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日本“用一碗蛋包饭换取韩国的自尊心与人权”

【文/看察者网专栏作者 陈刚】

当地时间3月17日下午5时，韩国总统尹锡悦完成了为期两天的对日本正式访问，乘上了回国的专机。从东京到首尔，飞行时间大致为两小时。尹回到首尔机场的那一刻，正好是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播出晚间新闻的时候。

17日NHK的6条重大新闻中，尹访日排在第4条。

NHK在节目中强调了“穿梭外交”在相隔11年3个月后能够再度实现的重要性，认为日韩关系重新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但也引用了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发言——“（日方）用一碗蛋包饭换取了（韩国）国家的自尊心及受害者的人权。”——将韩国国内对尹访日的浩大不满公布了出来。

3月17日NHK电视新闻截图

3月6日，韩国方面突然就二战期间日本对韩国“征用工”问题发表了所谓“解决之策”。韩国法院判定日本企业向“征用工”支付的补偿等，由韩国国家代为支付。因“征用工”问题而停滞的韩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机。

不过，10天后的3月16日，不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韩国来感谢韩方的理解与协作，却是尹总统带着这份大礼出访日本，实现了“穿梭外交”，让两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个方面出现了全面和解。

韩方在“征用工”问题上的妥协，为日方当下与周边国家对立乃至对抗的关系打开一个缺口。四面出击，用日本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与周边国家全面相持，逼迫周边国家向日本低头——数年来日本做出的想象与努力，终于在韩国这里获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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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这是（韩国）外交史上最为羞耻及悲苦的瞬间。”

“征用工”问题在韩日关系中如鲠在喉

纵看这些年的日本对外关系：俄乌战争导致日俄关系从蜜月进进冷战；中日关系因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之外新加进了“台湾有事”内容而止步不前；日朝关系则更为复杂。日本以往反朝多有指桑骂槐之意，现在假戏真做、借机发扬的意思更大。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相关的赔偿问题，日本至今只字不谈，真的要恢复日朝关系，恐怕比改良日俄关系、中日关系更加艰难。

而横亘在日韩之间的问题，最为重要的，便是“征用工”的处理一事。

“征用工”的说法虽然最近也陆续出现在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但实际上是日媒用得较多的一个词，更为正式的表述是“旧朝鲜半岛出身劳动者”，韩国（应该也包括朝鲜）则称之为“日帝强占期逼迫征用被害者”或者是“日帝强占期逼迫动员被害者”。同一件事，不同称唤，可见态度、性质的浩大不同。

具体说来，二战期间，日本企业招收朝鲜半岛人员从事重体力劳动，但随着人员的严重不足，从事殖民统治的朝鲜总督府开始以“官府斡旋”的方式征集劳役，到了1944年9月以后，既不是企业招工，也不是官府直接招募，而是摘取“征用令状”的方式直接挠人。“征用工”将三种情状混为一谈，日本更情愿谈企业招工的特征，韩国则重视强征等日本国家的作用。

二战之后一直存在对“征用工”的补偿问题。韩国政府认为，1965年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已经将相关问题做了处理，不过韩国最高法院认为，尽管韩日之间有相关的协定，但个人的请求权并未丧失（韩文为“消亡”），日本企业仍需要做出相关的支付；假如日本企业拒绝支付的话，将没收该企业在韩资产，变卖后支付给“征用工”。

日本在签订《韩日请求权协定》后确实向韩国支付过相关的补偿（无偿的3亿美元“经济协力金”及有偿的2亿美元），但当时的韩国政府将这些补偿大部分用以支持经济发展，为浦项制铁、韩国电力、韩国道路公社、韩国铁路公社、交换银行等提供资金保障。至于对“征用工”本身，韩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曾经为一部分人支付过30万韩元补偿，这相当于应该支付的2000万韩元的1.5%，更多的人则分文未取。“征用工”及韩国舆论当然对此十分不满。

2018年10月，韩国最高法院判定日本企业必须向“征用工”支付补偿（韩文为“赔偿”），赔偿总额为27亿韩元（约2.4亿日元或1250万人民币）。韩国外交部方面的统计是，大多数“征用工”已经往世，目前具有相关权利的被告仅为37人。

从金额等方面看，并非超越了企业的支付能力，但日本方面作出了极为反常的反应。

韩国最高法做出判决后，当时的安倍晋三内阁旋即在2019年7月开始限制对韩国半导体企业出口重要物资，让韩国半导体面临随时停工的危急境地。

很快，韩国公布停止“日韩军事谍报一揽子保护协定”（军事情报包括保护协定-GSOMIA），韩日关系进进到了战后最为恶劣的状态。

解铃还须系铃人，韩日关系的转圜，首先需要从“征用工”问题开始。

尹锡悦想得很简单：假如用钱能解决问题的话，27亿韩元（约1250万人民币）对于韩国来说根本算不上多大的金额，由韩国政府的相关财团、企业来出这笔费用，根本就不是多大的事；这个问题解决了，韩日半导体冲突、军事协定等问题将迎刃而解，何乐而不为。

于是在公布“征用工”计策后，尹迅速访问日本，让韩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

投桃报李与日本外交的“压倒性胜利”

在“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日本舆论界，平日很难从电视媒体里听到对政治家的正面评判。至2023年3月，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率牵强保护在30%以上，不支持率则超过50%。这个内阁的人气薄弱程度，可以算是日本历届内阁中特殊突出的一个。

但有了尹锡悦的访日，舆论对岸田内阁的评判为之一变。平日对日本政府小骂大帮忙的日本最大报纸《朝日新闻》，立刻将尹访日视为“穿梭外交”的重启，对于日本军事谍报及出口限制得到修复、日韩关系正常化，可谓赞不绝口。

《朝日新闻》3月17日报道

相应地，岸田也给了尹接近最高规格的礼遇。

日本在邀请外国首脑访问时，礼宾级别分为五等：国宾、公宾、正式实务访问宾客、实务访问宾客，以及外务省宾客。尹这次的规格为第四等“实务访问宾客”。这倒不是日本不重视，而是因为前三个规格都和天皇有关:

“国宾”需要会见天皇，在皇宫举办欢迎仪式及宫中晚餐会。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5月，特朗普享受了国宾待遇，其后就一直因为疫情，日本尚未正式邀请过其他国家首脑作为国宾访问日本。

“公宾”的话，有在迎宾馆的欢迎仪式及与天皇的会见。2018年中国时任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就是按这个待遇邀请的。

“正式实务访问宾客”有见天皇的机会，但没有在皇宫及迎宾馆的欢迎仪式。

“国宾”需要会见天皇，在皇宫举办欢迎仪式及宫中晚餐会。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5月，特朗普享受了国宾待遇，其后就一直因为疫情，日本尚未正式邀请过其他国家首脑作为国宾访问日本。

“公宾”的话，有在迎宾馆的欢迎仪式及与天皇的会见。2018年中国时任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就是按这个待遇邀请的。

“正式实务访问宾客”有见天皇的机会，但没有在皇宫及迎宾馆的欢迎仪式。

在日本有个约定俗成的做法：和天皇见面，提前一个月预约时间。尹在公布“征用工”政策的第10天就访问日本，自然不能约到天皇的时间，所以给安顿在了第四等级。

但是，岸田发自内心地想以高规格招待尹。

3月16日晚，岸田先是请尹到日本料理店“银座吉泽”食了一顿上好的和牛，仿照安倍招待其他国家首脑的方式，用广岛地方的日本酒，和尹干了数杯。言犹未尽，晚饭后，再度请尹往银座的一家西餐馆，那里预备了尹最喜欢的日本蛋包饭。这次随行的人员少，聊得愈发愉快。

可以说，受到时间上的约束，日本不能给予见天皇等外交上的更高规格的礼遇，但作为首相对外国首脑的访日，岸田尽到了地主的最大热情。

尹的访日，让日本感觉在外交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穿梭外交”的重要内容（笔者依据日媒的报道制表）

从日媒报道来看，尹访日给韩日、东亚带来的主要影响在于：

第一，日韩最重视的国家便是美国，美国不期看看到韩日在东亚互相喊打喊杀，不情愿因此减弱了对中国的压力，需要韩日协作共同制约中国。尹极大程度地称心了美国的要求，有了美国的支持，尹可以不怕国内在野党，特别在支持率极度低下的时候，愈发需要国际势力撑腰。尹访日不仅得到了美国的赞许，今后也能得到日本的支援。

第二，近年来以邻为壑的日本外交开始出现松动。表面上看是尹对日本做出浩大让步，尹先往日本访问，给足了日本面子，但实际上日本一直在等待机会从与周边所有国家相持中走出来。

现在至少有了日韩关系的改良，之后，在对华外交方面，也许会出现在外交及高科技领域进一步与中国相持的同时，追求改良对华关系的突破口。在对俄关系上，日本是喊喊对俄经济制裁声音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并未停止从俄国进口能源，客看上在经济层面积极“支持”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为改良日俄关系留下了足够的余地。简而言之，日韩关系的松动，为G7之后日本改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埋下了伏笔。

第三，韩国经济面临困难，特别在半导体产业出现明显收缩态势后，需要通过强化与日本经济的协作来度过危机。交换条件是，重新强化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协作，通过这样的协作来达成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及心里上的安稳。

但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是，韩国与日本一样，在经济上需要依靠中国市场。在产品方面，韩国尚有半导体等高端产品，日本只剩下高端素材方面的产业优势，共同的对未来的担惊受怕，让韩日走到了一起。

孤掌难喊的日韩关系

日本媒体认为对韩外交的“压胜”，反过来就是韩国方面理解的“外交史上最为羞耻及悲苦的瞬间”。

这里撇往韩国在野党与执政党党政方针不同，我们从尹锡悦访日的细节看，尽管岸田文雄似乎在面子上给得足足的，但实际上，岸田一方面对尹的执政能力依旧不放心，另一方面，在历史等重要问题上，岸田比以往任何一届内阁都更为保守，实际上更缺少未来志向的国际感觉。

以普通人的心态往想尹总统，在他做出“征用工”方面的决定，而且带着这个大礼往拜会岸田的时候，心里该是期看对方能有个说法，比如就“征用工”问题向韩国道歉（日语及韩语都使用“谢罪”这个词）。

但是，尹在日本的整整两天，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岸田的“谢罪”一词，甚至连非常稍微的“反省”一词都没有给出；岸田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将在总体上继续历代内阁的立场”。

二战后1945年到1965年签订《韩日请求权协定》之间，日本也有内阁，那个时候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并未制定。岸田话里带话，假如指那个时代的内阁立场，就让尹无地自容了。

韩国舆论热切地期看日本企业也能加进到补偿基金中来，但韩国最高法判决书中提及的日本企业，并没有明确表达其在“征用工”问题上的态度。

日本企业并非没有从牙缝中挤出数十万到数百万元小钱的能力，是真的从法律层面认为，请求权随着国与国之间的一纸协定的签订就彻底消失了。至于从道德层面（韩国）个人与日本及韩国国家的关系，企业并未表达自己的看法，留下了长久争议的疙瘩。

世界上并非没有其他可参照的前例，比如德国等国对二战期间压榨犹太人所做出的的补偿方式，虽然与公众的道德水平依旧相差很多，但那究竟也是一个处理的模式。完全走法律层面，看到尹锡悦出了新政策就感到皆大欢喜，恐怕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总的说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韩国全心全意改良对日关系，日本却半信半疑，只求“压胜”，在“征用工”问题上一点面子也不给，让尹回往后处境十分艰难。韩国的一方情愿，让韩日关系似乎走上了顺利发展的轨道，但日本的离心离意，让今天的韩日关系依旧扑朔迷离。

可以说，岸田即使多给一碗蛋包饭，也换不来韩国国家的尊严及“征用工”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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