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前，我又走进了英雄辈出的新高村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虎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重新走进这个村庄，往进一步深度挖掘该村的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好红色基因。真正地讲好家乡故事，吸取奋进力量------

村 碑

英雄的革命村庄新高（连五高）村

图文|王河北

朋友们！在山东省禹城市西南约35公里处，有一个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人杰地灵，英雄辈出的小村庄--新高村。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虎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重新走进这个村庄，往进一步深度挖掘该村的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好红色基因。真正地讲好家乡故事，吸取奋进力量。

【地理位置】

新高村位于禹城市西南部。距离莒镇政府西北10公里。距禹城市区35公里，南至309国道，路程为12公里；北至308国道，路程为8公里，距离省城济南55公里。其东北靠近老高庄，西北与李屯村接壤。

【自然状况】

该村地处黄河中下游冲击平原，地势平整，耕地土质为均质壤，年均日照时间2655.2小时，日照率为60%，年均气温13.1℃，平均无霜期200天左右。早霜期在10月23日前后，终霜期在4月21日前后。无霜期为200天左右。禹城市最高点海拔26.1米，就在新高村南。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16°22′，北纬36°41′。主要农作物种植有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

【历史变迁】

要说新高庄的历史，必须先从老高庄谈起。因为这两个村的高氏“同宗同祖”，是同一个老祖先。新高村就是从老高村分别出来的。两个村的高姓属于一个家谱从不乱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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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年间，高氏祖先从山东即墨南关移民至此立村，并以自己的姓氏直接命村名为“高庄”。后来，高氏在村东修建了一座“庙”，用于祭奠土地爷爷土地奶奶，祈求保佑高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为整座庙的建筑，很有特色，颜色都属红色格调，红墙红门红瓦红木柱，因此，人们都称它为“红庙”。当时四周村名为“高庄”的有好几个，很轻易喊混，为了和其它高庄村区别开，人们就喊“有红庙的那个高庄！”天长日久，就改称为“红庙高庄”。

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因“红庙高庄”高氏家族在村子西南有大片耕田，离家较远，那年头治安较乱，又怕土匪盗贼夺粮食。为省得天天派人看管庄稼，高氏家族高廷佐就从耕种和安全考虑，携高瑞、高珍、高珠三子在村西南盖房修屋，另立了一个新村。就这样，老村还喊“红庙高庄”，后建的这个村就干脆被喊做“小高庄”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规范村名，考虑到红庙高庄、小高庄两个村的特殊隶属关系，就将红庙高庄改名为“老高庄”，小高庄则改名为“新高庄”。从村子的发展规模、占地面积、人口数量上对比，出现了“老高村不大，新高村不小”的奇看。

据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三月十六日，原济南建设厅高续蓝（高氏后人，谱名为高春亭）撰写的《高氏族谱序》记载， “明初清难军兴鲁西各地村舍邱墟我始祖顺公遂由即墨迁居于禹城卜居（抉择居住）于邑西南红庙高庄……”。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把握了政权，为了弥补战争创伤和自然灾祸带来的严重影响，发展地方经济，促进人口增长，遂陆续效仿朱元璋推行移民政策。由人口稠密，经济相对充裕的沿海青州地区和山西洪洞地区向山东西部，河南安徽等地移民。

禹城市作家协会部分作家深进连五高村摘访

高氏始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于明朝永乐年间，由山东即墨县南关移移至此。《高氏族谱序》中，高续蓝讲“我高氏的由来已很久远了，自顺公之前谱牒也很久远了，不能找到了，于是就奉顺公为始祖。”由此可见，高氏家族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不过，高氏家谱有确切的纪年，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尊高顺为始祖开始的。从高顺往后算起，高氏家族已历四百三十余年。

关于高氏家族高顺此前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由于短缺史料，只好暂时搁置起来，等将来找到有价值的史料线索，信赖高氏后人定会将高家历史和家谱重新充实修订，补齐这个短板。

【行政隶属关系】

清代属四都三里管辖。

中华民国时期属八区管辖。

新中国成立后，属第五区管辖，区址莒镇，连五乡乡址所在地。

1958年，属莒镇公社。

1965年3月，全县调整为19处人民公社，属李屯人民公社。

1984年4月公社改为乡镇，隶属李屯乡。

1993年10月撤销禹城县，成立禹城市。新高村遂隶属于禹城市李屯乡。

2020年8月3日，德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李屯乡行政区域并进禹城市莒镇，新高村隶属莒镇。

【连五高小学那些往事】

笔者近期冷假后曾专程新高村进行实地摘访，听新高人说，他们村印象最深和最引以自豪的乡愁记忆当数发生在抗战时期连五高小学的那些往事。

连五高小学是民国时期禹城地界较早的学校之一。按当时禹城学校的排名，属禹城县立第五高小，是禹城西南边陲规模最大的学堂。有人称它为“禹城西南边陲一颗璀璨的明珠”实不过分。就是这样一所看似极普通而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当年却聚集起一帮热血男儿，他们凭借着特殊的胆识和勇气，毅然挑起了抗日的旗帜，勇猛地点燃了抗日的烽火，成立了革命组织，带领禹城人民同日寇和国民党顽匪进行了殊死较量。至今，他们的故事被新高村及周边十里八乡的乡民所代代传颂。

组织建校，收买人心

1928年，国民党县政府派邵子澄担任禹城县八区（李屯、莒镇一带）区长，区公所就设在连五高庄（连五高庄是四周的新高、老高、袁庄、棚赵和小王庄五个村庄的总称），驻地是新高村。

邵子澄，国民党党员。因天生长得矮，人们送给他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绰号为“邵高个子”。他是一个出了名的“官迷”，一心只想着升官发财“往上爬”。上任后，他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再向上爬一步，便时刻不忘刁买人心，总想把自己包装成老百姓喊好的父母官。有一天，邵子澄挈着嘴巴，在屋里踱来踱往，思虑良久，考虑着怎样才能在此地站稳脚跟，沽名钓誉？弄出点成果好引起上司的注重再陆续向上爬。一时也没有好主意，秘书“小诸葛”弓着腰来到邵子澄的近前，眯缝着眼睛谄媚说：“区长大人，鄙人认为兴办教诲是当务之急，也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一件事，咱不妨办一所学校，让老百姓的孩子来念书。让各村的富人出资，谁敢不从？咱光动动嘴组织一下，学校建起来不就是咱的奉献吗？到那时老百姓不都说咱好吗？”。邵子澄转了转枣核眼儿，一听这主意不错，喜上眉梢，赏了“小诸葛”一碗茶水。“小诸葛”饮完茶千恩万谢诚惶诚恐退出房往。

随后，邵子澄召集区部及各村头面人物开会，具体安顿建校有关事宜，首先是学校选址，大家畅所欲言，经过酝酿，普及认为在小高庄建校比较适宜。一是离区部近，二是小高庄文化氛围较浓，历史文化底蕴深。据高氏家谱记载，有好几家出过贡生、秀才，还有一户竟然连续四代都是太学生！足见，当年咸丰年间，该村“高财神”家的私塾学校确实培植出很多学生。最后，邵子澄清了清嗓子，把手一挥算是拍了板。他冲着大家伙儿高声说：“各位，咱就把学校建到小高庄，以“高财神”家的私塾学校（因民国时期，破除了私塾学校，已闲置）为校舍，向四外扩充，实在不够用，就征地，学校就取名为连五高小学，大家看好不好？”言缓未尽，与会人员随声附和道：“好啊！”接着就是一片掌声。

“说了算，定了干”，邵子澄一锤子定了音，建校的事也就陆陆续续按部就班地开展起来。先是成立了建校领导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学校筹建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德高看重，有一定经济实力，周边各村的头面人物担当，校董具体负责筹集建校资金、物资给予、办公经费、课本购置、教师工资等有关事项的落实。

据李屯乡中学高凤彪老师讲 ，他爷爷高毓珽就是当年连五高小学建校的校董之一。笔者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当年建校用的砖瓦木料大多是通过到各村扒庙拉神弄到的。其次才是购买的，或让财主和老百姓捐助的。至今在新高村还流传着一句当年建校的民谣：“高心芷瞎胡闹，扒了庙修学校”，可见当时封建思想作怪，人们对待拆庙拉神，获取砖瓦木料这一做法是多么的不理解。很多人认为这是在亵渎神灵，非常持不赞同的看法。

但也有少数思想开放的人很有眼光，为了改变命运，他们积极响应上级号召，敢于破除封建迷信的束缚，树立起修建新型学校的坚强决心和信心，高心芷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他是连五高小学建校的带头人。他出身充裕家庭，据说当时是村里的保长。他积极带头捐款捐物，带领广大群众冲破阻力扒庙筹集砖瓦木料，为连五高小学的建立做出了突出奉献。历史不会忘记这些人的付出。“众人划桨开大船”，经过各方协调努力，连五高小学终于于1928年下半年正式建成并投进使用。

新建成的连五高学校为禹城西南片区规模最大的学校。它造型特殊，新奇新颖，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共有三排房屋，最南边一排中间是大门，大门两旁各有三间南屋教室，中间一排主体建筑是高大、厚重的两层三间土坯砖木结构教学楼，教学楼的底部由青砖砌成，门窗皆由青砖拱券，美看大气。楼前后各有窗六扇，木质花棂，通透性极佳。楼门在教学楼西侧。教学楼的两侧又各修建了三间教室，就像是戏台上的官帽翅，互相对称着。

教学楼前，傲然挺立着几棵笔挺的大杨树，就似乎是站岗的哨兵。青砖展成的甬路从大门口一直通到后院。楼后平整的操场，成为师生开会、上体育课、做操和课间嬉戏玩耍的乐园。

禹城的“延安” 革命的摇篮

连五高小学，想当年是禹城西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它为禹西南八区的孩子们提供了受教诲的良好环境，同时，也为我党抗战时期在禹西南的活动，争取到一块宝贵的革命依据地。难怪有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称连五高小学是“禹城的延安”。

禹城市作家协会部分作家深进连五高村摘访，在连五高小学遗址处留影

连五高小学自成立之初，就为社会培植了大批的学生。毕业以后，有好多学生凭着优异成果，考进高一级的学校陆续深造，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如新高村的高春泉（高鲁）考进曲阜二师、高惠东进进北京朝阳大学，高风灵、莒镇董屯村的王汝清（王克寇）、李屯村的于春溪（曼青）等同学，均考进原平原五乡师、王朝辅（王健）考进了齐河县师范学校等。另外还有连五高小学毕业的学生聂栋材（华民）、马芳荣（马瑞锋）、杨学颜（李长瑞）等，他们中多数人早在学校就读时，就先后加进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成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大批的爱国青年，开始走出校门踏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原毕业于连五高小学的学生王克寇、于曼青、高春泉、高凤灵、高惠东等同学受党组织差遣，纷纷回到母校，高春泉、王克寇、于曼青相继当了老师，利用大家都是连五高小学前后班同学关系，积极发动全校师生，走上街头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开展抗日宣扬活动，高春泉等人曾先后指挥发动了五次学潮，如“撵走王次若”、“赶跑宫炳如”、“逼出庞子杰”、“轰走赵春雨”等，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第一届禹城县委“诞生地”

“天高皇帝远”。因连五高小学，处在高（高唐）、茌（茌平）、齐（齐河）、禹（禹城）四县的边陲地带，加之日寇进侵，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又加之杂团横起，当时的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该地区和连五高小学，再也不敢往这里派校长了。我党借此挠住时机， 将连五高小学牢牢把握在自己同志的手中，使其真正成为我党在禹西南地区坚持敌后抗战活动的一块稳固的依据地。也为我党以后的工作开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作者在高惠东故居处留影（此地已多年废弃）

高惠东故居 （此地已多年废弃）

1937年10月，日军侵吞禹城，抗日救亡工作迫在眉睫。高春泉、高惠东、高风灵，受党组织委任，前往延安学习，留在八区的共产党员马凤元、尉景平、杨瑞亭等人往聊城同鲁西北特委取得了联系。在特委指挥下，由共产党员马凤元、尉景平、杨中一、杨瑞亭、张祝华、王克寇、于曼青等组织，在禹城八区连五高小学政训处，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决定成立中共禹城县委，会议推选马风元为书记，尉景平任组织委员，杨中一、王克寇任县委委员。同时决定，成立“民先”总队，于曼青任队长，李长瑞任宣扬部长。县委隶属鲁西北特委，辖6个党支部，机关主要活动在连五高村一带。不久，又在莒镇大冯村，成立了禹城县（南部）首届抗日民主政府，选举新高村人高惠东为第一任县长。

从此以后，连五高小学真正成为禹城县抗日救亡的“延安”。一道道指令从这里传到四面八方，领导着全县人民不屈不挠，同日寇做果敢的斗争，直至取得抗战的胜利。

禹城市作家协会部分作家深进连五高村摘访，在第一届禹城县委“诞生地”，县长高惠东故居前留影

【励志故事】

背展盖卷儿进省城赶考的学生

多年来，关于连五高小学学生高春泉，别出心裁，背着展盖卷儿进省城赶考，以优异成果，考取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发酵，被广为流传。

高春泉是新高村人，连五高小学的学生。他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天资聪慧，勤劳好学，立下大志，长大要报效祖国。早年在本村读私塾，后进连五高小学就读小学。他品学兼优，每次考试都考第一名，被学校誉为“神童”。老师们都说他是日后必成大器的人才。

连五高小学毕业以后，他就期看上大城市里学校读书，于是他和他的一帮同学相约往考济南一中，正常情状农村孩子初次进城考试都是轻装简行，只是带着一个小书包，里面装着考试必备的一些东西。考完后，晚上找个角落胡乱躺一宿，不像现在的考生住旅社或宾馆。因为那时候穷。等第二天贴出榜单，看看是否录取，假如榜上有名，阐明已考上，然后再回家拿展盖到学校报道。

但是高春泉同学却与众不同，也许是“艺高人胆大”，他早已胸有成竹，打定主意，自己凭借实力，一定有把握考上，因此，一往济南考试就做好了被录取的预备，他就事先让父母预备好展盖卷儿，另外预备了一些考试和生活用品，父母感到惊诧，忙问：“你的那些同学怎么不拿展盖啊？”他告诉父母说：“他们考完就回来，不用带展盖卷儿，我此番进省城定能高榜得中，带好这些东西直接进学，也就不回来了。”父母听完这番话，又生气又心疼，认为这孩子说话实在没边。胡吹！不过因心疼孩子，考试临近怕影响孩子的情绪，也就没再严加训斥，还是按照他说的往预备了。

新高庄主街道

他背着展盖卷儿，斜挎着书包，和同学们一块儿溜溜达达，有说有笑地往了济南，一路上同学们还嘲弄他，但他毫不在乎只是一笑了之。按照预定的时间，大家到了考点，他把展盖卷儿放到考场门外。

考试的预备铃响了，同学们陆续进了考点儿，找到了自己的座次，老师发下卷儿，阅读考试须知，他仔细地浏览了一遍试卷，原来见这些题都碰到过，心中也就有了数。待考试铃声响起，开始答题，他认真仔细地做好每一道题，力求答案完全正确。等答完后又细心地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便第一个交卷离开考场。

等走出考场，来到前院，正好赶上校长考场巡视完毕往前院走，校长见这名学生带着展盖卷儿来考试，感到很好奇，就问：“这位同学怎么直接带着展盖卷儿来考试啊？”，“你感觉考得怎么样？”，他自信地回答校长说：“我感觉考得挺好。我有能力，准能考上，所以我一来就直接带着展盖卷儿来了，并认准就在这里上学了。”校长看着这个活泼可爱，一脸稚嫩的小孩子，心里有了几分喜爱，不过听他说的这几句话，也有点生气，心想：小小的年纪口吐狂言，一点儿也不知道谦逊。说大话可是要食亏的。但又一想，“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他能这样说，保不准他还真有这个能力，是个人才里。校长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就询问了他的姓名，为了验证他的能力，心想一切等考试成果揭晓，再和他理论吧。

第二天下午，成果榜贴出来了，高春泉榜上有名，成果名列前茅，和他一块儿往的那些同学一个个都名落孙山，懊丧不已。校长也正好站在看榜的人群中，仔细地觅觅着那个“狂妄“的学生名字，终于在榜示的前几行找到了，校长欣慰地笑了……

高春泉被济南一中录取的消息在家乡不胫而走，“背着展盖卷儿赶考”的励志故事，至今在家乡新高村及周边地区广大的教诲界传为美谈。

抗战英雄

之一：高春泉

高鲁烈士的画像

高春泉（1915—1939年6月），禹城莒镇新高村人。号澄波，参与革命后改名为高鲁。1915年，他出生于禹城市新高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天生聪慧，七岁开始在本村读私塾。后考进连五高小学。1930年，以优异成果考取济南市省立第一中学（即现在的省实验中学）。走进济南一中校园以后，在老师的教诲和引导下，他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开始大量阅读进取书籍，逐渐接触到马列主义。“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爱国学生高春泉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学生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掀起的赴南京请愿运动。高春泉作为省立一中第一批学生代表参与了赴南京请愿活动，尽管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高春泉在这一次情愿活动中的积极表现，让中共地下党组织对他有了新的熟悉。重点对他进行培植。高春泉也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丑恶嘴脸。更加果敢了往觅觅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1934年，高春泉考进曲阜二师，陆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35年至1936年，高春泉有幸和万里同志同在曲阜二师学生会读书会，一起搞救亡运动，召集学生搞宣扬活动，印刷传单，张贴标语。后又参与成立民先队，动员学生联合成立各界救国会，抗日后援会等。排演话剧，不断向同学们介绍大量进取书籍和书刊杂志，积极宣扬抗日政策，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嘴脸。1936年，他再曲阜二师毕业以后，考进陕西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因形势转变，未能如愿。高春泉遂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家乡连五高小学任教。此后，以教学为掩护，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和救亡运动，并和王克寇、于曼青等革命志士一道，向学生宣扬革命真理，传播进取思想，组织师生参与抗日反蒋运动。

刘春泉、王克寇等人的进取言行和活动，遭到了当时连五高高小校长，国民党党员赵春雨的尽量反对和阻止，赵春雨要挟要开除赵春泉以及进取学生，激起了师生们的反抗。一九三六年秋，全校罢课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整整洁齐地向丁寺大集走往。罢课行动，惊动了禹城县国民党县长徐中晟，他亲自率警察300余人前来镇压。最后，迫于压力，为了平息学生激愤的情绪，徐中晟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答应了学生们的合理诉求，暗地里却秘密安顿要逮捕高春泉。回校后，大家经过商量，考虑徐中晟绝对不会就此罢休，应从速安顿高春泉离校。

高鲁烈士的女儿高青莲。85岁，新疆建设兵团退休

当天夜里，徐中晟安顿警察往连五高小学逮捕高春泉时，高春泉早已在大家的扶助下离开连五高小学，回到了他学习的地方曲阜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高春泉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和高惠东、高凤灵三人往延安。高春泉被安顿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从此，高春泉正式改名为高鲁。他珍惜这次难得学习机会。他不怕食苦，勤劳好学，认真聆听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课，用革命思想武装头脑。他不仅学习文化课，而且还苦练射击、爆破、刺杀等杀敌能耐。经过参与一年多的培训、学习和教诲，高鲁成为一名能文能武的革命将领。当时，山东省委领导黎玉往延安汇报山东的抗日工作，请求中心派干部来山东。毛主席党中心审时度势赞同了黎玉的请求。1938年5月，党中心派了一批50名红军干部来到了山东。10月份又派了137名干部来到山东，高鲁就是10月份这一批延安派来的政工干部。高鲁被分到清河区鲁东南一带活动。景晓村任清河特委书记。高克宁任鲁东南特委书记。高鲁任营教导员。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高鲁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霍士廉任政委，杨国夫任副司令员，高鲁任长桓独立营教导员，后兼任第三支队政委。1939年5月，第3支队司令部决定集结兵力进驻齐东县刘家井一带驻防。正当部队处于集结状态时，5月30日突遭日伪军偷袭，敌人摘用投石问路的战术，派出小股日军进攻，以试探我军兵力虚实，在我第三支队的打击下，不敢恋战，便仓皇逃跑。敌人也由此把握了我军的兵力部署。敌人被打跑后没有引起第三支队足够的重视。还没有等到第三支队集结布防完成，6月6日，日军少将松本纠结驻济南及各地日伪军5000余人，配有汽车百余辆，炮兵骑兵各一部，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向刘家井一带我第三支队发起猛攻进攻，我第三支队给予迎头痛击。双方战斗反常猛烈。由于敌众我寡，高鲁在指挥战斗中遭日军炮弹袭击，将左腿炸断，流血不止。警卫员徐文华要带高鲁突围，被高鲁一口回绝，为了不成为战士们撤退的累赘，高鲁自己坚持留下来，掩护战士们撤退，保留有生力量，高春鲁流着鲜血，咬紧牙关，坚持反击反抗，终因失血过多倒在血泊之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24岁。战斗结束后，他的遗体被安置在邹平县田八里马庄，后来迁进刘家井子烈士陵园。

因高春泉同志后来改名为高鲁，和家人失往联系多年，所以，家乡的亲人一直不知道高春泉的下落。通过调查走访高春泉昔日的老战友，老上级，直到1979年，大家才获悉高鲁就是高春泉，并且已经壮烈牺牲的确切信息。经上级批准，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新高庄村支部书记兴奋杰给禹城作家协会部分作家讲述第一届禹城县委在连五高小学成立的那些往事

之二：高凤灵

高凤灵（1915-1973年12月），字子敏，到延安后改名高谋洗。1915年出生，禹城县新高庄人。1937年9月进伍，1937年8月人党。高风灵出身于一个中农家庭，1930年，在禹城县立完小读书。1933年，在省立平原第五乡师读书。1937年，在禹城县连五高庄小学教书。1937年6月，受上级党组织差遣，与高春泉、高惠东一起，赴陕北学习。1937年9月，任延安东关陕北公学三队学员。1937年12月，在延安军委参谋练习班学习。1938年3月，任甜肃庆阳三五八旅七团通讯部主任。1941年7月，任延安留守兵团司令部一科副科长。1945年1月，任甜肃庆阳三五八旅司令部三科科长。1946年4月，任北京军调处执行部执行处参谋。1947年3月，任渤海津浦支队参谋长。1947年5月，任渤海军区特务二团参谋长。1948年5月，任渤海俘虏军官练习处二团副团长。1949年4月，任渤海军区教导团教诲长。1950年2月，任渤海军区教导团副团长。1951年4月，任华东炮司干部轮训队学员。1951年9月，任山东军区干部轮训队第一副队长。1952年8月，任山东军区炮兵副主任。1953年1月，任山东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1954年8月，任炮兵第二师副师长。1955年月，任炮兵第十一师第一副师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3月，任炮兵第十一师师长。1964年9月，被批准因病离职休息，住部队干休所。1972年12月23日，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58岁。

之三：高惠东

高惠东（？—1976年），原名高春洋，禹城市莒镇新高村人。早年毕业于连五高小学，后在北平半工半读上朝阳大学。在校学习期间，他较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七七事变”以后，回到家乡，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后来经上级批准，高惠东同高凤灵、高春泉三人前往延安学习。高惠东在延安抗大学习结束以后，被上级派往当时的友军石友三部做统战工作，1938年下，石部路过平原县腰站时，高惠东回家探亲，当时禹城县委王克寇、于曼青、李长瑞几位主要领导，经过和上级协调，决定留高惠东到李惠民部任政治主任。因当年高惠东在北京求学期间，李惠民曾经找过高惠东，高有恩于李，当时县委就利用高惠东和李惠民邻里之间这层特殊关系，让高惠东打进李惠民部做统战工作，最后李惠民错误估量形势，公开与我党为敌。1938年冬，津浦支队、青纵三团在禹城县连五高村消亡了民团李惠民部，并收编了匪徒李连祥部，解放了八区32个村庄。

村两委所在地

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鲁西北特委决定，在禹城县南部建立政权组织。1938年冬，在禹城县莒镇大冯庄小学，召开七、八两个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禹城县（南部）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由于高惠东干群威信高、能力强，与会代表一致选举高惠东为禹城县第一任抗日县长。县政府驻地设到八区坡吴庄。抗日政府成立不久，我抗日军民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先后成立起来，张贴标语，站岗放哨，开始出现了抗日依据地的雏形。日寇对我抗日政府虎视眈眈，集中兵力对我抗日政府驻地组织了多次大扫荡。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当时政府机关人员被打散，被逼无奈只好突围，实行战术转移。高惠东同志撤离到济南隐躲起来，直到数年以后，在王健同志扶助下，高惠东又给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留在济南陆续做敌伪工作，后来又重新进党，解放后，在历城县任文教科长等职，于1976年因病逝世。

附：参考篇目《禹城抗战记忆》。

备注：因为好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都来自于一些当事人或其战友的回忆，当时又没有正确的记载，加之事隔多年，搜集起来比较困难，有些史料不完全精确无误。有些史实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请读者原谅！

图左：被摘访人兴奋荣，新高庄人。小学高级教师退休。现年70岁；

图中：被摘访人兴奋杰，新高庄支书，现年60岁；

图右：被摘访人高凤彪，老高庄村人

作者简介：王河北，禹城人，中学高级教师，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德州作家协会会员、禹城市作家协会会员。平时爱好读书、上网学习、旅游、唱歌、喜欢村志的挖掘与整理。文章散见《德州日报》、《德州晚报》、《禹城市报》等报刊，《鲁北文学》《禹城文萃》《禹城与禹文化》《德州》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