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叶文澜与中国第一座近代油矿的开摘

左宗棠一生最赏识两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名震天下，叶文澜则黯淡无光。叶文澜主持了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基隆煤矿、第一个近代油矿出磺坑油矿，中法战争期间突破法军封锁向台湾守军输送军饷，立下汗马功勋。近代史重要人物叶文澜为何长期被埋没，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叶文澜致夏献纶信札的秘密

2015年，某拍卖公司推出拍品“叶文澜致夏献纶信札”一通。次年，另一拍卖公司简介称：“内文言及在台雇佣洋工薪酬等事。叶文澜，号清渠，厦门人。同治初年，台湾戴潮春起义，他护粮饷兼护堞有功，赏戴蓝翎。沈葆桢建船政于福州，他为总监工。左宗棠又以陕甜路粮台委之，积功升道员加布政使。与厦门历史名人叶德水是同一人。”该公司没有注重到，内文所述两个“洋工”简时、络克，是唐廷枢、容闳从美国石油城泰提斯维尔（Titusville）聘请来华的石油钻井技师。聘请外国技师来华钻探石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叶文澜致夏献纶信札

这封信是1878年10月16日（农历九月）叶文澜督办台湾矿务、治理油矿开发期间，给台湾兵备道夏献纶的一封急信。该信急于处理的是，美国石油技师简时、络克在台湾出磺坑开摘，发生坍塌事故，加之油矿一带疟疾时髦，刚好一年合同期满，两人称病来到淡水找叶文澜，要求结算工资尾款及发给路费，预备束装回国，叶文澜虽尽量挽留，终无效果，不得不向顶头上司台湾道夏献纶请示方法。此事对叶文澜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在中国石油开发史上也是一个至暗时刻。这封信为中国石油开发史重要文献，特标点如下，并加注美国人英文姓名：

筱公方伯大公祖大人阁下：

敬飞肃者。昨奉寸椷，计进台览。简时（A.Port Karns）、络克（Robert D. Locke）来淡治病，已见略好。晚日来与之商及愈后回工照雇工作，讵料该洋工等坚以彼属水土既易染病，医药又远隔二百馀里，缓不济急，坚欲回国，并讨薪水、川资共四千数百元，且声称，如不与之，即由领事禀请台辕请给。等语。晚托人从旁再三挽留，以候布郎（Robert Morrison Brown）到台再定。伊等屡有问及薪水，晚亦答以俟布郎来会算给与汇对，意以薪水缓付，伊等总不能急走。今布郎日久不到，而伊等回心似箭，晚抵淡后病又加重，半步难移，恨不能即叩崇堦，藉聆指授。兹简时既有此话，不得不专函请示，是否由沪关拨给，抑听其由领事照会再与争论之处，伏祈赐示为祷。至油务洋工，该二名看来难以强留，拟布郎日内总可来台，当与商酌，或就近可募，抑如何接办之处，总不能因简时等之往而遽废阻也。专函祗请勋安，鹄候赐覆。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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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晚生文澜顿首 九月十九夕

夏献纶（1837-1879），字黼臣，号筱涛，江西新建人，布政使衔台湾兵备道，叶文澜尊称之为“筱公方伯”，“大公祖”是对本省人对地方官的敬称，自称“治晚生”意谓对方治下的晚辈。简时、络克是1877年唐廷枢通过容闳从美国聘请的两个美国石油技师，络克担任助手。布郎（Robert Morrison Brown）是澳门、香港马礼逊教诲会学校校长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之子，出生于香港，长期在中国、日本居留。布郎参与此事，出于容闳、唐廷枢的关系，鲍留云是这两人的恩师。1877年10月，简时、络克抵达上海，布郎负责招待，并带他们在上海及四周到处看光游览，请他们食中国菜。“沪关”，此处应该不是指上海江海关，而是指位于沪尾的淡水海关。

在接到唐廷枢电报后，容闳托付他内兄或内弟凯洛格博士（Dr.E.W.Kellogg）专程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觅觅石油技师，此地正是1859年“德雷克上校”钻探世界第一口油井之所在。凯洛格博士找到当地有名的石油公司Gibbs Sterrett Manufacturing Company，经该公司介绍，聘请到体会丰盛的技师简时，简时又提出增聘助手络克一同来华，同时订购机器及工具。两人从泰特斯维尔出发，于1877年10月13日抵达上海，住在闻名的礼查饭店（Astor House），在上海招待他们的是布郎。11月28日，两人在台湾府城（台南）与台湾通商局委员郑膺杰补签正式合同。

中文合同复印本

叶文澜此时的职位是台湾矿务督办，除直接经营治理基隆煤矿外，台湾硫磺、樟脑、石油的开发，都属于他职责领域。两个美国油匠为何来到台湾开摘石油，此事说来话长。

苗栗出磺坑油矿的发现

苗栗出磺坑油矿，所在地方历史上属于淡水厅，后划回新竹县、苗栗县。咸丰年间，一个名喊邱苟的广东客家人在猫里溪（后称苗栗溪）出磺坑发现了油泉。邱苟的父亲邱仕诏早年与伙伴向官府承垦这一带的山场，邱苟担任“理番通事”，也即在高山族（当年被贬称为“生番”）与汉人之间充当翻译。他将油泉先出租给吴姓开摘，后又租给宝顺洋行约翰·陶德（John Dodd），两者发生冲突，几乎酿成械斗。邱苟勾结高山族人“出草”杀人，遭官府追捕，1870年被“就地正法”，油井的手工开摘暂停。当时官府、民间还不了解这是石油，误以为与硫磺有关，故称之为“磺油”。1869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又译李礼让、李真德）撰写商务报告，把这种产品写作“Rock Oil”，1874年李仙得著作《台湾番事》（Notes on Travel in Formosa）译成中文时，直译为“石油”，这可能是中文“石油”一词的起源。这本书的中译本手稿或抄本收躲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收录于“台湾文献丛刊”整理出版，整理者“不知何人翻译”。笔者推测，该书译者应该是美国驻厦门领事馆翻译薛明谷（Sit Ming Cook）。

陶德与助手在油井留影

据《台湾对外关系史料》所载，1870年中国人薛明谷担任美国驻厦门领事馆翻译。次年，闽浙总督文煜派人询问薛明谷本人，薛自称“现年二十七岁，原籍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人，于咸丰八年飘洋遭风，到美国读书，习得美国音语洋字，至同治三年回广东洋关办事，七年调在上海洋关，九年来厦在李领事公署充当翻译……”薛明谷曾在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读书6年，自称“飘洋遭风”恐怕是掩饰之词。鸦片战争前，前来广州十三行贸易的美国商人，有相当数量来自马塞诸塞州。少数商人在鸦片战争后陆续留在香港、广州，薛明谷很大可能是随这些美国商人赴美读书的。薛明谷中英文俱佳，他在厦门领事馆的薪水高达720元，1871年美国政府巡视员Randolph Keim视察厦门领事馆后，对他的能力给予高度评判，意见给他加薪到1200元。如此，中文“石油”一词最早应该是由薛明谷译出。薛明谷后被唐廷枢招募到招商局工作，常年向上海格致书院援助办学经费，晚年回到广州，为粤汉铁路公司重要股东之一。

《台湾番事》中的“石油”一词

台湾的近代化开发，名臣沈葆桢、丁日昌最早予以规划并付诸实践。1874年，日军托词“牡丹社”事件侵台，沈葆桢受命巡台并与日方交涉，终使日方退兵。为了提升台湾的经济实力，加速近代化，沈葆桢特别热心自然资源开发，注重到了出磺坑油矿的重要性。他写信给天津海关道黎兆棠，请他招徕商人到台湾开发石油。1876年，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派台湾道夏献纶对出磺坑油矿进行调查，随后与闽浙总督文煜上奏朝廷：“据洋人云，此油若用机器疏通，日可得万斤。然无征不信，必先有熟悉其事者购小机器，雇洋工开钻试验，但使工本之外略有赢余，即可举行，以赡海外之穷民，即以杜奸徒之妄念。”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洋务运动》第七册第71页）

丁日昌郑重其事，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船政大臣吴赞诚联名会奏朝廷，委任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专门驻台，督办台湾矿务。“兹查有布政使衔、广东题奏道叶文澜，自创办船政以来，总监工程已逾十载，坚任劳怨，公而忘私……拟请旨专派叶文澜驻台督办煤矿等件，以专责成。仍饬地方官会同妥办，以免掣肘，一面分驰视察硫磺、磺油、樟脑、茶叶各情形，可以举行者逐渐设法开摘。” （同上书第72-73页）“据查淡水厅牛琢山地方有井一区，……询之土人云，该处现在自出之油，日不过百十斤。而洋人前曾有云此油若用机器开钻，日可得百石左右。现已饬该道先行购小机器一副，并雇一熟悉洋匠前来钻试开办，庶可冀出油日多，获利日厚。” （同上书第74-75页）

丁日昌要求叶文澜聘请洋匠“钻试开办”，但叶氏一时找不到路子，刚好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应丁日昌之召，到福建协助办理洋务，叶文澜托付唐廷枢代为物色洋匠并选购设备工具，于是有了简时、络克的台湾之行。

Dick Suie是谁？

来到苗栗开发石油的美国技师助手络克（Robert D. Locke），自12岁起即投身石油勘探，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留下此次远东之行的一册日记弥足宝贵，用他自己十分简单的语言，笔录了预备工作及钻探开摘的整个过程。络克日记里面一个频频出现的一个中国人Dick Suie，长期被误会为唐廷枢。

用机器开摘石油实属创始，台湾官府上下也没有体会，从矿区通往外界没有道路，短缺运输工具，油矿开摘所需的木材、煤炭等毫无预备，摘购及运输均消耗时间；油井在苗栗（后垅）溪边不远，降雨量极大，地层松软布满泥浆，时不时出现塌陷。这些都增加了建设油井的困难。一直到1882年8月3日，油井才打出第一桶油，但两个油匠时不时要紧急处理塌陷问题，很难专注钻井。这一年夏秋，疟疾在后垅一带时髦，7月27日两个保护油井的士兵死于疟疾，到9月14日，油井四周的人绝大多数染病，简时、络克不得不先后离开，前往淡水治病。

日记记载，1878年1月17，某个Dick Suie来到出磺坑矿场。络克日记在此后很少直唤其名，尊称为“Taotai”（道台）。1月16日，美国技师为搭井架，需要砍伐四周一棵大树，当地人说，谁砍了这棵树就会染病，甚至一命呜唤。第二天下午，Dick Suie来到驻地，帮他们带到来自泰提斯维尔的信件和报纸，“he has full charge of the oil business now”（他现在全面主管油务）。18日，Dick Suie随油匠来到油泉所在地，他搞了一个仪式，叩问神明那棵树可不可以砍伐，得到肯定的答复。19日，两个油匠见到一群人抬着一具无头尸体，探知是在距此八九里地处，被“生番”砍头之故。Dick Suie敢于深进到“生番”出没的腹地，也算勇气可嘉。从美国运到的机器太重，油匠意见专门订造大型牛车移运，Dick Suie嘱咐他们按比例制造一个牛车模型，他让后垅镇的中国木匠打造。20日为星期天，油匠陆续制造模型，“道台”向他们说忘了当天是礼拜日，还让他们干活，向他们道歉。24-25日，油匠跟随“道台”勘察地形，规划从此地修一条通往后垅的路，以便运输。1月29日，在安顿现场各项工作后，“道台”离开油井，返回（went back）煤港工作。从络克所用“went back”看，“道台”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基隆煤矿附属的煤码头。7月18日，“道台”来到油井探看。听闻油井钻出第一桶油，8月17日Dick Suie在疟疾时髦的日子，仍冒着危急来到出磺坑，大约待到10月10日才离开。

1981年，美国乔治顿大学华人学者Samson Hsing-chang Kuo依据络克日记以及在美国搜集到的史料，写成博士论文“Drilling oil in Taiwan：A case study of two American Technicians' contribution to modern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鉴于唐廷枢此时拥有“候补道”职衔，Kuo博士把这两个英文词认作“Dick Sine”，非常鲁莽地推断此人为唐景星（Tong King Sing）即唐廷枢，此后台湾地区学界大体都沿用此误。

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学者陈政三依据络克日记、该博士论文及他个人对台湾历史的解读，写成《美国油匠在台湾——1877-78苗栗出磺坑摘油纪行》，也把Dick Suie错认为唐廷枢。该书在台湾时髦颇广，可能研究台湾石油开发史者均会参考，故这个错误众口烁金，始终未得到纠正。陈政三对近代台湾史事也算熟悉，但对Dick Suie“返回煤港”一事毫不起疑。对主要工作岗位在上海、天津、开平的唐廷枢来说，前往基隆煤港绝对不是“返回”，即使说“返回”台南也还说过往，究竟台南是往返厦门的主要港口。唐廷枢可能曾为基隆煤矿的开摘出过主意，但基隆煤矿不是他的工作岗位所在。“返回”基隆煤港的，肯定不是唐廷枢。

《美国油匠在台湾》封面

Kuo博士认为1878年8月14日至10月10日，唐廷枢都在出磺坑油矿及后垅一带活动，指挥、监督两个美国技师。珠海博物馆馆员唐越、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宾睦新都对唐廷枢素有研究，他们提醒我，那个时间段唐廷枢正在忙于开平煤矿开业事宜，不可能在台湾待上近两个月。唐越提供的1878年9月21日《万国公报》报道称：“前报唐景星看察奉李伯相命，督同委员、司事办理开平煤矿局务一节。兹探悉唐看察于抵津后即赴开平，一切部署就绪，即回天津，于本月初八日在津开局云。”唐廷枢绝不可能从8月14日至10月10日一直待在后垅及油井一带。

清除了唐廷枢的可能性，笔者把眼光转向叶文澜。叶文澜，福建同安人，“少弃学，游海外，通南洋各岛语言”，咸丰年间赴美国旧金山谋生，后回厦门成家立业，在南洋、台湾、福州、厦门等地开茶行、茶栈，任宝顺洋行买办。1866年，左宗棠创立福建船政局。考虑到办理船政局需要更多实际工商业知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体会，左宗棠果敢任胡雪岩为提调，以叶文澜为船政总监工。船政局早期制造木壳木胁船只，需要东南亚的牢固木料。叶文澜深进蛮风瘴雨，为船政精心选购优良楢木。叶文澜对福建船政的奉献，李雄伟、沈吕宁等学者的文章已有缕述，不必细表。

长期以来，人们知道厦门闻名商人叶德水，也知道船政总监工叶文澜，却以为这是两个人，似乎是到2015年，大连学者李雄伟发表《从出洋华工到成功商人、慈善家和国企高管——叶文澜的传奇人生》一文，征引台湾学者吴亦德《旗后新泰记叶家之研究》，才明确认定叶文澜即叶德水。

叶文澜英文名Tuck Suey，是把“德水”二字转写为英文，络克按发音错写为Dick Suie，Kuo博士进一步错认为Dick Sine，至此可谓面目全非。此一错误，掩盖了叶文澜对苗栗出磺坑油矿开发的奉献。他三次深进“生番”出没的出磺坑，第一次在1882年1月17日-29日，第二次在7月18日，第三次停留最久，为8月14日至10月10日。后两次，他冒着感染疟疾的危急来到矿区，对当时兼顾船政、煤矿、樟脑、硫磺等多种事务的叶文澜来说十分难得。了解到叶文澜在油矿的这些经历，以及他后来因开摘失败被勒令赔缴经费，本文开头引用的信札内容就很轻易理解。叶文澜多么期看摘油能够成功，实在不想放美国技师走，以至于想出挈延发放工资、路费的招数，最终在挽留无效之下，还是想请布郎陆续设法，看能否在近处（香港、日本等地）找到摘油技师，延续这项开创性的事业。这一次开摘失败，叶文澜被勒“经费”2万多两，心灰意冷，退出官场。

络克日记中的Dick Suie

中法战争之秘密援台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不仅在马尾不宣而战，击毁了福建水师的大量战舰，损坏马尾船厂，同时出兵侵略台湾，占据基隆一带，妄图“据地为质”，敲诈清政府。台湾孤悬海外，奉命带领淮军守台的刘铭传虽有勇有谋，无奈法军封锁台湾海峡，军饷、军械、物资难以从大陆运送过往，台湾形势甚为危急，士气也大受影响。面对台湾受困局面，朝廷三令五申，急如星火，要求沿海各督抚设法援台，但效果均不理想。这个困局由叶文澜率先打破。

1884年10月31日，李鸿章给会办船政大臣张佩纶电报称：“石帅电称，饰司拨十二万，分批运厦设法转送，确否。昨亦电嘱叶文澜汇兑台馆，未复，惟允谓其灰心，不肯再预公事。” （《李鸿章全集》第21册第336页）“石帅”指闽浙总督杨昌濬，“惟允”是船正学堂总教习吴仲翔。11月1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发电报给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厦汇丰洋行候选道叶文澜人甚能，熟台事，祈与商通信济械之法。”彭楚汉的答复是“叶文澜亦无策”。 （《张文襄公（未刊）电稿》）是否真的如此呢？其实不然。11月4日李鸿章给福建布政使沈保靖的电报道出了实情：“叶畏受官累。” （《李鸿章全集》第21册“电报”第358页）

这个时候，各省高官纷纷来找叶文澜帮忙，叶则踌躇不已。并非他不愿为国效劳，而是在扶助官员办理洋务企业时，被官场坑得太惨。出磺坑油矿开摘失败，叶文澜被高官压迫，赔款2万多两，约值当时3万美元，也即此次在美国购买两套摘油机器工具的价值。不得已，他在进进官场十多年后，果敢退出，出任汇丰银行厦门分行买办。有些文章曾认为叶文澜本人并无进进汇丰银行，张之洞致彭楚汉的电报证实，至迟自1884年起，叶文澜确实担任汇丰银行买办。

最终，叶文澜在大义面前仍挺身而出，出面处理此事。他打通台湾商人的关节，派人潜渡台湾海峡，将汇丰银行汇票送达台湾，由台湾商人兑出现银交给台湾官员，顺利汇解，第一批即达10多万元。顺利兑到现银，让台湾守军士气大振，使战局朝着有利于中方的方向发展。

1884年年底，刘铭传给朝廷的奏折称：“十月以前，将士病危，敌势猖獗，饷尽援绝，土寇纷乘，臣竭蹶万分，已无生看，幸荷天恩，屡饬各疆臣多方援济。十月初，直隶督臣李鸿章、閣浙督臣杨昌濬，各派厦绅叶文澜兑银通信。复经两江督臣曾国荃令道員龚照瑗雇轮载送淮勇五百人，由民船解到黎意一千杆。两广督臣張之洞雇轮由澎湖接济三万两，暨火药等。台北军势，差得生气。”

1885年年初，李鸿章转发叶文澜函件给总理衙门：“接省三初一函称，需饷急于星火，幸省城并南、北洋尽量顾救，始有再生之看。……台道六月报存库八十万，仅解台北七万，丝毫不肯再济，若无内地济饷，早已不支。今事未办，即详请奏咨，倘以所禀为实，是自绝饷援。台南兵力、饷力可恃，台北危迫之至……”“省三”为刘铭传，驻扎台北；“台道”指台湾道刘璈，驻军台南。两人分属淮军、湘军系统，历来不睦。刘铭传要求刘璈接济台北军饷，刘璈用一个画饼式计划搪塞，刘铭传被迫通过叶文澜告知李鸿章，台北危迫之至，急需“内地济饷”。叶文澜利用他的特殊渠道，解了台湾守军燃眉之急。

随后，叶文澜肩负起各省向台湾的“转饷”重任，还利用他与洋轮的特殊关系，将中国军饷伪称洋行银子，由洋轮保险代运至台湾。前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以70高龄冒险渡台，广东协济吴鸿源5万饷银，也由叶文澜转汇。他向张之洞报告：“委解吴镇饷银五万元，已由汇丰行收到。查刘爵帅驻节台北府，吴镇驻军彰化县，台北运往较便，现闽饷均商由洋轮作为洋款保险给载代运，现银迳至台北，由澜派人密至该处坐收押解，历办无误。” （《张文襄公（未刊）电稿》）

李鸿章所言“叶畏受官累”，道出了叶文澜与官府打交道二十多年的辛酸。当日在局外旁看的文人，特别是喜以风闻上书的言官，多以为治理洋务企业的商人依靠官府捞足了油水，此事诚或有之，却并非每个商人都如此，因办理洋务而受亏累的商人大有人在。姜喊《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谈到广东制造局总办温子绍冤案，他遭御史弹劾被张之洞革职，并勒罚白银2万两，后来官府将帐目查清，温子绍并无贪墨情事，反而被认为是发展工业的有功之臣。温子绍被冤枉，广东善后局的各司道都为他喊不平，指出早期机器局出现的问题，是没有工业基础、短缺娴熟工人和工艺陌生造成的，绝不是温子绍中饱私囊造成的。广东工厂逐渐增多，由温子绍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姜喊认为，张之洞“只不过是为了赶走温子绍，另行安顿亲信办理局务而已”。这些在官场孤立无援的新商人最轻易被侵害，而且都家境殷实，可以罚他们赔缴经费，何乐而不为？

郑易汉绘制的出磺坑地图

为何长期遭埋没？

身为宝顺洋行买办、船政总监工、台湾矿务督办、汇丰银行买办，笔者信赖有关叶文澜的英文史料仍有开发。英文史料未被足够利用的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并不知道叶文澜就是Tuck Suey。随着民国时期培植的老一辈学者逐渐老往或故往，国内学界对晚清买办的研究成果不太理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英文名字对不上号。在汉语拼音教诲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很难意识到，晚清人物的英文名大多不摘用汉语拼音，而是存在各种写法，被当今一些人认为“稀奇古怪”。

晚清民国很多广东人是按粤语发音拼写姓名字号，如孙中山（Sun Yat-sen）、唐景星（Tong King Sing）、詹天佑（Jeme Tien-yao）。有些买办的英文名根本没有姓氏，直接用字号、小名，如郭松（曾被错写为“郭甜章”）喊做Acheong，曾寄圃名为Amew（阿苗）等，叶文澜使用Tuck Suey，就是没有姓氏、只用字号的情状。如不能在中英文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对晚清买办的研究很难有大面积的突破。

叶文澜遭埋没还有一个“时代”原因。在极左思潮时髦时代，叶文澜的买办出身，与“黑五类”属同一个范畴，叶家后人不得不摘取“预防措施”，把叶文澜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照片全数销毁。李雄伟研究叶文澜能取得较大成果，一是足够利用了叶氏后人的回忆素材，二是专心挖掘了台湾地区的叶氏家族史料。

（感谢宾睦新、唐越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