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 “不敢正视”的“新奇逃跑”

“不敢无视”的“别致逃路”

——外国思惟家论中国之一

安立志

我在《谁是“劣根性”的最早提出者？》中写了如许几句，鲁迅的次要翰墨是对国民性的剖解与责备，而不是衬着与赞誉。“瞒和骗”做为国民性之一种，是鲁迅显示的。1925年，他在《论睁了眼看》的杂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无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别致的逃路来，而自认为正路。在那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懦弱、懒散，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称心着，即一天一天的出错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荣耀。”（《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书社，2005年，页254）应当指出，鲁迅的创做时代是20世纪初叶，他显示的国民性存在于其时和过往的中国。

17世纪70年代，中国还在清朝康熙年间，罗马尼亚（今属摩尔多瓦）人米列斯库（1636-1708）做为俄国沙皇的使者出使大清，回国后写了一本游览日志，记下了对大清臣民的印象，他认为，“至于伶俐才智，中国人却远在欧洲人之上，他们思维灵敏，远非我们所能比。但是，他们又狡黠、奸诈、诡谲、多疑，他们常以哄骗外国报酬乐事，以展现他们的伶俐是超越任何此外民族的。他们经常拆做非常稚嫩而轻信，以哄骗他人。他们擅长投契取巧，谋求投机，很不成靠。”（《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90年，页37）那段话是泛指的，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下面的话是特指的：“他们的商人非常奸诈，经常搞哄骗，值一个卢布的货，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要一百卢布。假设骂他们无耻，竟敢如斯漫天要价，他们会答复：‘你虽然骂，归正空话不值钱。’他们卖物也一味骗人，老是缺斤少两。”（同上）“他们用树脂造造人造玛瑙，和天然玛瑙一模一样，完全到达以假乱实的水平。他们还用大米造造通明玻璃，可又不像我们的玻璃那样易碎。”（同上书，页38）模仿行为不该视为哄骗，有时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以至是精湛的工艺。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惟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也是较早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令文化的学者之一。孟德斯鸠是分权政治架构的理论奠定人，其政治法令理论至今产生着重要影响。假设说米列斯库的观点是来自现场看察，哪怕他戴着有色眼镜，那么，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论则是间接的，他的观点大多来安适华西方布道士对中国的察看与笔录。他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那特殊表示在他们处置商业的时候。固然商业会很天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豪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工具的人要本身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那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316）孟德斯鸠的描述带有浓重的古典色彩。在当今市场上，杆秤早已被电子秤所取代，至于私调计量刻度、秤盘下附磁铁则时有发作。

康德（1724-1804），18世纪德国闻名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人。马克思“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100）康德在《天然天文学》第三部门，从民族风俗与个性、饮食、礼节、农耕、语言与律法、宗教、婚姻等几个部门，对中国做出评判。他指出，“他们极为艺术地做伪。他们可以把一块撕下的丝料如斯标致地重织在一路，以致于最精巧的商人也不克不及发现；他们用铜丝把打坏的瓷器如斯缝合，以致于没有人最后发觉到分裂。中国人在被牵扯到欺诈时其实不羞愧，除非他由此被人看出有些鸠拙。”（《康德著做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10年，页378）那一说法比力接近米列斯库的游记印象。“他们（中国商人——引者注）往鸡嗉囊里填沙子。一头死猪假设重量重，能够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代价，因而，有些骗子把他人的猪毒死，当他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德国思惟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书社，1995年，页63）是不是很有现场感，回忆一下近年报导的流水猪肉、兑水白酒，那种做法代有传人。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公开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黑格尔的学术活动次要在19世纪初叶，相当于清朝的嘉庆、道光期间。他在《汗青哲学》的“东方世界”部门谈到了中国，好像其他西方学者一样，他对中国的印象除了来自布道士之外，马戛尔尼访华的看察也在欧洲影响很大。黑格尔如斯评论中国人：“他们以扯谎闻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扯谎。伴侣欺诈伴侣，假设欺诈不克不及到达目标，或者为对方所觉察时，两边都不认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其实能够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成。”（《汗青哲学》，上海书店，2001年，页130）那大约是实情。前些年有名人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近年仍然反对“假大空”，看来黑格尔的言论并不是无稽之谈。

傅立叶（1772-1837），法国思惟家，他同圣西门、欧文并称三大梦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梦想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在《四种运动和普及命运的理论》中指出：“例如‘贸易自在’，也就是用假秤假尺的买卖自在，出卖假货的自在（如在包拆的货物里掺石子）。所有那些欺诈行为都在中国获得合法的答应。在中国，所有商人都用假秤，都出卖假货而不受赏罚。你会在广州买一只外形很美看的火腿，把它切开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团用几片猪肉精心包裹起来的土壤。每个商人有三把秤，一把是用来哄骗买主的小秤，一把是用来哄骗卖主的大秤，一把是本身公用的原则秤。假设你受那些哄骗，官府和公家城市讪笑你。他们会告诉你，在中国有贸易自在，而且说，虽然有那种所谓陋习，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已经比欧洲任何帝都城更好地保存了四千年。”（《傅立叶全集（一）》，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69）傅立叶与孟德斯鸠都是法国人，他们察看中国，所举的例子也极其类似，高度思疑他们接触素材的同源性。

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论战与斗争中开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成立本身的学说之初，即与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巴枯宁、杜林、拉萨尔等人停止过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著《独一者及其所有物》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宣言”，在德国思惟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思惟深入著称的中国做家鲁迅（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也曾深受其影响。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对施蒂纳推崇备至。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中文共692页）中，对施蒂纳的代表做《独一者及其所有物》（共408页）停止了系统的、集中的责备；而针对施蒂纳的间接责备，其份量（415页）竟超越了施蒂纳的原著。马克思、恩格斯在论战中指出，施蒂纳把中国和美国称为“世界上最会恶做剧的两个民族”，中国人是“宗法的骗子”，而美国佬则是“文明的骗子”。马、恩指出，“只要他看一看本身的夹带，就会发现：‘汗青哲学’第81页上的北美洲人和第130页上的中国人，都被做为骗子往返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页176）可见施蒂纳对中国的印象，部门来自于黑格尔。其实，比拟施蒂纳责备中国报酬骗子，他的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思惟对包罗鲁迅在内的中国人的影响才是更为负面的。

由此来看，鲁迅有关国人“瞒和骗”的阐述，比许多外国思惟家晚的多。应当指出的是，外国思惟家谈到的“瞒和骗”，只是来自外国人对中国或间接或间接的看察，他们看到的现象，不是市井苍生就是街市商贩，他们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都属于“形而下”的条理。在那方面，仍是鲁迅深入，他在上文中还显示了别一种“瞒和骗”：“中国人历来因为不敢无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那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进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本身不觉得。”（《鲁迅全集》第1卷，页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