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自信”与“自知”

一

做家的“自信”与“自知”，是一个古老的文学问题，许多出名做家、理论家都有过精辟阐述。所谓做家的“自信”，就是做家主体对表示对象以及表达效果的一种自信心，它既包罗对客看世界的掌握，也包罗对主看世界的自觉。所谓“自知”，就是做家对本身创造潜能、优势优势以及做品在文学长廊中的位置等问题的揣度与认知。有实在的自知，才气有勇敢的自信；有足够的自信，才气有灵通的自知。二者是互为内外、缺一不成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愈加丰富、多元的社会，良多固有的看念到了当下变得暗昧不明。面临如许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做家对表示对象的自信、对自我的自知，就绝不像既往做家那样简单、了然，往往闪现出“山重水复”的形态。在当下文学开展中，许多做家特殊是那些优良做家，既有必然的自信，也有足够的自知，自信加自知，使他们不竭摸索、不竭胜利。但是，也有相当一部门做家，或者没有自信，在创做上欠缺动力，或者过度自信，开展到自我膨胀。那些都需要我们不竭加以省思，做到自信与自知的连系。

中国文学进进21世纪以来，发作了诸多猛烈而深入的改变。文学走向多元化，称心着各个层面读者的阅读需求；文学实现了民主化，每小我都拥有了写做、颁发做品的前提与权力；文学的传布愈加便当、快速，博客、微博、微信、公家号等成为文学传布的得力东西。但在文学兴旺开展的同时，又呈现了许多新情状、新问题。特殊是在适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在一些做家那里，文学酿成了一种职业，酿成了逃名逐利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必需认可，在所有的艺术行傍边，文学几乎是回报率更低的了，绝大大都的做家无法从那个行业中获得过多的现实回报，他们陆续在那个行业耕作，更多是出于热诚的热爱。即使如斯，仍是存在一些做家，他们为了名和利，变得急躁、自我膨胀、没有自知之明。那是需要我们加以警醒的。

在文学做品的消费、阅读、评判等完全链条中，召开文学研讨会是一个重要链环。它关于做家做品的诠释、评判、鼓吹、定位有着不成估量的鞭策感化。关于名副其实的佳做或者表现重要文学征候的新做，举办规模恰当的研讨会，请评论家对其做出思惟的、艺术的评判，请新闻媒体做些报导鼓吹，那是很有需要和意义的。一个做家出书了本身称心的做品，邀请三五同好甚至几位责备家，配合分享、自在评说，也是无可厚非。一些做协为了搀扶青年做家，通过研讨会集体推介一批新人新做，使他们更好地走向文学之路——只要不是适得其反，那也应该是值得必定的。中国文化讲究“委婉”“中庸”“仁义”，在研讨会、分享会上说一点“有底线”的赞扬、溢美之词，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克不及因而忘记，召开文学研讨会是一件严厉、慎重的工作。评论家要实正做到益处说好、害处说坏，做家更要对本身的做品有清醒的认知，乐于承受那些责备的定见。

我们不难留意到一些耐人觅味的文坛现象。例如，一些出名做家的统一部做品，屡次召开研讨会、分享会，不断地在鼓吹、推介中。当然，那些会议的倡议者纷歧定是做家本人，而是出书社、各地文学组织等。一些责备家天然是联盟者，操纵评论那一特殊形式，起着推波助澜的感化。实事求是讲，有些鼓吹、评论，可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回；而有些则名存实亡，以至有名无实。在责备家的一片好评中，他们不免失往自知之明，以致于无法理性空中对那些责备的声音。还有一些写做者，写出的做品可能一般，但即便是公费，也必然要开个做品研讨会，并且必然要请出名评论家、主编来参与，开会的处所要上层次，要搞出必然的声势来。那就显得似乎没有太多需要了。当然，那并非要对所有的研讨会摘取“一票否决造”，如前所述，研讨会关于文学的开展有着重要的鞭策感化，问题的关键在于，研讨会的动机、风气、生态是什么样的。那背后涉及做家的自我认知问题。

在我看来，做家当然需要自信，但自信是有限度的，自信过度甚至自我膨胀，就会招致种种问题。前人讲“谦受益，满招损”。自信过度就听不进他人的定见、责备，有可能在创做上固守陈规、粗造滥造。我接触过一些青年做家，创做思惟非常刚强，在创做中原来存在问题，但责备家不说破，招致创做在岔路上越走越远。做家的自信过度，责备家的迎合责备，使浩瀚做家都成了所谓的“优良做家”，良多做品都变成“精品力做”，那会在必然水平上稠浊了做品好坏的原则。文学历来都是在摸索、争喊中开展、强大的。假设我们称心于“你好我好各人好”的场面，现实上障碍了文学的深度变化与现代转型。

近读高长虹的文学评论，他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从五四运动过来的人，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做家们所颠末的艰辛斗争的情形。每一个成名的做家，都是从挨骂中强大起来的。越是好的，挨骂越多，被骂越凶，成名越晚。鲁迅文名的普及，在《呐喊》出书以前，是远赶不上周做人的。《呐喊》出书以后，看的人多了，名气也播送起来了；不外《呐喊》的大都读者都认为那是一部厌世的挖苦小说，看了觉得好玩。那时候，有成仿吾出来堂堂正正地责备《呐喊》，关于读者的理解上是有很大搀扶帮助的。”（山西省盂县《高长虹全集》编纂委员会编：《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中心编译出书社2010年版，第354页）翻阅新文学责备史，会感应阿谁期间是一个实正的责备时代，正儿八经的必定、夸奖式责备当然也有，但更多的是挑刺、“骂人”式责备。此中天然有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因素，但更有探觅艺术、论辩实理的精神。今天，做家等待夸奖，责备家习惯了吹嘘，如许的文学生态，是值得深思的。

二

一个做家的创做动机，往往会深入影响他的艺术逃求及其做品所能到达的艺术高度。钱谷融、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中写道：“鞭策一个做家停止创做的动机，经常不是单一的，而是可能包罗着好几种性量不尽不异的动机，如某种感情要得到表示的压力，对文学的憧憬与抱负，荣誉和物量利益的考虑，关于社会的某种责任或任务感的差遣等等。也可能有着做家本人底子意识不到的潜隐动机。”（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2003年版，第143页）但在诸多创做动机中，“对文学的憧憬与抱负”、无疑是高尚的，需要倡导的。做家在创做中，就是要勤奋放弃那些较低条理的动机，培育提拔那种逃求精神、艺术的高条理动机。而今天，做家的创做动机越来越混沌复杂，逃求“荣誉和物量利益的考虑”，成为一种重要倾向。那也会在必然水平上催生做家的自信过度和自我膨胀。

文学创做从表示内容与范围上讲，既要表示外在的客看世界，又要表示内在的主看世界，主看与客看的合成，才有可能创造出胜利的文学做品。文学创做从艺术摸索与理论上讲，要求做家深进熟悉本身的艺术才能，熟悉当下和汗青的文学开展，进而找到本身的文学位置与创做道路。只要如许，做家的创做才气到达自觉与自信的境域。因而，做家熟悉本身、具有自知之明，就是一个必需面临和答复的问题。责备家与做家，运用的体裁形式差别，看照的对象悬殊，但同样需要熟悉本身，到达自知的境域。

熟悉本身，不只是一小我生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古到今，中国和西方的许多思惟家、理论家，都做过许多精深阐述。在中国，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把知人与自知联络在一路。知人需要伶俐，而自知是精神的澄明，自知是知人的根底和前提。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写诸葛亮在茅庐中午睡醒来，吟出一首诗：“大梦谁先觉，生平我自知。”那表示了诸葛亮对人生的参悟、对自我的清醒。在西方，苏格拉底把“熟悉你本身”做为本身哲学原则的宣言，他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蕴含了与世界来源根基相吻合的原则，主张起首在心灵中觅觅那些内在原则，然后再按照那些原则来看照外部世界。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明白讲：“熟悉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更高目标——那看来是寡所公认的。”

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度、求效率的社会，那关于促进商品消费、经济开展长短常有需要的。但对文化、文学，却未必满是益处。那种时代要乞降思潮，不成抗拒地影响着做家们。有些做家片面逃求创做速度与数量，“萝卜快了不洗泥”，形成了创做量量的下降、写做办法的形式化。电脑写做，减轻了做家劳动，加快了成文速度。譬如长篇小说，上世纪80年代，每年产量只要数百部，而新世纪之后特殊是近些年，年产量打破上万部。一个做家，过往创做一部长篇小说，要用几年时间甚至十多年，而如今只用一两年，以至只用几个月。长篇小说创做速度的加快、数量的激增，典型地折射了现代社会人们的时间和效率看念。就详细某部做品而言，做操行量和写做速度没有一定联络，写得快也可能写得很好，写得慢也可能写得很差；但就文学写做整体而言，精雕细琢、认实打磨，无疑愈加有利于增大写出佳做的概率。

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做家在艺术上孜孜以求、不断改进，留下许多优良的文学做品。上世纪50年代，丁玲有“写一本好书”的看点。她从莫斯科拜候回来，面临带回的俄苏的诸多世界名著，感慨道：“一小我，辛辛辛勤地写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时间，能写出一本如许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做品也就能够了。”后又对鲁迅文学院的学员说：“不要粗造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引自廖华玲：《“一本书主义”的匠心》，《盐都日报》2017年12月14日）她1948年出书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表现了她在艺术上的苦心锤炼。陈忠实写一部“垫棺做枕”册本的说法，在文坛上广为传布。他一生创做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但长篇小说只要《白鹿原》一部。那部小说，从深进生活搜集材料，到酝酿构想写做，到修改出书，时间长达11年。有记者问他创做上有什么样的逃求？他说：“《白》的构想和写做过程中，悬在我心里的一个愿看，就是写一部死时能够垫棺做枕的书。我从少年期间就喜好写做，假设到死时连一本本身称心的书都没有，实不敢想那有多哀痛。”（陈忠实：《〈白鹿原〉是我垫棺做枕的书》，《辽沈晚报》2011年11月19日）那部小说倾泻了他全数的生活积存、思惟豪情、艺术逃求，一部50万字的书，胜过了其他做家十部二十部书。艺术法例是辩证的，多能够成为少，少能够成为多，少而精远胜于多而滥。老一代做家对艺术的固执逃求，在今天没有过时。

文学创做既是做家的个别志业，又是社会的精神建构。此中就蕴含着“为己”与“为人”的问题。孔子《论语》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劝学》中发扬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认为禽犊。”文学创做起首是一种个别志业，是为了丰富、实现本身而停止的，并非一种获取名利的东西。只要在足够表示、实现了自我的前提下，才气到达为别人、为社会做奉献的更大目标。响应地，别人、社会也会给做家应有的名望、地位。当下做家，需要从前人的思惟看念中吸收精华，实正熟悉文学创做的真理和意义。

三

要想做到自信和自知，一个做家要勤奋觅觅、弄清本身在动态文学“坐标”上的位置。那个坐标以当前文学态势为横线，以汗青文学演进为纵线，纵横穿插的处所为原点，恰是权衡一个做家的原则、标准。那个坐标以中国文学为根底，以世界文学为扩展，它可小可大，不竭延展。每个做家在那个坐标上，都处于差别的位置、层级。做家的创做类型、特征，数量、量量，优势、优势等，在同当前文学和汗青文学的对照中，都凸显出来。面临如许的文学坐标，每个做家往往城市感应细小、浅薄，感应自满、膨胀的风趣、好笑，感应文学的博大、高尚。但是，那些有前程、有抱负的做家，往往不称心于现状。他把本身放置在大的文学坐标中往比力、往深思，大白本身在文学上的目标、标的目的，发扬本身的才调、优势，勤奋实现创做上的打破与飞跃。

做家要特殊重视发现、征服本身在文学创做中存在的局限和问题。美国做家弗兰克·诺里斯说：“有成就的小说家，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多地觉得到本身做品自己及其性量的局限。”（[美]弗兰克·诺里斯：《小说家的责任》，崔道怡、墨伟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工人出书社1987年版，第34页）一些做家之所以自信过度、自我膨胀，是因为他们既不“知人”，也不“自知”，偏听偏信了周边的一味说好。面临文学汗青，面临典范做家做品，他只要不竭地总结、剖解本身，发现本身存在的弱项、缺点，并加强摸索、研究，才有可能变得成熟、强大起来。同时，他还要虚心听取多方面读者的定见，还有那些负责任的责备家的责备，把他们的定见、责备，转化成本身的思惟、办法、力量。

做家要实心、专心地建构本身的主体性形象。具有主体性的做家，不受外在因素的诱惑、收配，自在、足够地表示本身的思惟、豪情和艺术。建构主体性又包罗专业的摸索和坚守、人格的培育提拔与塑造两个方面。在那个过程中，做家要处置好自信与自知的关系。如前所述，自信是人的天性、动力。做家没有自信，就不会有立异、朝上进步。但自信是有限度的，离开现实的自信过度，就会酿成自觉、自卑，不只会障碍本身的朝上进步，以至带来诸多不良后果。而自知是人的一种伶俐、自律，是对自信过度的一种约束、校正。成立在自知之上的自信，才气引导做家既坚守自我、又超越自我，不竭走向胜利。一般来说，做家在创做之前和之中，要有足够自信，才气支持做家更好地完成做品。而在做品写成和出书之后，要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才气有助于做家修改做品和吸收责备家的中肯定见。同时，还要处置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假设一个做家离开社会和公众，沉溺于小我的体味和情感之中，他的做品往往是狭隘的、小我的。如今相当一部门青年做家的创做，就存在如许的问题。假设一个做家能从小我生活和感情中，感触感染、体验到社会和公众的保存、变迁，他的做品就是宽广的、大我的。从小我走向大我，是做家特殊是青年做家应当抉择的文学之路。

写到那里，油然想到鲁迅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言谈。1927年，有人方案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委婉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天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那钱，还欠勤奋。世界上比我好的做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那做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其实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更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非分特别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认为实可与别国高文家比肩了，成果将很坏。”以至说：“仍是照旧的没有名望而穷之为好吧。”（《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书社1981年版，第580页）捧读那封信，不克不及不让人慨叹万端。面临提名定见，鲁迅深思了本身的“不配”“欠勤奋”，回忆了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以及中国做家的局限等等。现代做家需要强化鲁迅如许的“自知之明”、如许的情操人格。

审核：赵龙驹

校核：何明雪

编纂：周钰姣

来源：文艺报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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