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国学界至少要打破美国智库三大“神话”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王文

美国智库数量众多，许多智库学者口才出众，不少智库报告善于包装，各类智库活动频繁多样，媒体传播也经常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特征是造成中国学界“神话化”美国智库的重要原因。

然而，假如换一些评判准则来看待美国智库，如是否真正进行专业性、独立性的探求与发声，是否真正有助力国家长治久安的建言献策，是否真正地促进本国政府推动人类发展与全球进取，那么，很轻易发现美国智库所谓“神话”已全然不在。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界至少要打破美国智库三大“神话”。

打破美国智库独立性的神话

美国智库常以“独立性”自居，而中国学界通常也自我训诫须提升独立性。假如只是从研究方法、推导过程、资料收集等角度看，智库研究当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过程的“独立性”应该是智库的核心价值之一。否则，很轻易陷进重复建设、创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袭他人的陷阱中。

但另一方面，智库这个行业的职业目的就是服务于政府的决策咨询，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日常频繁的互动是职业应有之意。智库工作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谈“官”色变。标榜绝对的“独立性”，要么会造成自娱自乐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隐瞒与其他机构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

依据笔者多年交往的体会，以及各类公开资料的披露， 美国智库处在复杂而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体系中，与政界、企业、媒体存在着亲昵的关系。

从政治角度看，“旋转门”机制使美国智库与政府有着牵扯不清的联姻与轮坐关系，比如，智库为提升决策影响力有时不得不迎合政府；再比如，为输送更多下届政府的后备官员不得不押宝某位总统候选人。

从资金角度看，利益集团的捐赠使美国智库很难做出背离捐赠目的的工作，比如，美国智库学者发表看点与发布报告，不能不考虑捐赠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偏好、价值取向。

从媒体角度看，美国智库学者为迎合媒体固定的受众，往往屈从于耸动、过激的标题而丧失应有的严厉与客看性。尽管美国智库界也有少数特立独行者，但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书所述，“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美国智库不是空中楼阁或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环境亲昵相关的。 中国学界不必美化其“独立性”的优势。

打破美国智库正能量的神话

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社会良心”，智库学者也常被誉为“国家智囊”，理应给国家发展与人类进取做出积极奉献。 但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智库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比如，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热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执政后又退出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背后都是美国智库在推波助澜。

一些美国智库受到高污染能源巨头科氏工业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的资助，掀起了狂热的“反气候转变运动”。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致力于“自由市场解决气候转变的方案”，利用国际会议、媒体文章、工作简报等方式全面驳斥“世界上97%气候科学家都支持的变热事实”，可谓是一场“意识形态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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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加进152个国家签署加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旨在限制导弹发展的《反导条约》，加剧了地区紧张，这些做法同样源自美国智库。

更糟糕的是，最近几年，美国政治氛围越来越陷进冷战思维与反华反共的“新麦卡锡主义”，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兰德公司、战术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进取中心等美国智库不断抛出抑制中国的智库报告，意见全面对华战术竞争，恶化中美关系，使世界面临新冷战的严重风险。

此外，在国际问题上，美国智库习惯于对外发声，却多是倾向于意见用霸权主义压抑方式处理分歧，特别是俄乌冲突上，美国智库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而丝毫不反思美国多年来在俄乌矛盾中的“拱火”“煽动”，以致事态越演越烈，美国成为国际冲突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在国内问题上，无论是医保难题、枪击困境、种族分歧，还是金融危机、通胀风险，数以千计的美国智库同样没有给出对症下药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美国智库充斥着一批胡说八道、屡屡犯常识错误的所谓“学者”，他们不负责任，不考虑知识分子应有的客看度、责任心，只求媒体曝光度、项目吸金力，对国际协作、国家发展、社会公平均造成了负向、消极的影响。 由此可推导，美国智库在助力国家发展与人类进取进程中正能量的短缺，是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衰弱的重要原因。

打破美国智库决策影响力的神话

在多数人看来，美国智库往往有浩大的决策影响力。然而，相比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求而言，约2000家美国智库的浩大数量显然是给予过剩的。不少很有名头的美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 销售政策的美国思想市场里，智库的过剩窘境导致其由传统的客看专业政策原创生产者的地位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与倡议推销者的位置。

比如，传统基金会就自称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贩子”，在公共关系的开销占到年度总预算的35%-40%。他们最狂热的推销对象并不是白宫、国务院等实际政策运行的官员，而是其他三类人：一是保守派国会工作人员，以便让他们能对某些立法议案给出更有指向性的意见；二是不轻信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志同道合的保守分子；三是想在文章中加进保守派看点的记者。

近些年来，战术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的市场妥善经费也占到20%以上。美国智库内部高学历的研究人员也在流失。1980年代以后建立的智库中，只有13%的人接受过最高学位的博士教诲。 美国智库的最新潮流已越来越沦为政治游说组织与宣扬机器，而不再是严厉的政策咨询者。

《外交政策》对近年来美国智库表现进行鞭辟进里的指责： “美国智库专家们被视为是浩大且浪费的华盛顿机构的一部分，其存在甚至可能弊大于利。许多美国人认为，智库唯一明显的目的是为政客们提供在无休止的、浪费的党派斗争中互相进攻的棍棒。”这样的评判应中了笔者近年来与美国智库交往的直看感受。

在讨论中美分歧、俄乌冲突、气候转变等重大问题的中美智库对话会上，美国智库学者看点与其政府政策立场以及美国同行的对外口径往往出奇地一致。中国学者原本是想本着客看平等理性态度与对方探讨，结果往往成了对方的宣扬对象。由此看，中国学界对诸多美国智库的真实决策影响力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对其“外宣”能力也须更加重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