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轴线上的人

2023年1月28日，《北京中轴线庇护治理规划(2022年—2035年)》(下简称“规划”)正式公布施行，规定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

据规划，遗产区鸿沟设定西至钟鼓楼围墙及广场西鸿沟等，东至钟鼓楼围墙及广场东鸿沟等，北至钟楼北侧围墙，南至永定门东街北侧道路红线等。缓冲区鸿沟设定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开阳路的道路中心线等，东侧联合雍和宫大街、东四北大街、东二环道路中心线、南护城河东侧堤脚线等，北至北护城河北侧堤脚线，南至南三环道路中心线。

至此，共计51.3平方公里的中轴线庇护区域被明白。

在那片宽广的遗产区及缓冲区内，许多人在生活工做着。钟鼓楼、前门、天桥等地标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不成分。新京报记者联络到四位栖身在中轴线庇护区内的居民，听他们讲述中轴线上的生活与变迁。

刘春宏 66岁，“后海八爷”之一，住大金丝胡同

在什刹海和鼓楼边，我做车夫有二十年了。做为“后海八爷”的一员，我要穿对襟衣、灯笼裤、千层底布鞋，踩着三轮车给客人们介绍北中轴线的各王府、名人故宅、胡同庇护区。干那行前，我是搞机械的，还往日本工做过。知天命的年纪回国拉车，最次要是喜好北京的文化、胡同的文化和中轴线的文化。

天天早上八九点，我会骑着电动三轮车从栖身的大金丝胡同动身，两三分钟就能到后海边，等着招待伴侣和客人。

接上了伴侣，我的小三轮不爱走大路，专往胡同里钻。过往有人喊我“胡同串子”，那是说，我对各条胡同洞若观火，闭着眼都能穿行;哪个院儿里的枣树长得高、果实长得充沛，我都晓得。

什刹海区域在中轴线的西侧，历朝历代都是达官贵人栖身的处所。积水潭病院，原先是棍贝子府，宋庆龄故宅在醇亲王府的花园内，梅兰芳的宅子是在庆王府的马厩里修葺成的……今天，还能在那些古建筑上觅觅到昔时社会的蛛丝马迹。例如说，王府正门的门钉是一排七颗或者五颗，而在皇帝住的紫禁城里，门钉是一排九颗。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我在大金丝胡同住了快有一个甲子，见到了许多变迁。

起首是银锭桥。那座“燕京小八景”之一的古建就在我家门口。我小时候，银锭桥的扶手是灰砖垒起来的，实心儿的。后来履历过两次重建，扶手有了镂空雕花，标致多了。鼓楼北门下曾摆着一口铸铁大钟，我和伴侣常在那儿跑着玩儿。假设沿着旧鼓楼大街陆续往北走，出了“豁口”、过了护城河，满目就是庄稼地了。哪像今天，紧靠护城河立起了二环高架，向北看往，高楼林立。

3月27日，后海，刘春宏开着电动三轮车穿行在春色之中。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摄

过往，我经常穿过烟袋斜街往拜见住在鼓楼的姑姑。那时的烟袋斜街是比力破败的，可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烟袋斜街的老展子变少了，贸易气息浓了起来。后来，政府屡次在此做了庇护与补葺工程，如今，烟袋斜街已经和鼓楼的贸易区连成一片了，除了北京民俗店外，也开了很多洋气的、年轻化的餐厅和酒馆。

人居情况也变了。过往我们说，胡同里“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是一点不假的。可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吧，胡同做了空中硬化，道路前提就改进许多了。2000年摆布，又停止电线整改，把那本来满天跑的电线埋到地下。和萤火虫屁股一样微弱的钨丝路灯也被换成了一种更亮堂的灯。也是进进21世纪后，胡同里停止煤改电，烧了半世纪的煤炉被替代下往了，电取热更便利灵敏。

已住了一个甲子，我想我会和母亲、妻儿陆续在大金丝胡同住下往。快七十了，做车夫也成了喜好，能干一天是一天。有空就往后海边上和人扯闲篇，吹吹风，钻钻胡同，有时还能听到鼓楼的钟声，如许的生活挺美妙。

倬子 46岁，CD发烧友，住东绒线胡同

打出生起，我在东绒线胡同栖身近半世纪。那里紧邻国度大剧院，和故宫、天安门、前门都是天涯之间。

最早，我和父母、奶奶三代同居。南向一间大屋，隔出几个斗室间来供各人分住。后来几经房产更迭，我如今一人独居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平房。怎么在有限的空间里做好家居设想，可是门学问。我揣摩着，在平房内隔出了卫生间和厨房，见缝插针地放下洗碗机、烘干机和一台双门冰箱。阁楼则专门存放收躲的几千张音乐CD。

房子虽小，我从未想过移离。我传闻有些人或拆迁或腾退到了好几环外，我是不大情愿的。我住惯了老城区，习惯了往哪儿都便利。

东绒线胡同离天安门广场的曲线间隔不敷一公里，童年时，我常往中山公园的游乐场玩，骑小马转圈，坐登月火箭。晚上溜达着和父母往电报大楼对面的首都片子院看片子，那会儿播放影片前还会打铃，然后呜地一下，灯就灭了。正式开播前，有时还会加播一部动画片。前门则是食饭的好处所，前门往南两道“须子”延伸出的胡同里，尽是廉价量大的炒菜馆、包子展。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几个哥们一块儿在前门下馆子，不到三十块钱能做到有酒有肉。

再后来，前门履历了几次大规模革新，一批老店展被拆除了。贸易化快速开展起来，全国甚至全球的闻名餐厅都呈现在了那里。礼物店、商场也越来越多。那种风潮也蔓延到了胡同里。能够说，前门、天安门一带的街巷格局虽没有明显改动，但老北京的市井气息少了良多。

3月28日，东四北大街，倬子改拆的小自行车，车筐里搁着音乐播放器。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我记得很清晰，不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胡同里还能见到卖生果、蔬菜的马车。冬储的时候，摊位上垒起的白菜能有两人高。吹糖人的、卖冰棍的小贩走街串巷，如今的超市、便当店，在过往都是卖油盐酱醋的副食店。我老是拿着保温杯往副食店，为父亲打散拆啤酒。

一到雨天，胡同里的燕子低飞。我和小伙伴会剪开烧毁的自行车胎，烧化了里面的胶，涂在长杆上粘蜻蜓。那会儿，在北京城里能挠到的蜻蜓多是红色的，偶尔见到一只绿蜻蜓，各人能高兴疯掉，因为晓得那必然是从城外飞进来的。我们也挠蛐蛐、斗蛐蛐。

从年轻时起，我就爱听音乐。以前连着随身听、磁带机，一遍一遍绕着二环内、中轴线的两侧骑行闲逛，觉得北京像个花园一样。上世纪的长安街、安然大街等处所，都没有几灵活车，等信号灯时，一排排满是自行车。如今，二环内堵车已经是最一般不外的事了。

我仍是喜好在中轴线沿线骑行。我有一辆改拆过的小自行车，车筐里搁着音乐播放器。气候好的下战书，我听着歌，一路走府右街、景山至钟楼等道路。那些处所绿树成荫，又常见红墙灰瓦，给人以踏实、平静的感触感染，和记忆中的老北京是统一种味道。

周培玉 64岁，糖葫芦造造人，住恭俭胡同

我那辈子，工做在中轴线之东，栖身在中轴线之西，兜兜转转，没有彻底分开过那片区域。

早年，我在五道营四周的国企上班，离地坛、雍和宫都是一步之远。退休后，2019年，我和教师傅学了糖葫芦手艺，又在五道营胡同里开了个小店。

做糖葫芦其实是门精巧活儿，要挑果、修果、串果，再攥着串儿下沸锅，滚上糖水，放在板子上晾干。稍有失误，果子就串歪了，糖浆就熬煳了、裹厚了。糖葫芦如今也讲究立异，有青提、草莓串儿的，但卖得更好的始末是山楂串儿。红彤彤的果肉成一串儿，和雍和宫、鼓楼的红墙正相配。

如今的五道营胡同是年轻人钟爱的打卡地。二十年前，它可没有如今那么整洁齐截，门脸也不多，道两边满是民居。奥运会前后，酒馆、咖啡店、饰品店等特征门脸儿一个接一个开起来。依着钟鼓楼和雍和宫，旅游热季时，那里的旅客摩肩接踵。各人自天南地北来，有些回头客离了北京，还要我寄糖葫芦往。最远，我寄往过澳门。

我的童年和少年期间在西黄城根儿、府右街的单元大院里渡过，天天能听到长安街电报大楼播放《东方红》报时。放假的时候，我经常到两三公里外的北海公园，和同窗荡舟、踏青。那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正风行的时代，我们荡舟在北海之上，远远看见白塔，觉得十分应景。还有的时候，我和妹妹会往和平门四周的姑姥姥家，姑姥姥家是平房，姑姥姥总在院儿里收个煤炉，给我们做芝麻酱糖饼食。那实是满院飘香!胡同里的小伙伴们总在一路上房下院，到饭点了，就食百家饭。

3月25日，五道营胡同，周培玉正在店里造造糖葫芦。新京报记者郑新洽 摄

到二十多岁成家后，我移到了海淀区，那种中轴线沿线的生活才被喊停。其实，小时候住府右街、和平门，其实不晓得什么是“中轴线”。只晓得本身生活在北京“城”里，总能路过天安门、故宫和钟鼓楼，觉得那些建筑都特殊壮看、有气焰。

也是近十年间，北京鼓起了中轴线庇护的热潮，我才渐渐对中轴线有了明白的概念。它像是北京的文脉，代表老北京的生活体例。

于是，那两年，我又移回家里在恭俭胡同的一处平房了。房子不大，就十来平方米，有阁楼，有天窗。我那只小狗，常在天窗下和外边的野猫对视，我觉得特殊好玩儿。恭俭胡同就在景山和北海之间，我步行几分钟就能往两个公园遛弯。我家离故宫也不到两公里远，春热花开了，我更爱到角楼下拍玉兰花。中轴线上的古建筑们，金琉璃配红墙绿叶春花，其实太标致。

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关于中轴线的纪录片，对此中一个场景记忆深入：灰鸽飞在天上，红墙灰瓦的鼓楼在中心，最下方是几棵绿油油的柿子树。我想，那就是老北京人求之不得的场景。

郭建军 51岁，老字号运营者，住天桥勾栏

我运营着一家灌肠卤煮火烧店，天天早上七点钟，就要到位于天桥四周的门脸儿，先卤，后煮，最初放火烧。晚上十点多打了烊，我回家后还要蒸灌肠。

灌肠卤煮火烧的手艺是从我爷爷那儿传下来的。早在1932年，我爷爷就在天桥市场起头收小食摊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在永定门四周的天桥百货商场开了个门脸儿。不断到2000年，天桥启动危改工程，生意停了几年。2005年，门脸儿移到天桥南大街以西三百米的现址。

我从小潜移默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二十多岁时就进店帮手，并逐步接过了运营的担子。总结来说，我是生在天桥，长在天桥，也卖手艺在天桥。那是很契合天桥的气量的。

我听晚辈们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从天桥到前门的大街上，一溜儿都是杂耍、练把势的。我出生与长大的公允胡同里，住满了如皮匠、铜匠、练武的、说相声的、拉洋片的等各色师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桥“文艺复兴”过，我放了学，经常上街看摔跤、吞宝剑和胸口碎大石。那类露天表演在1985年后就少了，曲至消逝。

在天桥长大，前门和大栅栏也是必往的场合，都一处的烧卖，一条龙的涮肉，都是我小时候更爱食的口味。

2000年，天桥启动危改工程，拆了一大片胡同，盖了天桥勾栏和天桥南里小区。就是在此次危改工程中，我们家几代人栖身的公允胡同被拆除，原址打形成了市民广场。

3月28日，天桥市民广场旁，郭建军在造造灌肠。新京报记者郑新洽摄

对我来说，回迁是个不错的抉择——住在公允胡同时，我们一家三代人有三间平房，总面积不敷三十平方米。厨房是在院中搭出的，烧蜂窝煤;如厕则要往胡同里的公共旱厕。危改工程启动后，我贷款就近买下了天桥勾栏那套八十平方米的房子。那套新房子，与老家相距不外五十米，宽阔、亮堂，有独卫和厨房。那份便利，是过往在平房生活时所不克不及比的。

栖身情况之外，天桥的改变太大了。2013年，天桥在原址四周重建;2015年，崭新的天桥艺术中心落成，里面多上演些芭蕾舞之类的文雅艺术……比起我童年时，天桥南大街已被拓宽了三四十米。

我当然称心于如今的生活：天桥、前门的街道与建筑越来越整洁、标致;帮衬生意的客人，从四周的街坊开展为全国各地的游人，店里常能听到八门五花的口音。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驰念过往天桥市场的热闹与炊火气，驰念八门五花的手艺与演出。我想，我还保留着一点天桥人的情怀。有空时，我会步行几分钟到德云社往听场相声。我离天坛也近，常往散心。出格在冬天，拍摄天坛的雪景是我每年固定的仪式。我喜好看积雪压在祈年殿的三重檐上，我觉得，那是北京最美的场景。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纂 胡杰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