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 键 |「词话」说──由小说文体显现的审美取向

研究《金瓶梅》，总离不开那一段「烟云模糊」处，做者、成书、版本、体裁诸问 题均隐约其间，纠结牵缠，环环相套。以此来研究该书的审美取向，

见其文学精神，亦一切进点。

《金瓶梅》的最早版本是文人创做的「词话本」，即《金瓶梅词话》。其为什么要写 做一部长篇词话？那词话与通行坊间的英雄演义故事会有何叙事体例

上的差别？做者以何来挽结故事和挠住阅者和听寡？那些都是应予根究的。

本章将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起头，梳理前人看点，以切磋该书的审美取向。

词话是中国小说史中的一种体裁，其脱胎于话本小说，在元、明间流行一时。 孙楷 第先生《词话考》认为：

「元、明间所谓『词话』，其『词』字以文章家及说唱人所云『词』者考之，可有三种阐明：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

所论极是。然愈开展到后来，情状愈复杂，《金瓶梅词话》即集中闪现了那一复杂性。

《金瓶梅词话》

今日可得见的有关《金瓶梅》的最早记载，呈现在明万历间。那些记述虽多简单， 事实涉及到该书的许多方面，曩为学界所重视。

有关做者的命笔大旨及价值取向的讨论亦蕴涵其间，却很少涉及到体裁，是评者有意的漠视回避吗？兹略论之。

一)万历诸家因何很少提到「词话」？

检阅明万历间对《金瓶梅》的记载，除载之词话本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外，并没有一例谈到该书为「词话」的事，留给今人良多疑虑。如袁宏道

〈与董思白书〉：

《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

除了获读奇书的欣喜，欲亟得全书的渴思，做书者并未说到那是一部「词话」。然后来 袁中道对此事的逃记，则点明得之董其昌者为「小说」：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 极佳。」后从中郎实州，见此书之半……[2]

所谓「小说」，其时仍是一种宽大甚广的可能念，词话亦在其内。但袁小修事实没有说 明《金瓶梅》是哪一类的小说，更未阐明他们看到的即词话本。因

此有的研究者认为便是后来的绣像本，亦自有其立论的根据。

与二人同时或稍后的，还有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的追想：「往在都门，友人关 西文吉士以手本不全《金瓶梅》见示。」

有谢肇淛、沈德符、李日华、屠本畯、秣陵陈氏尺蠖斋〈绣像工具晋演义序〉[3]诸文，均做《金瓶梅》，故鲁歌、马征《金瓶梅书名辨识》认为「《金瓶

梅》那一书名是做者所定的，后人将它改为《金瓶梅词话》，绝不克不及符协做者原意」。

我认为，上引诸家记载中虽不言及「词话」，却还不宜遽下结论，论定其所指必非 词话本。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将《金瓶梅》条径进「词曲」

类面前目今，亦不该简单否弃。

检其细目，除戏曲、乐舞外，仅录《金瓶梅》一种。故徐朔方先生所言「假设本来没有词话二字，那它就和词曲没有联系关系，做者是不会如许随意编排的」

[4]，笔者深有同感。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类乎「词话」「诗话」「话本」「志传」「演义」之类名称， 常只是一种体裁的标记，并没有显示做品内容的功用。

此种例子在古代小说戏曲中所见甚伙。如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后世常做《王西厢》《北西厢记》或径称《西厢》，名虽异，其指则一也。

再如金圣叹序《水浒传》，每以《水浒》《水浒传》《忠义水浒》相混称，所指都是本身的删定本。而明僧怀林《责备水浒传述语》，以《水浒传》与

《西厢曲》相对举，笔下「传」与「曲」二字，为体裁之标记甚明。

再征诸《三国志演义》，其全称当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或《三国志通俗演义》， 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等，

简称《三国演义》，在明、清两代文人笔下更常简为《三国》。

例推绎，明万历间诸家记载《金瓶梅》时不提「词话」二字，即可证「词话」为后人所加吗？怕不克不及。

我认为：那些记载中之所以不言《金瓶梅词话》而仅说《金瓶梅》，其实不意味着其所指即后来的《新刻绣像金瓶梅》，而大都仍是指《金瓶梅词话》。

其在短短的后记或手札中略往「词话」二字，而仅以「《金瓶梅》」三字称之，也是古代文人述引从简的老例，并没有深曲的奥义。

若不信，我们可再引几例：明笑花仆人《今古奇看序》：

「……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

清谢颐〈金瓶梅序〉：「《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做也。」

清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皆以《金瓶》替代《金瓶梅》，亦舍繁从简之意，我们当不会就认为又有了一

个新的汰往了春梅的版本吧。

《工具晋演义》

二)谢肇淛《金瓶梅跋》指的是哪种版本？

《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远不如后来的《红楼梦》那样复杂，但也有着与其近似的纠葛。

现存的早期《金瓶梅》版本，可清清新爽地划分为两个系统，即《金瓶梅词话》系统（常 简称「词话本」或「万历本」「十卷本」系统）与《新刻绣像批

评金瓶梅》系统（亦简做「绣像本」「崇祯本」或「二十卷本」系统），但两者之关系又很难确定：

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中外学者停止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切磋，仍说法各别。

争论是由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的〈金瓶梅跋〉引发的，录其要者如下：

《金瓶梅》一书，不著做者名氏。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 其食客病之，摘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此书向无镂板，誊写传播，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躲者最为无缺。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

所未备，以俟改日。

后记提到的一个重要情状即是「为卷二十」。美国蒲安迪传授灵敏地重视到那一问题，指出今所存词话本都是「每卷十回拆订成十卷」，因而，「谢跋所

指的实乃崇祯系统的刻本」。[5]

据笔者所知，持同样定见的还有台湾魏子云先生等。蒲安迪传授还由谢肇淛曾向袁

宏道借抄《金瓶梅》，而袁氏又得自董其昌，认为「那将把呈现某品种似崇祯本小说时 间提早到小说最早传播的朦胧岁月中往，也许以至逃溯到小说的写

做年代」。[6]

据谢氏后记中有关丘志充的记载，可确知此跋必写于万历四十一年丘氏成进士之 后。

此时袁小修早已「携有其书」[7]，沈德符也已「借抄挈回」，冯梦龙、马仲良等辈，均「见之欣喜」，力劝书坊梓行。

唯偏居闽境的谢肇淛仍抱憾于未睹全帙，「阙所未备，以俟改日」。再征诸谢跋中「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一语，「数百万言」属明显错误，则「为

卷二十」的可信性也就打了折扣。

事实谢氏那时髦未拥有全书，跋语中所言之数，亦具有揣度成分。且前人关于数字其实不太重视其切当性，单纯以数字往考证事物，或不免受骗。

寡所周知，《金瓶梅》有一个相当长的手本传播的期间。传抄的过程一定也是添加 和删削的过程，可能有小的文句改动，可能有大的段落的遗失和补写，也

可能有整体框架的更变。

后世事务某人物的掺进，也不成绝对制止。譬如现存十二种脂砚斋评本《石头记》汇校所闪现出的异同[8]，很能阐明那种手本传播中的演变。

更何况明人清清晰楚地记载着「本来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9]，更何况谢肇淛本人在跋中也清楚写有「稍为厘正」的字句呢。

谢氏〈金瓶梅跋〉所指便是后来的绣像本吗？如今尚不克不及确定。

起首他的躲本是由 两种手本凑来的，得自袁宏道的当是词话本（详后），得自丘志充的亦可能是词话本（详后）；

其次，谢躲本亦非全帙，据其跋语可知另有大约非常之二的篇幅在其做跋时仍付阙如；

其三，此时距谢氏卒年另有十载摆布，距《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初版行世也有三五年，在冯梦龙、沈德符辈筹议刊刻词话本的同时，谢肇淛也有可能搜集

到全帙，并以己意厘定删润，构成一新的版本─绣像本。此事牵扯亦多，笔者拟另文切磋。

但无论若何，谢跋尚不敷以否认词话本做为一种早期版本在明万历文人世的传播， 亦不敷以证明崇祯本（即二十卷本）早于词话本而存在。

《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三)《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传》

自1933 年在我国山西省起首发现《金瓶梅词话》，载于该书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

词话序〉也公诸于世，该序供给了许多前此未知的情状，其开篇即曰： 窃谓兰陵笑笑生做《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全序的点睛之笔正在此处：

第一，提出一个素未有人说过的做者署号─兰陵笑笑生；

第二，征之后文的「吾友笑笑生」如此，序者显然与做者颇相知；

第三，欣欣子为做序 的《金瓶梅词话》，文中又称为《金瓶梅传》；

第四，指出该书是一部规戒时政和世俗的寄意远深的「有谓」之做。

此四条中，第三、第四自无可思疑，唯关于做者和序主能否实有其人，是伪托仍是 后出，引出了许多议论。如孙逊、陈诏〈《金瓶梅》非「大名流」说〉

[10]

就认为欣欣子序「很可能是刊刻词话时加上往的」。

刘辉先生较早也对欣欣子序提出量疑，其通过对万历间诸家记述的细细比勘，得出此序为万历四十七年后翻刻时加进的推论。[11]

综合各类疑说，可归纳综合为以下几条：

明万历间各家记载均未提及此署号； 看过《金瓶梅》刻本的沈德符、薛冈并未提到欣欣子序，薛言「序隐姓名」，指的是东吴弄珠客序；

现传世本《金瓶梅词话》，标明「新刻」字样，当是后来翻刻本，那时才有此欣欣 子序的补进。

欣欣子序的实伪和呈现先后确实是一个难以定谳的问题。但我们应看到，此序附于 今日可见的该书最早版本《金瓶梅词话》卷首，其数据价值便不容漠视，

随便推翻它亦是不慎重的。

迄今为行，我们无法阐明《金瓶梅词话》从传抄到刊行事实履历了一个如何的过程，无法确定其根据的是谁家躲本，主持刊刻者是谁，也未见有任何一位

明代人说到本来并没有欣欣子序，因而也没必要急于做出结论。

如今再回到本题的切磋：《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传》是如何一种关系？ 如前所引，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做《金瓶梅词话》，文中又做《金瓶梅

传》，其后亦不言「词话」二字，每以「传」称之─「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常日所蕴者，着斯传，凡一百回」，「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笑笑生做

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紧接此序后的廿公〈跋〉，亦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

又是称「传」。有的学者认为那是《金瓶梅》一书屡易其名的证明，并判为「笑笑生即 廿公拟将书名改为《金瓶梅传》」[12]，似有失于求之过深。

实则那明摆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在欣欣子和廿公笔下，「传」与「词话」为统一物，《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传》。

序文中常常称「传」而不曰「词话」，更无它义，一则其时读者均知所指称为一事，一则制止文字上的拗口。

试想，若说「着斯词话」「此一词话者」，文句便觉有些赘累了。对此，徐朔方先生曾引过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评论家根据欣欣子序和廿公跋都称《金瓶梅》为《金瓶梅传》，断言词话二字是 后人随意所加。他没有看到《大唐秦王词话》编次者友人写的序就称它为

《唐秦王本传》，词话二字同样被省略。[13]

此类例证另有。由是可知：传、志传、词话、话本、演义、小说等体裁名称虽各有意涵， 所指事实均是时髦于元明间的古典小说，今人多严厉划分其概念

上的差别，而当是时，人们用以互指或替代，则是习以为常的。

以词话本卷首三序跋为例：欣欣子序以《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传》相混淆，廿公跋径称之为《金瓶梅传》，弄珠客序更痛快做《金瓶梅》，其所指，

当然又只能是那部其为之书序做跋的《金瓶梅词话》。名虽异而实不异，不是明摆着的吗？

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历来为中外学人所重视。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传授 〈汤显祖创做《金瓶梅》考〉[14]、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金瓶梅》〉

[15]，都集中阐述了汤氏与《金瓶梅》的关系，很有价值。

《金瓶梅词话序》

然二文的推论虽都很有说服力，却都未提出凿然可据的外证。笔者愿以一则新获见的材料为二文做填补，进而论证词话本在手本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幽怪诗谭》

春日往北京藏书楼古籍部查书，见《幽怪诗谭》一部，卷首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 引〉中，鲜明有「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字样，让人欣喜，序不甚

长，现选录如下：

尝读《袁石公集》，于吴门诗艺一概扼杀，独谓【挂枝儿】可传不朽。

夫【挂枝 儿】俚语也，石公曷取焉？彼见世之为诗者，碎摘成句，迭缀成篇，譬玉玉相接，本非一玉，珠珠相累，原为万珠。

不若【打草竿】等曲极近极远，愈浅愈深，率口数语，即镂肝刻髓亦觅访（彷）不到。 做诗如是，乃为实诗。

陋儒不察，遂谓辽豕白头，可掩豺狼之文；楚鸡丹量，堪傲鸾鷟之彩。而小说一途，瞥与金版秘文，瑶毡怪牒，共尊于世，讹传讹幻，解自陈氏之颖，

为之尽秃；剡州之藤，因以一空。

不独冤煞前人心声，抑且乱尽今人肺肠。若风一行，几如败箨。此《幽怪诗谭》所以破枕而出也。曷言幽？蝉噪深林，鸥眠古涧，各各带有生意，不似古

木冷鸦。曷言怪？白狼衔钩，黄鳞出玉，每如今人世，非同龟毛兔角。

以此谭诗，实堪提麈耳。诗自晋魏以致唐宋，号称大师七十余家：或开旺气于先，或维颓风于后，雅韵密意，谭何随便！

然披览一过，觉集中绛云在空，舒卷如意者，则诗中之陶彭泽也；有斜簪插髫，风流自喜者，则诗中之陈思王也；

有东海扬波，风日流丽者，则诗中之谢康乐也；有秋水芙蓉，嫣然独笑者，则诗中之王右丞也；

有凤笙龙管，汉宫秦塞者，则诗中之杜工部也；有百宝流苏，千丝铁网者，则诗中之李义山也；

有海外三山，奇峰陡峙者，则诗中之李长吉也；有高秋独眺，霁晚孤吹者，则诗中之柳子厚也；

有狂唤醒傲俱成律吕，姗笑怒骂无非文章者，则诗中之李谪仙、苏学士也。其余或仙或禅，或茗或酒，或美人或剑客，以幽怪之致与诸家相掩映者不成殚

述，而总之以百回小说做七十余家之语。

不看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

说》也。然则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诗谭亦可。

时崇祯己巳阳生日听石居士题于绿窗

「崇祯己巳」即崇祯二年（1629），「听石居士」不知何许人，其实名实姓待查。

然从其 所撰小引，可见出此人的诗文功底和文学看念均非庸泛之辈，其讥刺时人诗做中「玉玉相接、珠珠相累」的剽古与堆垛之病，拈出俗曲民歌中「极近

极远、愈浅愈深」的美学意韵，更可视为袁宏道、冯梦龙诸家的同志。要之，那是一个值得觅觅的人物。

《幽怪诗谭》书影

《幽怪诗谭》全六卷，清手本，下侧面有「景钞明刊秘本小说幽怪诗谭」字样，书中 有墨笔校改和添补的少量眉批。卷面前目今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

居士评阅」。

卷三尾处有「以下原阙」数字。笔者在北京藏书楼善本部还看到该书明刻本残卷一册：卷首残破，未见听石居士「小引」，总目亦残，有卷之一目次，凡

十二目，后有图十二帧，卷二首行，亦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居士评阅」。该刊本仅残存卷一、卷二，有眉批。

清手本由此刊本影写过录，经比力无可疑。

此书未见著录，碧山卧樵、栩庵居士、听石居士亦不见于辞书。明隆万间华亭莫是 龙（字云卿，亦字廷韩）曾有署号碧山樵，其父莫如忠又曾任浙江布政

使，似颇契合。是龙与董其昌同里，其昌年十六时随莫如忠学书法，对莫是龙亦甚为敬重。

唯据冯梦祯《快雪堂集》，莫是龙卒于万历十五年（1586），而《幽怪诗谭》卷六〈太实辨诬〉有「万历戊申」年事，同卷〈废宅联诗〉又有「万历壬子

秋天」字样，均远在莫是龙卒后。因之，此碧山卧樵事实能否莫氏，尚待考证。

二)《幽怪诗谭小引》引起的根究

听石居士的那篇小引虽然有关《金瓶梅》的文字不甚多，却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

它的发现使许多迷雾涣然廓清，对研究该书的传播史和研究史均有搀扶帮助。

第一次正式披露了汤显祖对《金瓶梅》的赞扬立场。

对明代第一奇书，笔者曾以之与第一名剧《牡丹亭》停止比力，以见出两书在精神 上的相通，以及在存眷生活上的附近。此处又可知汤翁与《金瓶梅》的关

联。

活泼于万历文坛的汤显祖，与《金瓶梅》的早期持有者多有交往，有的过从甚密，如董其昌、袁宏道、刘承禧、沈德符等，那就阐明汤氏极有可能是《金

瓶梅》的早期读者或持有人之一。

芮效卫先生〈汤显祖创做《金瓶梅》考〉记述了汤氏与袁家三兄弟的密切交往：万历二十三年袁宏道赴吴县任，汤显祖即「同业的旅伴之一」，而袁氏就

是在那时读到了《金瓶梅》。

应该说，《金瓶梅》早期手本是在一帮情趣相投的文人圈子中奥秘传播的，汤显祖恰是他们中受人尊崇的一个。

从另一条线索研究，汤显祖与麻城梅国桢、刘守有表兄弟是同年进士且交往甚密切。

刘守有之子承禧为早期《金瓶梅》手本的少数「有全本」者之一。

据臧懋循《负苞堂集· 文选·与谢在杭书》，知臧氏为编《元曲选》从刘承禧家借得「手本杂剧三百余种」，「其往取出汤义仍乎」[16]，是刘氏所躲《金瓶

梅》全本，汤显祖也极有可能看到。

唯徐朔方先生认为汤显祖读到刘承禧家躲全本的时间「应在万历初年，而不迟于汤氏中进士任官南京时」，尚需有素材撑持。

不管如何，汤显祖读了《金瓶梅》，并且对其亟加赞扬─此从〈幽怪诗谭小引〉 中以之与李贽「赏《水浒》」相对举可见出，当是凿凿然无疑的了。

《元曲选序》

那使有关汤氏与《金瓶梅》关系的推论有了实证，更重要的是它以最明白的记载宣示了一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对那部奇书的必定和嘉奖。

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夏六月，据弄珠客序，《金瓶梅词话》的刊刻是在 次年冬月，是汤氏所见，只能是手本。

汤显祖所赏识的《金瓶梅》是词话本，那是除欣欣子序外独一提到《金瓶梅词话》 的记载。

因为贫乏其他实证，置于《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序又有「伪托」和「后出」 之嫌，词话本的传布甚至词话本与绣像本孰早孰迟的问题亦说法各别。

〈幽怪诗谭小引〉的呈现，大白地记载了《金瓶梅词话》在万历年间的存在及其受其时闻名文人汤显祖重视的情状，关于历来非议甚多的欣欣子〈金瓶梅

词话序〉，是一个极有力的撑持。

如许我们便很难对欣欣子序的客看存在视为「伪托」。一些文献素材如《天爵堂笔 余》《小草斋文集》《味水轩日志》没提到「词话」，而词话本却是一种

汗青的存在。

其未言欣欣子序，同样也不克不及做为那篇序是「伪托」的证明。

我们再检阅序中文字，亦 没必要过甚严苛地往挑剔字里话外的所谓纰谬，而应当体悟序主与做者那种情致的似乎和心智的沟通，体悟序主在顺畅跳脱的文字

间对做品的充满人生哲理的阐释。

如许我们也很难视欣欣子序为「后出」。假设说《金瓶梅词话》原刻本无此一序， 而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添加的，则我们要问，刊刻者事实想干

什么？是为了供出一个「兰陵笑笑生」么？可那位笑笑生又是谁呢？

汤显祖本身的文集中未留下半点有关《金瓶梅词话》的笔录，或有此类记述，而身 后被他的宝物儿子汤开远在编辑全集时删除了。[17]

但其在世时文名甚远，交游亦广，其对《金瓶梅词话》的赞扬已与李贽赏识《水浒传》同样成为世间美谈。

联想到李卓吾对《水浒传》的倾集心血的抄录和评点，我们对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的情形亦可约略测知，唯贫乏翔实的记载，让人遗憾！此后若

能发现那方面的素材，实乃中国小说责备史的一桩大事。

从汤氏所赏识的簿本为词话本，可证明《金瓶梅》的早期传手本当是词话系统的版 本无疑。

由前文可知，汤氏读本与董其昌、袁宏道、袁小修，与麻城刘承禧家躲之全本，应为统一版本。从袁小修处抄得全本带回苏州的沈德符，把此书回进「词

曲」类，也证明了那一点。

听石居士〈小引〉中把《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相并称，是二者所指为一的明 证。

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引〉中先说「李温陵赏《水浒》《西游》」，后又言《水浒 传》《西游记》如此，则《水浒传》即《水浒》，《西游记》即《西

游》，自不待言。

〈小引〉又先说「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后言《金瓶梅》如此，则《金瓶梅》即《金 瓶梅词话》，应毋需再辩。

由是联想到《金瓶梅词话》卷首三篇序跋：欣欣子做〈金瓶梅词话序〉，文中则屡 呈现《金瓶梅传》、「着斯传」「此一传」的异称；廿公〈跋〉开首便有

《金瓶梅传》一称，其实不提及「词话」二字；弄珠客则做〈金瓶梅序〉，文中亦每称《金瓶梅》，莫说「词话」，连「传」字也无有。

其中果有什么改名或改编的蛛丝马迹吗？谜底应能否定的。他们都是在为《金瓶梅词话》做序，只不外每人习惯差别，对书名的称引稍有差别罢了。

《新刻金瓶梅词话》

再联想到万历间诸家记载，袁宏道、沈德符诸家未言及「词话」，唯以《金瓶梅》 名之，所指，当仍是《金瓶梅词话》。

大约在明代崇祯年间，《金瓶梅》就有了差别版本的时髦。那一现象与该书的辗转 传抄相关，传抄的过程也一定陪伴着差别水平的改写添减。

但应该说：《金瓶梅词话》仍是时髦最广、最受读者喜欢的版本。

一)「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张岱对《金瓶梅词话》演唱实况 的笔录

做为一部词话体小说，《金瓶梅词话》当然应是可供说唱的。万历间诸家记载中虽 不及那一点，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以该书进「词曲」的回类，即可做

参证。

张岱《陶庵梦忆》中有关记载，恰为此做了重要填补，其卷四〈不系园〉：

甲戌十月，携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市曾波臣， 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

伶陈素芝。

余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 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

人绝倒。

测度辞意，那里所说的绝非戏剧表演，而是说唱。艺人杨与民的「出寸许界尺，据小梧」， 仿佛一副平话人家范。

所谓「北调」，当是指北方语音或即山东话，故而杭州人听来大 觉风趣，捧腹喊绝。 他说唱的底本，也应是《金瓶梅词话》。

据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可知彭天锡、墨楚生、杨与民皆其时杭州闻名演员。

杨与民以戏曲演员兼能说唱，亦一手绝活。他当不会是第一次说《金瓶梅词话》，且从 张文中语气，世人似也不是第一次得知该书的名字（文中并没有惊异

之意）。

此甲戌为崇祯 七年（1634），上距《金瓶梅词话》的刊刻已十有余年，其已经流布甚广了。

《列朝诗集小传》

二)《新刻绣像责备金瓶梅》用「词话」标卷问题

继词话本之后，《新刻绣像责备金瓶梅》刊刻印行，构成一个新的《金瓶梅》的版本系统。 先是郑振铎先生根据绣像本插图均明末新安名手所做，论其当

刊行于崇祯年间。[18]

魏子云先生查出该版本因避崇祯皇帝墨由检名讳而把「检」字换成「简」字的内证[19]， 问题的关键在于： 「绣像本」早于「词话本」吗？

关于那一问题的争论良多，但至少到目前为行，未见到绣像本可逃溯到早期手本的 该版本刊于崇祯间，应属无疑。

确证。反求诸做品自己，我们可看到许多词话本早出的内证。

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对绣像本「删削与刊落」「修改与增饰」词话本的情状停止了详尽论列；日本学者亦早就指出词话本第三十五回第十一

页、第六十五回第六页、第七十九回第三页均有整行文 字在绣像本中脱漏，不论是忽略仍是「有意识的删省」，绣像本由词话本而来则于此处大着陈迹。[20]

黄霖先生〈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21摘录了上海藏书楼收躲的绣像本 （文中称「上图甲本」）卷名，是：

新镌绣像责备金瓶梅卷之六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

新刻绣像评点金瓶梅卷之八

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

新刻绣像责备金瓶梅之九（卷十题）

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之十四

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卷之十五

新刻绣像责备金瓶梅之十（卷十六题）

那种卷名的错讹驳杂实令人食惊！黄霖还指出其他的一些绣像系统差别刻本亦与之 相往不远。

为什么会产生那种情形？ 我们虽尚不得知绣像本的改定者和刊刻情状，该版 本在卷目和内容上也有很多纰谬，却还不克不及说该本是「暂时仓皇编排而成」

的。

两种版 来源根基书均在，相与比勘，就会发现其改开工程甚大，绝非仓皇可成。加之以评点，亦阐明绣像本在付刻时已有了一个完全的二十卷本─此即第三

十回眉批所言之「元本」。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那一所谓「元本」与词话本的关系。由该书卷目中竟两次呈现「词话」和「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字样，则知此「元本」当出之词话

本。

某人对《金瓶梅词话》大加改删，使之愈加小说化，便构成了那一新的版本系统，唯其删除未尽，刊印又有些匆忙，便令留下一些由母体承袭来的印迹。

说绣像本另有一个「颠末辗转传抄的 本来的二十卷本」，则余不敢信。

若此，第三十回眉批所云「不得此元本，几失原来面 目」，岂不成了一句谎话？词话本与绣像本是「父子关系」，应是能够认可的。

不独词话本手本与「二十卷本」 手本是「父子关系」，且词话本刻本与「二十卷本」刻本即绣像本也是如许一种关系，如许其卷目中才可能呈现「新刻

金瓶梅词话卷之七」的字样。

三)「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由丁耀亢《续金瓶梅》的逆向察看

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耀亢在赴福建惠安知县任的途中，滞居杭州，写成《续金瓶 梅》一书，西湖钓叟（查继佐）为撰写了〈续金瓶梅集序〉，次年

春，该书于苏州排印。

丁氏在卷首〈凡例〉和书中称《金瓶梅》为「前集」，其所指的版本可确信为词话本 ─ 小说类有诗词。

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参进正论，较之他做，颇多佳句，不至有曲腐卑鄙之病。

前集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合错误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活，「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

媒介孝哥年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落发，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掉臂小失也。 客中并没有前集，迫于时日，故或错说，看者谅之。

丁野鹤明言本身续的原做是《金瓶梅词话》。又据「客中并没有前集」语，可知其诸城家 中当有词话本在焉。 且其撰写续书一事必也在乡居时已告起头，否

则青囊羁旅，难以撰 此一部大书。又卷首所列五十九种引用书目，经史子集包罗万象，亦非客中光景。

我意 丁氏在到差前即可能有了初稿或至少有了缜密的写做框架，那才使在旅途润饰或撰做成 为现实。

丁耀亢所读《金瓶梅词话》从何而来？他当然可得到刻本，因为此时间已有词话本 刊刻行世。 但他亦极为可能早于刊刻而读到手本。

我们由谢肇淛〈金瓶梅跋〉可知诸城 丘志充曾有手本并借给谢氏半部供其转录，志充之子丘石常与丁耀亢订交颇深，子读父 书，耀亢或可得共读之快。

出格在崇祯五年（1632）丘志充以功弃市后，其躲书均回石常[ 22] ，丁耀亢读到丘志充家躲的《金瓶梅》手本是很天然的。

也许丁氏在此时即起头了续 丘石常《楚村诗集》23中多有与丁耀亢相赠答的诗，其卷四有〈送鹤公令惠安〉〈至 书的构想，果如是，则丘志充躲本亦

词话本。

《日本研究论文集》

日送鹤公令惠安〉两七律，卷六又有〈答丁野鹤先生〉，中「传来新墨未堪论」句，不知是指《续金瓶梅》否？

值得进一步根究的是：当丁耀亢完成《续金瓶梅》的清顺治十七年，绣像本亦行世已久，何丁氏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前集，而全不提及绣像本之事？

一种可能是：丁耀亢较早即据丘志充家躲手本《金瓶本词话》起头了续书的撰写， 当时绣像本或尚未刊刻，或刊刻后丁氏未见，因而他只能以词话本为前

集。

考虑到续书 事实完成于顺治末年，故此说理由不敷。

另一种可能是：明清易代之际虽已有了绣像本刊行，但影响较大、传播较广的仍是 词话本，故丁氏抉择了词话本为前集。 那当是一种较大的可能性。

词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体裁。那一体裁在元明间呈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做 品，《金瓶梅词话》恰是其代表做。

「词话本」《金瓶梅》为该书祖本，后来的绣像本 与张竹坡责备本均从那一祖本中脱胎而出。

一)「词话本」是《金瓶梅》最早的版本

因为名称的差别，许多古典小说都一身而幻变量种，让人难辨端绪，《金瓶梅》亦 然。

然由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引〉中明白称「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可知早期 的《金瓶梅》手本为词话本，那个版本又被称为「《金瓶梅传》」，

更多的时候则被称 为《金瓶梅》。

董其昌、刘承禧所躲手本即词话本，袁宏道、袁小修、沈德符等人所说 《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

二)「绣像本」是「词话本」的第二代版本

那一版本是在词话本手本传播时经人删削和增饰前者而构成的，它的改定应在《金瓶梅词话》刻本传播之后，故卷目中有「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字样。

它与「词话本」 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是「词话本」的第二代版本，其特征是进一步淡化说唱色彩。

三)「词话本」是明末最时髦的版本

不管手本和刻本，《金瓶梅词话》都是晚明最时髦的版本。

「绣像本」印行后，短时间内并未能代替「词话本」而居支流地位，故丁耀亢在顺治末年续写此书，仍以「词 话本」为前集。

四)《金瓶梅词话》当是文人创做的做品

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引〉的发现还证明了早期传播的《金瓶梅》手本便是《金瓶梅词话》。

征之其时收躲、阅读者的记述，可见出那部词话本小说的传播，是在一意气兴趣较相投的文人圈子里停止的。

设若它是一部由民间说唱话本「累积」而来的改定本，董其昌等人便不会如斯珍秘，袁宏道、袁小修也不会如斯渴求，它在传播中那一层神异 的面纱

就显得风趣，而深谙俗文学之昧、见多知广的冯梦龙在二十年后的「一见欣喜」便更显得荒唐。

那一切迹象都阐明：早期手本是做为孤本和珍本在伴侣间交换的。试想，一部历代累积而成的词话做品能形成类此的震动吗？

在万历间那些幸运的躲、阅者之前有过关于《金瓶梅词话》的动静吗？至今我们尚未见到过哪怕一点点。

万历间所有有关记载中谈到过该书是由民间词说渐冉而成的工作 吗？ 就现有材料来说还没有。

我们能够看到的则是那些文献对该书做者的猜度─「嘉 靖间大名流」「兰陵笑笑生」「绍兴老儒」，那些说法不管差别有多大，却都是说该书 有一个文人做者。

我们还看到：就在《金瓶梅词话》刊行之后，有关此书在民间传播的记载便纷纭而至：

张岱在杭州所见的「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各类说曲稿如《东调古本金瓶梅》 （《富贵国》）[24]、《雅调南词孤本绣像金瓶梅》[25]，还有大量

的弹词、子弟书、俗曲等，都证明了《金瓶梅》在民间的普遍传播，与那之前构成了明显比照。

《金瓶梅词话》是文人创做的做品，我们还能够以该书与其同时代小说做品比力，并找到论据。 对此，笔者拟专文讨论。

《陶庵梦忆》

五)「词话本」自有其美学特色及其在小说体式开展史上的地位

起始于宋金而盛兴于元明的词话，早期是做为一种纯说唱艺术存在的。

然明钱希言 《桐薪》所称《灯花婆婆词话 》[26]、《狯园》所称《紫罗盖头词话》[27]，其底本已和明代 拟话本小说很相像。[28]

胡士莹先生把早期词话分为「乐曲系」与「诗赞系」两类[29]，而 其上承「说话」伎艺，仍属说唱文学，则又一致。

进明以后，词话呈分流之势：一脉保 持其原有特征，以唱为主，渐而开展成后世的弹词，七十年代在我国上海发现的《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应是其

衍变过程中的代表；

另一脉则大量增加了论述性文字，削减了韵 文的比重，渐渐构成长篇小说的形式，《金瓶梅词话》《大唐秦王词话》都可做那方面 的代表。 研究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体系体例构成，绝不该漠视其漫漫长途中的「词话」阶段。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小说体式开展的一个范本，它最天然地闪现着一个小说形式大 变迁期间的艺术总貌。

书中不时可见仆人公唾口而出的小曲，不时可见做者杂拾而来的 其他做品的片段，宋元说话人的「肖声口」在书中还甚受喜爱，大段大段的诗赞使今天

的读者厌倦，却清楚能映照出说讲词话者生动的脸孔。

同样，《金瓶梅词话》在写做框架和创做意识上又几乎具备了一切后世小说的特征。

将之与《红楼梦》比拟较，除却行文间粗疏和精巧的悬殊，其在小说形式和创做大旨上都显得很近似。

应该说，《金瓶梅词话》在杂糅交织中表现着一种新的小说标准的构成。

词话本自具其美学特色。施蛰存先生曾以「词话本」与后出的「绣像本」比拟较，说：「所有情面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

朝末年浇漓式微的社会来，若再翻看旧本《金瓶梅》，便觉得有点像若明若暗了。」[30]

那并不是因为它是 词话，而是因为它有一个超俗拔尘的做者。

本文做者 卜键 研究员（正高）

正文：（从略）

文章做者单元：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本文获受权刊发，原文刊于《卜键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书。本文所有正文部门请参看出书文本。转发请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