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莒南情-抗战老兵王雯口述历史

沂蒙精神莒南情——抗战老兵王雯口述历史

邢光

2019年9月邢西彬、王雯同获“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景……”这一首沂蒙小调美丽动听，经久传唱，她诞生于1940年抗战烽火岁月，800里沂蒙，峰峦起伏，山水绵延。这一方热土见证了坚定质朴的山东人民跟随中国共产党开垦敌后抗日依据地、从而走向民族独立、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位于沂蒙革命老区东部的莒南县，曾是山东抗战的指挥中心和政治中心。肖华将军曾说：“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驻扎在莒南，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决策在这里制定，莒南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是山东的小‘延安’”。莒南因其特殊历史地位和作用，在山东乃至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沂蒙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7年王雯毕业于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

王雯（王秀芬1927--2021），山东临沂莒南县十字路前良店村人，1945年1月3日参与革命，1946年6月加进中国共产党；1948年2月，王雯从山东利津县渡黄河南下，又折返济南；1948年底再度南下至郑州，1949年5月22日由郑州进进武汉……抗日战争时期（1943-1944），山东党、政、军领导人罗荣桓夫妇，黎玉夫妇，肖华夫妇等曾住在王雯家所在村子里。罗荣桓的生活勤务班就住在王雯父母家。2018年8月，中共山东莒南县委党史研究征集办公室、莒南县广播电视台专程到武汉访谈邢西彬（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老战士）、王雯夫妇，听抗战老兵王雯口述历史，温故激情燃烧岁月，那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及浓浓莒南情感同身受。第一篇抗日烽火岁月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发动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开启了山东八路军抗战元年，为山东抗日依据地树立了中心，这一起义日期并被命名为山东八路军、山东解放军成立纪念日。同时，在中共山东省委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党组织先后组织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泰西、滨海、鲁南、湖西抗日武装起义（史称“十大起义”），以及全省各地大小120余路抗日武装起义，抗日烽火燃遍齐鲁大地。随着八路军115师（一部）挺进山东，罗荣桓统一领导八路军115师、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后为山东军区），莒南成为抗战时期山东八路军党、政、军领导指挥中心；在临沂（滨海），同时建立有中共滨海区党委、滨海区行政专署（行署专员谢辉）、滨海军分区（辖莒南、日照、滨南、临沭等地），广泛建立了基层革命政权。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莒南大店成立了山东省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政府。抗日战争时期，莒南十字路前良店村作为滨海抗日依据地一个中心村落，抗日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王雯口述：“我们那里过往不喊村、喊庄，咱们家乡话，那是前良店庄。1939年，咱们那里建立了抗日依据地，咱们那里就喊滨海，到那个（诸城）的那一边就是鲁中，鲁中、滨海、鲁南这都是咱们山东的抗日依据地。我那个村、俺那个庄在滨海来说还是个中心的，莒南县在滨海依据地也是个中心的，所以我们那里1939年建立抗日依据地发展很快。怎么发展？那里都是地下党，我们那里就几乎是个重点、中心，我那个庄四周六个庄，我那个庄人口最多、户数最多，喊前良店庄。前良店庄四周就有六个庄，前良店、后良店、老瓜堝、孙家庄、尹家庄、东良店。这一圈的庄我们那个庄就是个中心。党对那个地方的建设很重视。我就谈谈我们那个庄的村镇政权建设当时是最齐备的村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识字班，还有儿童团。我们那个村镇建设很齐备，那些这些的会长啊什么后来我们晓得都是共产党，都是地下党。”身处这样的革命环境氛围，王雯能够在抗日完全小学学习文化，也因此很早接触革命。参与革命以前她就已经是革命积极分子，在村里演戏、演《兄妹开荒》，教妇女识字班，做宣扬工作等。王雯口述：“我的家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爸爸是头朝泥巴背朝天干了一辈子，我妈妈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我就一个弟弟，两个姐姐，我是老三。我就从小只有我没包（裹）脚，帮着我爸爸干农活，慢慢的还算是……后来一建立依据地我也上学，那时候动员你上学，你不上也得上，上学不要钱，就是1939年建立抗日依据地以后，我们那里就建立了（抗日完全）小学，喊‘抗日完小’，良店庄‘抗日完小’。我上学很努力，我学的成果很好，我跳两级就毕业，我从二年级跳到四年级，四年级又跳级。1939年到1944年，这几年当中我们那个村啊那个抗日热潮、抗日烽火高涨得很，唱的歌是抗日，念的课本是抗日，做的工作、做的事情是抗日。你看这个识字班唱歌，就是那个延安派来的干部教我们唱，有一个女干部，这个名字我不记得，她在我们村就组织识字班妇女抗日拥军，都组织这个活动啊，她就知道延安有条河，在我们村里教我们唱一个歌，我唱两句你听听啊：‘延水长，延河长，延水清，我送哥哥往当兵，当兵就当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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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王雯与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党委机关报《滨海农村》报社素材发行科战友合影（前排右三）。

1949年12月邢西彬、王雯摄于武汉。

那不是抗日的歌吗？还有一个什么延安的开荒大生产，那个我不记得。上儿童团唱的什么歌我还会唱:‘哥哥大、背大枪，弟弟小、挂小刀，拿起红缨枪啊往打小东洋啊、小东洋，日本鬼子太猖狂，小东洋日本鬼子太猖狂......’我学习很积极、很努力，那我在村里那是很活跃的，我当小先生，教识字班，教什么呢？“天地人、口手脚”，这不都是简单简单的，我本身就是没有多少文化，我学一点教一点呗是吧，一直教了好几年。中午放了学回到家，弄一块大葱，蘸一点酱，卷一张煎饼食，食了以后拿着煎饼就往给上课。识字班就是食了中饭我就往给他上课，上到两点钟我就得往上学，就教他们，后来慢慢慢慢提高了，教他们什么呢？‘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西南北，组成抗日民族战线一起打日本！’教这个。我们那个村庄因为村镇建设齐备，所以这些活动啊不管是唱歌、学习、做事都是为了抗战打日本，就是这个中心，那抗日烽火高涨得很！我们在上学还当农村演员，我们那个庄还有个农村剧团，团长是农救会主席兼着，我也是剧团的演员，什么《兄妹开荒》，那个我演了好多啊，嘿嘿嘿，我还演过《双喜临门》，呵呵呵，演了很多节目。那就是我们村的抗日烽火很高，那个老百姓啊，那真是军队住在我们那里那更好，更把村庄搞活了。那个1942年1943年，在渊子崖，就在良店庄西南，岭泉庄可能看正南、我们良店庄看西南，离我们的家也只20里路，就打了一仗，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打了一仗虽然是打胜了但是伤亡还是很惨重。妇救会、识字班就宣扬参军，弥补到十字路（部队上），我们这时候就组织识字班欢送，识字班打着红彩绸，有的再找那些新媳妇姑娘、新衣服、穿着扭着秧歌、扭着秧歌唱着歌，那歌我还会唱，嘿嘿嘿，我就唱那个曲谱，就是‘索拉索拉哆拉哆，索哆拉索咪瑞咪’，这就是个秧歌，就唱，识字班唱：‘老六团来独立营，谁往参与谁荣耀，骑大马、带红花，欢欢乐乐离开家。’这是1943年、1944年一个学期，就是延安抗大山东分校就住在我们村，上课就在一个树林子，树林里面也是很脏的，里头有坟墓这些，队员都把那个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就上课，在那因为有树吧，有树荫，哪有教室是吧？就在那里每逢上课以前就唱歌，下课就唱歌，他唱的那歌我们都都听熟了唱的个什么歌呢：‘晴天哟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喊声老乡听分明，这个就是勇猛抗战的八路军。’上课也唱这歌，下课也唱这歌，嗯这个抗大班，就住一个学期。”1943年3月，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依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从1943年到1944年间，罗荣桓与妻子林月琴夫妇，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与谢青夫妇，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与王新兰夫妇等曾先后几次住在王雯家村子里，罗荣桓的生活勤务班就住在王雯父母家。王雯口述：“1943年秋冬，那个时候我们只晓得司令员、政委部长，罗荣桓、黎玉、肖华，这三个头头（领导）带了一部分就住在我们村住，在我们村住了半年。

罗荣桓住的那个房东是一个小土地出租，那个男东家喊王家贤，就在铁路上干事，那个女房东就带着一个儿子，儿子喊王有谅，跟我都同学，她娘儿两个就靠小土地出租，得的那个粮食生活，他那个房子就比较宽敞，为什么住在他家里呢？他家就娘儿两个，房子四合院，咱们兴四合院，他（罗荣桓）就住那里，喊个东胡同，我们那喊东胡同。那个黎玉住前胡同，前胡同他住那个房东喊王瑞祥，那个瑞是瑞士的瑞喊王瑞祥，是一个很本份的农民，他儿子王聚生，跟我同班同学，人口少房子还宽敞，所以黎玉就住在他家里，喊前胡同。肖华就住的后胡同，后胡同他那个房东没有爸爸，就四个儿子，他那个房东就是喊王家峻、王家峻呀，四个光棍汉娶不起老婆，所以他那个房子就可以住部队。王家峻家里这个东胡同在东边上，前胡同要过个街绕个道才能到罗荣桓那里，肖华在后胡同还绕道到罗荣桓那里，为了方便，就在那个房东围墙、我家有个东院喊东院，东院这个墙就隔一米左右，这个地方有个胡同，这个胡同啊是个臭胡同，罗荣桓住那往以后，为了他们方便就把那个臭胡同修整成一个香胡同，那个墙就开了个门，就安上门还有警卫了，我家那个东院里就是个土墙，就打一个洞，这就对着门，他（罗荣桓）的生活（勤务）班就住在我（家）那个东院里，生活班住在我们东院里，所以他们再来来往往就他从前胡同来、他从后胡同来，就又安全也便利，是吧。我们就晓得他们喊司令员，罗荣桓是司令员、黎玉是政委、肖华是政治部主任。就这三个人。我记得他（罗荣桓）、那次似乎警卫员陪着他，记忆就是罗荣桓脖子后边长那么一个包，他那个就特殊大。肖华跟他夫人就在街上看见我们，都很平易近人，肖华的夫人是四川人很和气看着我们。黎玉的夫人我们没见过，黎玉的夫人就是滨海行政公署专员谢辉的妹妹谢青，但是我没见过黎玉，我就见过肖华、见过他夫人。罗荣桓就见了一回。1943年秋冬解放莒县城，他（罗荣桓）那个生活班的小朱就跟我们讲是罗司令往指挥的”。第二篇参与革命1945年1月3日，王雯参与了革命，在距离前良店村30里外喊大嵯峨地方的中共山东滨海区党委机关报《滨海农村》报石印厂装订股工作。1946年6月，王雯加进中国共产党，1947年初任《滨海农村》报社素材发行科会计。1945年10月，邢西彬率《大众日报》印刷厂一批技术骨干来到莒南下河村，扶助《滨海农村》报建了铅印厂，1946年1月1日《滨海农村》报铅印版正式印刷发行。王雯由此结识了邢西彬（任厂长），后一同南下武汉，结为终身伴侣。王雯口述：“我1945年过了元旦第二天我就离开家参与了工作，就知道有那么个厂喊《滨海农村》（报印刷厂），《滨海农村》就专门的为专员公署、滨海军区这些党政机关印些宣扬（品），这是石印，石头印刷，这么大一个方石头，一个机器就靠那个工人摇摇摇，就这么个厂，我就到这个厂里往，就是我一个哥哥把我带着往的拿着介绍信，村长王子民给我开介绍信。（我）17岁离开家，女的像我这么大的那时候都纷纷地都出往工作，我这个堂妹、我叔叔的姑娘，我堂妹比我小两岁，我是元月二号离开家，我那个妹妹是四月份就参与了工作，她参与工作就到了野战军医院当护士。往工作的那个地方离我的家20多里路，喊大嵯峨，那个印刷厂就在大嵯峨，鞋厂就在（刘家）岳河，专署、滨海专署就在大房村。往了以后哎呀那个厂里我还成了知识分子，那工人都没文化，我还成知识分子，在那个装钉（组），我们有分装钉组、有石印组，还没有订书机，就用那个拉纸粘一个小坨、粘一个小链子，用锤子合在一本书，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用这个小捻子把它塞进往，不就订住了吗？我（在厂里）很活跃，过春节踩高跷，从初一到十五俺踩高跷，四周人装跑跑人、踩着高跷，他们都还很喜欢我”。随着抗日战争进进最后战术反攻阶段，日本侵略者也加大了对依据地的扫荡，残暴的战争和现实让王雯经受了考验，同时也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王雯口述：“日本鬼子投降以前对我们那个地方扫荡最后一次是1945年的五月份，我们在银子窖，那个军队（八路军）就在陈家庄。他（日本鬼子）可能是扑着那边往的。我们就半夜里埋机器，埋机器河里、山沟里，石印机很重一块石头，我就跟着他们挖个坑，埋上还不埋完，又怕有人偷，“小王你在这看着”，我就在那守着，守到深更半夜，你说怕我怕、我也不怕，我手上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的，那个野兽还是有唦，山里我也不怕，还能到了看着天亮。白天我记得是个下午。我最恨汉奸，抗日战争啊，汉奸犯的滔天大罪，汉奸不带路、他（日本鬼子）找不到路，汉奸不知道哪里有什么，有什么他找不到，日本鬼子，他妈的，汉奸在前边领着，后边就跟着日本鬼子，我们就爬到那个山上，喊个大谷子山，爬得爬不动了，爬不动了，我们那个组长是个小伙子，小伙子这个胳臂把我挎着，那个胳臂把那个小彭挎着，挎着在那爬山，爬上往爬不动了，看着看着日本鬼子跟汉奸来了，就在路上来，我们就翻到山那边往了，这是最后一次扫荡。日本鬼子扫荡残暴得很，你知道吧三光政策，烧光、杀光、夺光，到了村里，汉奸领着，最最残暴的是哪一家有年轻媳妇、哪一家有姑娘，汉奸他知道，那个那些日本鬼子那么的凶残，他就往害；这是一条，再一条鸡子、猪、什么鸭子都夺光，在这什么夺不到、他汽油有这么大的小瓶装汽油，汽油盖一打、一洒，房子都烧了，那农村都是土房子，我记得日本鬼子扫荡到十字路，我们都看见那个火光，西边汤头隔我们几十里路，日本鬼子在那放火，我们都看得到，看得到那个火，所以中国人恨汉奸跟恨日本鬼子一样的，恨恨恨恨。（1945年）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鬼子公布投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王家结庄，那夜里那个（滨海）地委那个（滨海军）分区宣扬科一个科长喊车文仪，姓车，就在那里督促这个素材快一点搞。我们（在印刷厂）加班点什么（灯）呢？点豆油灯，还没有气灯，更没有电灯，就那个油，花生油或者豆油，搓一个棉花捻子放里头，点上火不就有亮吗？（那一天）我们都在那里，订的、裁的、糊浆糊的，那个（滨海区党委宣扬科）车科长在那里就蹲在了一条长椅子，那个凳子这么宽、这么长的，凳子这么高，他蹲在上头，结果一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哎呦，我们的一群都那真是形容不到，（车）科长就从那个那个凳子上蹦下来，在屋里又扭又蹦，又兴奋唦，我们糊浆糊的一个喊个小李咏春是东良店庄的，他就糊那个书皮子，那一兴奋把那个糊的那个刷子一甩，那个盆子一弄，弄一头浆糊，哎呀，我想的那个景象啊，我说我要是写小说那我可以写好几部。但是真的开心哈。”1945年初冬，《滨海农村》报铅印厂在莒南县的下河村开始进行筹备。下河村距中共滨海区党委和报社编辑部驻地大店镇只有几十里路，上级具体指挥起来很方便。筹建开始，首先从《大众日报》社印刷厂调来一批建厂的领导和技术骨干人员，有邢西彬、刘民、吴杰、黄德甫、季德吉、袁小奎、娄玉亭、李永沐、庄虔礼、徐子英、范崇歧、马永利等同志，这是组建铅印厂的骨干力量，又从石印厂分过来一些同志，也从各方面调来和新吸取了一批人员，他们是：王雯（王秀芬）、魏启元、张恒修、吴允芝、王德卿、王风顺、庞文澜、王洪玉、王纪胜、邢筱华、张伯臣等。这样，基本配齐了铅印厂各个治理部门和生产技术人员。铅印印刷厂组建起来后，厂、组主要负责人是：邢西彬任厂长，副厂长刘民，党支部书记郑杰民，排字组组长吴杰、铅印组组长黄德甫，校对组组长魏启元、打印组组长马永利、装订组组长季德吉、司务长王德卿等。《滨海农村》报铅印版所需要的铅字、印刷机都是由《大众日报》社印刷厂支援的。1946年1月1日第一张《滨海农村》铅印报正式出刊了（当时是四开四版的二日刊）。王雯也由此结识了邢西彬。王雯口述：“（滨海）专署就似乎在（刘家）岳河，后来移到陈家庄，在银子窖北边三华里，我们工厂就跟着他们转，专署到哪里、部队、军区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都为他们搞那些资料、宣扬资料。我们（后来）就住在大店，住在大店西边三华里喊个薛家道口。

那就是1945年的9月。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我们待在工厂的人晚上月亮底下就开大会，这个会喊个什么会呀，也不晓得，发现有刀的拿刀，有剪刀的拿剪刀，就是毛主席往了重庆，蒋介石要是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我们就跟他拼了，就是这样的大会，你说跟他拼拿剪刀拼？就是这个氛围、氛围。到了九月底我们就预备移家，预备移印刷厂，这个时候，山东省委（滨海区党委）就决定《滨海农村》（报）要改铅印版，要加铅印版，一般原来都是石头印，改铅印版。嗯，从《大众日报》印刷厂先派了一个代表到了薛家道口，住在那里往预备，到了月底我这个老头（邢西彬）就在《大众日报》印刷厂带了一批搞铅印的、机器、排字的、印刷的、什么的，带了一批人也就到了，我们就移到下河（村），下河离我的村18里，移到下河，1946年元月一号，《滨海农村》改成了《滨海农村》报社，《滨海农村》报社铅印版诞生，原来还不喊报社，还就喊个报，喊个《滨海农村》没有报，从那时候（1946年1月1号）就有了铅印厂。他（邢西彬）是1945年、嗯、十月份熟悉的，开欢迎会、我们开欢迎会，我坐在门后边，他在那讲话，我就看着，这个人好年轻啊，他（邢西彬）那时候才20岁，长得帅，那个时候瘦、年轻，穿着军衣，反正帅不帅吧看着年轻，他代表、嗯、感谢我们，欢迎会我就坐个门后边，看这个人还不错，他是《（滨海）农村》报社印刷厂的厂长。我那时候就到了那个报社的秘书处，跟他不住一个村，他工厂住了河那边，我们就住这边，我在秘书处。他比我大两岁，年纪相当，为人也还蛮好，就熟悉相识一直到南下，到了武汉，那个时候青年干部不够条件不能结婚，要二、五、八团，到了1949年我们进进武汉，他就够二、五、八团，1938年参与革命、25岁、团级干部，这不够了吗？（南下时）我后走、他先走，他那时就当了一个中队（副）指挥员，他有盒子枪，盒子枪上还挂了个红绸子，我就看着哪里有个盒子枪挂红绸的就是他（邢西彬）。那个时候又不是现在青年谈朋友还怎么怎么，那个时候拉个手都不好意思，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老同志结婚，我们两个往看，还不敢走在一起，还他在前面我在后面，那时候封建但是心里都有数，对不对”。1946年6月，王雯加进了中国共产党，《滨海农村》报铅印厂从下河村移到莒南县的中书院村。1947年下半年移到了日照县的山北头村，1947年秋。印刷厂转移到饮马庄。王雯口述：我在（报社）秘书处里也是个小先生啊，司机、炊事员、通讯员没有文化，我就给他们上课，教他们的文化，我还是小先生，到哪都是小先生，都跟人家讲讲课，往给他们上文化课，这个有时候工作时间你炊事员不能食着饭就上文化课，还得有空的时候，是吧，我那时候在那个秘书处搞财务，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一申请就加进了（共产党）？那时候解放战争将要开始，1946年也就有一个运动喊前方百日练兵、后方百日练功，我们是印刷厂的，就是表现就很好了。挑水在房东家里，跟房东搞得很好了，我住那个房东是个姑娘没妈妈，（我）住了三个月，我离开的时候她天天哭，她舍不得我走，天天哭，我们到了下河，冬天她跟村长牵着两只羊从银子窖跑到下河来看我们很激动的。一申请，六月份我往参与了（共产党），优异才进党，你落后他（共产党）就不要你”。第三篇南下南下毛主席曾经说过，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下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术点线都强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全的、最重要的战术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1951年三八妇女节中南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女同志（王雯中排左二）与负责同志的合影。

1947年底，王雯随《滨海农村》报（1948年2月停刊）印刷厂大部人员编进华东野战军随军建设大学、即华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学校二中队，预备南下新解放区工作。1948年2月从山东利津县渡过黄河，3月到达山东惠民县境内整训，上级指示部分女同志暂不南下，王雯即折返。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争，激战8天8夜，济南解放，王雯调进济南市军管会工作。王雯口述：“后来就南下嘛，1947年底集中、集训，1948年2月动身，我们就从小方村起步，南下先北、后南，两次过黄河。（我）不怕南下，先上北到了诸城，跟胶东南下队汇合，胶东南下队跟滨海南下的汇合，汇合以后又编队就过黄河。我记得的管陶（县，后属河北）、寿光（县）那里过黄河。南下的不许通知家属，我（被）选上南下我还兴奋，南下那个时候大势所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你解放哪里就需要地方干部，现在组织南下，我1945年参与工作、1946年我就参与了共产党。（南下）跟他（邢西彬）一起走的不是一个队，但是差不多同时，因为要到诸城，跟诸城的南下队会合一下吧，南下先过黄河，过黄河就到了，曾从利津过往就是利津在一边属于管陶啊还是属于寿光？我不晓得哪一天下午动身预备，南下预备过河、过黄河，结果呢走着走的，嗯，我记得似乎太阳不很高了，走到公路上那个国民党的飞机就发现了，低空就追着我们，我们那个队不小唦，就是扫射机枪、扫射这么长的子弹，公路边上不是都有个坡，我们都趴到那个坡上，我一个帽子吹走了，没有了吹跑了，到了过黄河的时候天就黑了，坐的什么过黄河？这么粗的木头钉的喊个木筏的，没有桅杆没有围的就是个木筏子，装几十个人，我们女同志就站中间，免得掉到河里往了，男同志就站的边上，边上还站有一匹马，在黄河当中那个马掉到河里往了，马掉到河里往了，船老大就有那个喊什么三个角的爪子就把那个马挠着肚子，结果（马）肚肠子就挠出来，挠出以后那个马就死了，马死了还是挈到利津，我没食马肉，他们都食马肉，我觉得马蛮同情。那个（情状）你说恐惧不恐惧？不恐惧站在那个筏子上，在水里边走（行筏子）边唱，唱什么黄河三部曲，反正唱的是黄河，黄河三部曲里头，嗯，唱的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是唱，男的也不会唱、女的也不会唱，就嚷嚷了，到了惠民以后因为跟胶东的会合了就要重新编队。他们（邢西彬那部分）就到了河南濮阳、（经河北）邯郸、（翻过）山西太行山，就到了什么（河南宝丰县中共中心中原局所在地），我们那一部分就在惠民住着住了几个月，济南战争结束了。”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争，激战8天8夜，济南解放。王雯口述：“济南战争我们把王耀武活捉了，我们那个队又接了个命令，就是打扫战场，到济南打扫战场、搞接管，我们又过黄河过来，那个过黄河坐的小木筏子，在那个水里荡，又过来到了济南。晚上进的（济南），进来哎呀，那个战场打了八天八夜的，哎，腥臭巴臭的。国民党王耀武是绥靖司令，他那个绥靖司令那个楼都打倒了、打垮了，那个枪眼在墙上都隔这么远一个一个，我们进往、进往实在是受不了那个味道，就弄条毛巾在水里打湿把鼻子捂着、捂着进往。我老记得走到那个路上黑漆漆的，唉，一些国民党的伤员就在那哼哼哼哼，听着女的来就喊太太小姐，见男的了就少爷你们把我们治好、把我们救活、让我们干什么我干什么，就是喊这些，哪个敢停步？不敢停步。我那时候就到了济南以后就参与了接管国民党的交际处，国民党的交际处里他们都是有这个饭店那个饭店，（军管会）交际处我就在先就在济南大饭店，那时国民党那是喊济南大饭店，那就还是比较高级，再就到了纬三路，交际处的一个饭店在那里接管。”1948年11月，上级决定部分女同志仍然南下，当月，王雯到达了中共中心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禹县，接转组织关系后遂进进郑州，分配在中共郑州市委宣扬部做群众工作。不久，调进中共中心中原局机关报《中原日报》印刷厂任会计。《中原日报》印刷厂厂长是亓爱众（中原区新华书店印刷部副主任兼），邢西彬从中原区新华书店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调任《中原日报》印刷厂副厂长，领导着老解放区南下的三十几位同志，进行着紧张的建厂工作。

1947年王雯与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党委机关报《滨海农村》报社素材发行科战友合影（前排右三）。

1949年元旦，《中原日报》正式出版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中原日报》报头。报社时任社长为熊复。《中原日报》印刷厂从1948年11月建厂到1949年5月南下武汉，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却走过了一段荣耀的战斗历程，淮海战争期间，天天都出版一张报道淮海战争战况的《号外》，《中原日报》为宣扬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出了奉献。王雯口述：“很快很快就走、往南走，到了11月我们就到了郑州，11月一两个月走这么长时间了，坐马车坐什么车，到了郑州以后，先到禹县，中原局在禹县，到禹县转党的关系，党的关系转好以后就进郑州，我就分在郑州市委宣扬部，做群众工作吧。那《中原日报》就在郑州，很快又把我调到《中原日报》印刷厂搞财务，那时候邢老不是也在《中原日报》报社？他就是在《中原日报》印刷厂的（副）厂长。”第四篇接管武汉国民党印刷业1949年5月16日、17日，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相继解放，邢西彬受命率《中原日报》印刷厂一行五十余人于5月22日到达武汉，其中有：王雯、马保林、魏启元、吴允祉、王洪玉、王安仁、王继胜、李金等、张恒修、杨兆荣、庞文籣、郭治华、蔡有才、吴榆林、王华俊张伯臣等。到武汉后分别住在汉口交通路和生成南里。在武汉市军管会领导下接管武汉国民党印刷业，创建新政权印刷工业，建立华中（中南）新华印刷厂，邢西彬任厂长。从郑州南下的原中共中心中原局宣扬系统的干部，从新闻方面接管了国民党的《新湖北日报》、《华中日报》、《武汉日报》、《和平日报》、《汉口报》等；由倪康华负责出版方面的接管，接管了国民党的“中正书局”、三青团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和“建国书店”等；邢西彬负责印刷方面的接管。到5月29日，先后接管了位于汉口江汉路的《新湖北日报》印刷厂、位于汉口江汉一路的《大同报》印刷厂、位于汉口生成北里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机关印刷厂“民生印刷厂”，又称民生印刷公司，王雯接管了《新湖北日报》的财务。1949年8月1日，华中新华印刷厂组建成立，邢西彬为第一任厂长。1949年9月，上级机关将汉口一元路江边的一座仓库、即汉口洞庭街100号的房屋拨给华中新华印刷厂作厂房，至此，分散在各处的生产设备和人员集中到了洞庭街100号。此时，距南下进进武汉、接管、组建新政权印刷厂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1950年5月，王雯调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办公室，担任六省两市新闻事业费的审计工作。王雯口述：“武汉1949年5月16号解放，22号我们就进了武汉，因为武汉解放，我们就（从郑州）走，坐的什么车呢？我们坐的火车连个座位都没有，是那个拉猪拉牛那个铁皮筒子车厢，一个车厢装牛装马、装猪都装满多，你是装人，装的一个背包，坐地下，也渴也饿到了漯河，停下那司务长就到那四周弄的那个老黄瓜，黄瓜人家留种的都发了黄，老了但是可以食，一个人就发这么一节，这么粗这么一节，又当水又当饭食，后来又到了广水，到了广水就火车没有了，就坐汽车、卡车，卡车那个司机还是刚刚解放的，你晓得他是个坏人是好人？他拉的都是共产党，解放军那时候喊解放军呢，司机这边我们的人拿着枪就是看这个司机，就坐这样的车进的武汉。我记得进武汉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喊列宁服，灰的那个，不分高矮，反正我穿了一套都这么长，系着这个腰带，八角帽子。那个拥护共产党的人都还在那表达欢迎，那时还有不拥护的，不拥护的瞧不起你，他瞧你是土包子，进来的都是土包子，我们一进汉口就住在江汉路、交通路。他（邢西彬）就接管国民党的什么《青年报》、《湖北日报》（印刷厂），（民生)印刷公司，他（邢西彬）接管新闻出版印刷这一片，我就是国民党的《湖北日报》印刷厂的财务我接管。那也不知道忙，光晓得热，热啊，那个臭虫、跳蚤、蚊子，武汉那时候全是破破烂烂的，我三个女同志两个结了婚的，我还没结婚，三个人住在一个印刷厂这个厨房里，厨房里那个展那个臭虫啊，那个六六粉洒在展板上，上边展上报纸，你就垫上个单子就那睡，就那让臭虫照样可以侵犯你。热的哪有一个冲冲洗澡的地方？半夜里三个人爬起到那个冲澡的那里用水冲冲冲。好困难，为什么啊，为了革命，我呢不是共产党员吗？不晓得忧愁，不晓得忧愁。五月份进进武汉，12月结婚，结婚当天，没结婚在工厂的工人一个人出五毛钱，公家不出钱，工人一个人出五毛钱就在一起食餐饭。也没得结婚证，就这么大一块绸子展在桌子上，你参与你写个名字，现在不知道（红绸）到哪往了。他（邢西彬）说还在，不晓得，那就是证实是吧。结婚连张新床没有，衣服还是列宁服，他还是那床军用被子，现在还那套衣服，就那就结了婚，结了婚六十九年到现在，这不简单，是吧，养了五个儿女，四个儿子，一个姑娘。

1953年大区（中南行政委员会）撤销，大区撤销他（邢西彬）就到省里，中心出版总署汉口印刷总厂（中心、省双重治理），我那时候撤销以后就调干，调干（部）学习（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我也学的很好啊，那时候是五分制不是百分制我的好多五分，我还有个优异学生的证实，我还拿了合格证，体育的，那时候不已经都有两个孩子了吗，我有请那个阿姨（熊玉贞），请了个阿姨，从给予制——给予制就是公家出钱，请那个（阿姨）是四川人，那是很不错，跟我跟三十年，阿姨就她给我管的家。他（邢西彬）就上班，我只在学校，（我）四几年毕业啊，小学毕业，然后（到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进行再次学习，那个学校还是学到高中的，高中毕业以后就保送中南财经学院——那个时候喊专科学院，就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我就保送到那个大学里工业经济系学习（因病未往）。”第五篇电影事业谱新篇1957年，王雯于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保送中南财经政法学院工业经济系学习，但因病而未进学，即分配至湖北省博物馆任人事干事、党支部书记。1960年5月，王雯调进武汉电影制片厂，任生产技术室党支部书记。武汉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故事影片《洪湖赤卫队》，家喻户晓；拍摄了汉剧舞台艺术片《二度梅》、《柜中缘》、《留住汉宫秋》等及一批新闻纪录片。1961年11月，武汉电影制片厂并进珠江电影制片厂，王雯调至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先后任财务科副科长、影片发行科科长，1965年任省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因1966年前王雯即为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支部书记（未设党委），“文革”中王雯受到冲击。1967年2月恢复工作，“挠革命、促生产”。1968年9月，实行“三结合”，王雯任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解放军军代表任主任、暂缺）。1972年，王雯任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为湖北电影发行放映事业作出了应有奉献。王雯口述：“（1957年于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分配我到水利厅，我就没有往，就到了文化系统。到了（省）博物馆，到博物馆里当了几年（支部）书记，后来又调（武汉电影）制片厂，他（邢西彬任）制片厂（副）厂长，我就在生产技术室（任支部）书记。到了1961年1962年，这个武汉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生产部分）跟珠江电影制片厂合并了，这个故事片这一部分就到了广州，我就调到了湖北省电影公司，先就当科长，后来我当（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把我当“走资派”斗，他（邢西彬）戴着高帽子游街，他开始戴着高帽子，他觉着蛮丢人，抬不起头来，结果一上车他一看有这么多人戴高帽子，他突然抬起头来了，他也觉得不丢人了。那个时候省宣扬系统好多领导干部（过不了坎），出版社的一个社长、《湖北日报》社长总编、新华社（武汉分社）的社长......我心想这个不得了，他（邢西彬）在（第）五6栋一个房里，我（第）四栋，晚上我看着他那个屋里有灯，我就偷偷地跑到他屋里，我说我们有几个孩子，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我说你要对家庭负责、对我负责、对孩子负责，你要记着你不能走那条路，他说你放心、你放心。后来成立“革委会”，我们那个单位是60几个人，我得了59票，不管哪派，投票选革委会主任还选了我，我又当了三结合的“革委会”主任，也要干部挠革命、促生产，我在厨房里又出来就挠革命、促生产。那没有灰心，反正喊我干就干，还得好好的干，我还是武汉市革委会批的文件，我担任革委会主任，喊“老、中、青三结合”，干到1975年我就上了“五.七干校”，一上上八个月。我那都快五十了，1975年那不四十八了，我这是年近半百上干校，走“五.七”道路，早晨开车有太阳、唱着歌，唱着（歌）、迎着阳光上“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劳动、挑大粪、挑猪食，干八个月回来。我（省电影公司）治理湖北省73个地、县、市，我都跑（调研）到了，我只有两个县没进城关，一个是五峰县、一个是巴东县。我在（领导）位置上我就到处跑（调研）。朝鲜（电影）有个《卖花姑娘》、《空中飞人》、《看不见的战线》，在中国发行得好红（火）啊，（放映）那个《卖花姑娘》下面都来给我们汇报，《卖花姑娘》在十堰广场上放（映），二汽（汽车制造厂）不是在那里吗？这卡车围着就看，看完了以后都争先恐后地走，到第二天往拣鞋得拣一箩筐。在黄石市放（映），在电影院里一个妇女先就流眼泪，后就抽抽泣，出来到了电影院外边那个楼梯坐那里嚎啕大哭。百姓还是很期看有很多的电影来称心一种文化的需求。

1980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丁达明（前排右四）来湖北调研，王雯（前排左二）与省文化局电影处、省电影公司负责同志随同调研。

我记得刚（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原来国务院下命令所有的影片封存，都不许放了，都封存，那一年开放了，我们电影公司就只收发行（片租）收进，放映收进回放映队（电影院），那一年我（省电影公司）收进7000多万，那个时候7000多万了不起吧？一个印度片子《流浪者》（上、下集）那也是放的红火得不得了。（在）领导班子我不跟哪个闹矛盾，工作我总是互相支持，我走到哪里我没给哪个领导班子发脾气，或者是随便指责人家，这个很重要。单位只有团结了才能干的好，不能瞎指责人。（有位姜）司机多好啊，我说是到哪里、什么时间他准时准点，因为我离单位走路得十几分钟，骑脚踏车得七、八分钟，说姜师傅我明天到哪里哪里开会、几点钟，他总是准时在我的门口等着。你觉得人家是个司机，你哼哼哈哈的对人家，人家嘴里不说心里（不舒适）。他（姜师傅）病了住在医院里，我那个家跟那个医院很近，清早我把我孩子食的牛奶我烧得热热的端着、我送到他那里了，他就激动得不得了。要爱护人，是吧。”

2015年9月2日，邢西彬、王雯同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王雯（王秀芬，1927—2021）山东莒南县人。1945年1月3日参与革命，1946年6月加进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2005年享受副厅级医疗待遇，2021年6月享受按照副省（部）长准则报销医疗费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