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通俗小说看念在明清的发展

宋人揭橥的通俗小说看念在明清有了全面开展，那种开展次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清期间人们都可以明白区分子部文言小说和民间通俗小说那两类差别类型的小说，并对通俗小说具有清晰的体裁意识。

清同文堂刻本 《今古奇看》

明人关于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是两种差别类型的小说的熟悉，前文已举郎瑛和冯梦龙的看点做为代表，那里再看看笑花仆人（姓名不详）的定见，他在《〈今古奇看〉序》中说：

小说者，野史之馀也。《庄》、《列》所载化人、伛偻丈人，其事不列于史；《穆天子传》、《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开元遗事》、《红线》、《无双》、《香丸》、《隐娘》诸传，《睽车》、《夷坚》各志，名为小说，而其文雅驯，闾阎罕能道之。优人黄繙绰、敬新磨等移演杂剧，隐讽时事，事属乌有，虽通于俗，其本不传。

至有宋孝皇以全国养太上，命随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流行。然事多卑鄙，加以隐讳，读史嚼蜡，殊不敷看。元施、罗二公大鬯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看伟矣！”[1]

那里，论者同样将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那两类差别的小说加以别离，举出各自的代表做家做品，并指出“通俗演义”虽流行于宋，但优人杂剧已开其端，需要重视的是，做者的通俗小说看念中是包罗优人杂剧和文人传奇的，而杂剧、传奇在古代通俗小说看念中本就与“说话”伎艺是一家，它们之间有区别更有联络，曲到近代仍然如斯。[2]

明刊本《水浒传》天都外臣《叙》便称：“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全国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流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承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3]

在叙者看来，“说话”和“演剧”都是“小说”的范围。清人梁章钜云：

“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收流也。而吾村落里，辄将故事编成七言，可弹可唱者，通谓之“小说”。据《七修类稿》云起于仁宗时。宋仁宗朝，承平盛久，国度闲暇，日欲进一希罕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兴。如云“话说赵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斋诗所谓‘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则其来亦古矣。[4]

《回田琐记》

梁氏不只将做为子部收流的小说与村落里弹唱故事的小阐明白地加以区分，指出它们是两种差别类型的小说，并且引用郎瑛之说以加强本身论点的说服力，并附和将通俗小说的起源逃溯到宋人的“说话”。

翟灏则总结说：“古凡杂说短记，不本典范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乃诸子杂家之流，非若今之秽诞言也。”[5]那里固然含有对通俗小说鄙薄之意，其思惟是守旧的，但是，崔氏确实准确地挠住了汉人出格是以《汉志》为代表的小说看念的素质特征，并将其与通俗小说区分隔来。

到了晚清，那种区分两种小说的意识愈加自觉和了了，笔者已撰《中国小说看念在近代的演变》一文加以阐述，那里不再反复。

《中国古代文学看念发作史》

第二，在对通俗小说的熟悉中，明清学者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论归纳综合，降生了具有理论归纳综合力的独立的通俗小说定义。

南宋罗烨《醒翁谈录·小说引子》关于小说的定义，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最早的定义，因为受《汉志》诸子略分类的影响，罗氏在“九流”的框架内定义小说，也就不免遭到一些限造，他在对通俗小说定义时未能完全站在大众文学的本位立场，来独登时表达对通俗小说的熟悉，而是借用了正统文化的分类表达体例，使得其对通俗小说看念的表达不敷地道和清晰。

而明代胡应麟对“九流”和通俗小说的熟悉就比罗烨地道得多，也清晰得多。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说：

刘向《七略》叙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补世道者九，而诎其一小说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统曰诸子，所以别于六经，亦以六经所述古前贤王大道，历世咸备，学业源流揆诸一孔，非一偏之见，一曲之书。周室既衰，横议塞路，春秋、战国诸子各负隽才，过绝于人，而弗获自试，于是纷繁著书，人以其言显暴于世，而九流之术兴焉。

其言虽歧趣殊尚，推本来始，各有所承，意皆将举其术措之家国全国，故班氏谓使遇明王，折衷辅弼，悉股肱之材。非如后世文人艺士，茍依托空谈，亡裨适用者也。[6]

胡氏对“九流”的理解，根据的是《七略》（即《汉志》），而又考虑到汉以后诸子的开展以及它们在明代的现实情况，于是“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杂，三曰兵，四曰农，五曰术，六曰艺，七曰说，八曰道，九曰释”，并进一步指出：“说出稗官，其言淫诡而失实，至时用以洽见闻，有足摘也。”[7]

《少室山房笔丛》

胡氏的“九流”理论是在遵照传统思惟的同时逃求打破，因而，他在《九流绪论》中“更定九流”时有沿袭更有调整。

其阐述“九流”小说时则只及史志子部小说，不涉通俗小说，而是将通俗小说放在《庄岳委谭》中加以阐述，完全做为别的一类来对待。如云：

武林旧事》所记社会甚伙，以杂剧为绯绿社、唱赚为遏云社、耍词为同文社、清乐为清音社、小说为雄辩社、电影为绘革社、撮弄为云机社、吟喊为律华社，右八种皆骈集一处者。然其时唱赚之外又有吟喊，耍词之外又有小说，不知何以别之？撮弄，葢元人院本所从出也。今自戏文外，惟小说、电影社会另有之。[8]

那里阐述的小说，即是做为“说话”伎艺之一的通俗小说，是一种独立的小说形式，其实不在其“更定”的“九流”之内。

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古今小说》

关于通俗小说事实有何特征，若何定义，明清学者确有比宋人更为深进的根究。例如，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叙》中说：

大致唐人选言，进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全国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动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噎，欠亨俗而能之乎？[9]

冯氏那里所说的“通俗”，应该包罗语言的浅近，内容的浅显，审美的浅俗。而那恰是通俗小说的根本要素。冯氏所强调的那些通俗小说的要素，现实上是从宋人“说话”艺术中归纳综合出来的。那种归纳综合，具有明显的理论色彩。出格是将那种特征与传统文化加以比力，就更凸显其独树一帜。

清人罗浮居士（姓名不详）《〈蜃楼志〉〉序》对通俗小说停止了更为全面的理论归纳综合，能够做为通俗小说的典范定义，其有云：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不移至理，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心，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造，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大白者，乃小说正宗也。10

清刊本《蜃楼志》

罗浮居士所说的“小说”，其实就是通俗小说。他次要强调了通俗小说的三个特征：

一是在类别上，它与正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差别，原则上不属于正统文化范围，因而不克不及回进此中的任何类别，它现实属于独立的民间文化的一部门；

二是在内容上，它与正统文化爱讲“治国化民”和“正心诚心”的大事、闲事也差别，只讲“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存眷的是老苍生的日常生活，写的是小事、琐事，更切近通俗公众的现实感触感染；

三是在语言上，它与正统文化受“宗经、原道、辨骚”约束、逃求“瑰玮博丽”更差别，所利用的是“最浅易、最大白”的语言，“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即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白话”。

假设对以上熟悉加以归纳综合，大致能够说，通俗小说属于不克不及被纳进正统文化的民间文化，它次要描写和表示社会日常生活，利用通俗公众都能理解的通鄙谚言，具有民间性、故事性、兴趣性、审美性、娱乐性及白话化等特征。

《中国通俗小说史》

如许定义通俗小说，应该说挠住了通俗小说的次要特征。而那种通俗小说，其渊源虽是宋元“说话”，而其标本则是明清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因为它们在其时已经成为通俗小说的主体。

第三，明清期间产生了许多关于通俗小说的理论，包罗本体论、功用论、创做论、艺术论，并降生了小说评点那一颇具特色的小说责备形式，促进着通俗小说的富贵开展。

通俗小说本体论是关于通俗小说本体的熟悉，与通俗小说看念间接相关，但更倾向于对其体式的认知。明清学者的通俗小说本体论十分丰富，那里只举几例，以概其余。

例如，明即空看仆人（凌濛初）说：“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摘闾巷新事为宫闱应承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看。”[10]那是对宋、元话本体裁的整体描述。

雉衡山人（杨尔曾）说：“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别史。功德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11]那是对演义体裁的清晰定义。

清烟水散人（徐震）《〈珍珠舶〉自序》说：“客有远方来者，其舶中所载，凡珊瑚玳瑁夜光木难之珍，灿烂陆离，靡不毕备。故以宝之多者为上客。至于小说家网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装点成帙，俾看者娱目，闻者快心，则与远客贩宝何异？……殊不知全国有野史，亦必有别史。野史者，纪千古政治之得失；别史者，述一时风气之盛衰。譬之如《诗》，野史为《雅》、《颂》，而别史则《国风》也。”[12]那是对通俗小说本体的文化定位。

《缪荃孙全集》

清人江东老蟫（缪荃孙）说：“‘诗话’二字，初认为评话。而日本传播平话，均做诗话。因悟各小说无不从‘诗曰’起，诗在前，话在后，谓之诗话。谁谓否则？”[13]那是对“诗话”、“平话”体裁的领略。

俞樾则说：“《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敷衍而口说之。见《四库全书概要》杂史类附注。按《七修类稿》云：‘小说起宋仁宗朝，国度闲暇，日欲进一希罕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如此，此即平话也。’《永乐大典》所收必多此等书。”[14]那是对“平话”体裁的汗青溯源。如斯等等，所在多有。

通俗小说功用论是关于通俗小说社会感化的熟悉，也是通俗小说看念的重要内容，明清学者同样有深入的阐述。

例如，明可一居士（冯梦龙）《〈醒世恒言〉叙》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作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敷以触俚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能够导愚也；通者，取其能够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15]

金阊叶敬池刊本《醒世恒言》

阐明通俗小说的功用是“触俚耳而振恒心”，能够“导愚”，能够“适俗”，能够“传久”。

吉衣仆人（袁于令）《〈隋史遗文〉序》说：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补野史也。野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实：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质，如阳羡墨客，恍惚不成方物。

苟有野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特出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堪书者，卒多埋没无闻。纵大忠义而与昭代忤者略已，挂一漏万，罕睹其全。悲夫！[16]

逸史演义能够填补野史之不敷，假设没有逸史演义，我们对汗青的认知就是残破不全的，通俗小说有汗青认知感化，那是做者着重强调的。

陈继儒更说：“往自前后汉、魏、吳、蜀、唐、宋咸有野史，其事文载之不啻详矣，后世则有演义。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为之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17]

演义做为通俗读物，确实影响了通俗读者的汗青认知，那是谁都不克不及承认的。上面所谈次要是对话本小说和汗青演义的社会感化的熟悉。

其他类型通俗小说也都有它们的特殊感化，限于篇幅，那里就纷歧一列举了。需要特殊提出的是，明清通俗小说家认为通俗小说的社会感化很大水平上取决于读者，如东吴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同情心者，菩萨也；生恐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18]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

那里现实上提出了读者可能重塑做品并定义做品价值的问题，能够促进对做者-做品-读者三者关系的切磋，其理论意义也是应该必定的。

通俗小说创做论是对若何创做通俗小说的论说，明清通俗小说家们也有许多很好的定见。虽然通俗小说家在明清期间的社会地位不高，但确有一些做家将通俗小说创做做为一种事业来逃求，如清初钟离濬水（杜濬）说：“道人尝语余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末不敢以稗史为末技。’诗文之名诚美矣。顾今之为诗文者，岂诗文哉！是曾不若吹篪蹴鞠，而能够傲进神之艺乎！吾谓与其以诗文造业，何如以小说造福；与其以诗文贻笑，何如以小说名家。”[19]

那里所说“道人”是指清初闻名通俗文学家李渔，他创做通俗小说确实是自觉而专心的，因而能以小说名家。通俗小说应该写什么，也是明清小说家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在他们看来，小说乃是为写心而做，否则就不克不及动听。明临海逸叟（姓名不详）说：“人心一六合。春夏秋冬，六合之时也则首春，非春不敷以宰发育收躲之妙；喜怒哀乐，人心之情则鼎喜，非喜无以胚悲忿欢畅之根。六合和调，则万物昭苏；人心悦恺，则四肢晬盎。光景艳丽，不独千古同情，六合人心所不成死之性理也。夫小道可规，职此故耳。”[20]

而实正做到写心，更好是融进本身的履历和感情，如许的小说会更有内涵，也更能动听。如马从善谈文康创做《儿女英雄传》说：“先生少席门第馀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翰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度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生亲历乎盛衰起落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情面之频频，三请安焉。先生殆悔其过去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21]

至于将发奋著书看念引进通俗小说创做，重视小说做品的社会教导和引导感化，也是明清小说家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不乏其人，此不具论。

而若何在小说中胜利塑造人物形象，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都有阐述，各人耳熟能详，那里也不赘，仅举清西泠散人（姓名不详）之说为例以概其余。

他说：

呜唤，小说岂易言哉？其为文也俚，一话也必如其人初脱诸口，摹绘以得其神；其为事也琐，一境也必如吾身亲历此中，盘曲以达其见。夫全国之人差别也，则全国之事差别也。以一人之笔写一人之事易，以一人之笔写世人之事难；以一人之笔写一人之事之差别者易，以一人之笔写世人之事之差别者难。况乎以事之差别者而从同写之，以人之本可同者而差别写之，则是书之为难能而宝贵也。……

吾益知著书之难，非胸罗数百辈之人谱，身历数十年之世故，则嬉笑怒骂，一事有一事之情形；贞淫正邪，一人有一人之体段，安能荟萃于一人之书一人之笔而唯妙唯肖邪！[22]

《中国古代小说序跋研究》，王平、王军明、史欣著，齐鲁书社2020年6月版。

那里现实上涉及通俗小说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以及若何塑造典型人物的话题，其内涵是深入的。明清通俗小说家们还自觉逃求小说创做要构成特有的风气，那也是创做论的重要内容，同样值得重视。

如清华约渔《〈儒林外史〉题记》说：“世传小说，无有过于《水浒传》、《红楼梦》者，余尝比之画家，《水浒》是倪、黄派，《红楼》则仇十洲大青绿山川也。此书于画家之外，别出机绪，此中描写情面世态，实乃笔笔生动，字字活现，盖似龙瞑山人白描手段也。”[23]那种将画家的风气门户来相比通俗小说风气门户，确实可以给人以启发。

通俗小说艺术论则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征的理解与逃求，不只表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也表现在阅读者对通俗小说艺术的理解上。

明刊本《五杂俎》

如对“实”、“假”、“虚”、“实”、“奇”、“幻”的理解，明清小说家便有过许多讨论。明谢肇淛说：“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已，《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改变，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纵容，上全国地莫能禁造，而回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帖伏，至死弥他，盖亦求安心之喻，非浪做也。……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行，没必要问其有无也。”[24]

幔亭过客（袁于令）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全国极幻之事，乃极实之事；极幻之理，乃极实之理。故言实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匪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做也。”[25]

睡乡居士（姓名不详）《〈二刻拍案惊异〉序》说：“演义一家，幻易而实难，固不成相衡而论矣。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脾气，各一动行，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黑暗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实，乃为逼真阿堵，罢了有不如《水浒》之讥。岂非实不实之关，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26]

清李渔说：“尝闻吳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至于《三国》一书，因陈寿一志，扩而为传，似乎左氏之传麟经……而演此传者，又与前后各国、七国、十六国、南北朝、工具魏、前后梁各传之手笔大相径庭。传中模写人物，神彩陆离，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黄河，一泻曲下，起结虽有不齐，而章法竟然井秩，几若《史记》之列本纪、世家、传记，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谓奇才奇文也。”[27]

《李渔全集》

金丰更说：“历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没必要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无能，而无以动一时之听。”[28]

所有那些熟悉，都是对其时通俗小说创做体味的总结，有利于小说艺术理论的开展。而明清期间通俗小说艺术论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其对小说塑造典型人物的熟悉，那方面的阐述极为丰富，前人做过许多讨论，那里只举两例以窥一斑。

明谢肇淛《金瓶梅跋》云：“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外数年事耳。此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床笫之语，驵𩦱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巴结，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駥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美丑老小，人鬼万殊，不独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好手也。”[29]

通俗小说描写社会生活，最末仍是要写人，而写人“不独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才是写做好手。

《金圣叹全集》修订版

金圣叹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脾气，人有其气量，人有其外形，人有其声口。”[30]“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道格都写出来。”[31]

如许就把通俗小说要塑造人物，而人物塑造得能否形象生动和独具特色就是胜利与否的原则，讲解得清清晰楚。当然，通俗小说艺术理论是多方面的，那里不成能详述，仅此也能看出明清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成就是值得重视的。

至于以评点为形式的明清通俗小说责备，更是成就卓著，特色明显。闻名的有李卓吾对《忠义水浒传》的评点，金圣叹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评点，毛宗岗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评点，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以及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评点等等，涉及小说主题、构造、人物、语言、描写身手、叙事办法等方方面面，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小说责备范式。

前人讨论甚多，笔者也参与过讨论，那里就不反复了。

《晚清中国小说看念移转》

从以上的粗略描述中，能够得出结论，明清期间不只是通俗小说创做的顶峰，也是通俗小说理论开展的顶峰，传统通俗小说看念也于那一期间臻于完美。到了近现代之交，那一理论才逐步被现代小说理论所替代，通俗小说看念也同时被现代小说看念所替代。

正文：

[1] 【明】笑花仆人：《今古奇看》卷首《〈今古奇看〉序》，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2007年版，第1页。标点有所调整。

[2] 拜见拙做《中国小说看念在近代的演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3] 【明】天都外臣：《水浒传叙》，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6年版，第1462页。

[4] 【清】梁章钜：《回田琐记》卷七《小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页。

[5] 【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页。

[6]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丙部卷二十七《九流绪论上》，上海：上海书店出书社2001年版，第260页。

[7]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丙部卷二十七《九流绪论上》，第261页。

[8]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辛部卷四十一《庄岳委谭下》，第427页。

[9] 【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首《叙》，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58年版，第1页。

[10] 【明】即空看仆人：《〈拍案惊异〉自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201页。

[11] 【清】雉衡山人：《〈工具两晋演义〉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39页。

[12] 【清】烟水散人：《〈珍珠舶〉自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28-829页。

[13] 【清】江东老蟫：《〈醒醒石〉跋》，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799页。标点有所调整。

[14] 【清】俞樾：《九九消夏录》卷十二《平话》，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0—141页。

[15]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首《〈醒世恒言〉叙》，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1994年版，第1页。

[16] 【清】吉衣仆人：《〈隋史遗文〉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58页。

[17] 【明】陈继儒：《〈唐书演义〉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61页。

[18] 【明】弄珠客：《金瓶梅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079页。

[19] 【清】钟离濬水：《〈十二楼〉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25页。

[20] 【清】临海逸叟：《〈拍手绝尘〉〉叙》，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03页。

[21] 【清】马庆善：《儿女英雄传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592页。

[22] 【清】西泠散人：《〈熙朝快史〉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665-1666页。

[23] 【清】华约渔：《〈儒林外史〉题记》，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692页。

[24]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之十五《事部三》，上海：上海书店出书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

[25] 【明】幔亭过客：《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提词》，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358页。

[26] 【明】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异〉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788页。

[27] 【清】李渔：《〈三国志演义〉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02-903页。

[28] 【清】金丰：《〈说岳全传〉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987页。

[29] 【明】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080-1081页。

[30] 【明】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484页。

[31] 【明】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