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云：多维视野看照下的文学名著——《水浒传》中的游民及游民意识

鲁迅论及《红楼梦》时写道：“《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晓得，至少，是晓得那名目标书。谁是做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目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蜚语家看见宫闱秘事……。” [1]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人们对《红楼梦》的主题得出种种大相径庭的结论，恰是文学名著必备的复杂性、多意性的表现。《红楼梦》如斯，《水浒传》也是如斯。故此，关于《水浒传》的主题，数百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先后有“忠义说”、“诲盗说”、“忠奸斗争说”、“英侠传奇说”、“农人起义说”、“阶级斗争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说”、“游民说”等重要论点提出。时至今日仍然难有定论。

《水浒传》做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2]天文天文、经史子集各有所涉，称得上是一应俱全，气象非凡。想以单一论点归纳综合主题，往往捉襟见肘，难以归纳综合周全。《水浒传》不是以游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以至不克不及说游民意识是支流思惟。

王学泰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称为“游民情感与游民意识的载体”，同时也指出：“纯而又纯的表示游民意识和游民性格的文艺做品是不存在的”。[3]

但无可承认的是，《水浒传》中不只有典型的游民，而且许多非游民人物的行事都颇有游民心量，评判某些长短的原则更是浸染着浓浓的游民意识。以至许多让人骇然或猜疑的问题，基于支流社会思惟（无论是官方原则仍是民间原则）底子难以自圆其说，反倒只要从“游民说”角度分析，才气得出名顿开的结论。

一、刘唐、汤隆等梁山人物飘荡江湖多年，思惟及行事风气完全契合游民的定义

《水浒传》中，很多梁山人物的思惟及行事风气都与支流社会思惟（无论是官方原则的仍是民间原则）迥然差别。基于差别的原则和标准，认定的梁山人物中的游民的数量往往大相径庭。

戴敦邦绘赤发鬼刘唐

以思惟及行事风气而论，“赤发鬼”刘唐、“金钱豹子”汤隆、“病大虫”薛永、“石将军”石勇等人，能够认定为典型的游民。更多的梁山人物，则是表现着游民意识的影响，自己并不是游民。

与支流社会比拟，游民是一个价值看错位而决难安守故常的群体。明朝成立后，明太祖墨元璋命令严厉冲击游民（逸夫），恰是缘于此辈对如今次序的毁坏力。

“智取生辰纲”是水浒故事的标记性事务。在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事务中，向晁盖通风报信的刘唐发扬了关键性感化（“进云龙”公孙胜的通风报信反倒显得余外）。

能够说，“九纹龙”史进做为第一个出场的梁山人物，引出了梁山人物先后登台表态；刘唐的出场，则引出了梁山人物依次聚义梁山的故事。刘唐积极联络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底子原因还在于他的游民身份。刘唐前去郓城县觅觅晁盖时，被“插翅虎”雷横当成贼人挠获。

晁盖从雷横手中救下刘唐后，刘唐向他介绍道：“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那鬓边有那搭墨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豪杰，往往多闻哥哥大名，不期有缘得遇。……小弟探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购十万贯金珠宝物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往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物，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掠夺了，至今也无捉处。本年又收购十万贯金珠宝物，迟早安放启程，要赶那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即可筹议个事理，往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功。”（第十四回，178页）。[4]

孙忠会绘赤发鬼刘唐

刘唐积极参与劫取生辰纲，一方面，是认定生辰纲为“不义之财”，取之无妨，那是针对贪官污吏的背叛行为；另一方面，劫取生辰纲也与“劫富济贫”无关，只是为了“拿着超越万贯的玉帛本身‘快活’一生。”[5]

刘唐做为“自幼飘荡江湖”的“游民”，觊觎十万贯生辰纲层见迭出。如许的人物，身世低微，自幼体验人情冷暖、情面冷热，历经困难困苦磨砺，决然难以安守故常，以至对平稳天职的世俗生活极度排斥。

更为重要的是，如许的人物，并没有本身创造财产的才能（即使有如许的才能，也不屑于本身创造财产），而是热衷于通过敲诈勒索不竭获自得外之财。他们祸患的对象，除了贪官污吏之外，更多的仍是良善布衣。

吴用撺掇“阮氏三雄”参与劫取生辰纲时说道：“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各人图个一世快活。”（第十五回，192页）。那是吴用投“阮氏三雄”所好的言辞。如许的言辞也道出了刘唐如许的另类人物的心声。

至于汤隆，明显是身负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擅长打铁，能够造造刀兵），却与其他身负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如金大坚、萧让、安道全、皇甫端等人的思惟及行事风气全然差别。金大坚等人以一技之长谋生，过着平稳天职的世俗生活，他们的上山进伙都有被迫成分在内，他们也没有任何乖张犯警的异端思惟。

剪纸金钱豹子汤隆

汤隆以打铁谋生，却绝不安本分守己，时刻想着脱节平稳天职的世俗生活。他的上山进伙是出于李逵的诚心相邀，他对此也毫无排斥之念。此中启事，当然与梁山以“替天行道”号召江湖、占据道德造高点相关，更与汤隆飘荡江湖、生计困难的游民身份有关——他憧憬梁山“大块食肉，大碗饮酒”的称心生活。

梁山攻打高唐州期间，被高唐州知府高廉的神通置于危难境地，宋江安放戴宗与李逵下山觅觅公孙胜。李逵回程时恰遇汤隆耍锤。随后，汤隆将李逵带到家里，“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铁锤、火炉、钳、凿家火，觅思道：‘那人必是个打铁匠人，盗窟里正用得着，何不喊他也往进伙？’”然后，李逵问道：“汉子，你通个姓名，教我晓得。”

汤隆说道：“小人姓汤名隆。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来，因为打铁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近年父亲在任亡故，小人贪赌，漂泊在江湖上，因而权在此间打铁过活。进骨好使枪棒，为是自家满身有麻点，人都喊小人做金钱豹子。”（第五十四回，718-719页）。

李逵结识汤隆后，说道：“你在那里几时得起家！不如跟我上梁山泊进伙，教你也做个头领。”汤隆闻听此言，当机立断地答道：“若得哥哥不弃，肯带携兄弟时，愿随鞭镫。”（第五十四回，719页）。

刘桂乐造金钱豹子汤隆

由此可见，汤隆本来是生活优渥的官宦人家子弟，家境衰落如斯敏捷，与“父亲在任亡故”有关，更是他的“贪赌”所致。汤隆“漂泊在江湖上，因而权在此间打铁过活”，与刘唐的“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有所差别，而他不只没有走正途、从头光耀门楣的念头，反倒对“起家”心驰憧憬。

以此而论，即使早年的汤隆为官宦人家子弟，而在江湖上潜移默化多年，官宦子弟的气量早已荡然无存，已经蜕变成典型的游民。汤隆进伙梁山后，为“梁山泊掌管监造诸事头领”：“掌管监视打造一应军器铁甲”。（第七十一回，932页）。

梁山人物上山进伙启事各不不异。许多梁山人物是在恶权力强逼下上山进伙的，如林冲、武松等，也有许多梁山人物是兵败被俘，感于宋江义气，上山进伙，如唤延灼、关胜等。无论他们对上山进伙、“尽忠报国”观点若何，上山进伙都有被迫成分在内。

也有许多梁山人物上山进伙既不是源于“官逼民反”、“杀富济贫”，更不是为了“替天行道”、“尽忠报国”，而只是逃求过上“大块食肉，大碗饮酒”的称心生活。那批梁山人物不只上山进伙立场主动，上山进伙后也没有政治诉求，更无太多高尚理念。他们关于招安胜利与否也并没有太多关心。

不克不及说怀有如许思惟的梁山人物都是游民或者都是遭到游民意识影响，而游民和表现着游民意识影响的梁山人物显然是抱着如许的念头的。刘唐、汤隆恰是那类人物的典型。

韩伍绘刘唐下书

二、关于汤隆的思惟及行事风气，似乎只要站在游民立场才气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游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关于游民的思惟及行事风气，李慎之指出：

游民是在支流社会失往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外那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差别的，那里风波邪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而轻生忘死，所逃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食酒肉”，有朝一日能“起家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妙愿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更高抱负。他们没有原则，“有奶即是娘”就是原则。

他们与法造完满是对立的，更不消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放，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醒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在，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规律不单严厉并且残暴，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进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更高规则，也是更高的道德原则是“义气”，有时也喊“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伴侣”，那么伴侣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敷义气了。

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那个本是游民身世的通俗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常识分子把本身的抱负不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固然也曾遭同是游民身世的赵匡胤与墨元璋两度贬黜，仍是最初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要，几乎能够超出大成至先师孔夫子而上之。[6]

《中国游民》

然而，“游民”崇尚“义气”，那种“义气”却有其特定含义，而且以庇护“小团体”利益为目标。为了如许的目标，他们充溢着浓浓的排外思惟，评判某些长短摘取双重原则，以至“为目标不择手段”，冠冕堂皇地损害其他团体某人物的利益，甚至于毫无愧怍地谋取别人人命和财物。

故此，崇尚“义气”既能够是舍生忘死、劫富济贫，也能够是杀人放火、荼毒生灵。正向和背面在他们身上难以想象地实现了同一。“金枪手”徐宁的上山进伙，便是梁山人物“为目标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气的典型事例，此中汤隆所起的感化至关重要。

汤隆上山进伙不久，唤延灼以“连环马”大败梁山，汤隆献上钩镰枪式样，又推荐他会使钩镰枪的姑舅表哥“金枪手”徐宁：“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而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那连环甲马取胜，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即可下手。汤隆虽是会打，却不会使。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阿谁姑舅哥哥。他在东京，见做金枪班教师。那钩镰枪法，只要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或是立即，或是步行，都有法例，端的使动出没无常。”

为赚取徐宁上山进伙，汤隆出头具名献计：“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物，世上无对，乃是镇家之宝。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多曾见来，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那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剑箭矢急不克不及透，人都唤做赛唐猊。多有贵令郎要求一见，冒昧不愿与人看。那副甲是他的人命，用一个皮匣子盛着，曲挂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对于得他那副甲来时，不由他不到那里。”“若盗得甲来，我便包揽赚他上山。”（第五十六回，740-741页）

戴敦邦绘汤隆、徐宁

吴用随即安放时迁、乐和、墨贵等人下山协助汤隆，胜利将徐宁赚到梁山。然后，“连环马”被钩镰枪打得溃不成军，颠末一番曲折，唤延灼兵败回顺。梁山突破“连环马”，汤隆居功至伟。

对梁山而言，赚取徐宁上山，不只是为了突破“连环马”，去除梁山危难，更是为了“共聚大义”。故此，梁山既不会咨询徐宁意愿，也不会考虑对他形成如何的负面影响。只要梁山需要，徐宁就必需上山，上山后还必需为梁山效命。此时，“共聚大义”已经成为肃清一切对本身构成障碍的人或事最有效、最正义的招牌。那是相当骇人的行事风气。

汤隆为改进小我生计投奔梁山无可厚非。而他上山进伙后立下的第一件勋绩，就是赚取表哥“金枪手”徐宁上山进伙。

孙敬会绘金钱豹子汤隆

在论及“病尉迟”孙立排名过低问题时，许多人都将孙立出卖同门师兄弟栾廷玉，违犯江湖道义当成次要原因。且不说那一说法理由其实不足够，即使认同那一说法，站在梁山立场，孙立的所做所为也不比汤隆更为险恶。

理由显而易见，祝家庄是险恶一方，无论摘取何种体例对于祝家庄，都是出于庇护梁山利益的谋划，孙立的做法恰是“替天行道”。故此，孙立的做法即使理有所亏，也属情有可原（那里并不是有意为孙立辩解，而只是想强调，梁山人物行事往往奉行双重原则，单纯以“江湖道义”的原则来权衡他们的行事，往往难以自圆其说）。

汤隆与孙立全然差别，他谗谄的是身在公门、并没有任何恶行的徐宁——更何况，徐宁仍是自家亲戚，而理由仅仅是梁山需要用到徐宁的一技之长。汤隆的所做做为颇类似于今日的传销，为了必然的利益目标，专以亲友老友为猎取谗谄目标，相当令人不齿。

有人将汤隆献计赚取徐宁比做卖友求荣的陆谦谗谄老友林冲，细细想来，那绝非是随口歪曲之词。汤隆赚取徐宁上山进伙的手法，再次表露出梁山聚义的另一面——为了庇护梁山利益，行事无论若何“为目标不择手段”，都是合理合理的。关于汤隆的思惟及行事风气，似乎只要站在游民立场才气够认为是理所应当而安然承受的。

与此同时，梁山赚取徐宁上山后，汤隆又冒充徐宁之名，劫取客人财物，松弛徐宁名望，隔绝了他的回路。

徐宁被赚到梁山后，汤隆对他说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在半路上碰见一伙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画了脸，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那迟早，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说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晁盖、宋江都来陪话道：“若不是如斯，看察若何肯在那里住？”随即拨定房屋，安设徐宁一家长幼。（第五十六回，751页）

戴敦邦绘金枪将徐宁

徐宁即使心有不甜，也无计可施，只能以梁山做为栖身之地。

汤隆“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的做法，显然其实不契合支流社会思惟，而颇为契合游民“绝了回心”的行事风气。正如《花关索身世传》中，刘备、关羽、张飞结为一体，刘备担忧关羽和张飞因为家人挈累而不克不及同生共死，就劝导关、张二人杀了对方的家人，关羽和张飞当机立断地照做了。[7]

如斯离奇暗中、耸人听闻的行事风气，在游民那里，反却是津津有味的义举。据此揣度，推荐徐宁上山进伙出自汤隆献计自无疑义，“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的做法，更像是“智多星”吴用的手法——根据吴用的谋划风气，类似手法先后在李应、墨仝、卢俊义等人物身上施行过。

剪纸智多星吴用

吴用如许的小常识分子，以至还不是底层文人的典型形象——底层文人即使壮志难酬，而持久遭到儒家正统思惟熏陶，多以科举应试为人生逃求（以至历经挫折而初心不改），多以“忠君爱国”为立品基准，对“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的梦驰念念不忘。吴用身上少有儒家正统常识分子气量，属于颇不安本分的游民常识分子形象——最少是拜托着游民对“军师”的认知。

三、秦明被逼落草，是梁山豪杰草菅人命、残暴血腥的行事风气的生动诠释

刘唐、汤隆等人飘荡江湖多年，思惟及行事风气完全契合游民的定义，然而，他们在梁山聚义故事中都属于惊鸿一现的人物，不只不是次要角色，以至算不上重要角色。故此，《水浒传》中关于游民，不在于塑造了几游民角色，更多的表现在游民意识的影响。许多非游民的梁山人物的行事及评判某些长短的原则都表现出浓浓的游民意识。

现实上，不只“纯而又纯的表示游民意识和游民性格的文艺做品是不存在的”，“就是可以地道表现游民意识的小我也不存在，正像地道表现无产阶级意识，或地道表现资产阶级意识的小我是不存在的一样”。[8]

以此而论，即使是身份较为典型的游民，他的思惟也其实不老是表现游民意识。游民身世的人物，际遇发作改变后，身份也会改动，游民意识也难以剔除殆尽。

梁山人物三教九流，三六九等，性格各别，良莠不齐。此中当然有鲁智深、史进如许以抱不平的豪举让人钦服的无愧于“江湖豪杰”称号的人物，也有林冲、武松如许并没有害人之心，又惨遭虐待以致于命运悲苦的人物，还有只想过上“大碗饮酒，大块食肉”的称心生活，并没有“替天行道”之念的人物，与此同时，操行低下、行事残暴的梁山人物也不在少数。

桃花坞年画《水浒梁山一百单八将》

故此，《水浒传》中，仗义执言、抱不平的篇章当然为数很多，草菅人命、“为目标不择手段”、评判某些长短秉承双重原则的段落也是俯首可拾。后者以至其实不少于前者。

且不说“为目标不择手段”、评判某些长短秉承双重原则的段落，《水浒传》中的“草菅人命”就不是支流社会思惟（无论是官方原则仍是民间原则）可以安然承受的。

孙述宇指出：

《水浒》还有个特色，就是杀生……。拿刀枪的人天然会杀人，赏识英雄故事的人也不会反对杀生，可是《水浒》杀得太多了，令我们不温馨。我们觉得斗殴之时伤人当然能够；把人家捉住之后活活杀死便稍为残暴，但假设那是些不应赦宥的人，或是奸夫淫妇，也还罢了；可是水泊里的英雄还杀戮无辜，并且杀人很多。豪杰们的敌人丧命后，家人也难免的：万恶的祝家和曾家府不待说了……

高唐州的高廉兵败身亡，寡英雄进了城，“把高廉一家长幼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其他如刘高、黄文炳、毛太公、慕容知府等，无不全家以殉，每家凡是都是三四十人，可能亲人仆婢都难免。（“良贱”应是那意思。武松在鸳鸯楼报仇时，大白杀了许多仆婢。）……

攻下大名府时按照方案，“杜迁、宋万往杀梁中书长幼一门良贱，刘唐、杨雄往杀王太守一家长幼”；蔡福请柴进救一城苍生，柴进找着吴用命令“教休杀戮良民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那数字也许只是个修辞上的约数，鄙人一回中，据说苍生“被杀者五千余人”罢了，但那也极其惊人，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

上述那些杀戮都是报仇，但还有些并没有仇怨的人也惨死在英雄刀斧之下，例如秦明的老婆、墨仝的小衙内以及被墨贵麻翻杀死、被孙二娘形成包子的过往客商。那类的例子也没必要多举了，归正实正读过本书的人，关于书中的斑斑血渍，绝不会没留下些印象的。[9]

孙忠会绘李逵

梁山人物中，李逵抡起板斧“排头儿砍将往”的杀人出格显得自觉残暴。大都梁山人物的杀人放火，且不管长短对错，总有明白动机，李逵却绝非如斯。他杀人完满是为了“快活”！是将杀人当成释放心里亢奋情感（以至是兽性）的手段。梁山三打祝家庄期间，李逵将扈家庄灭门便是典型事例。

故此，周做人评论道：“李逵我却不喜好，固然拿来与宋江比照的时候也觉得愉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如江州救宋江时不觅官兵厮杀，却只向人多处砍往，能够说恰是一只野猫，只要以兽道论是对的吧。设想赚墨仝上梁山那时，李逵在林子里杀了小衙内，把他梳着双丫角的头劈做两半，那件事我是始末觉得不成宽恕的。”[10]

更为骇人的处所在于，《水浒传》中在展现梁山人物残暴行事的段落时，往往抱着平平、冷漠，甚至赏识的立场，丝毫没有训斥的意思。中国古代社会，即使现实中有很多残暴血腥的杀戮、草菅人命，甚至于大规模的残杀，而决然不会像《水浒传》中那般对“滥杀”等残暴血腥排场淡然视之，以至反常似地津津有味。

《读奇书，论怪杰：水浒人物揭秘》，冰云著，华文出书社2022年6月版。

以此而论，那已经是人物行事存在严峻问题，而是嗜杀者对被杀者（出格是无辜者）的漠视。如许的思惟倾向，关于显示《水浒传》做者的地位大有搀扶帮助。评判《水浒传》不克不及离开时代布景。

假设说跟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明显进步，今人愈加重视个别的生命与权力，道德原则过于严厉，不合适评判数百年前的文学著做与人物行事。即使以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原则权衡（无论是官方原则仍是民间原则），《水浒传》中许多梁山人物的思惟及行事风气都是存在严峻问题的——“霹雳火”秦明被逼落草梁山，便是梁山豪杰草菅人命、“为目标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气的生动诠释。

孙忠会绘霹雳火秦明

秦明与宋江等人做战掉下陷坑被捉后，宋江等人当面好意招待他，在劝导他变节朝廷遭到回绝后，又执意挽留他住在清风山住宿一晚。秦明应允后，宋江等人背后却喊小卒中长相与秦明类似的，穿了秦明的衣甲头盔，骑着他的马匹，横着他的狼牙棒，曲奔青州城下杀人放火，清风盗窟主“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等人率领五十余人助战。然后，青州知府认为杀人放火是秦明所为，立即将秦明老婆杀了。

由此可见，宋江等人指使燕顺等人杀人放火的目标，就是为了嫁祸谗谄秦明，隔绝他的后路，逼得他只能上山作贼。后来，那招又先后施加在李应、墨仝、卢俊义等人身上，而且使得他们的身体更受熬煎，心理更受煎熬。宋江等人则心神安然、毫无愧色，且每次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共聚大义。

或许因为宋江等人赚取秦明前后的故工作节过于凶残及违犯伦理道德，央视版《水浒传》电视剧中，将宋江在清风寨逗留期间与花荣、秦明、黄信（秦明门徒）及清风山头领燕顺、王英等人之间的故工作节大量删除，以致于秦明、黄信底子没有出场。

如斯删除、合并（央视版《水浒传》电视剧删除、合并的故工作节及梁山人物数量相当惊人，以致于引发许多人的不满），一方面，往除枝蔓，使得梁山聚义故事的主线愈加明白，愈加情节紧凑；另一方面，往除糟粕，使得梁山兄弟的思惟及行事愈加一般，愈加契合今人审美。

四、梁山人物的豪情爱憎与长短看念，不是以人物行事自己长短是曲划线的

秦明上山作贼前后反差极大的表示，又是对《水浒传》评判某些长短秉承双重原则的诠释。

剪纸霹雳火秦明

宋江、花荣等人大闹青州后，青州戎马都监“镇三山”黄信不敌宋江等“贼寇”，向青州慕容知府求援，慕容知府命青州批示司统造秦明出马擒拿“贼寇”。秦明听闻此过后，对青州知府说道：“红头子（即匪徒，此处指宋江等人——引者）敢如斯无礼！不须公祖忧心，鄙人便起军马，不拿了那贼，誓不再见公祖！”（第三十四回，443页）。

秦明与宋江、花荣等人初度对战时，与花荣比武前义正词严地骂道：“花荣，你祖代是将门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个知寨，掌握一境处所，食禄于国，有何亏你处，却往结连贼寇，背反朝廷？我今特来捉你，会事的下马受缚，免得腥手污脚。量你不值一提！”

花荣陪笑道：“总管容复听禀：量花荣若何肯反背朝廷？实被刘高那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强逼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姑且遁藏在此。看总管详察救解。”秦明饮骂道：“你兀自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刬地花言巧语，煽动军心。”（第三十四回，444-445页）。

秦明底子不肯探知花荣与刘高之间的长短是曲及其“背反朝廷”的来龙往脉，而是认定他“结连贼寇”就是离经叛道，两人之间泾渭清楚。

杜堇绘秦明、蒋敬

秦明刚刚被宋江等人捉拿时，绝不考虑他们的劝导之词，勇敢不肯上山作贼，凛然声言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戎马总管，兼受统造使官职，又未曾亏了秦明，我若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寡位要杀时便杀了我，休想我随顺你们。”（第三十四回，448页）。秦明立场勇敢、深明大义的朝廷忠臣形象唤之欲出。

当秦明被宋江等人嫁祸谗谄隔绝后路后，在路上碰见特意赶来的宋江、花荣等人。“宋江在立即欠身道：‘总管何不回青州，单独一骑投何处往？’秦明见问，怒气道：‘不知是阿谁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拆做我往打了城子，坏了苍生人家房屋，杀戮良民，倒成果了我一家长幼，闪得我现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着我上天无路，进地无门！我若觅见那人时，曲打坏那条狼牙棒便罢！’宋江便道：‘总管息怒。既然没了夫人，无妨，小人自当与总管做媒。我有个好常识，请总管回往，那里难说，且请到盗窟里告禀。一同便往。’”（第三十四回，450页）

秦明随宋江等人到了清风寨后，在宋江告知实情又一再劝导进伙后，《水浒传》中写道：“秦明见说了，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觅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外，因而只得纳了那口气。便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葬送了我妻小一家生齿！’宋江答道：‘不恁地时，兄长若何肯死心塌地。’”（第三十四回，451页）

秦明落草后，宋江等人筹议攻打清风寨一事，秦明向宋江献计道：“那事随便，不须寡弟兄操心。黄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三乃和我过的更好。明日我便先往喊开栅门，一席话说他进伙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宝眷，拿了刘高的悍妇，与仁兄报仇雪耻，做进见之礼，若何？”（第三十四回，451页）

戴敦邦绘秦明

宋江等人依计而行，顺利攻下清风寨，把刘高一家长幼都杀了。随后，宋江率领秦明、花荣、黄信及燕顺等清风山人马一道前去梁山进伙。

宋江等人以“葬送一家长幼”的体例强逼秦明上山作贼，似乎不只是隔绝他的后路的战略，而且颇为契合游民的思惟及行事风气。假设只是为了隔绝后路，可选战略颇多，未必须要“成果一家长幼”。

关于此事，李慎之指出：

年画秦明、黄信

近几十年来，跟着建立规模的扩展，出土文物之多超越了汗青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如1973年竟然在南通的一个泉台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身世传四种》的曲稿。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其实其实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花关索身世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长幼几十口人，以根绝本身的“回心”，只是张飞仍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老婆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回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假设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

那是完全违犯中国人从古到今一体禀遵的“孝”的道德看念的。过往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破例都不敢公开声言违犯的，而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到达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食一惊。……

那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惟与行为，现实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那些拘拘小儒也陈腐得太好笑、太同情了。[11]

秦明仍是秦明，宋江仍是宋江，《水浒传》中其实不认为秦明前后反差极大的表示有何不当。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秦明被宋江等人嫁祸谗谄后，抱怨宋江“葬送了我妻小一家生齿”，宋江随口答道：“固然没了嫂嫂夫人，宋江恰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贤慧，宋江情愿主婚，陪备财礼，与总管为室，若何？”（第三十四回，451页）

宋江等人嫁祸谗谄秦明，招致他“妻小一家生齿”被青州慕容知府杀戮，在宋江等人看来，秦明只是抱怨让本身没了妻儿，当宋江为秦明从头谋得贤惠老婆（花荣妹子）后，他就不再有任何值得愤怒的理由了。在那里，秦明老婆似乎一件被损坏的物品，花荣妹子又是替代的物品——没人顾及她们的感触感染，她们也完全没有抉择的权力。

霹雳火秦明画像

《水浒传》中写道：“秦明见世人如斯相敬相爱，刚才安心回顺。”（第三十四回，451页）宋江等人视人命如草芥的手法以及秦明麻木不仁的表示，让人胆战心冷。而“世人如斯相敬相爱”用于此处，反倒让人感应猜疑，以至感应惊悚。

应该说，梁山人物是有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与明显的长短看念的。然而，那种爱憎感情与长短看念，却经常是以梁山立场为本位而非人物行事自己的长短是曲划分的：但凡梁山人物或对梁山友善的人物，所言所行就都是对的，但凡非梁山人物或与梁山为敌的人物，所言所行就都是错的。

秦明被逼落草梁山前后反差极大的表示，只不外是梁山人物的爱憎感情与长短看念颇具典型意义的一次展露罢了。孙述宇认为，《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12]细细想来，关于梁山人物的行事及评判某些长短时秉承双重原则的做风，似乎也只要江湖人物或浸染江湖气息的人物才气够安然承受，且以赞扬的语气向别人述说。

《水浒传：如何的匪徒书》

五、《水浒传》中鄙视、仇恨女性的立场，也是深受游民意识影响的表现

《水浒传》写的是汉子造反聚义的故事，天然次要是写给汉子看的故事。故此，女性在《水浒传》中其实不占有凸起地位。并且，《水浒传》对女性还有着明显的鄙视与仇恨情感。中国古代社会，固然“男尊女卑”的思惟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也有其响应地位，其实不像《水浒传》 中如斯极端。

《水浒传》中即使呈现重要女性角色，如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也大多是面目可憎、行事乖张的负面形象，且结局悲苦。不知是有意仍是巧合，《水浒传》中有三十六员天罡星，《红楼梦》中则有三级“金陵十二钗”，共三十六位。[13]《水浒传》中是女性不占有凸起地位，《红楼梦》中是汉子不占有凸起地位，且女性的操行远高于汉子。

从扈三娘的故事中，即可看出《水浒传》中看待女性的极端立场。

“一丈青”扈三娘、“母老虎”顾大嫂与“母夜叉”孙二娘是仅有的三名梁山女将。《水浒传》显然是将她们当成英雄人物塑造的。然而，顾大嫂与孙二娘都是丑恶的、粗俗的（从绰号即可看出），她们的表面与行事也完满是“男性化”的，身上已经没有丝毫的女人味，在她们心里，似乎也没有女性的性别意识。

马书林绘《扈三娘》

比拟之下，扈三娘却是容貌过人、英姿飒爽，且女人味十足，而她却又毫无独立意识与小我威严。在小我婚姻问题上，她更像一件任人处置的物品。从某种角度而言，扈三娘也是基于男性立场塑造的女性形象，且是基于狭隘而不服等的男性立场塑造的女性形象——以至能够说是基于游民意识塑造的女性形象。

《水浒传》中，以武艺与容貌而论，扈三娘是独一让人印象深入的正面巾帼形象。然而，她木偶般的性格、受人左右的命运，使得她的形象明显度还不如做为负面人物呈现的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

更让人费解的是，即使扈三娘屡次出场，却绝少启齿说话，以致于人称“哑美人”——扈三娘出场后，只在梁山寡将与唤延灼车轮战时与花荣说过一句话。在以人物形象塑造及故工作节编排为能事的古典白话小说中，那是极不通俗的现象。

扈三娘身世大户人家，家资丰厚、貌美如花，更兼武艺超群。梁山攻打祝家庄前，李家庄管家“鬼脸儿”杜兴向“病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介绍扈家庄时说道：“西边有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也非常了得。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立即如法了得。”（第四十七回，628页）

剪纸扈三娘

扈三娘的一对日月双刀使得出没无常，更有红绵套索捉人的特技，且屡次阵前有效施展。她的武艺与战功在地煞星中鹤立鸡群，以至置之天罡星也其实不逊色（那并不是说扈三娘的武艺足以与“马军五猛将”、“马军八骠骑”等天罡星战将一较高低，而是说，她的武艺与战功在地煞星中颇有鹤立鸡群态势——那并不是全然是对女性的赐顾帮衬，因为天罡星中也不乏凑数人物）。

或许是扈三娘做为女性过于完美了（她的人物形象塑造现实上其实不胜利），《水浒传》又从鄙视与仇恨女性的立场动身，为她安放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结局——全家惨遭李逵灭门（大哥扈成幸运逃脱，她进伙梁山后对全家惨遭灭门一事竟然毫无表达），宋江认她为义妹，又做主将她许配给了武艺普通、边幅丑恶，更兼操行差劲的“矮脚虎”王英。

关于王英的履历与操行，《水浒传》中写道：“那个豪杰祖贯两淮人氏，姓王名英。为他五短身段，江湖上喊他做矮脚虎。原是车家身世，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和燕顺占住此山，打家劫舍。”（第三十二回，422页）

王英“见财起意”的行事，且不说违犯支流社会道德，即使在江湖人物眼中也是让人不齿的。宋江与花荣、燕顺等人擒获清风寨文知寨刘高之妻后，王英将她躲在本身房内，要纳为压寨夫人。宋江责问刘高之妻为何恩将仇报时，燕顺顺势杀了刘高之妻。王英“见砍了那妇人，心中大怒”，竟然掉臂兄弟之情，“夺过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宋江以“贤弟你留在身边，久后有损无益”劝解，且许诺“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称心”，王英才“默不作声”。（第三十五回，454页）

年画《扈三娘擒王英》

比拟之下，扈三娘进伙梁山前的未婚夫为祝家庄祝彪，武艺不俗、年少英俊，与扈三娘门当户对，王英底子不敷以与之相提并论。以梁山立场而论，祝家庄属于险恶的一方，跳出梁山本位立场，祝家庄与梁山匹敌，也是庇护本身利益的适当行动（在中国古代社会，村庄拥有武拆是典型的村民侵占形式）。

王英与扈三娘差距如斯悬殊，她不肯嫁给王英完满是人情世故。宋江担忧扈三娘不从，“亲身与他陪话，说道：‘我那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贯不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寡头领都是伐柯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辞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第五十一回，675—676页）

“宋江义气深重”，能否在婚姻上也一定要无前提驯服呢？那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水浒传》中却将其当成不移至理之事。在扈三娘婚配王英一事中，更多的是成全了王英（也成全了宋江，他践行了许诺），扈三娘则是任人处置的物品。她的窝囊屈服与临阵对战时的英姿飒爽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扈三娘容许嫁给王英后，《水浒传》中写道：“晁盖等世人皆喜，都称贺宋公明实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祝。”（第五十一回，676页）梁山世人如斯赞扬宋江，反而让人对“有德有义”的原则产生猜疑。

吴志强绘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

进一步而论，即使是许多门当户对的婚姻，也往往流露着深挚的漠视女性意愿的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欠缺独立的社会地位，故此，男女恋爱老是处于附庸地位，老是处于别的的强鼎力量的掌控下，以至受其肆意左右。

那里的别的的强鼎力量，一是超出于一切之上的政治力量。古代的皇子定亲、娶亲，公主招亲、和亲，往往是以婚姻做为政治的牺牲品，且不说实正的恋爱很少存在，以至一般的婚姻能否存在都是值得思疑的。

二是越俎代办的家族力量。儿女未出娘胎或刚刚蹒跚学步时，就会有指腹为婚、亲上加亲等事务呈现。即使儿女成年后心怀不满，大多也无力脱节家族力量强加在本身身上的意志。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女性在小说中天然也难有独立的地位。古典白话小说中，有汗青小说（《三国演义》等），有英雄侠义小说（《水浒传》等），有神魔小说（《西游记》等），有世情小说（《红楼梦》等），有训斥小说（《官场现形记》等），等而下之，有被称为“嫖学教科书” [14]的狭邪小说（《九尾龟》等），那些小说中呈现的人物成千上万，涉及的社会阶层，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平头苍生，大多贫乏实正的恋爱故事。

那并不是说那些小说中没有恋爱故事，而实正成立在男女彼此喜好、理解、平等根底之上的饱含情面味的恋爱故事是严峻缺失的。古典白话小说中，在看待女性的立场方面，《红楼梦》完满是另类的存在。

片子《扈三娘与矮脚虎王英》海报

六、《水浒传》跻身文学名著之列当之无愧，也需要熟悉到其“糟粕”

平心而论，《水浒传》在思惟倾向、故工作节编排及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不敷，而其可以传播长远、声名远播，正因为深入之处及超卓内容也是不计其数，它塑造了一系列性格明显的人物形象、白话文运用娴熟、积极正面思惟等方面的长处，不只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成就也是远远高于许多古典白话小说的，跻身文学名著之列当之无愧。

然而，《水浒传》做为一部世代累积型文学名著，其成书过程中，先后有很多人士参与编订、修改、完美，最初才定型成书。故此，《水浒传》的成书体例被称为“聚合式累积”。[15]

而那些参与《水浒传》创做的人物，身世、履历、思惟、阅历各有差别，天然会表现在《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及故工作节编排方面，以致于各类思惟倾向同时存在，以至难以剥分开来，从而构成了复杂、多意，以至前后矛盾的现象。

《水浒传》中，“仗义执言”、“尽忠报国”等积极正面思惟是毫无疑问地存在的，那些思惟在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宝贵的光辉思惟。与此同时，《水浒传》也无可制止地遭到消极负面思惟的影响。游民意识及残暴嗜杀便是典型。即使后来颠末文化涵养甚高的文人之手修改，诸多不敷始末未能消弭殆尽。

邮票《徐宁教使钩镰枪》

关于《水浒传》如许产生于特定汗青期间、以特定体例成书的文学名著，既需要看照到其“精华”，也需要熟悉到其“糟粕”。鲁迅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全国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全国配活的人也就有限。”[16]

既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书，任何书一定都是“精华”和“糟粕”并存。不需要畏之如蛇蝎，弃之如敝履，也不需要奉之若神明，不容任何量疑。以此而论，将本身做为读书主体，“进乎其内”，“出乎其外”，[17]不以跪拜或憎恶心态对待《水浒传》（推而广之，是关于一切书），似乎才是获得乐趣及真理的有效路子。

正文：

[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书社，2005，第179页。

[2]张清华：《张清华主讲水浒传——英雄，琼浆与蒙汗药》，“十月文学院”微信公家号，2017年6月28日。

[3]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书社，2014，第273、276页。

[4]本文所引《水浒传》文字，均见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书社，1997。

[5]周思源：《周思源新解水浒传》，中华书局，2007，第22页。

[6]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书社，2014，第9页。

[7]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书社，2014，第3页。

[8]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书社，2014，第274页。

[9]孙述宇：《水浒传：如何的匪徒书》，上海古籍出书社，2011，第22-23页。

[10]周做人：《知堂回想录》，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书社，2013，第810-811页。

[11]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修订本）》，山西人民出书社，2014，第3页。

[12]孙述宇：《水浒传：如何的匪徒书》，上海古籍出书社，2011，第18页。

[13]另一种定见认为，“金陵十二钗”除了另册、副册、又副册之外，还有三副册、四副册， 共六十人。那种定见的根据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签名“畸笏”的一条评语：“前处引十二钗总未确实，皆系漫拟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讳。壬午季春，畸笏。”（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石头记脂汇本》，岳麓书社，2011，第201 页）。

[14]鲁迅：《上海文艺界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书社，2005，第299页

[15]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修订版）》，三联书店，2015，第326页。

[16]鲁迅：《思惟·山川·人物题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书社，2005，第300页。

[17]王国维著，施议对译注：《人世词话译注》，上海古籍出书社，1998，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