处于社会的最高等级,这是他在幸福舒适中度日的基本保证。
而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是20世纪初年,当时他在哈莱姆的中学教历史,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兼职教古印度文学和文化史。他熟悉了扬·维特这位比自己大8岁的好友,并和玛丽亚·文森迪亚·斯霍莱尔这位美好的伴侣建立了家庭。斯霍莱尔是贵族出身,家族在米德堡有一座别墅。1902年婚后,赫伊津哈携妻同游意大利,往觅访但丁的踪迹,然后又到比利时往看艺术展。在这段时间里,赫伊津哈确立了自己要研究西方中世纪的志向。接下往数年里,他连续有了5个孩子,他们一起在别墅里度田园之家的日子,室内室外日夜缭绕着古典音乐,宾客不断,阳光充沛。
这段岁月强化了他对荷兰的感情。他在一本论荷兰精神的小作品里,深情款款地说到自己在哈莱姆教书的那段日子,每次进进学校所在的街道时,都要抬头看一下一栋楼的外墙,上面有三行slogan,中间是“在甜美的荷兰”,两边是“我忠于你”“我不偏离”。他在中世纪看到现实与想象对立,激情与禁欲的对立,在伊拉斯谟的年代看到人文理想和宗教禁锢的对立,但在荷兰,他看到的是协调。他在人生最后一本书《17世纪的荷兰文明》里就是这么主张的:荷兰聚集了多种自由,使相互独立的单位统一在了一起,协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荷兰人纵有贫富之分,却不受等级的约束,哪怕是不识字的人都能参与文化生产。
他把荷兰写成一个不仅具有生活气息,而且人们很早就摘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的地方。现实主义,意味着“对事物的实质混合意义坚信”,这是结束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奉献,更是人文主义者、荷兰人伊拉斯谟的奉献。文艺复兴所弘扬的“足够的协调”在荷兰结出了理想的果实,17世纪荷兰爆发出一个艺术与文化的黄金时代,伦勃朗、维米尔、弗兰克·哈尔斯等画家名震欧洲。不过在《17世纪荷兰文化》一书中,赫伊津哈将17世纪荷兰精神的代表人物定在了康斯坦丁·惠更斯身上。
康斯坦丁,是那位与牛顿展开闻名争辩的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父亲,是一位诗人、外交官和音乐家。他虽是贵族,却对普通百姓十分熟悉,在自己的书里写他们的故事;他的品位高贵,把握多种语言,给两位亲王当过秘书,日常的谈吐幽默和善。赫伊津哈布满赞许地讲,康斯坦丁·惠更斯身为上流人士,身上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民的灵魂”。
《游戏的人》里的一个核心看点是人类的文化诞生于游戏,而游戏,赫伊津哈将它与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的戏剧、音乐、神圣崇拜仪式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他最感兴致的题目之一——中世纪骑士制度里,他也强调游戏的意义。他认为骑士的比武就是一种旨在回回人的本真的游戏,与这一“武”游戏对应的“文”游戏,是中世纪大学里的争辩风习,“大学的活动与骑士制度一样,具有献身仪式和进团仪式的性质或者打赌、挑战、斗争的性质”。从这里,我们发现赫伊津哈非常惯于在历史现象里识别出协调的因子,似乎他把这一点看作一个荷兰学者的本分,因为协调正是他所体验的荷兰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
他总是避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孰高孰低的评判,避免在“原始”和“文明”之间建立不妥当的对比。在《游戏的人》里他说,人可以在事物中看察到的两项最高贵的特征,一是节奏,二是协调。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爆发了此起彼伏的革命,奥匈帝国瓦解后的诸多中欧小民族之间冲突不断,英法也深度卷进大国政治的博弈之中,而荷兰一直保持中立,这种立场得到了赫伊津哈的赞誉,他说,这个国家始终把重点放在“社会”上。荷兰是协调的化身,也是残暴的战争的反面。
在现代世界挽留高贵的东西
赫伊津哈人生最美好的年代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中止的:他的爱妻玛丽亚在1914年4月病逝,年仅38岁。他依然在写作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也因此而多了一些悲伤的意味,从第十一章“死亡的幻象”开始,书中主要论及的年代离开了他经常赞誉的12世纪,而进进真正的“中世纪晚期”;他着力叙述人们宗教感受的增强,人们对耶稣献身的体会越发深进而趋向于悲苦的一面,以至于终日以“真诚之泪”洗面。“过多的死亡之影”笼罩着中世纪,但也正是在这种写作状态下,赫伊津哈朝着他引以为模范的前辈史家——闻名的瑞士学者、一向以悲看主义看照文明史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又靠近了很多。
他的第二次家庭悲剧是1920年长子杜尔克的往世,时间点恰与战后岁月的开始重合。之后的十几年里,荷兰虽然保持中立,但在纷乱的思潮、此起彼伏的经济—政治危机和群体性暴力中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赫伊津哈的精神气质主要系于中世纪,特别是文艺繁华的12世纪,那是一个在他眼里布满激情、讲求忠诚的时代,绅士永远想着为他人服务,骑士们富有诗意的牺牲精神,同时,在基督教信仰的主导下,人们以“日光底下无新事”的眼界来看待未来。可是一战后的世界却相反,人的情感世界变得平淡、含混,而对未来的熟悉却是进取主义的,信赖新事物、先进的事物层出不穷。于是,他的写作就成了对现代化的拒绝,他不无一厢情愿地试图逆转那不可逆转的时代转变,并试图挽留他眼里高贵的东西。
他认为现代公民社会里的高级的东西,都是以中世纪以来的贵族生活形式为模板的。他终生的好友,画家扬·维特就是这样一个有贵族气质的人。维特擅长肖像画,但他只接受给真人画像的托付,而拒绝对着照片创作,他恪守这一原则,再高的价格也不能让他动摇。但是1922年,维特收到了一封信,一个14岁男孩,在信中请求他为他往世的哥哥画一幅像,作为送给父亲的50岁生日礼物。
维特当时就答应了,很快画好了画。这位父亲就是赫伊津哈,私下为他订画的是他的次子。当赫伊津哈得知它出自维特之手,激动之余也十分惊诧,因为维特决不会轻易打破自己的原则。他问起维特,维特告诉他:我接受托付,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而是因为这封信写得太真切了。
赫伊津哈在1937年娶了一位28岁的女子,在其陪伴下度过余生。他坚持捍卫的种种古老理念,在二战时期风雨飘摇的荷兰很难看到了。人类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们能游戏,在他看来,就连“荷兰”这个名字都是偶然游戏的产物,是给一块边缘并不明晰的土地取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在人们心目中,给这片土地注进了实质。荷兰的价值,它的存在的深度,就源于它的这一偶然发生。这个小小的国家就如同水滴,以它的精神漫游在世界的大海之中。
赫伊津哈著作中译本
《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
花城出版社 2007年9月版
《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版
《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版
《17世纪的荷兰文明》
花城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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