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人 | 《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

以王阳明 「心学」为哲学支点的晚明社会思潮，最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伦理本位的冲击，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

位。

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历来重视社会伦理道德，人的本性是第二义的。

从孔子的「仁」、 孟子的「性善」到韩愈的「道统」，莫不赋予人的本性以某种先验的规定性，宋明「理学」更径直断言人性是「天理」的衍生物。王阳明

张扬「心学」，其主旨虽然也在「存天理，往人欲」，企图补救道德纲常的崩溃，但他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则把「天

理」看成是心的映像，而把「心」提到本体的地位。

程、朱侈谈人性只是「天理」的衍化，完全抹煞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不但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被当作「人欲」「理」为所否定，就连人自身的

价值和作用也被无情的「理」所吞噬。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

所谓「良知」，在王阳明看来，并非只是熟悉论上的感觉、知性，同时还是道德上的「善良意志」。

他把纲常伦理的规范，由外在超验的「天理」变成内在主看的「良知」，其用意在于阐明纲常伦理的可行性，但实际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力

量，客看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

本来，到晚明，中国「古代文明」似乎已经快要走完它的历史道路，在浩大的社会 机体中孕育出来的生产行为、经济生活的某些新因素，已经导致了社会心

理的动荡、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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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在这种「人本位」思想的基础上，晚明思想家王畿、王艮、李贽、焦竑、何心隐等才提出了广泛思想解放的要求：要求从儒家

圣贤偶像和经典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理学蒙昧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恢复和顺应发展人的自然本性。

尽管「晚明社会思潮」并不像某些论者所强调的那样等同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潮」，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质的规定

性，没有形成一个超出「封建范畴」的、新的思想体系，而且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快夭折。

但是，这一思潮无疑是中国民族在中世纪黑暗中的一度觉醒，而且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深进到社会「心理─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异于

往古的思想文化运动。

在社会思潮的浩大影响下，晚明蓬勃兴起了一个文学新潮流，汤显祖、冯梦龙、袁 宏道、凌蒙初，包括稍早一些的李梦阳、徐渭及《西游记》作者等人因此

也成为晚明思想文化运动的弄潮儿。

人物绘画 · 王阳明

《金瓶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晚明文学新潮其他作品在基本精神上有着一致性，而且，由于其长篇小说的体裁形式，能在更宽广的领域内展现社会

风貌和时代精神，当然地成为这一文学新潮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16 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任何创新者，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觅觅一点历史依凭，这似乎是中国民族由长期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法则。

当中国小说家初次尝试不依靠历史的积存，独立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不仅需要在叙事方式上，或者说在表现形式上继续传统，也需要小心翼翼地

为他的故事觅觅存在的依据。

这不光是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不这样做，作 者本人也感到不踏实。

这就是为什么《金瓶梅》的作者要从当时广泛时髦的《水浒传》中移借来一些情节和人物，作为他小说的引子和框架的原因。[2]

这与其说是作者构思的巧妙，还不如说是一种服从于历史和现实的抉择。

不过，问题的要害在于，《金瓶梅》的作者完全改造了本来那个古代「传奇英雄」故事的格局，那个在《水浒传》中仅仅作为邪恶的小角色出场，而在传

统道德判决下丧身的中药展老板西门庆，在他的作品中死而复生，并充当了全部故事的主角。作者发明了一个新的故事，并赋予它新的历史和美学的内容。

《金瓶梅》写的是宋代，实际是「当代史」，它写的是晚明现实的生活。这是这部小说的很多细节都可以证实的事情，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对作品

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的历史观察来推断它的成书年代。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一 家普通的家庭生活，夫妻、妻妾、主奴之间的种种矛盾争斗以及饮食穿戴、起居游乐等生活现象都被作者用细腻的笔墨一一加

以镂写。

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指责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读《金瓶梅》，「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

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

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以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

假如我们仅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足的世界来看察问题，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很有意义，足够展示了《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

发明性和开拓性。

但是，假若我们从更宽广的历史文化来看照这一现象，理应发现，《金瓶梅》对西 门庆家庭的安顿和描写，实际上有着更深广的意义。

梦梅馆本

首先是作者所抉择的作为作品结构中心的那个家庭，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以金钱财富为轴心和主从贵贱关系为纽带的商人家庭，相对于作为中国封

建社会存在基础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家庭，表现为明显的社会基本图式的特异。

对长期凝滞的中国古代社会历程来说，这一安顿又绝非是作者主看的历史超越感的结果，而是对晚明社会显现的特殊文化景看的合理抉择。

其次，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仅仅是作为作品描写的结构中心，而非作品内容的全部，作者通过这一家庭成员的种种社会活动，实际

把我们引进了一个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

晚明时期，当《金瓶梅》尚以抄本形式流传之时，闽人谢肇淛就对《金瓶梅》所写社会生活内容的广泛丰盛表达惊诧：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 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

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

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

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宽广展现，足够阐明《金瓶梅》不是单纯的「家庭小说」。而正因为 如此，《金瓶梅》的出现才更显得不同凡响。

确实，《金瓶梅》以一个商人家庭为中心，「放笔一写」，广视角、多侧面地画出 了整整一个时代丰赡繁富、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画卷。这使人想起老巴尔

札克的一段自白：

「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陋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抉择社会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

的特征，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学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社会风俗史。」[3]

巴尔札克用他的创作实绩实现了自己的愿看，勃兰兑斯因此颂扬他写出了法国的「全部 风貌」[4]；恩格斯也认为他「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

卓著的现实主义历史」[5]。

《金瓶梅》当然较之巴尔札克的《人间喜剧》显得稚嫩粗疏，但如从它反映的时代社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会生活的广度和真实性来说，也确是一部「风俗史」性的作品。有谓也。」

揭出作者本来就有要表现「时俗」的出发点。鲁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就文辞与意象以看《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6]

郑振铎进一步认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7]

世界上许多闻名百科全书都重在从《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和时代特征来介 绍这部作品，如《美国大百科全书》专条介绍说：「《金瓶梅》是

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对中国16 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8]

也有人直接从比较的角度谈阅读的体会：

我们读了它以后，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风俗、语言文字，更知道了那时候的家 庭状况和妇女心理，连带又知道了那个社会的一切。等于我们读了巴尔札克

的《人间喜剧》（Comedie Humaiue）和佐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Rougom-Macquart）二书，知道了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切一样。[9]

因此，从根本上说，《金瓶梅》是一部中国16 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

不少涉及《金瓶梅》的论著，都认为《金瓶梅》是这样一部小说：

它通过西门庆这 样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及其罪责生活的历史，深进地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的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但是，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却是一个商人，他的全部遭际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一典型的剖析，了解晚明商业活动之一般，乃至熟悉商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普及命运。

《新刻金瓶梅词话》

第79 回，当西门庆即将离开这个他无限留恋的世界时，对于身后之事留下了遗嘱， 除了要他的妻妾为他守节的叮咛外，就是对经济问题作了最后交待：

我死后，段子展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家亲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

教傅 伙计把货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展，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展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

又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

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展子罢。段子展占用钱两万两，生药展五千两。

韩伙计、来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往，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们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

十两，门外徐四展内还本利欠我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往。

到后日，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们娘儿们顾揽不过来。（引自《新刻金瓶梅词话》，下同）

这段话是算账，尚不能概括这个精明商人的商业活动。第69 回，文嫂充当「马泊六」， 为西门庆拉纤，对林太太说的一番话虽然简单却比较全面：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展面： 段子展、生药展、绸绢展、绒线展，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

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

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更是不消说。

《金瓶梅》对西门庆致富的过程，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做了详尽的描 写。

他是坐贾兼行商，开解当展，又放高利贷，也不放过贿赂官府兴贩盐引和充当官府买办觅钱取利的机会。

生药展原是西门庆的祖业，资金不过数千两，后来他把揽词讼， 「说事过钱」，又骗娶了富孀孟玉楼、李瓶儿，发了几笔横财，这才资本雄厚，又开起了

解当展。

但真正使西门庆大发的还是长途贩运，经营绸缎丝绒成了他收进的大宗 。

西门 庆和他的亲家乔大户合开绸缎展，58 回派韩道国到杭州一次就购买了「一万两银子段绢 货物」60 回写来保南京货船到,「连行李共装了二十大

车」。 绸缎展开张头一天，「伙 计攒账，就卖了五百两银子」。

帮闲应伯爵说西门庆长途贩来的货「决增十倍之利」（58 回），固然是恭维之辞，但利润无疑是可看的。

从《金瓶梅》的种种描写可以看出，长 途贩运在当时十分兴盛，成为商人发财的主要途径。 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曾经「远走 川广，贩卖药材」。

孟玉楼的弟弟孟锐年方26 岁，就要到「荆州买纸，川广贩香蜡」， 计划「从河南、陕西、汉州走，回来打水路从峡江荆州那条路来，往回七八千里

地」（67 回）。

《金瓶梅》写了那么多行商坐贾的商业活动，却绝少写到商品生产，惟一提到的 手工作坊是孟玉楼前夫杨某的染房，「见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食饭」（7

回）。

不过，杨 某的主业实是贩布，他就是因为贩布死在外面，故他的作坊不过是商品加工，有暂时性 质，后来西门庆也雇工染过丝。

这倒不一定是作者的视野和兴致问题，当时的实际情状 就是这样。

总看西门庆把握的商业资本有数万两之巨，全部资产有十万两左右。

对于这巨额财 富的支配西门庆也是很精明的，除了称心他和他的家庭成员奢华的生活享受之外，主要 有两途：

一是用作商业投资和高利贷资本，如第67 回，西门庆问伙计韩道国「两边展子 里卖下多少银子」？ 得知「共凑六千两」，随即嘱咐： 「兑两千两一

包，着崔本往湖州 买绸子往。 那四千两，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过年赶头水船来。 」

二是用来贿赂结交官 府，如西门庆巴结蔡太师，第一次喊来保和吴主管送生辰纲，还专门雇了银匠在家里打 造银器； 第二次亲自晋京，送了「二十来

杠」的宝贵礼品（55 回）。

其他结交太师府翟 管家及蔡御史、宋巡按、黄太尉等也都花费了大量钱财。

西门庆因此由一介商民平步当 上了锦衣卫掌刑千户，亦官亦商，炙手可热。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商人和商人资本，以其悠久的历史、雄厚的资财，成为世界史上 的特异现象。 虽然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仍然未能

阻止商业的发展。

16 世纪中叶，贵金属（白银）为主、铜币为辅的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确立，国家赋税从实 物形态演变为货币形态，使晚明的商业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如史料记载： 「滇南车 马，纵贯辽阳； 岭徼宦商，衡游冀北。 」（《天工开物》序）「燕、赵、秦、晋、齐、梁、 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

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 （《李长卿集》卷19）

特别是江南地区，「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 （《（乾隆）湖州府志》卷41）。

西门庆的商船主要贩货于南京和江南五府，正是这一现实 的形象反映。

由于贩运性商业的发展，积存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据宋应星估量，万历年 间「徽商」的资本总额达三千万两，每年获利九百万，比国库税收多一倍

（《野议‧盐政 议》）。

谢肇淛说： 新安大贾「躲镪有至百万者」（《五杂俎》卷4）。

沈思孝说： 「平阳、 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录》）。

故《金瓶梅》写西门庆因经 商而致富绝非小说家的夸饰。

马克思依据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情状，曾经在《资本论》中论断：商人资本是「促 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

这是因为商人资本可以腐 蚀分解自然经济，又能在适合的条件下从流通领域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生产资本， 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预备

条件。

晚明虽然没有完成这一转化，但商品经济的 急剧发展，对当时人们的生活已经产生了浩大的影响，《金瓶梅》作者正是依据自己的 生活体验，在小说

中作了生动描写。

马克思说：「商业依靠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10]

晚明商 业的特殊繁华，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大城市数量增加，还有 些乡村也因商业的原因变 成了繁华的小市镇。

《金瓶梅》92 回写到临清：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往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 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作为当时南北运输干线的大运河的大码头，临清历来为四方货物的集散地，16世纪 后期更成为商业都会。

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前，这里就有32家 绸缎庄，73家布店。

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重迭，造成了消费人口的高度集中，千家万户 莫不依靠市场给予，货币的地位就显得特殊重要。

商业发达以后，城市消费品大量增加， 必然引起消费生活的更新，不肯稳定的货币就像魔鬼一样在城市里肆虐，迅速地使人际 关系、人情风尚改看。

如距临清不远的博平（今并进荏平县）：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 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

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逐末游习，相率成风。（万历《博平县志》卷四）

晚明城市风尚表现在物质生活上是往朴尚华，《金瓶梅》对这方面可以说是极力展 陈。

《博平县志》

文学史家们指责《金瓶梅》所描写的市民生活是「穷奢极欲」，认为这是封建统治 阶级腐朽衰落生活方式的流风所致，也许有其理由。 但假若我们将其

理解为主要是16 世纪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将更符合历史的本意。

而且，从历史来看，这种新的时 代风尚正是对礼制束缚下拘谨、守成、俭约的封建社会刻板生活方式的一种反动，表现 出历史的活力。

只不过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使其停留在原始的状态，并发生畸 变，未能成为新的历史生活的起点。

我国封建礼制规定：「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械器用，皆有等宜。」 （《荀子‧王制》）礼制的制定，目的是为了保持「贵贱不相逾」的等级

制度，使尊卑贵贱， 各安其位，芸芸众生，循礼蹈规。

朱元璋就说： 「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败 也。 」（宋濂《洪武圣政记》）

因此，《金瓶梅》里对衣食住行奢华的普及追求的描写，其 实质是对礼制的破坏。

如73 回写应伯爵「灯下看见西门庆白绫袄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飞 鱼蟒衣，张爪舞牙，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

因为按 明制，飞鱼蟒服是二品以上大官或锦衣卫堂上官才准穿的，西门庆这个山东提刑所千户 仅五品，自然没有资格服用，是明显的越制。

再如，据《明律例》《明会典》等，明初 对服装的色彩用料限定甚严，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大红色和金绣 闪光的锦罗丝缎禁止

最严，违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 但在《金瓶梅》中，大红 是妇女服装最常见的颜色。

商妇吴月娘穿「大红妆花通袖袄儿」（15 回），滕妾李瓶儿 穿「大红五彩通袖罗袄儿」（25回），其他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都有「大红五彩妆 花

锦鸡段子袍儿」（40回），连丫鬟迎春、玉箫、香兰也做「大红段子织金对衿袄」（41 回）。

这和《阅世编》所记明末大家婢女「非大红裹衣不华」完全一致。

同样，按明制 规定，只有官宦人家的贵妇人才能用金珠翠玉作头饰，但我们在《金瓶梅》中看到的仆 妇、娼妓、婢女都是珠翠满头。

在私有制社会里，消费水平的高低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可是晚明市民追求奢华 成了一种社会的风气。 「家才担石，已贸绮罗； 积未锱铢，先营珠

翠。 」（顾起元《客座 赘语》卷2）

这种现象几乎比比皆是。 在《金瓶梅》中，帮闲常时节穷得连住的地方都没 有，被房主再三催逼，饭也没有食，老婆在家饿肚子。

亏应伯爵帮忙说情，西门庆周济 他12两银子，就立刻到街上为老婆「买了一领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月白云绸衫 儿，红绫袄子儿，共五件； 自

家也对身买了件鹅黄绫袄儿，丁香色绸直身儿」（56 回）。 真是「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龚炜《巢林笔记》卷6）。

第48 回，韩道国媳妇王六 儿为杀人犯苗青在西门庆面前行贿，得了一百两赃银，就「白日不闲，一夜没的睡，计 较着要打头面、治簪环，唤裁缝来裁衣

服从新抽银丝髻」。

也是写的这种风尚。 风尚 所及，社会心理必然会发生转变，反过来说，风尚也是人们普及看念心理的反映。

《金瓶梅》插图

读《金 瓶梅》，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16 世纪后期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审美情趣等确 实出现了有异往古的现象，表现出和传统看念的背离。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说：

「假如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盛，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往阐明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 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

个种族的心理。」 [ 11]

《金 瓶梅》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金瓶梅》第7 回写孟玉楼的丈夫死往一年多，想要改嫁。她亡夫的母舅张四「一心 举保与大街坊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 媒婆薛嫂则动员她嫁给

西门庆作妾。

按常理， 这两种抉择之间有很大的悬殊，嫁给前者就是举人老爷的夫人，跟了后者不过是中药展 老板的第三房小老婆。

所以张四振振有辞地说，尚举人「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 土颇过得日子」，「过往做大是，做小却不难为你了」。 但最 后的结果竟是孟玉楼自

己 坚持嫁了西门庆。

庄田地土、功名门第、明媒正娶都失往其应有的诱惑力，这都反映了 当事人的价值看念，无疑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 假如我们将这种看念阐明为商品经

济发 达的结果，也许并不过分。

《金瓶梅》中很多事件和人物都体现了类似的看念心理。

许 多指责家愤怒地指出，《金瓶梅》的故事肮脏污浊，布满了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尔虞 我诈、营奸卖俏的恶行和恶德，使生活失往了亮色，失往了诗

意和光芒。

但与其将这一 切回罪于作者的创作，实不如回罪于那一定要在历史运行中顽强表现自己的商品经济。

《金瓶梅》里的一切罪责，假如说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分根源于金钱。

在《金瓶梅》世界 里，人们从心理上对金钱是那样的膜拜，以至于常时节把西门庆给他的 两碎银子放在 桌上，说出了这样发自肺腑的话：

「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往。」（56 回）

金钱使一 切传统的秩序、偶像和美德都失 往了圣洁的光圈，不管是天堂地狱、皇帝阁老、三坟五典、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统统 被踩在脚下。

难怪在《金瓶梅》的描写中有西门庆主管吴典恩的忘恩负义，西门庆伙计 韩道国的拐货背逃，西门庆把兄弟应伯爵的改换门庭等等事件的发生。

《金瓶梅》的作者面对现实人生，写出了丑，写出了恶，我们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地指 责他应不应该写，而在于推断他是否写出了历史真实，并且往熟悉这

种丑与恶。

恩格斯 在指责费尔巴哈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藉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取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

一无二的继续不断的证实。

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12]

道德上的善和恶在历 史上所起的作用，只能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金瓶梅》中西门庆有一段最惊世骇俗的 话：

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展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57回）

西门庆的话道出了人们在新的现实基础中产生的思想看念，反映了以金钱为主宰的 社会的一种心态。

从某种准则看，它是一种恶，一种道德的倒退。 但须知，社会的前进， 反而往往是以旧道德的衰亡为代价的。

纲常伦理、忠孝节义本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 的精神支柱，这种看念的动摇标志着这一社会的危机，这正是中国16 世纪后期急剧发展 的商品经济对封

建社会冲击的结果，尽管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特殊稳定 性，这股冲击力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

不过，传统伦理道德看念的动摇，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套在中世纪人们头上的精 神枷锁，使人性在某些方面得到伸展。

理学一向是以「天理」来否定「人欲」的，而晚 明思想家却肯定「人欲」，这并非个别思想家为建立学派的标新立异，实际它是根植于 社会经济现实的

理论升华，在这种社会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晚明文学新潮，也充溢着 这样的时代精神。

但是，历史的一切都受它的大文化背景制约，中国16 世纪后期的历史， 特殊是它的经济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为历史质的突破提供充足条件，于是发展的

结果只 能是如此：

一切都显现出畸变。 如「率性而为」的行为准则，其健康发展应该是追求进 取、发明、个性和人生价值，却畸变为尽情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官能享受；

肯定「人欲」， 本来在于肯定人性的正当发展和它的合理要求，但结果却畸变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恶劣膨胀。

《金瓶梅》中的性关系、性行为描写突出地成为人们瞩目的问题，成为简单否定这 部作品的口实。

反之，另有不少热心的评论家或者申说作品中的性行为描写并不多，或 者从作者「暴露」的动机、「劝善」的目的和「塑造形象」的艺术需要等方面为

作品辩 解，似乎都未能把问题解决圆满。

其实，《金瓶梅》中的性行为描写并不少，在作品中 它不仅是那样的露骨、那样的肆意展陈，而且那横流的物欲，实际上已经渗进到作品的 审美情趣

之中，以至于删不胜删，躲不胜躲，需要我们从一个时代的特殊的社会心理进 行分析。[ 13]

无论是从现象，还是从心理，《金瓶梅》确是写出了许多历史学家忘记写的那部分 历史。

因为它包含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和那个时代本身一样丰盛复杂，使它无论是从 思想看念，还是从美学风貌上都显得那样的矛盾紊乱，这固然与作者的创

作心理机制有 很大关系，但从根本上说是为历史所规定的。

因此理解《金瓶梅》这部作品，首要的应 当是正确把握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

那种对《金瓶梅》摘用一种固化的政治、道德或 艺术的指责模式来套解是很难得其要领的。

小说是形象的历史，《金瓶梅》正是通过它广镜头的传神的描写，告诉我们中国历 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

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陈旧的社 会，变异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习俗风尚和思想看念；

但是，由这个古老封闭社会体系中 产生的种种新因素，由于本身的缺陷和原有结构的稳定牢固，又在运动中扭曲变形； 于 是社会出现了历史必然要求和

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因此， 整个社会所经历的痛苦就由新社会即将分娩前的阵痛，变成了似乎永无休止的煎熬。

有 悲剧的时代，必有悲剧的人生。 即使那个经常制造他人悲剧的西门庆，也逃脱不了悲剧 的命运。

那个由「西门大郎」到「西门大官人」，又变成「西门大老爷」的中国商人， 曾经表现过怎样特殊的野性力量和进攻的姿态，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利润的追

求和对异性 的占有，更表现在他对封建社会秩序的侵扰和破坏。

他凭借金钱顺利地挤进了以保护封 建秩序为职能的官僚行列，还有能量干预其他官员的升贬（77回），从而令制度和法律 的作用颠倒。

当他色胆包天地到「世代簪缨」的招宣府往奸占林太太的时候，似乎大有 手提钱袋强闯贵族妇女密室的欧洲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气势。

但曾几何时，西门庆和他的 事业就「灯吹火灭」，其「依附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败亡」（〈满文本金瓶梅序〉）。

人们 总是将西门庆的结局回结于「纵欲丧身」，以其为「性格悲剧」，但这种熟悉明显是受 了《金瓶梅》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肤浅理解的影响。

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 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

中国从来就是大一统的皇权社会，有其结构的稳固性，在这个社会里，权高于一切， 财不敌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人最终只有以充当地主阶级的附庸作

为交换条件来保障自 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和发展。 但商人也因此迷失了自我，并最终逃脱不了整体失败的 命运。

另一方面，尽管商人们的个人出身可能不同，但他们实际上产生于共同的文化土 壤，不可避免地带有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的种种恶性的基因，强大的传统

文化氛围将促 进遗传因子从内部导致他们的自我毁灭。

因此，西门庆的悲剧早已包含在他自身的过程 中，至于他以哪种形式自我完成，不过是小说家基于自己熟悉的安顿罢了。

《金瓶梅》写中国16 世纪后期现实的历史人生，不仅仅是开拓新的审美领域的问题。

不管人们对文学可以有多少种理解，文学的本质仍然是「人学」，因而文学越是逼近现 实人生，越能展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 相的风云功绩，或褒彰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其对象大多 带有理想的、超

人的色彩，尽管其中的经典作品自有其永久的艺术魅力，但作者只能把 现实生活和自己的人生感受通过某种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作品和现实人生保持较大的

距离。

正是在晚明思想文化运动推动下，在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下，《金瓶梅》的作者把 他的目光投向了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他已经不顾及小说必须以人物和故事

的不普通来吸 引读者的传统，而是努力通过对现实的真实摹写，表现他的人生体验，并企图在其中揭 示人生的真谛。

尽管从整体来说，《金瓶梅》并不是一部精雕细刻的作品，任何一位读 者都可以找出它许多毛病。 但这种与生活同步的、写实主义的「风俗史」性质

的作品的 出现，应该说是小说艺术对生活的一种回回；

而大胆描绘现实人生，其实质在于人、人 性在作为「人学」的文学领域的一种自我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 的觉醒，表明了中国

小说创作长足的进取。

这种熟悉有的时候是需要以牺牲感性为代价的。比如，从感性来说，我们对《金瓶 梅》的美学风貌总觉得不大顺眼，流贯在这部作品中的那种庸俗、无聊、

肤浅、肉麻的 「市井气息」，很难和我们的美感要求合拍。

但是，假如我们付诸理性探求，就会发现， 所谓「市井气息」，不就是晚明时代的审美趣味吗？

实际上它是当时文艺作品审美内容 从理性的、古典的转向感情的、现实的这一历史趋向的必然产物，是对中世纪传统的高 雅、恬淡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

趣的一种破坏。

《金瓶梅》的历史和美学意义是由作品提供的，但这绝不是说这些都是作者的思想体 现。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作家的世界看、历史看、艺术看等和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 表现等同起来，这实际很轻易导致我们对问题熟悉的偏颇。

其实，创作从来都是受作家 复杂心理机制制约的，作品的效果，很多更是作家始料不及的。 清人张竹坡评《金瓶梅》， 认为作者「独罪财色」（〈竹

坡闲话〉）。 这是基于他《金瓶梅》是一部「泄愤」书的熟悉。

时下时髦的「《金瓶梅》是一部暴露黑暗的小说」的说法，说到底不过是张竹坡看 点的引申。

「财色」可以说是这部书描写对象最显著的特征，《金瓶梅》确实突出描写 了晚明社会以金钱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和两性关系中的色欲成分，但说作者主

看上完全站 在指责的立场，恐非尽然。

不错，书中有揭露，有讽刺，「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着批一家，即骂尽诸色」[14]。

在正文以前，作者还特意写了抨击「酒色财气」 的〈四贪词〉，书中也到处充斥着道德训诫，似乎使我们不能怀疑他的道德态度。

但是， 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从小说对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生活绘声 绘色的描写中，从作品所溢流出来的审美情趣中，还可以

深深感受到作者的另外一种心 理意识，即对财色深厚的兴致：

他放肆地渲染情欲，对偷期苟合和纵欲狂淫的床笫活动 也一一加以描摹； 对人们围绕金钱的活动则连细节也不放过（如李三、黄四向西门庆借债， 借

了还，还了借，经过很复杂，作者在十几回书中连写到此事，但最后的账目竟然不差）。

这就阐明， 作者确实为当时那种带有新色素的社会生活所振奋和激动。

必须承认，在《金瓶梅》里，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强大的思想传统，一方面是生活提 供的新的意识看念，矛盾交织，当他声态并作地叙述他的事件和人物的时

候，我们不禁 钦佩他描写的才华； 而当他站出来发表他的道德论时，我们立刻感到他的肤浅和迂腐。

假如完全信赖他的宣言，指责家可能只能上当。《金瓶梅》作者创作的灵性来源于真切 的生活体验，他的那种传统道德看念的真诚，对他的创作绝无促进意义。

不过，已经凝 结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中世纪正统思想看念对这位作家的制约力量竟然如此之大， 以至于他要把他的故事，他绘的生活，强行纳进

一个道德报应、宗教轮回的框子，这或 许正是这位古代小说家的悲剧。

《古代短篇小说名作》

注 释：

1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 卷，页433。

2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是作家个人创作，也有人提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的说法，本文不取，参见本书〈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

3 巴尔札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页168。

4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5 分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页217。

5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 年4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页462。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9 卷，页180-181。

7 郑振铎（署名郭源新）〈谈《金瓶梅词话》〉，《文学》创刊号（1933 年7 月）。

8 转引自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河北大学学报》1980 年第2 期。

9 李辰冬〈金瓶梅法文译本序〉，《大公报》文学副刊225 期（1932 年4 月25 日）。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页372。

11 伍蠡甫等《西方文论选》（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页311。

12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页233。

13 本文限于篇幅，暂不深论，容另文分析（见本书〈论《金瓶梅》的性描写〉）。

1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 卷，页180。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文学遗产》， 1987年5期。后收录于《李时人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