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 | 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 （下）

李洱，现代做家。曾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等 。《应物兄》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

李洱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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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能够说是王国维之后，最重要的比力文学研究功效。我们都晓得，王国维之前的红学研究，我们凡是称为 “旧学红派”，次要有两派：一派是索隐派，就是透过字面摸索做者隐匿在书中的实人实事。索隐派是在乾嘉期间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构成的一种学派，其次要手段是高文繁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看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还有“和珅家事说”等等。那种索隐，能不克不及算做文学责备，各人能够讨论。假设是阐发本领与文本中的故事的关系，我觉得应该算做文学责备，可能能够回进小说起源学研究范围。有人认为，能够算做小说发作学研究，但似乎不是很准确。因为发作学次要研究某种看念是若何发作的，包罗着逻辑推理，起源学研究的是事务是若何起源的，在办法论上具有实证主义倾向。还有一派，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评点派了。评点做为一种中国式的责备办法，始于明代中叶，金圣叹评点《水浒》，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都是范例。张竹坡的评点，对《红楼梦》研究也有良多启迪，好比他指出《金瓶梅》是第一奇书，而非淫书，是愤世之做，他必定了《金瓶梅》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色。我们能够说，《金瓶梅》文学史地位确实立，与张竹坡的评点有很大关系，人称“张评”。张竹坡是个绝世天才，但测验不可，屡考屡败。据说，十多万字的评点，他是在十几天完成的，其时他只要29岁。所以，做文学责备，也需要天才啊。只要你读了博士，就能成为责备家？似乎不可。只要十个博士加起来，配合骂一个做家，就能干掉人家？似乎也不可。《红楼梦》的评点，最有名的当然是脂砚斋，人称“脂评”。脂砚斋，似乎也没有中举，中举的话应该能够查到。那小我，也是文学责备的天才。

评点做为中国传统的文学责备体例，近年越来越遭到重视，那确实是中国最重要的责备资本，值得从头检索、从头熟悉。我觉得做家很合适做评点，做家对文学做品的责备很大水平上都能够看成评点式责备。假设评得好的话，能够起到画龙点睛式的效果。我在《莽原》杂志做编纂的时候，曾邀请良多小说家对文学名篇停止评点。不外，那些人大都很懒，拿笔划出一个词、一个句子、一段话，然后在旁边写上一个字：好。所以我每次约稿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说清晰，能够说“好”，但要说清晰为什么“好”。那种责备办法，按墨自清的说法，是在南宋期间呈现的。小说家格非认为，能够把评点的文字，也看做文本的一部门，那个说法是很有事理的。我们都晓得，如今我们看到的良多做品，评点是与评点的对象一路印刷出书的，当然能够看成是小说文本的一部门，并且评点之人或者后人会根据那些评点对小说停止修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金圣叹手起刀落，把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以下章节全都砍掉，把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做为楔子；把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改为《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做为第七十回，也就是结尾。他的理由是，他少年时读《忠义水浒传》就觉得，小说七十回以后的文字是别人的续做，文字欠好，是“恶札”。所以他裁剪《水浒传》，到排座次为行，在梁山豪杰的革命事业到达巅峰时戛然而行，然后只是以卢俊义做噩梦，梦见兄弟们被挠的噩梦，来预告《水浒传》将来的故事走向。按胡适的说法：“他（金圣叹）删往《水浒》的后半部，恰是因为他更爱《水浒》，所以不忍见《水浒》受‘狗尾续貂’的羞耻。”我本人倾向于把文学责备和文学创做看成一种对话关系，那种对话关系在金圣叹那里，成了砍瓜切菜般地修改文章，我想能够看成文学责备对文学创做的强逼性规约。金圣叹的工做，既是责备工做，也是编纂工做。当然，在那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够说，编纂其实也是一种责备，就像我前面说的，翻译其实也能够看做一种责备。

关于脂评，我们如今都已经晓得，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很纷歧般。脂砚斋的评点中也处处表示，他与曹雪芹的关系非同通俗。好比小说第八回，“世人都笑说：‘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字法越发好了，多迟早赏我们贴贴。’”脂砚斋此处有个眉批：“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做此语之人在侧，看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细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抽泣下，余亦为之没趣。”意思是，曹雪芹写那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呢，他不只是《红楼梦》的第一个读者，并且部门地参与了创做。关于我们压根不成能重视到的一些字词，脂砚斋城市有所评点。好比，脂砚斋提到，曹雪芹假设写到西边的园子，他不消“西”字，而用“后”字，因为写到“西”字，就要流泪啊，也怕他人流泪啊。一个“西”字，为么就会让人流泪呢？本来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自称“西堂扫花使者”，人称西堂公，喜好把花园称为西园，把花园里的亭子称为西亭。一个“西”字，代表着曹家昔日的昌隆。

脂砚斋的评点，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影响太大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研究，就遭到脂评的深入影响，李辰冬的研究也大量引用过脂评。但是评点派也好，胡适后来的考证派也好，都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系统之内对《红楼梦》停止研究。 引进外来视角，利用西方理论话语对《红楼梦》停止研究，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文学责备或者比力文学研究的，第一小我是王国维。

王国维少小的遭遇，有点类似于林黛玉。林黛玉的母亲贾敏，是在黛玉五六岁的时候死的；王国维的母亲凌夫人，是在王国维四岁的时候死的。王国维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但是科举却很不顺，参与乡试，考了两次吧，都考不上，从此对科举也就没有了兴致。据说，他有一次测验，是有意交了白卷的。那一点又与宝玉有点像，就是无心科举。不外，宝玉压根不喜好读书，他却是喜好读书的。还有一点，他与宝玉的区别很大，那就是宝玉长得很好，粉嘟嘟的，人见人爱，王国维的长相就比力希罕了，龅牙，牙齿是黄的，塌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并且说话结巴。胡适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实难看，光读他的诗和词，认为是个风流才子呢。个子也很矮，据说是一米五。同样身段不高的鲁迅对王国维的描述是：诚恳得如火腿一般。如今清华大学以王国维为荣，但假设王国维往如今的清华大学应聘，相信我，第一轮就涮下来了。

王国维可以处置比力文学研究，是因为他从22岁到30岁，先在上海的报馆工做，又到日本留学，后来又任教于南通师范、江苏私塾等。那期间，他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摘，又攻读了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他自称那一期间，“兼通世界之学术”。后来，他又向中国人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停止介绍和比力。关于本身以后的人生标的目的，或者事业开展标的目的，王国维是游移不定。他有过深入的自我阐发：做哲学家呢，苦于豪情太多而知力太少；做诗人呢，则苦于豪情太少而理性太多。趁便插一句，王国维之所以喜好浮士德，可能跟浮士德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理性与感性相抵触有关。他在浮士德身上看到了本身。关于本身的研究《红楼梦》，他说，近日之癖好，以后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此中求间接之安慰也。借用李卓吾的说法就是：借别人酒杯，浇本身块垒。

我们如今都晓得，王国维是读完叔本华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遭到启发，起头用叔本华的哲学来研究《红楼梦》，并完成了他的《红楼梦评论》的。先从文章的篇章构造上看，《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共分四章，《世界做为表象初论》、《世界做为意志初论》、《世界做为表象再论》、《世界做为意志再论》，然后是附录《康德哲学责备》。与叔本华的构造类似，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四章加一个余论，或者说附录。

王国维认为，人生、生活的素质就是欲。他开篇即说，《老子》说了“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也说了，“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辛勤之生相看待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辛勤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后，他便引出叔本华的根本看点：生活之素质何？欲罢了矣。欲看多，而难以称心，就有了痛苦。那么，实现了欲看，就幸福了吗？没有啊，因为厌倦之情随之而生。人生啊，就像个钟摆，在苦痛与厌倦之间摆过来摆过往。那个“钟摆论”，也来自叔本华。若何从哲学上处理那个问题呢？王国维认为，两千年来，仅有叔本华的《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处理了那个问题。他引用叔本华的悲剧说，谈到悲剧有三种：

第一种，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才能以交构之者；第二种，因为运命者；第三种，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能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量与不测之变故也。[19]

翻成白话就是：第一种悲剧，里面有大坏蛋，大恶人，大反派；第二种悲剧，形成那种不幸的首恶祸首不是某个坏人，而是天命，是肓目标命运，它的表示形式是偶尔和一系列错误彼此感化的成果；第三种悲剧呢，没有什么坏人拆台，也不是因为偶尔，而是因为剧中人物差别的地位和关系形成的，你都不晓得谁对谁错，还没有搞清晰呢，你就已经是悲剧人物了。叔本华认为，那第三种悲剧才是最贵重的，因为那是从人之为人的欲看、性格和行为中产生的。从艺术的角度看，第三种悲剧的艺术创做也是最难的。王国维说，中国的悲剧大都属于第一种，善与恶的斗争嘛，充满着道德说教嘛。鲁迅不是说了，狂人晚上横竖睡不着，认真看了三更，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食人。那是鲁迅要责备的礼教社会。那么，在王国维看来，只要《红楼梦》才是实正意义上的第三种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凡一万四千字，涉及到的西方原典，从《圣经》、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歌德、莎士比亚，可谓多矣。它足够展现了王国维的博学多闻，工具文化汇通。他将浮士德博士与贾宝玉做比力，更是初次将西方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与中国小说的典型人物停止比力阐发。那个阐发，如今看来仍然极有说服力。他说， 浮士德与贾宝玉，同中有异。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使命，就是“ 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浮士德与宝玉两小我都有极大的痛苦，那么那两部做品的差别，就是描写他们差别的“解脱之道”：浮士德最初双眼失明，他的解脱之道是升天，所谓永久之女性引我们上升，而宝玉的解脱之道则是出生避世做僧人。之所以会有那种差别，是因为工具方的宗教、文化传统差别。 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解脱须拜托于外力，拜托于天主，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解脱是小我的体悟的成果，是熟悉到人生如梦，四大皆空。

趁便再填补一点，在谈到解脱之道时，王国维还强调一个看点： 出生避世是解脱，他杀则不是。那与叔本华的看点又是一致的。叔本华反对他杀，他说，所谓他杀，乃最怯懦的行为，唯有疯子才会犯如许的错误。但是，王国维后来却他杀了。那是不是阐明，王国维最初都没有找到解脱之道？而他的导师叔本华，却是实的解脱了。70岁的时候，他在租来的房子里，单独一人津津有味地食着早餐。一个小时以后，房东太太发现他仍然坐在桌子旁边，但已经永久地睡着了，跟马克思临末时是一样的。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有一段话： “那尘凡中却有些乐事，但不克不及永久依恃，况又有‘美中不敷，功德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事实是到头一梦。”脂砚斋在此有句旁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王国维用一万四千字，用叔本华的哲学，再次论证了那个事理。

反复一下，鉴于以往的红学研究，评点式也好，索隐式也好，那么都是中国文学责备系统内停止的，那么王国维用外来哲学、外来理论来评判中国文学，用西方的文学人物来比力阐发中国的文学人物，能够说在中国创始了文学责备的新形式。当然不单单是视野开阔，兵器齐全，武拆到了牙齿，重要的是他的艺术感悟力极好，穿透力极强，他的《人世词话》足够证明了一点。文学责备和文学写做一样，在汗青的节点，都需要那种天才，来给我们的传统强行楔进一个楔子，翻开一道闸门。良多时候，那种天才的呈现是以小我的不幸为代价的，像歌德那样既是天才又人生圆满的人，汗青上能够说仅此一例。天才的呈现，有偶尔性，也有一定性，也是泰纳所说的三要素综合的成果。我比照较文学术语不是很熟悉，王国维拿浮士德与贾宝玉停止比力研究，用如今的术语来说，是不是喊平行研究？王国维的研究当然有助于《红楼梦》在学术研究层面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有助于它的典范化。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王国维的研究，其实次要还不是论证《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他更多地是阐述《红楼梦》的悲剧性量。我们以至能够那么说，他是用贾宝玉的故事，来重温叔本华哲学的普世意义。

那里涉及到一个底子问题，就是责备家从哪个角度，让我们熟悉到一部做品是伟大的典范？那里我情愿引述哈罗德·布罗姆的一个看点。在《西朴直典》一书的导言部门，布罗姆自信地认为，他所抉择的二十六位典范做家，已经包罗了但丁以降的次要西方做家，此中包罗一位责备家。他说：

关于那二十六做家，我试图曲陈其伟大之处，即那些做家及做品，成为典范的原因安在？谜底经常在于其目生性，那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当你阅读一部典范做品时，你是在接触一个目生人，产生一种奇异的骇怪而不是种种期看的称心。当你阅读《神曲》、《失乐园》、《浮士德》、《哈吉·穆拉特》、《培尔·金特》、《尤利西斯》等做品时，人们会体味到它们共有的奇异特征，它们使你对熟悉情况产生目生感的才能。[20]

而在阐述歌德的时候，布罗姆现实上也提到了典范的另一个原则，那个原则与前面提到的目生性，似乎存在着张力。布罗姆说：

歌德本身就代表着整个一种文化，即存在于持久传统之中的文学人文主义文化，那一传统自但丁延续到《浮士德》，后者恰是维柯所说的贵族时代的典范成就。[21]

我们能够看到，那些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不满的人，俞平伯也好，陈其元也好，他们其实就在那个传统的内部。他们的不满，可能出自两个原因： 一是无法感触感染到那种前面所说的目生性，二是出于对那个文化的推崇，他们不具备叛逆性。完全能够想见，他们对阿甜本的“同时代人”概念，如许一种在我们看来已经成为根本文学常识的常识，不会有认同。而《红楼梦》，则是以否认的形式，目生性地、责备性地全面地闪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假设再套用别林斯基的阿谁闻名概念，我们或答应以说，伟高文品闪现出的，确实就是熟悉的目生感。事实上，那种熟悉的目生感，以至能够让另一种文化中的人感触感染到。当然，也能够套用赛义德的阿谁闻名概念，就是“体味的差别”。在那里，我还想提到博尔赫斯的一个伟大发现。我们对博尔赫斯的小说可能会有差别的观点，但他对文学的洞见，是值得足够尊重的：

希罕的是——我不认为那点迄今已被人们发觉到——有些国度选出的人物其实不与之非常相像。好比，我认为，英国应该推举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为其代表；但是没有，英国抉择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能够那么说——比任何其他英国做家都贫乏英国味。最典型的英国味是understatement，即所谓尽在不言之中。而莎士比亚不吝鼎力大举夸饰地运用比方，假设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我们一点不会感应骇怪。另一种情状是德国，那是一个值得赞许而又随便狂热的国度，那个国度偏偏抉择了一个宽浩荡度而欠好过火的人做代表，此人不太在意祖国的看念，他就是歌德。法国还没有选出一位代表性做家，但倾向于雨果。诚然，我十分敬重雨果，但雨果不是典型的法国人，雨果是在法国的外国人；雨果善用华贵的词采，普遍运用隐喻，他不是法国的典型。另一个愈加希罕的例子是西班牙。西班牙本应由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克韦多来代表。然而不是，代表西班牙的是塞万提斯。塞万提斯是宗教法庭同时代的人，但他是个宽浩荡度的人，既没有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没有西班牙人的陋习。似乎每个国度都得有一个差别的人来做代表，那小我可能成为医治那个国度的弊端的某种特效药、抗毒素、解毒剂。我们本身原来能够抉择萨缅托的《法昆多》做为代表，那是我们国度的书，可是没有。我们有我们的战争史，刀光剑影的汗青，我们却抉择了一部逃兵的纪事录，我们抉择了《马丁·菲耶罗》。虽然此书值得选为代表做，可是，怎么能想象我们的汗青由一个征服田野的逃兵来代表呢？然而，工作就如许，似乎每个国度都有那种需要似的。[22]

趁便说一句，我不晓得那段话关于我们更好天文解若何中国故事、中国人物有某种启迪。很多论者都重视到了《红楼梦》的目生感，即如许的做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从未呈现过，贾宝玉如许的人物在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也从未呈现过。但也恰是因为那种目生感，招致一些人认为它是一部蹩脚的做品。回到王国维的话题，如今我们能够做个小结，就是王国维的研究做了三个工做：一是拿《红楼梦》与以前的中国做品比拟，凸起其原创性，那一点我前面没有提到；二是用叔本华的理论证明，《红楼梦》写出人类的悲剧性处境，以及面临那种悲剧性处境的脱解办法；三是通过把贾宝玉与浮士德做比照，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能够与西方伟高文家中的人物相提并论的人物。当然，对王国维的责备，持责备定见的大有人在，并且不克不及说没有事理，好比李长之就说过，“关于做责备，我出格不附和王国维的硬扣的立场，把做品来适就本身，是难有是处的”[23] 。钱钟书先生对此的评判是：“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回一律，不屑看海之澜；而只欲海枯见底。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能够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24] 说的都是王国维有生移硬套之处。

回头再来说李辰冬。李辰冬对王国维的研究也极为推崇，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他说：“要领会红楼梦如许的著作，不是一年两年的光阴，一个两小我的精神，和一个两个时代的伶俐所能办到的。引我们进研究正轨的，始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继之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那两篇虽是短短论文，然前者规定了此书的价值，后者决定了做者是谁的争论。”[25] 那么，他如今所做的工做，就是把王国维的研究向前再推进一步，以证明《红楼梦》确实是伟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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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出书的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李辰冬与大陆隔断多年之后，却是有过一次简短露面。《辞典》是那么写的：

那是一部用西方文学看点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比力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认为能够“将曹雪芹置于莎士比亚之旁，做为客看主义做家最伟大的代表”。那是40年代一部有价值的《红楼梦》研究论著，本书根据1934年巴黎罗德斯丹图书公司的法文版《红楼梦研究》从头写成。重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版。[26]

李辰冬是第一个以平等的姿势，将中国典范文学与世界典范文学做比力研究，在世界文学范畴内给中国小说停止定位的人。我们或许应该认可，李辰冬是中国比力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前驱之一。可是很遗憾，2005年由湖北教导出书社出书的《比力文学研究》，附录了20世纪比力文学研究次要论著的目次索引，但无论是单篇论文仍是论著，李辰冬都不在列。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出书的《中国比力文学百年史》，也压根就没有李辰冬什么事儿。

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李辰冬曾写到：“我们那篇论文的意图，只是在阐明它在世界文学的地位。意大利有但丁的《神曲》，英格兰有莎士比亚的悲剧，西班牙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德意志有歌德的《浮士德》，法兰西有巴尔扎克的《人世喜剧》，俄罗斯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末我们有哪部杰做可与它们不相上下呢？如今试做一个解答，也可说那是试答的起头。”[27] 李辰冬的比力研究，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五章，其实他最后的想象比我们如今看到的要详尽、要深进得多。目前出书的《红楼梦研究》中，收录了一个附录，是他写给胡适的信，信中列出了他的写做纲领，他说要在书中单辟一章，是料想中的第七章，标题问题就是“《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那一章要分八个部门，别离是：《红楼梦》与莎士比亚、《神曲》、《浮士德》、《战争与和平》、拉辛的戏剧的比力。虽然那八个部门没有最末完成，但他的比力文学的视野以及学科意识，可以被我们觉得到。他跟胡适写如许一封信，有两个目标，一是想请教胡适，他那种办法能否可行；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想从胡适那里晓得一些康熙年间的社会、教导、思惟、政治、家庭等方面的素材。因为在他看来，康熙时代在文化上略等于英国的伊丽沙白、法国的路易十四、西班牙的十七世纪、意大利的中古时代，那跟《红楼梦》的产生有大关系，他想从胡适那里晓得其时闻名做家的日志或函牍。

在李辰冬看来，《红楼梦》那部小说是空前绝后的，关于那一点，他先引用日本人森谷克在《中国社会经济兴旺史》中的一段话，说：“在清朝时代的中国社会，因为汗青的天文的诸前提，包罗一切的文化阶段，是现社会诸关系的极度复杂的一国。”然后说：

文学是社会意识的表示，而社会意识跟社会演变之复杂而亦复杂，清朝既包罗中国的一切文化阶段，那社会意识天然也包罗一切阶段。《红楼梦》以前，因社会还未演变至此田地，不克不及产生《红楼梦》，《红楼梦》以后，因不久即受西洋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势必走向新的道路，也不克不及再产生《红楼梦》。假设要说，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亚是英格兰的代表，塞万提斯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那曹雪芹就是中国以往一段灵魂之详细化。中国自《诗经》以来，以表示的社会意识复杂论，没有过于《红楼梦》的。[28]

由此能够看到，李辰冬试图掌握的素材之多。那至少透露出李辰冬对跨学科研究办法的测验考试，而那种测验考试是围绕着做品的文学性停止的。在座列位都是内行，所以必定比我清晰，那种跨学科研究，起初是在文学与艺术之间停止，也就是王国维说的美术，后来扩展到人文科学的范围，后来则打破了那个范围，与天然科学对话，或者说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做为一种办法引进比力文学。前面提到的泰纳，包罗被普鲁斯特褒贬的圣伯夫，都曾把实证主义做为文学责备的办法论根底，胡适也能够说摘用的是实证主义责备办法。那么如今，我们从李辰冬的责备理论中能够感触感染到，他对那些办法停止了一次综合，在那种综合中，以至包罗了中国的评点责备，当然也包罗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索隐责备，因为他不只摘用了索隐派的功效，并且加进了本身的索隐和考证。

当然，李辰冬的研究最末落实到了用平行比力的办法，来停止艺术价值的评判。根据别林斯基的说法，“确定做品美学上的好坏水平，应该是责备家的第一步工做。当一部做品经不住美学阐发的时候，就不值得对它做汗青的责备了”[29] 。好比关于人物的塑造，李辰冬认为贾宝玉做为曹雪芹的代言人，正如堂吉诃德之于塞万提斯，哈姆雷特之于莎士比亚。但与别的几小我差别，贾宝玉是生成的哲学家，就像他身上就有一块玉一样，是生成的。而别的的人则是学然后知，是常识的产品。好比堂吉诃德是看了骑士小说，才往挑战风车的。在人物关系设置上，无论中外都往往把两个相反的人放在一路。好比在歌德那里，有浮士德，就有摩菲斯特；在塞万提斯那里，有堂吉诃德，就有桑丘。那么在曹雪芹那里，有宝玉，就有宝钗。所以 李辰冬说，宝玉就是堂吉诃德，宝钗就是桑丘。他的理由是，宝钗固然不像桑丘那样仅逃求物量的称心，以至她还可能不放在眼里物量，但他们都没有抱负。出格是宝钗，她要做的，仅为一般人所谓的道德，所以她处处照世俗所谓的美德性事，毫无对抗精神。所以，在《红楼梦》里，除了宝玉和黛玉，没有人不喜好宝钗的。宝钗孝敬，宝钗待人忠厚，宝钗性格温存，宝钗对做诗、做画无所欠亨，所以宝钗代表着绅士阶级对女性美德的憧憬。宝钗是儒家啊。开个打趣，我能够说，天底下所有的婆婆都喜好宝钗。

李辰冬也阐发差别做家的个性对人物的影响。好比，歌德是极度主看化的一小我。他引用德国美学家巩都尔富的关于歌德的列传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歌德三岁的时候，就不喜好与丑孩子玩。一次在会场里，歌德哭了，喊着，快把阿谁黑脸棕发的孩子抱走，我几乎不敢看他。你们晓得吗，看到残疾人歌德就会吐逆，看到画纸上有污渍歌德就会头晕。我想起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人来找我，曾向我讲述他的痛苦，说他适才坐地铁，看到地铁里的女人都要闭上眼睛，但因为没钱，无法打出租车，只好忍耐对面坐着一个欠好看的女人。我其时就对他说，你能够写诗，别写小说了。 而曹雪芹则是一个极度客看化的人，是一个极端写实主义者，他的目标只是客看地、沉着地创造人物，给每小我物一种个性，其实不誉此而贬彼。所以，曹雪芹一点也不像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那样，持一种说教者的立场。

差别人物的塑造，还与做家背后的文化传统有关。那方面，李辰冬也有详尽的阐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了。我想着重提到一点，就是李辰冬比力详尽地阐发了《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在构造办法上的差别。关于《红楼梦》的构造，李辰冬是那么说的：

人物既有，接着就得将人物安放起来，而使之成一整体，那就是构造。读《红楼梦》，因其构造的缜密、错综的纷杂，似乎跳进大海一般，前后摆布，波澜澎湃，且前起后涌，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也不知起于何地，行于何时，不由兴茫茫沧海一望无际之叹！又似乎进海潮正盛时的海水浴一般，每次海浪，都带来一种安抚与快感，且此浪未覆，他浪继起，使读者不能自休，非至筋疲力倦然后已。[30]

他先引用了泰纳的话，谈到了莎士比亚戏剧习用的构造体例。简单地说，就是假设说曹雪芹的构造是涌动的海浪，那么莎士比亚的构造的就是奔驰的野马，有着难以想象的跳跃。然后，他详尽地阐发了，曹雪芹在构造方面通过层累的体例，若何使细波成为惊涛，使微澜成为骇浪的。那种构造体例是西方小说里没有的。我们可能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看到过，但在长篇小说中是没有的。而在《战争与和平》里，每一回故事都有升降，似乎是数百篇短篇小说的连缀。李辰冬说，假设要将一段文字选到中学课本里，你很随便就从《战争与和平》里拔取了，但《红楼梦》却不可，你选的再超卓，读者也会感应莫明其妙。那么巴尔扎克呢？他是让那部长篇小说与另一部长篇小说停止勾连，几十部小说，虽是零丁成篇，现实上却是一个整体，为了让它成为一个整体，巴尔扎克倾尽了一生的精神，而《红楼梦》自己就是一个整体。那么，通过如许的构造阐发，李辰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曹雪芹通过一部小说的写做而描写了整个宇宙；固然看上往眉目万端，扑朔迷离，但它却有极一贯的系统；所以，以构造论，没有能与《红楼梦》比拟的。除此之外，他还比力了工具方小说的差别风气以及对感情的差别处置体例。好比，他认为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引发的是意念而非意象，是看念而非感情，等等。那个说法，极有见地。我们当然能够对李辰冬的看点持有不附和见，他的办法、看点、揣度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确实为中国小说研究开垦了一条新路，当然更是中国比力文学研究的伟大前驱。

《红楼梦》如许一部书可以成为典范，原因当然良多，包罗通俗读者的喜好，政治家的喜欢，还有就是无数红学家参与了阐释，包罗王国维、李辰冬如许的人对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停止阐发。我们能够那么说，假设不是从王国维起头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史长进行定位，影响到良多红学家的观点，使红学研究脱节部分的偏识，从50年代以后学界越来越增加了从世界文学目光来研究《红楼梦》，再由他们对《红楼梦》停止频频阐释，它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典范。那让人再次赞颂，李辰冬在40年代便以一己之力超卓地停止了那项工做， 但在我看来，今天议论李辰冬，更为重要的是，他其时超前的，今天也未必落伍的比力研究的看念与办法，对红学也好，对文学责备和比力文学也好，都将具有启迪意义。

说到那里，我还想趁便填补一点，《红楼梦》在文学专业范畴的持久被萧瑟，被漠视，其实不是孤案。在世界文学史上，此类工作不可偻指算。我们如今所说的典范做品，有良多做品在它出书之后的良多年里，不是评判凹凸的问题，而是底子没人存眷，能够说置之不理。晚近的例子是博尔赫斯，他最早出书的小说集底子就没人买。但是与卡夫卡比拟，博尔赫斯仍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就得到了认可。卡夫卡生前才实恰是默默无闻。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只卖出了11本。他本身说，此中10本很随便找到买主，因为那是他本身。他很关心第11本的买主是谁。麦尔维尔的《白鲸》是1851年完成的，如今有案可查的是，1876年只卖出了两本，1887年那本书的第一版绝版时，总共卖出了3180本，但是如今，因为《白鲸》，麦尔维尔已被认为是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麦尔维尔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一个美国做家如何写出堪比莎士比亚的做品，而又没必要把故事设定在远远的过往？他的答复是，将那部小说的时间，以鲸为刻度——数千年之久。根据詹姆斯·伍德的阐明，在麦尔维尔那里，白鲸是一个国度一个时代。不只如斯，伍德以至认为，麦尔维尔或许已经是另一个天主：“做为意义的主宰，麦尔维尔才是实正‘伟大民主的天主’，以实马利向他宣誓，也因他而预定得救。”[31] 从最后的置之不理，到成为永久的典范，那傍边到底都发作了什么？假设推得再远一点，好比推到唐宋。杜甫在唐朝时只是浩瀚诗人中的一个，他的被典范化已经到了宋朝，而今他已经成为人类史上最闻名的诗人，成为中国诗人在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那傍边，到底都发作了什么？都有哪些因素的彼此感化、配合感化，使那那个典范化过程得以完成？它可以给我们哪些启迪？

任何一部做品，当他一旦成为典范，根据布罗姆的说法，它不只取缔了常识和定见的边界，并且成了永久的传承东西，也就是说，关于它的典范性，已成定位，不容思疑。但关于任何一部书， 关于它走向典范的道路，我们却是需要加以阐发的。同时，那能否能够阐明，今天的小说创做，更应该放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停止评估？今天的文学责备，当然也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停止。在世界列国文化交换、信息交换日益频繁的今天，事实上任何一部做品已经不成能仅仅在本身的文化系统内产生，因为本身的阿谁文化系统事实上已经不属于你本身。就像今天晚上的欧冠角逐，曼城不是很牛吗？是驴是马，你得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看出来了，哈，瓜迪奥拉的球队本来是头骡子。我觉得，比力文学研究者，就相当于欧冠组织者。在工具方文化足够交换的今天，我们需要发现本身的价值，但本身的价值若何认定？需要在比力中认定。那对写做者，当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根据赛义德《差别的体味》中强调的， 比力文学的意义在于获取一种超越本身民族的视域，而“视域”就是比力文学安居乐业的本体。恰是比力文学研究者和责备家本身的学养，构成了那个比力视域。我们最末可能还会愈加深入地体味到，无论是对一部小说，仍是对一篇责备文章，它的意义良多时候不在于它自己，而在于它与整个视域的联系关系体例，在于我们若何发现并阐释阿谁联系关系体例，并在文学的时空配合体内，对它停止安妥地定位。

最初说一点，我不是学术中人，只是个写小说的。我的讲述必定有良多错误，不标准之处当然更多。所以，我诚恳地期看，可以得到责备斧正。

2020年8月16日

[1] 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1988年版，第208页。

[2] 黄恽：《舞文詅痴》，上海.东方出书社，2017年版，第130页。

[3] 俞平伯：《红楼梦辨》，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74年版，第113页。

[4] 胡适：《致胡近仁信札》，上海朵云轩——彭城珍躲近代名人手札展暨研讨会，2015年。

[5] 郭豫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1985年版，第212页。

[6] 《胡适红学研究材料全编》，宋广波编校正文，北京.北京藏书楼出书社，2005年版，第395-396页。

[7] 《胡适红学研究材料全编》，宋广波编校正文，北京.北京藏书楼出书社，2005年版，第405-406页。

[8] 郭豫适：《中国古代小说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1985年版，第111页。

[9]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81年版，第八卷179，350页。

[10] 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书社, 2005年版，第177页。

[11] 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书社, 2005年版，第177-178页。

[12] 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书社, 2005年版，第178页。

[13] 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书社, 2005年版，第181页。

[14] 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书社, 2005年版，第179页。

[15] 转引自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书社, 2004年版，第430页。

[16] Philippe Daryl:Le Monde chinois Hetzel Librairies-éditeurs1885 p．190．转引自郭玉梅：《红楼梦在法国的传布与研究》 载于《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1期，第250页。

[17]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材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页。

[18]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材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82页。

[19]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导出书社，2010年版，第66页。

[20]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朴直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书社，2005年版，第2页。

[21]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朴直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书社，2005年版，第164页。

[22] （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散文》，王永年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书社， 2001年版，第83-84页。

[23]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七卷），石家庄.河北教导出书社，2006年版，第213-214页。

[24]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6页。

[25] 李辰冬：《知味红楼：红楼梦研究》，北京.中国档案出书社, 2006年版，第1页。

[26] 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北京.文化艺术出书社, 1991年版，第1105-1106页。

[27] 李辰冬：《知味红楼：红楼梦研究》，北京.中国档案出书社, 2006年版，第2页。

[28] 李辰冬：《知味红楼：红楼梦研究》，北京.中国档案出书社, 2006年版，第107页。

[29] （苏）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实译，上海.新文艺出书社，1958年版，第261-262页。

[30] 李辰冬：《知味红楼：红楼梦研究》，北京.中国档案出书社, 2006年版，第112页。

[31] 詹姆斯·伍德：《破格：论文学与崇奉》，黄远帆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书社，第86页。

（来源：《现代做家评论》2023年第1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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