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昭正相册-想念父亲平凡而高贵的一生

父亲曾昭正相册——想念父亲平凡而高贵的一生

2015年写于父亲百年诞辰

家父曾昭正，字文舫，1915年3月18日诞生于湖北汉口（今武汉市），1988年3月18日在武汉往世。

父亲“工程师证”证件照

家祖父曾厚诚没有什么文化，家祖母蒲守道善良贤惠。我父亲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下面弟妹各一。父亲幼年时，祖父的经济能力还不能保证他的姐姐都能读初中，但祖父决心尽量保证“长子”，要让他完成学业。

1921年父亲进进私塾小学。不料，1926年吴佩孚为对抗北伐军，命所有学校停课，这样，他小学未读完，便辍学在家；

大革命后，武汉经历了城市历史上第二次浩大动乱。到1928年，武汉学校终于开始复课，父亲考进国立省二中学（即闻名晴川学校、后来的汉阳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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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中学照

父亲中学时期照片

1934年父亲，从省二中学毕业，考进国立武汉大学机械系（民27级，见郭佩珊同志回忆录，本人认为严厉说是民27届，即民国27年（1938年）毕业的一届）；

武汉大学（父亲1933年摄）

父亲武大旧影（老斋舍前）

父亲武大旧影

父亲（武大凌波门外的东湖游泳池）旧影

武大排球队，后排右起第二人（直到八十年代，父亲老同学还兴奋地回忆他当年鱼跃救球英姿（来源武大校史）

武大田径队，后排左3，父亲在武大铁饼笔录抗战后才被打破（来源武大校史）

父亲在武大读书期间，是特殊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爱国青年，与校友李厚生（李锐）、李行夫、潘乃斌（潘琪）、万国瑞（杨纯）、刘锡尧（刘西尧）、朱久思（朱九思）等精英成为好友；

1964年潘琪（右3）与朱九思（右一）湖北大学与父亲（右2）、姑父李行夫（左一）重聚，老校友合影。

1964年武大老同学来湖大看看家父，前排左起：李行夫、潘琪、朱久思、父亲

父亲是武大救亡活动积极分子，1935年参与和组织武大歌咏队，教唱爱国歌曲，受到特务重点监视。同年参与“12•9”爱国学生运动；并熟悉了张文光（光未然）等朋友；

光未然（1935年）

1935年武汉“一二九”运动游行

从此，父亲将祖父产业“大智旅馆”二楼经理室和三楼某客室、祖母供奉菩萨专供打坐敬佛的佛堂都变成为了爱国学生（学联、青年救国团等）的地下秘密活动场所，亦成为北平南下学生（如“北平学生救国会”、“民先”）与武汉学生的接头地点。“大智旅馆”被学生称为“抗日旅馆”、“抗日饭店”（参见李锐、刘西尧、郭佩珊有关武汉12.9前后学生运动的回忆录）；

1936年，由于我的姑母曾子平（时名曾颖明，为中共上海地下党教诲界总支部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教诲界工作委员长会委员）将离开上海另有工作，父亲闻讯与同在武大的二姑母曾竹恒紧急赴上海接回一岁多的外甥（我表兄）曾秋明。

此次往上海父亲熟悉了高士其、刘良模、吕骥等文化界爱国人士，并亲身体验了上海的救亡歌咏运动，返汉时他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回了武汉，并最先在汉教唱这一歌曲；

刘良模在上海民众歌咏会上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5月，父亲因主持武大救亡歌咏活动、极力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掩护同学潘乃斌（潘琪），与蓝衣社学生和校方训导处发生冲突，被校方定为“共党学生”而开除；二姑曾竹恒、中文系才子李行夫（抗战中成为我二姑父）愤而退学以示抗议。

父亲（左一）在武大实习旧照

被扣上“共党分子”帽子的父亲

父亲被武大开除后，为避开特务纠缠，曾往北平，抗战爆发前回汉后开始编辑《大家唱》；

1937年9月8日，他与薜培豪、王杰臣（即黄民伟）、汪云等发起建立武汉最大群众救亡歌咏团体“汉口业余歌咏队”（次年扩展为歌咏团），地点为大智路韩家巷保安三十二分会楼上[1]。被推选为理事会成员（理事会共九人，其中王杰臣实为地下党代表）。《歌咏团团歌》由常任侠作词，刘雪庵作曲；

1937年10月16日，由他和李行夫编辑的《大家唱》[2]第一集发行，光未然作序。是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爱国歌曲集；

1937年出版的《大家唱》1、2集，是抗战初期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救亡歌曲集

《大家唱》第一集包括“一般歌曲”48首（含国歌、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毕业歌等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时代歌曲）、“工农歌曲”（12首）、“军人歌曲”（7首）、“妇女歌曲”（6首）、“儿童歌曲”（8首）、纪念歌曲（6首），附录中包含指挥、视唱等乐理知识；

没有倒下陆续从事救亡歌咏活动的父亲

1937～1938年，父亲全身心投进爱国歌咏活动，担当了大量社会上其他歌咏团体和广播电台的义务教唱任务，其中甚至包括警察歌咏队、宪兵歌咏队和军人的歌咏组织等；

1937～1938年，父亲将祖父产业“通成饮食店”和”大智旅馆”公开变成了招待爱国文化人士、为他们提供免费或优惠食宿的抗日饭店，招待了郭沫若、高士其、冼星海、田汉、刘雪庵、洪深、孙师毅、唐纳、金山、王莹及上海演剧二队等大量文化界知名人士；

演剧二队，左三为冼星海，后排左三为洪深教授

1937年11月，父亲与李行夫合编的《大家唱》第二集发行，冼星海为其作序。以后《大家唱》数次再版，成为时代公认的最有影响的抗日救亡歌曲集。

《大家唱》第二集包括“一般歌曲”（23首）、“工农歌曲”（11首）、“军人歌曲”（12首）、“妇女歌曲”（5首）、“儿童歌曲”（8首）、“纪念歌曲”（6首）、“国外歌曲”（11首）、“民歌小调”（10首，其中有星海为李行夫留下手稿的《做棉衣》）

1937年12月中旬，冼星海来公新里六号拜谒曾昭正时，在这里用10分钟谱成抗战中广为时髦的歌曲《游击军》，歌词系潘乃斌（潘琪，用笔名先珂）11月从河北前线回来写就的《游击军》。

1938年春冼星海在曾家创作

星海夫人钱韵玲亲笔签字送给父亲的冼星海照

1937年12月25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委在武汉成立，父亲被选为筹委会成员（1938年1月17日正式成立时，被选为35人执行委员之一）；

几天后，曾昭正随同冼星海同上珞珈山（教唱《茫茫的西伯利亚》等），当晚冼星海同志在武大学生宿舍谱下新曲《做棉衣》；

1986年11月22日父亲和冼星海之女冼妮娜重返武大理学院

1938年冼星海创作《太行山上》的精武馆（汉口瑞祥路一号）

1938年1月26日晚，星海在“大智旅馆“写下《钱亦石先生挽歌》；

1938年6月26日晨，父亲与王云阶在精武馆首唱冼星海头晚刚创作的歌曲《太行山上》。

1985年，冼妮娜（后排中）接星海骨灰回国途经武汉。

前排右起第一人为冼星海夫人钱韵琳，正中为其长兄钱远铎，左为家父。

1938年：父亲全身心投进到保护大武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1月17日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正式成立，父亲被选为35人执行委员之一，并于18日、28日参与了常务理事会，参与计划大众抗日歌集出版和群众歌咏活动组织事项等；

1937年12月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筹委会在汉成立

1排：右1夏之秋、2张曙，左前2赵啓海；

中排：右1田冲、2阮章兢、3曾昭正，4刘雪庵，5邬析零；

后排左1冼星海、李行夫、盛家伦、丁噹

1938年1月，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救国团”在武汉成立，“业余歌咏队”理事会集体加进，成为“青救”第三分团；父亲秘密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

2～3月，“业余歌咏团”先后在武汉三镇发展了五个分团、以及儿童歌咏班等；

3月8日，“业余歌咏团”理事会将歌咏团中女队员组成“三八女子歌咏队”，汪云任队长；

由业余歌咏合唱团队派生出的三八女子歌咏队

4月7日起，参与三厅在汉举办的抗战扩展宣扬周；

7月，率团赴孝感前线劳军，回汉又参与“七•七”献金活动；

7月14日，在汉歌咏界人士在汉口汇通路扶轮小学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歌咏协会、青年救国团、政治部抗敌演剧三队等十七个团体代表推举为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筹备会常务委员，确定每年7月17日为全国歌咏节；

7月17日家父受命司仪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会；

8月，当局勒令解散“青救”，抗日活动一度受限。后“歌咏团”以“成立周年活动”为名变相抵制，得到冯玉祥将军支持，重掀武汉救亡活动高潮；

10月20日父亲和歌咏团部分成员（包括后来成为我母亲的章子仲）乘船离开武汉，航行四天赴宜昌；部分业余歌咏团成员集体徒步流亡宜昌；10月25日武汉沦陷；

11月，汇合流亡到宜昌的队员、打出“青救三团业余歌咏团”的旗帜（后因当局干涉，被迫往掉“青救三团”四字。薛培豪任团长，曾昭正、李行夫为副团长。开始在宜昌码头、民间开展抗日宣扬活动。曾于元旦前赴河溶前线劳军演出；

1939年2月21日（大年初三）在宜昌亲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幸免于难；不久“歌咏团”在诸方压力下解散；

1939年3月18日偕章子仲、李行夫一同乘船离开宜昌。但船在崆铃触礁沉没，被迫返回宜昌；数日后再乘船赴渝；

1938年宜昌街头的爱国宣扬

1939年2月21日大轰炸，宜昌城区尽毁，父母和姑父李行夫幸免于难

崆岭才是鬼门关，父母和姑父李行夫在轮船崆铃触礁沉没时奇迹逃生

1939年5月，父亲在和祖父母经历重庆“五三大轰炸”后，他坚持将祖父母全家转移到了木洞镇；

1939年8月，父亲成功插班到位于汉中古路坝的“西北工学院”动力系三年级；

古路霸

1940年暑期，母亲章子仲到汉中看父亲，二人确定恋爱关系；

1941年7月，父亲从西北工学院动力系毕业

1941年秋，父亲到綦江县赶水镇从事水文土木设计施工。当年冬天在业余时间佐助祖父建立“进化綦江铁厂”（一度发展为“进化钢铁公司”，有工人三十，小型高炉两座，1945年夏因资金被盗破产）；

綦江

父亲重庆当年照

1942年4月5日 ，父亲与母亲章子仲结婚；当年由郭沫若证婚。

1951（结婚9年后照）

吴宓先生赠诗祝贺之墨宝

1943年3月30日父亲喜得长子，曾宪德（本人）在渝诞生；

1943年秋，父亲打破旧看念，果敢支持母亲学问深造，不惜离职陪母亲往成都（四川大学）复学读书。

四川大学

父亲离职数月后，生活陷于贫困，得到其姐夫李行夫（重庆南开中学教师）扶助，到美国传教士办的“华美女子中学”教物理。

父亲爱国热情不减，在校组织学生歌咏，并导演话剧《万世师表》；（受启蒙的学生演员中包括后来成为我国闻名指挥家的郑晓瑛。）

1944年夏初，父亲毅然报考飞虎队翻译练习班，离家参军；后任飞虎队翻译官。

一年后抗战胜利。

1946年初，父亲因不愿参与（和姐姐弟弟为敌的）内战，抉择了退伍。

回汉后，当局安顿到汉阳兵工厂当工程师，他又因不愿为内战造枪炮打姐姐弟弟、拒绝就职，遂留在家中帮其父亲照管生意；

1946年秋，母亲从四川大学休学回汉，10月28日（阴历10月4日）我妹妹曾先恢诞生；

1947年，父亲以其卓著的经商才能让陷于困境的“老通成”起死回生，成为誉满全国的“豆皮大王”。同年，经营“继诚烟号”成功；

中山大道1261号（“继诚烟号”旧址）的最后照片

公新里六号的最后照片

1947年夏天，父亲在“联营书店”负责人（地下党）马仲扬安顿下，地下党武汉工委书记刘实开始以表哥秋明的家庭教师身份隐蔽曾家（中山大道1261号），解决了他的生活和身份掩护问题，支持了地下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但父亲没有接受加进组织的意见）。刘实于1948年6月离开曾家；

21世纪初，刘实同志接受摘访回忆当年

1949年3月28日，我弟弟曾先珩降生；

1950年父母偕我们兄妹合影

1949年5月10日，武汉解放前夕，父亲被国民党溃逃败军绑架，关押在东山里“东泉池”、敲诈勒索重金后释放；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随军南下的共产党干部潘琪、李锐、朱九思[3]当日进城、即来到曾家看看久别的志同道合校友，鼓励父亲陆续为新中国编辑《大家唱》。

父亲立刻响应，与母亲赶到上海（当时上海还未完全解放）。通过原上海“教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联系了上海教诲出版社、音乐出版社，决定由上海教诲书店出版印行新本《大家唱》3～7集

解放后出版的《大家唱

1949年11月由父亲编校的《大家唱》第3集公开发行，刊登国歌；其余分为“歌唱新中国政协”（10首）、“颂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首）、“保护世界和平”（23首）、“歌唱毛主席”（11首）和“工人歌曲”（13首）、“军人歌曲”（8首）、“青年歌曲”（20首）、“翻译歌曲”（10首）共118首歌曲；

1950年1月《大家唱》第4集公开发行，包括“颂扬共产党”（7首）、“庆贺解放、庆贺胜利”（15首）、“赞誉”（9首）、“追战犯”（9首）、“中苏友好”（14首）、“一般歌曲”（17首）、“农民歌曲”（包括“支援前线”（8首）、“劳动”（14首）、“生活小唱”（13首）），共104首；

第5集初版1951年2月出版（手上为第三、四版本，第一版可能更早），包括“抗美援朝歌曲”（19首）、“反美帝歌曲”（16首）、“朝鲜人民歌曲”（10首）、“保护世界和平歌曲”（21首）、“工人歌曲”（5首）“志愿兵歌曲”（10首）、“部队歌曲”（13首）、“青年歌曲”（19首）共113首；

第5集封底内页有启事：“本歌集刊载之歌曲，其作词及作曲者，均奉酬发稿费，并赠予本集样书。请作者示之通讯地址，以便寄上。上海福州路370弄12号教诲书店谨启”。

第6集资料本人缺失；

1953年7月，由原“万业”、“上海音乐”“教诲”合并后组织处的“新音乐出版社”公开发行《大家唱》第7册，包括“工人歌曲”（19首）、“农民歌曲”（13首）“部队歌曲”（26首）、“翻译歌曲”（14首）共73首。

从第4集开始，歌集均严厉按父亲一再强调的的“方块歌单”模式排版，此模式后来成为国内简谱歌曲的准则印刷形式；

1950年父母南京合影

1950年父母苏州合影

1950年父母杭州合影

1950年，父亲在上海编辑完《大家唱》、交稿后回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汉市工业局当技术员。在其间曾导演独幕话剧《“民主”美国》，并亲自饰演一厌战侵朝美军；

1952年，被分配到“汉阳恒顺机器厂”任技术员；

1953年祖父曾厚诚往世，父亲在兄弟姐妹的全力支持下，公布舍弃“老通成”及所有财产继续权，将祖父的全部产业证实、连同“万国旅馆”股份、“九合纱厂”股票、“民进建业公司”股票、汉口铁路外与华景街地契及数千元公债券一并上交。又将家中约万元的金银首饰及一切“非劳动所得”清点出来，全部交给国家。毫无保留地主动实践了真正的“裸捐”。

1954年恒顺机器厂因汉阳洪水迁往武昌官布局，改组为“武汉动力机厂”，父亲被聘为助理工程师；

1956年3月，父亲最小的女儿、我妹妹曾蕾诞生；

1951父母偕我们兄妹在汉口中山公园

1957 年父母和小妹

1957年父亲被“武汉动力机厂”聘为工程师；

1958年，武汉兴建关山工业区。“武汉动力机厂”被安顿为工业区骨干企业，在关山兴建厂房，更名“武汉汽轮机厂”。父亲曾昭正作为厂方基建先遣人员首批上山，亲自指挥现场施工。此次建设发明了“八天建成汽轮机车间（近三万平方米，、三横一纵跨，吊车150吨）”、“十天建成电机车间（2万多平方米，三跨，吊车100吨）”的轰动性战绩，国内各报均有报道。

1958年建成的办公楼

他在数年间代表厂基建负责施工的机修、冷焊、工具、铸铁、木模、铸钢、锻压、电镀、102、精铸、热处理等十余车间数千万平方米厂房、运行到二十一世纪2015年拆除前，无一出现过建筑质量问题）[4]！

1958年，我祖母蒲守道突发脑溢血，而弥留期间父亲因公在京出差，未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令他伤痛不已；

1963年7月，工厂划回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六局领导，同年11月改名“武汉汽车发动机厂”，开始转产WH340自卸车和汽车发动机。他参与了所有厂房基建的改造筹划和施工。

1961～1963年三年自然灾祸时期，父亲因营养不良身患浮肿，但面对某些藐视知识分子的人派他下乡支农、到东西湖灭钉螺、下塘挖藕时，均毫无怨言，还教诲我们子女“比抗战时好得多”；

1961年，我高考因“出身不好”“不宜录取”而高分落榜，父亲十分失落，要害时候市教诲局的黄杚同志挺身而出，高调证实父亲对革命的一贯忠诚和奉献，将我弥补录取到武汉工学院。

1964年父亲在工厂开展的革命歌曲教唱活动中，指挥工人干部学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大量歌曲并演出十分成功，至今在工厂留有口碑；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父亲受到不公平的“隔离审查”，主要针对他“飞虎队‘国民党军官’”、在“老通成”和“继诚烟号”剥削工人等“历史问题”，此前他虽坚持裸捐，并已将自己在中山大道1261号最后的房产资格舍弃，却仍面临加罪为“历史反革命”。后因市委辛浦同志亲自证实父亲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贯的立场和表现，并通过公平的干预，让父亲终于“过关”。但仍被工作组“内定资本家、不戴资本家帽子”。

1965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四川丹巴，工厂对我开出的“家庭成分”证实均为“资本家”；

1965全家，湖北大学一区宿舍门前

1965年父母在沙湖边

1965离家前与父母沙湖边留影

1966年文革开始，厂（运动初期带有官方影子的）“造反派”冲到其在“武汉师范学院”的家中，威逼他当众亲手破坏从抗战起就搜集的大量文献、手稿和上千张当时被中国音乐界视为珍宝的唱片，让他身心受到极大残害。

文革运动初期，他被当成“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隔离，下放到土木施工队劳动。后因造反派兴致转移，反而减少了冲击。但仍有个别小人咬住他、逼他“借”钱给他们，逼他交出在公家借的木床（好自己用），武汉师范学院亦有人多次逼他移家（好自己住）。但期间父亲对子女的教诲仍然是“跟着共产党走”；（运动后，父亲拒不回答我们打听“这些小人”名字的要求，要我们对社会“只记恩，不记仇”。）

1968年照

1970年照

1974年文革进进“运动后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父亲再次受到冲击，幸而在复出的革命干部王哲南等领导干预下，肯定了我父亲一生对正义的坚持和历史上在白色恐惧中对党的果敢扶助，正式对其“平反”，明确其子女家庭成分可填写为“革命干部”或“职员”。父亲则以一贯的低调、要我们填写后者，从此我们的政治处境也大大改看；

1975年初父亲提前退休，让小女儿（我妹妹曾蕾）“顶职”；

父亲退休在厂合影（三排右6）

1976年，在父亲努力下，我被“落实政策”，全家调回武汉进厂工作；

母亲也从“五七干校”回城了

家庭回回清静

1981年“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对父亲返聘（只发一张公汽月票、没有其他待遇），然而父亲兴奋如获新生，亲赴武汉市有关部门，落实了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红线图”。此图从此圈定了工厂的厂界，与农民、地方、其他单位的纠纷画上句号。进进新世纪，这张红线图居然成为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地产本钱！

1982年，偕当时厂长于志安赴京，介绍他与当年自己同学李锐、潘琪、杨纯等国家部长一一熟悉，聆听他们对国家前途、工厂开拓的新形势下构思，并介绍他熟悉了一些有关领导人士。于志安接受了很多新思想新看法，对后来他在全国率先兼并国有企业、第一个成立跨省跨行业跨部门“长江动力公司”、在发电机行业销售低谷时第一个“直接办电厂”、提出“交钥匙工程”、第一个“企业走出国门”、在全国制造业萧条时一枝独秀，都有一定的辅佐启发作用；

1985年，受武汉音协托付，开始夜以继日撰写回忆录，留下记载武汉在抗战初期歌咏活动的宝贵手稿五万多字（后遗作陆续在《武汉春秋》2011第2、4期、《武汉文史》2012年7期、以及国家“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纵横》杂志2013年2期发表，今年又在《武汉春秋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遗作《38年武汉歌咏活动大事》一文）；为武汉留下宝贵的一手历史资料。

父亲遗作杂志

1986年父亲体检被判患肺结核，住武汉结核病院；

1987夏被认为基本治愈欲出院，但秋季复查时发现肺癌已进进晚期；

1987年父亲往北京治疗，回汉时到叔叔（曾幼诚，时任济南空军副司令员，中将）所在的山东留下的照片

1987年秋父亲和母亲在海滨

父亲一生儒雅、乐看、幽默，这是他的的最后影像之一

病中的父亲最后的一次与他的部分子孙合影

父亲病中最后一次回母校武汉大学

1988年3月18日，父亲因治疗无效，病逝于湖北省肿瘤医院。享年73岁。

再见了，我亲爱的父亲

我的孙辈年年为他们的曾祖扫墓

父亲，我们会铭记您平凡而高贵正直的一生，我和我的子孙会每年来看您。将您的品行代代相传！

附：父亲的姐妹和弟弟：

上世纪80年代照

后排左起：姑母曾竹冰、父亲、叔叔曾幼诚、姑父张振铎、李行夫

前排左起：表弟张普、弟曾先珩、表弟曾伏虎。

1950年父亲和大姑母曾子平

上世纪50年代中，父亲和叔叔曾幼诚、婶娘王世珍

2015-10-12整理

[1] 随着影响扩展，业余歌咏团在武汉三镇先后成立了五个分团、以及儿童歌咏班、三八女子歌咏团等，人数百人以上，歌唱的主要曲目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往》等，合唱团成员多次深进抗战前线演唱，经常在电台和街巷、农村、工厂演唱抗日歌曲、参与劳军和慰劳伤兵活动。

[2] 在书展街（交通路）金城文具店老板姚铿的扶助下，熟悉了上海“教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

[3] 当时潘琪奉命前往上任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教诲处处长，李锐和朱九思则将前往接管即将解放的长沙《湖南日报》；

[4] 武汉汽轮机厂于1961年1月停建，1962年生产任务严重不足，承揽杂 活，生产茶水炉、饭瓢之类小产品，“以杂养专”。1963年电站产品全部 停产。同年7月，工厂交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六局治理，改名“武汉汽车发动机厂 ”，转产改装汽车。1965年底成立“武汉汽车制造总厂”，治理中南汽车工业10厂1所，参与筹建“二汽”。1968年12月撤销总厂，恢复“武汉汽车发动机厂”。1970年7月，国家经委决定该厂恢复电站产品生产，8月改名为武汉汽 轮发电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