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明路线在中心苏区是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的？

1930年回国后，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次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心领导权。至1934年间，王明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王明等留苏派正式把握了党内权力。纵看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领导班子，实际上处处都留有共产国际的痕迹。典型的例子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就有多人身居高位，像中心宣扬部长、共产国际代表之类的要职本土派更是无一人把握。

有意思的是，或许是出于掩饰食相的原因，共产国际专门保留了向忠发的总书记职位，作为一块遮羞布平衡党内势力。尽管如此，王明一把握绝对权力，就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路线，主张走苏联那一套夺取政权的方式。

1931年5月9日，在王明的授意下，中心发表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决议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就是阶级斗争，但现在的情状不容乐看，苏区的一批反动分子还占据在苏维埃的领导层内，这是右倾路线造成的。于是，决案号召军民联合起来，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实际上表明王明路线已经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了运用。

据资料记载，为了加强中心的领导力，王明先后差遣多批中心代表往苏区，这种“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做法，无疑加快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在这些下派干部中，也有一批所谓的留苏派，即时任湘鄂西中心分局书记的夏曦；时任鄂豫皖中心分局书记的张国焘。

展开全文

1932年3月，中心还先后通过了《中心巡视条例》，明确规定了中心局和中心分局的权力，即中心分局代表中心决议，它有权解散当地党委。这样，就完全瓦解了苏区原来的领导体制，使这些中心代表把握了各地的党政军大权。

实行这种派“钦差大臣”的领导体制，并不只是保护中心的权威，更多的是为了清除异己。夏曦到苏区后，多次抨击湘鄂西的军事路线，主张对国民党军猛打猛攻。面对段德昌等红军名将的质疑，他举起了屠刀，将斗争路线运用到党内同志身上，制造了闻名的湘鄂西苏区大肃反。而张国焘也不甜落后，一到依据地就炮制了所谓的“白雀园惨案”，造成大量红军指战员非正常死亡。与此同时，王明在中心也积极推行宗派主义政策，对以前反对过自己的人也一一肃清，首当其冲的就是瞿秋白。

由于当年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公开与瞿秋白等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喊板，因此瞿秋白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时，也并未重用王明，当然这不是暗中打击，而是王明的资历确实不足以胜任领导高位。但这一遭却成了王明的心病，在其掌权之后，多次强迫生重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让瞿秋白承认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当时的瞿秋白早已身心疲惫，但为了保护党内的团结，他还是违心写下了所谓的声明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可这并不能使王明称心，从1933年9月开始，王明又在全党领域内发动对瞿秋白的进攻，将苏联老师的那一套运用到了极致。

向忠发叛变后，上海的白色恐惧陡然升级。王明为躲避敌人的追查，曾经到尼姑庵住过一段时间，但这并不能消除王明的危机感。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期看中国同志派一个负责人到苏联任共产国际代表，于是，王明决定前往莫斯科，暂避白色恐惧的风声。为确保自己离开后左倾路线还是能顺利推行，王明专门将亲信安插在了苏区中心。1931年9月中旬，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洛甫等人组成暂时中心局，开始在苏区内推行全面的王明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