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留学生都懊悔了么？一位硅谷女海回的自述

作者：冯轶。

文章写于2004年，十多年过往了，文中描述的不少情状已经发生了转变，不过信赖还是会有不少参考价值。

回硅谷已经一年多了，经常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约我食饭，非常好奇也非常诚恳地询问我回国的经历。尽管最近媒体风传海回变成海待，在硅谷的中国人圈子里，阔别多年的祖国，依然像一颗浩大的磁石，吸引力有增无减。

中国加进世贸后经济增长势头稳重，海回的就业市场也颇有好转，不时听到朋友在国内找到高薪高职的工作，于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海回经历。

我二零零一年从斯坦福大学工商治理硕士毕业后，不顾朋友劝阻，决定回国，加盟麦肯锡大中华区北京公司做企业战术咨询顾问。

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觉得像做梦一样，不敢信赖自己真的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

第一次和同事往嘉里中心旁边的小王府老北京菜食饭，特殊兴奋，心想在美国可食不到这么地道，又这么便宜的中餐。

回国的前四个月像蜜月一般，觉得中国处处都好，可不用在美国受第一代移民的辛劳了，心想这辈子不需要回美国往了。

没想到蜜月总有结束的时候， 四个月之后，开始想念美国，同时慢慢发现自己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回国之前，好友曾警告我说，当心回国后有“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荡，意思是说我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

当时不信，心想我从来是很中国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因为中国情结太深太重，总是有意识地抵触美国化，保持自己的中国本色，回国后定能和本土派打成一片，难道还需要适应我自己国家的文化不成？

结果不幸被好友言中，发现潜移默化中自己已经吸取了美国文化的很多东西，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那么就来谈谈我回中国的逆向文化震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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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震动

回国两月有余，第一次往相亲，对方是妈妈同事邻居的儿子，北师大毕业，人大的工商治理硕士，在北京一家民营的证券公司工作，比我大一岁，地道的本土派，仪表堂堂，爸妈颇为称心。

记得第一次见面，交谈不久，对方冷不丁问我中文里夹的英文词“impressive”是什么意思，我被问楞了。

在美国已经习惯了讲中文的时候带英文词儿，从没想到过需要把英文的口头禅翻成中文。冷不妨被问到，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怎么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直译，但听起来很蹩脚，中文不用这么长的形容词儿。翻成很好的？好象意思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仔细一问，原来我交谈中不自觉带的很多英文词儿他并没有听懂，只是不好意思问罢了。

大学的时候读围城，记得钱钟书先生把海回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儿比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当时为钱先生的刻薄喊好，并对海回的这种行为大不以为然。 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讲话也变成了“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

真想对钱先生说，先生冤枉啊，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现成的英文词儿现翻成中文，还得找到适宜的中文词儿。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海回要想和本土派打成一片，要先征服语言关。

在麦肯锡第一次和中国客户打交道，同事对我说，注重讲中文，客户不喜欢我们说话带英文。于是给联想做项目的时候，讲话特殊小心，英文一定要翻成中文再讲，但一不注重英文词儿还是脱口而出，比如说strategy, competitive *** ysis之类的商业用语。

好在联想的客户很尊重麦肯锡，也很情愿向麦肯锡学习西方的先进治理理念，所以受我影响不知不觉讲话也带上了英文词儿。想想很对不起钱钟书先生。

生活文化震动

海回碰到的语言震动是很轻易发现也是相对来说轻易征服的，而海回和本土派中西文化的差异，则是微妙的，它躲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里，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

记得一次和本土派的朋友谈天，谈到聪明和智能的区别，他问我说，你觉得自己是聪明型呢，还是智能型的？我当时不假探求，脱口而出，“我是既聪明又智能型的”。

朋友惊诧地看了我一眼，说道，你倒是一点儿都不谦逊啊。我当时一楞，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逊地说，“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那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

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逊，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往，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假如不是说十二分的话， 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先提条件。

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经常拐弯抹角，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是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往猜。

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交了一个上海男朋友伟，本土派的，其实也算海回，留日的，但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还东方，所以我们在一起经常碰到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个周末我最好的女朋友苗从北京来上海玩，住在我酒店的房间里。苗的朋友遍天下，在上海也有朋友，所以我想周末苗该见她的朋友就见她的，我给苗要了一张房卡，这样我们俩互不影响，行动自由。

跟伟一讲，他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朋友呢，中国人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应该陪好朋友玩了。我觉得很委屈， 在美国，即使是好朋友，相互之间也是很独立的，有空约时间见面，假如各有各的事，那么就各行自便，没什么可客气的。

在我看来很自然的事，在伟眼里是“不讲姐们儿义气”，阐明了半天也阐明不清，本来苗想找她的朋友玩，我想和伟往无锡玩，结果我们两个人都陪苗往了杭州），也没玩好，因为我和伟吵架，三个人都扫兴而回。

企业文化震动

生活中的文化差异像是浪花，需要海浪的撞击才会迸发，即使发生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有时会给清静的生活平添一些乐趣，而工作中的文化差异，则像是一股旋流，会有一种被它吞没的感觉。

在麦肯锡北京公司工作，感觉肩上的责任比在美国大，更有挑战性，比如说给微软这样的财富五百强跨国公司或中国电信，联想这样的国企民企领头羊做企业总部发展战术。但是最大的感觉就是累，几个月下来身体透支得很厉害。

回斯坦福商学院参与我们2001届MBA的一周年聚会，和在美国麦肯锡做的同学一谈天，发现同是给麦肯锡打工，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是我同学在美国工作时间的两倍。

在中国其它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中国工作工作时间加倍长，工作强度加倍大。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

其一，经济差异，中国仍在飞速发展的阶段，而美国经济已相对成熟，好比马拉松赛跑，假如你想追上比自己早起跑两个小时的对手，自然会跑得累很多。

其二，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强调individuality， 个人利益第一，企业利益第二。

假如问100个美国人， 工作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99个会回答说， 这还用问，当然是家庭重要。

剩下一个会被大家认为是workaholic，工作狂。晚七点以后和周末是法定的个人时间，偶而老板让加班，还要很抱歉地对你说，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做完赶紧回家吧。

而亚洲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强调conformity，企业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个人服从集体，老板觉得你的时间都是他的，加班理所当然。

况且中国文化崇尚坚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麦肯锡天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做得那么辛劳，大家却也习以为常，没有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炒老板鱿鱼。

习惯了individuality的我，一下子被卷进conformity的旋流中，在忘我地工作了大半年之后，突然有一种失往自我的莫名失落。

交友震动

回到硅谷后，碰到和我年纪相仿，想回国的女同胞，问我回国的感受，我第一句话就问，你结婚了没有？有没有男朋友？假如回答是没有，我下一句就是，最好在硅谷找到男朋友再回往，回国找不到男朋友的。

为什么呢？那就谈谈我回国的交友震动吧。

在美国洋插队了七年，回国的时候已是年近三十的大龄女青年，我的婚姻问题成了我父母最大的心病。

在美国的时候心想，中国有十三亿人，男同胞应该有6.5亿吧，市场足够大了，自己条件又不错，找个老公总不成问题吧。殊不知自己大错特错也。回国半年多，居然一个约会都没有，我自己都不敢信赖。

想想在美国七年，什么时候担心没有男孩子约我呢？假如我想约会的话，往一次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组织的舞会，或是郊游，自然能熟悉好几个单身男士，约会不成问题。硅谷男女比例失调，女孩子是大熊猫，不愁没人追的。

没想到回国之后突然之间门庭冷落，空守深闺了。

海回的舞会，郊游，或是派对也往了，熟悉的人也不少啊，可好象从来没人主动给我打 *** ，偶而有男士约我出往，还以为对方喜欢我，交往一阵子后发现对方已婚，甚至孩子都有了，想在婚外找红颜知己，我可不想做第三者——第一者还没着落呢，哪有时间往做第三者？

想想不对，用麦肯锡的2X2市场吸引力，企业竞争力矩阵一分析，突然发现自己在交友市场上吸引力是零，自身竞争力也是零，处在要被麦肯锡意见退出市场的原点上。

为什么呢， 先谈目的市场吸引力，我的目的市场是海回男士，觉得大家背景相同，都是洋插队回城的，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吧。没想到海回男士不想找海回女士，自己挣钱已经足够多了，何必再找个女强人呢，还是找一个本土派的贤妻良母比较好。

那么扩展目的市场，转向本土派吧，惋惜自己在美国两个名牌大学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年薪十万美金，足以让本土派男士看而却步。我曾试过在新浪网上交友，email告诉对方自己的学历和经历之后，对方只回了四个字，高山仰止。

大学的时候就在杂志上读到过女硕士女博士找对象是高射炮，找不到目的。现在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市场吸引力是没了，再看看自己的竞争力，既不年轻，也不是特殊漂亮的那种，可能也不够温存，在美国习惯了独立，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从不依靠任何人，东方女性的顺从谦让都忘到脑后了。

和本土派年轻漂亮温存贤惠的女孩子比起来，似乎也没有竞争力。怎么办呢，难道真按麦肯锡的矩阵理论，退出市场不成？可总不能一辈子孤家寡人啊。

正在交友无看之际，偶然在上海做项目访谈时熟悉了伟。

伟比我高一届，88级的，大学毕业后赶上出国潮，东渡日本留学五年，回国后在一家日本公司做销售。我在上海给一家跨国公司做中国市场的战术咨询，在做市场访谈的时候凑巧熟悉的。

因为工作关系请伟食中饭，聊得很投缘，所以约好周末一起出往玩。在上海出差几个月了，还从没在上海好好玩过，每次都是来往匆匆，周日晚上从北京飞到上海，周五晚上又急急忙忙飞回北京。这回决定在上海过周末，反正公司报销五星级酒店房费。

周日伟带我逛上海，在豫园品茶、食南翔小笼包，在外滩坐渡船，登上东方明珠塔最高层看外滩的夜景。上海的夜景很美，可以和旧金山相媲美，但比旧金山更有情调，因为上海夏夜的风是温热柔和的，像是恋人的手，不像旧金山的海风，即使是夏天也吹得你透心儿凉。

和伟在一起的日子时间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是我回国一年中最开心的时光。曾有想过在上海找个外企的工作，扎根中国﹐就把美国舍弃了吧，这也是父母的心愿。

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失落落的感觉，像是有个填不满的黑洞。

其实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 二十岁到三十岁这人生成长中最要害的十年，我有七年是在美国度过。尽管自己一直在抵触美国文化，但潜移默化中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看已经成了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美国的一半，成了我和伟之间最大的阻碍。我们俩之间总是会碰到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我知道伟永远不能够理解我的另一半，那个我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

三十岁的我，发现仅有爱情是不够的，我需要找到一个soul mate，一个真正能了解我的全部，分享我的全部的知己。

我想了很久，觉得我和伟是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的， *** 褪色之后，我们俩之间的差异会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中体现出来。伟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直不愿让我为他舍弃美国。

回国前朋友都劝我留在美国，这回父母姐姐倒是都劝我留在中国（因为当时美国经济太糟），但内心深处的我，知道自己假如不回美国的话一辈子都会懊悔的。

所以我鼓起最后一点勇气，在二零零二年那个冷冷的冬天和伟辞别，在硅谷经济一片萧条，公司裁员风声鹤唳的时候，孑然一身回到了硅谷。

海回的美国情结

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想家想得发疯，第一次给家里打 *** 就哭了。

在美国辛劳奋斗了七年，总算回国了，以为可以摆脱缠绕我多年的乡愁了，没想到回国不久，乡愁换了个名字，又重新回到了我身边。

走在在北京喧嚣的，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开始想念硅谷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天空。

上班堵在三环路上，自行车比出租还快的时候，开始想念在280高速公路上时速130公里开车飞驰的自由的感觉。

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好莱坞大片。每次回美国度假，都要一个人跑到电影院里，连看好几个电影，享受在超大屏幕前看指环王，哈里波特的感觉。

想想海回好惨，洋插队几载，辛辛辛劳适应了美国，回国后又要征服逆向文化震动，重新适应中国，在美国的时候想中国，在中国的时候又想美国。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最后总要做一个抉择，无论抉择鱼或是熊掌，总免不了一分割舍的痛。

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位本土派朋友，在国内事业有成，家庭圆满，有车有房有存款，可是出国梦仍未圆。

琢磨着往美国读书吧，舍不得在北京的高薪投资银行工作和舒适的生活，不出吧，眼看公司里海回同事越来越多，总觉得自己缺了点儿什么。举棋不定，向我讨教。

我对他说，出国一定要郑重。

假如你想长期在国内发展，一定要找到适宜的机会再出国，而且出往时间不要太长，在国外呆一两年镀个金就好了，出往时间太长国内机会成本太大，回国又要面对逆向文化震动，有可能得不偿失。

假如你想长期在美国发展，对出国的机会倒不需要那么挑剔，不过一定做好得失的思想预备。

回到美国后，我悲伤地意识到，我和父母永远隔着一个一看无际的太平洋。父母不适应美国，我不适应中国，这个现实我永远无法改变，这是每个第一代移民都要付出的代价。

说了这么多海回的困惑，似乎海回不是那么有吸引力。那么到底是回不回呢？

中国和美国实在是各有各的好处，海回与否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主要是看你想要什么了。 我个人以为对海回来说，中国可能有更大的事业发展空间，而美国生活质量高些，更适合家庭，舍鱼或舍熊掌，全看个人喜好。

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读书时的一位好友，2000年回国，已经在民企里摸爬滚打了四年，对我说现在已经彻底本土化了，“别人都看不出我是海回了，说我看起来跟北京小痞子没什么区别”，海回做到这份儿上，也算是修得正果，取到真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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