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裕焜：对《水浒传》中血腥、暴力问题的探求

《水浒传》里有很多凶杀排场的描写，以至食人肉，开人肉馒头店等等。我们《水浒传》的研究者，或熟视无睹，讳莫如深；或严厉训斥，“残暴”、“血腥”、“杀人魔王”。但是，那都不克不及处理问题。

《齐裕焜讲水浒》，齐裕焜著，东方出书中心2019年3月版。

《水浒传》里的残暴、血腥描写是客看存在，回避不了。乱杀人，食人肉对不合错误？当然不合错误，那是连小学生城市从道德上予以训斥的。

问题是：为什么读者在读《水浒传》时其实不觉得恐惧？为什么那些残暴行为其实不引起读者的憎恶？为什么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仍是中国老苍生最喜欢的英雄人物？我们的研究工做应该显示矛盾，处理矛盾，答复那个问题。

一、不克不及分开其时的汗青语境

恩格斯《家庭、私有造和国度的起源》把人类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在阐发蒙昧时代时说：“因为食物来源经常没有包管，在那个阶段上，可能发作了食人之风。那种风气，后来连结颇久。”[1]

诚如恩格斯所说，远古北京人、河姆渡人、16世纪的非洲、19世纪的南美洲都发作过食人现象，反映了远前人类和远离近代文明的原始部落消费力极度低下，社会文明水平不高的社会汗青情况。但令人食惊的是到了消费力已经比力兴旺的时代，那种现象仍然存在。

为什么会发作食人现象？

一是因为战乱、灾荒。《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记载：“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三国志·董卓传》中亦云：“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就连汗青上一贯“弘毅宽厚”的刘备，在本身的属地上也曾经发作过人食人的惨状。《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载：“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

中华书局版《三国志》

后汉以后那类记载较少，但到了唐末五代又良多，不断到宋元时代都不竭发作。如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杨行密围广陵，“城中无食，米斗曲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庄绰《鸡肋编》载：“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成得。响马、官兵以致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

其次是武将、悍卒等嗜食人肉。苌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赵思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

不单武将悍卒爱食人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连宋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开也喜食人肝。宋太宗传闻柳开“喜生脍人肝，且多犯警、谓尚仍五季乱习，怒甚……因以治开功”。第三是复仇。

在古代复仇是神圣的义务，复仇的极致动作便是生啖敌人之肉。如人祭，就是用敌人或战俘来祭祖先；在开战前用仇敌的奸细或战俘来祭旗。还有就是私家的仇恨，大多为血亲复仇，为父母、为亲人复仇，或侠客搀扶帮助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复仇。

《中国古代侠义复仇史料萃编》

《宋史·张躲英传》说父母为孙居道所害，躲英尚幼，稍长，擒敌人，“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居道于前，号抽泣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刳其心以祭”，燕、蓟间目为“报仇张孝子”。如许残暴的行为，不单没有遭到训斥，反而得到颂扬。

第四与“割股疗亲”那种文化陋俗有关。割股疗亲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别致风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其序云：“唐时陈躲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

陈躲器是唐朝四明(今宁波)人，开元时做过京兆三原县尉，“以《神农本草》遗逸尚多，因别为本草十卷，中言人肉可疗羸疾，故后之孝子多行之”。明朝人李时珍说“陈氏之先已有割股割肝者矣，而回咎陈氏，所以功其笔之于书，而不立言以破惑也，本草可轻言哉”[3]。按李时珍此说可知将人肉做为方药而进《本草》始自陈躲器。

陈躲器家乡自东晋以来深受释教影响，汗青学家金宝祥先生因而认为陈躲器的人肉方药来自古代印度方药，即与印度释教寓言中有关人肉人血为方药和释教捐躯之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络。

李华瑞先生在引用了金宝祥先生的阐述后说：“既然做为精神依托的崇奉和理论都认为人肉可做为方药，又能够饲饥虎饥鸟，那么人肉可食用天然会在人的潜意识里被承受，当饿殍遍野，不只悍卒武夫并且饥民都可能抉择人肉做为‘食物’，大致就是此种文化心理使然。

《水浒学史》，齐裕焜、冯汝常等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无独有偶，现今所看到关于食人现象的记载，恰好是在割股疗亲风俗鼓起并流行的唐代起头多起来，而唐宋以降，文学做品描写食人肉的情节不足为奇，如《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西游记》中浩瀚妖魔想食唐僧肉，已是家喻户晓的故事等。那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割股疗亲风俗与食人现象之间的密切关系。”[4]

食人肉的事见于史乘，传播于民间，是客看存在的事实。平话人、戏曲家从史乘上，从民间传说里，都能够看到听到那些故事，他们把它做为草莽英雄复仇的愤慨心绪和冒失性格的表示，做为吸引听寡、看寡的猎奇故事。

在诗文中人们表示对仇敌和敌人愤慨心绪和复仇决心时也常用“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之类的语言来表示，最典型的如岳飞在《满江红》里的“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但那些都没有详细描写，而在叙事做品里就有血腥排场的描写。

在文言小说中有良多食人肉的描写，如宋代《开河记》记隋麻叔谋食小孩；《夷坚志》中《建昌道店》(三志辛卷第三)、《京师浴堂》(《夷坚志补》卷八)都写到宋代开黑店、卖人肉的事。

《中国古代的食人：人食人行为透视》

元杂剧里也触目皆是，如杨显之《酷冷亭》里的宋彬要把奸夫高成“剔髓挑筋，摘胆挖心……”，秦简夫《赵礼让肥》里的马武每一天要一副人的心肝做醒酒汤，而宋彬和马武都是英雄人物，固然那时是暂时“上山作贼”。

水浒戏里那类描写更多，如《鲁智深喜赏黄花峪》里鲁智深唱：“叵奈无徒歹禽兽，摘心肝扭下那驴头，与俺那梁山泊宋公明为案酒。”

在话本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里写赵正到侯兴的人肉馒头店里的情节与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店里的情节非常类似；《西湖三塔记》里取人心肝的描写也与《水浒传》燕顺要取宋江的心肝做醒酒汤一样，可见在其时是艺人们传说的绿林豪杰的“英雄行为”，事实《水浒传》是受了话本仍是杂剧的影响，仍是间接吸收民间传播的故事是难以确证了。

以上那些情状在民间做为猎奇的故事来吸引听寡和读者。而现代社会文明水平跟着消费力的开展，人道主义思潮的鼓起，环保意识的加强，不要说食人肉，就是凌虐动物都是不容许的。用现代人的目光往看食人肉等事，是难以想象的。

“文化是什么？任何文化都是人把本身一步一步地变得更像人的一种行为和过程。文化逃求的最末目标，都在于一个‘人’字。”“把人酿成人、化成人就是文化。”[5]我们对古代做品的评论不克不及分开其时的汗青语境。

齐裕焜《明代小说史》

二、不克不及用现代人的道德看念取代审美评判

墨光潜先生在《我们关于一棵古松的三种立场——适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一文中说：

好比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假设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动物学家，别的一位伴侣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那棵古松。我们三人能够说同时都“知觉”到那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差别的工具。

你离开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多少钱的木材。我也离开不了我的动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时常青的显花动物。我们的伴侣——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尽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葱茏劲拔的古树。

我们三人的反响立场也纷歧致。你心里策画它是宜于架屋或是造器，思量如何往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回到某类某科里往，重视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如许老。我们的伴侣却不如许东想西想，他只在全神灌输地赏识它的葱茏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焰。[6]

《墨光潜美学文集》

那里讲的是实善美的三元论， 不是一元论，固然实、善、美之间有必然的联络，但审美是超越功利的善和客看的实的。读者阅读赏识文学艺术做品的时候，是以审美的感触感染为原则，而不是用科学和道德的原则来承受和权衡的。

刘再复在《双典责备》里，一方面认可《三国》《水浒》是“十分出色、十分超卓的文学做品，不愧是文学典范”；另一方面，对它们停止了十分严厉的文化责备，“五百年来，危害中国世道人心更大最普遍的文学做品，就是那两部典范”。而它遭到李卓吾、金圣叹等文学责备家和广阔读者的欢送是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7]

刘再复的文化责备，不克不及说没有一点事理，但全面性、简单化，并且用文化责备取代了审美责备，他没有好好阐发，没有讲清晰。他认可《水浒传》的文学价值，但好在哪里呢？不处理那个问题，就可能陷进紊乱。

下面我们以武松特殊是被认为十分“残暴”、十分“血腥”的“血溅鸳鸯楼”为例，来切磋那个问题。

武松是个传奇式的英雄，做者在他出场时，用极度夸饰的语言来介绍他：“柴进指着那汉，说出他姓名，何处人氏。有分教：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林下强人，碰着心惊胆裂。恰是，说开星月无荣耀，道破山河水倒流。”接着通过“武松打虎”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情节塑造了一个个性特殊、形象充沛的传奇英雄的形象。

传奇式的英雄，表示为超人与常人相连系。承认传奇式的英雄有超人的一面，就会使英雄人物失往传奇色彩；承认传奇式英雄事实是常人，就会把他写成不吃烟火食的仙人，从而失往实在性。

《学理根究与文本细读——中国古代小说论集续编》，齐裕焜著，高档教导出书社2018年9月版。

武松有英雄的豪情，超人的武艺，丰富的社会体味，沉稳精巧的性格；同时，他对陈旧迂腐的官府，对暗中的社会还抱有妄想，总想凭仗本身的能耐可能遭到统治阶级的赏识，能够高人一等，“赢得个封妻荫子”。因而，就随便被小恩小惠所拉拢。

武松到了孟州牢城，被施恩的“施恩”所冲动，被他操纵，替他醒打另一地霸蒋门神，“重霸快活林”。那个故事如今经常遭到责备，认为武松为施恩往打蒋门神没有正义性，确实如斯，但那个情节是需要的，是为了引出后面“血溅鸳鸯楼”，并且表示了武松性格弱点，随便被人操纵，为他后来的错误埋下伏笔。

接着就写张都监为了给蒋门神报仇，操纵武松的弱点，用小恩小惠来软化他。武松很快被骗受骗，对张都监感恩涕零，宣誓报恩。

因而，当他听到张都监家里三更喊贼，便想到“都监相公如斯爱我，他后堂有贼，我若何不往救护”，成果恰好中了奸计，被张都监当贼挠了起来。做者在那里，对武松的弱点和错误做了多么深入的责备啊！

景启民绘武松

张都监等人把武松投进监狱，刺配恩州牢城，还不甜心，非要斩草除根，置他于死地不成。他们想在飞云浦杀了武松。那时，武松没有退路了，只能杀了那几个杀手。“立在桥上看了一回，思量道：‘固然杀了那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若何出得那口恨气！’提着朴刀，迟疑了片刻，一个念头，竟奔回孟州城里来。”

武松为什么“迟疑了片刻”？因为假设如今逃走，还有生路，而往孟州城要冒很大的风险；即便报了仇，也意味着他和官府彻底分裂，“封妻荫子”、高人一等的妄想彻底幻灭。

但是武松如许一个自视为顶天登时的英雄，却如斯随便地受骗被骗，他的心理遭到繁重的冲击，感应无比的耻辱，无地自容。不报此仇，在江湖上若何做人，若何安身？因而，踌躇再三，仍是横下一条心，奔回孟州城往复仇，往出那口“恨气”。

回到孟州，到张都监府，杀了十五口人，“血溅鸳鸯楼”。为什么读者不单没有训斥他，反而在读《水浒传》时感应愉快，在传闻“武十回”评话的平话场合上一片喊好声？因为他不是主动杀人的，他是被逼迫得穷途末路时才被迫勇敢杀人的。

他是一个复仇的英雄。读者会感应张都监等人太可恶了，不单哄骗、诬蔑，还要赶尽杀绝，那种人是十恶不赦的，而老苍生日常平凡对贪官污吏、豪强恶霸的愤怒也借此出了一口恶气。

更重要的是做者塑造了一个很有个性、血肉充沛的英雄，而不是概念化的、没有个性的人物。武松是个凶恶而精巧的人，他杀人时有一个考虑，怕张都监贵寓的人往陈述，故此他杀一些无辜者时，说了句：“却也饶你不得。”

戴敦邦绘武松

他是个缄默寡言的人，不管多大的委屈，他都闷在心里，“憋着一口鸟气”，一旦发作出来，就特殊猛烈。曲到杀了一系列的人以后，才说了一句“我刚才心称心足”。逃出城以后，又说了一句：“那口鸟气，今日刚才出得松臊。”

他又是一个十分沉着的人。他杀人之后，从城墙上跳下来，仍然是很沉着，有条不紊的：

把哨棒一拄，立在濠边。月明之下，看水时，只要一二尺深。此时恰是十月半气候，遍地水泉皆涸。武松濠堑边，脱了鞋袜，解下腿绊，挠扎起衣服，从那城濠里走过对岸。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双八搭麻鞋，取出来穿在脚上。听城里更点时，已打四更三点。武松道：“那口鸟气……今日刚才出得松臊。”

如孙绍振先生所说：

民间剪纸武松

杀了那么多人，逃出城了，假设是一般人物，还不赶紧溜？可是武松，竟然沉着到在月光下看城濠里的水，只要一二尺深。看得那么详尽，不愧当过都头，端的是，寓沉着于紧迫之中。

在如许的危机中，心思稳定，动做有条理：脱鞋袜，解腿绊，扎脱衣服，蹚水走过对岸。还顾得上把湿鞋袜换了，还有闲心往想，干鞋是哪个伴侣送的。写武松过河的沉着，就是写武松的平静。更超卓的是：“听城里更点时，已打四更三点。”

足够写出了听觉的放松，从听觉的放松，表示了心绪的放松：“那口鸟气”末于出了。阐明在那以前，是憋着一口鸟气。憋得很久，憋得很深，如许冷峻，如许清醒，如许有余暇闲心。实乃水浒之大手笔也。[8]

假设我们不是简单化地对待善恶问题，不是用道德评判取代审美评判，不是离开了其时的汗青语境，我们就会理解做者如许写是认为张都监等人太可恶了，武松的报仇是蔓延了正义；读者或听寡从中发泄久久积压在胸中对社会暗中，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愤怒，感应愉快淋漓。

在如许“善”的根底上，从审美的角度，从塑造传奇英雄形象的要求来看，长短常胜利的，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

武松的形象是富有个性的，充沛生动的，展现了他性格的多侧面，不愧被金圣叹称为《水浒》里的第一英雄。他说：“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实，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第25回评语）

《金圣叹全集》修订版

三、把血腥残暴喜剧化、戏谑化、公式化

《水浒传》的一些恐惧、残暴的描写没有引起读者的恶感，还因为它把那些描写喜剧化、戏谑化、公式化了。

李逵很野蛮，乱杀人，以至食人肉，为什么李贽、金圣叹等人说他是“上上人物”“梁山泊第一尊活佛”，老苍生也十分喜好他？就是因为做者把他塑形成一个性格粗犷而又幽默横生的喜剧形象。李逵的性格特征能够用三个字来归纳综合，就是：“实”“蛮”“趣”。

“实”，就是实在而又爽快地把他心里的设法、豪情都赤裸裸地一览无余，不受外界的威胁迷惑，不因计较小我的短长得失而掩饰、自然。那就包罗着：

孙忠会绘李逵

（1）他对统治阶级包罗皇帝也无所恐惧，经常表达出对皇帝大不敬的言论。

（2）对本身的头领宋江，也不曲意巴结，而勇于爽快地责备。

（3）他从不隐瞒本身的看点，从不掩饰心里的设法和感情，从不虚假自然。

他往接母亲，是为了让母亲到盗窟享几天福；他要杀到东京，是为了要当上将军，在“那里快活”。“蛮”，就是行为卤莽野蛮。

李逵卤莽野蛮表示之一是不讲礼貌。如在浔阳楼食饭，宋江嫌鱼不别致，李逵便伸手往宋江、戴宗碗里捞过来食了，滴滴点点，淋了一桌子汁水。

他的卤莽野蛮，表示之二是蛮不讲理。因为卖唱的女孩影响他们谈话，就“把两个指头往那女娘子额上一点。那女子大喊一声蓦然倒地”。

表示之三是不问青红皂白乱砍乱杀。“江州劫法场”时，“不问官军苍生，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三打祝家庄”时，不单杀了祝彪，并且要杀已经投降的扈成；等等。

表示之四是冒失、盲动。如第72回李逵“拿着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单独一个，要往打那东京城池”。

写李逵的“实”和“蛮”都是为了表示他的“趣”，即把他塑形成一个喜剧角色。喜剧角色是以风趣的语言和动作引起看寡笑乐。风趣，做为美学概念，它本色上是带有荒唐悖理的特征。超出常理，自相矛盾到了荒唐的地步就是风趣。风趣引起欢笑，所以风趣、好笑两个词是联在一路的。

如他说出“大皇帝”“小皇帝”“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之类的疯话，被宋江、戴宗斥为胡言乱语，引起读者的哄笑。

李逵用指头把卖唱的女孩点倒了，遭到戴宗的责怪，他说“未曾见那般鸟女子，恁地娇嫩！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无妨”，引得“宋江等世人都笑起来”。

顾炳鑫绘《李逵醒春》

第41回李逵说了要“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欠好！不强似那个鸟水泊里”的唉声叹气之后，被戴宗痛斥一顿，并且说再乱说要割他的脑袋“以警后人”。李逵说：“嗳也！若割了我那颗头，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又引起豪杰们大笑。

李逵很愚曲，但还经常爱搞小阴谋，愚人弄巧，显得好笑。他因为罗实人不让公孙胜回梁山泊，他三更往杀罗实人，砍掉了罗实人和道童的两颗假脑袋——被神通点化的葫芦。成果被罗实人把玩簸弄了一番，被狱卒用狗血、尿屎淋了一身，把两腿都打烂了。

对那一段描写，容与堂本的评语说：“有一村塾究道：李逵太凶恶，不应杀罗实人，罗实人亦无道气，不应磨练李逵。此言实如放屁。不知水浒传文字当以此回为第一。试看种种摩写处，那一件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全国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逐个推究若何若何，岂不令人笑杀！”

那一段评论的看点我们未必完全附和，但他指出做者要把李逵写成一个趣人，一个喜剧角色是符协做者创做企图的。第73回“李逵乔捉鬼”、第74回“李逵乔坐衙”更是完全饰演着喜剧的角色，如舞台上的丑角。

方成绘李逵

“实”“蛮”“趣”有机地同一在一路，胜利地把李逵塑形成一个无邪烂漫的喜剧人物。他的言行一定具有荒唐悖理的性量，一定是夸饰和歪曲的，如许才气风趣好笑。

在笑声中颂扬他的无邪无邪，也责备他的卤莽野蛮。我们在阐发李逵时应该重视到那个特征。

例如，他说的一些唉声叹气，就不克不及做为他具有反对皇权，主张用农人革命攫取政权的思惟的例证。李卓吾、金圣叹和其他评论者都是以“妙语”来对待的，并没有责备他犯上做乱。

至于李逵看待通俗苍生的所谓凶恶，也没必要苛责，只不外是做者为了逗笑而强调他的卤莽罢了。因而，历来《水浒传》的读者和评论家，也从没产生过李逵凌虐、压迫老苍生的曲解。

“拳打镇关西”，被认为是违背法度的，三拳把人打死，太残暴太野蛮。其实那段描写就是高度喜剧化、戏谑化的。

鲁达先是把玩簸弄郑屠：要十斤精肉，不要半点肥的；要十斤肥的，不要半点瘦肉；要十斤骨头，不要半点肉。用把玩簸弄郑屠的办法挈延时间，让金老父女走远。读者读来不觉恐惧，而觉好笑。

用的语言也充满了调侃、戏谑的色彩。如鲁达“把两包臊子对面打将往，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金圣叹说：“肉雨二字，千古奇文。”

袁无涯本评语：“肉雨二字，俗而典，莽而趣。”打郑屠三拳描写，更是色彩斑斓，妙趣横生。把一场暴力抵触，酿成了一幕喜剧。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齐裕焜、王子宽著，福建人民出书社2005年版。

难怪金圣叹评论：“眼根色尘实正奇文。”容与堂的批语是：“好文章，好文章，令人手舞足蹈。”

袁无涯本的眉批说：“庄子写风，枚生写涛，此写老拳，皆文字中绝妙画手。”读者在赏识那篇奇文时，不单感应“一片热血曲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在世上，未曾为人出力”，并且喜形于色，拍案喊绝，早把“违法”“残暴”之类抛到九霄云外往了。

孙二娘的人肉馒头店，恐惧吗？现实上做者是把恐惧的人肉馒头店酿成了男女调情的风月场。

武松看出那是个黑店时，调戏孙二娘，问她丈夫到哪里往、说那你一小我很萧瑟，等等。而孙二娘说“要歇，便在我家无妨”。后来武松拆醒，伴计抬不动，孙二娘脱了衫，解了裙，赤膊来抬，被武松“当胸搂住”，“压在妇人身上”。

林风眠绘武松

正如金圣叹所说：

前篇写武松杀嫂，可谓天崩地陷，鸟骇兽窜之事矣。进此回，实是强弩之末不成穿鲁缟之时，斯固百江郎莫不阁笔坐愁，摩腹吟叹者也。……

于是便随手将十字坡遇张青一案翻腾踢倒，先请出孙二娘来。写孙二娘便加出无数笑字，写武松便勾出无数风话，于是读者但觉峰回谷转，又来一处胜地。而殊不知做者正有意要将顶天登时，戴发噙齿之武二，忽变做迎奸卖俏，不识人伦之猪狗。

上文多么雷轰电击，此处多么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阳冈上大虫，此处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后幅，便一发写出当胸搂住压在身上八字来，恰是前后穿射，斜飞反扑。不图无心又得此一番奇笔也。

《水浒传》中人肉馒头店的描写是公式化的。如宋江的遭遇，成为一个公式：

进险境——等死时说出本身姓名或被人认出——世人拜服。清风山：宋江被挠——要把他的心肝做醒酒汤——“可惜宋江死在那里”——燕顺等三人“纳头便拜。”（第32回）

揭阳岭人肉馒头店李立麻翻宋江——预备做人肉馒头——李俊从押解他的公函看出是宋江——李俊李立等四人“纳头便拜”（第36回）

浔阳江上宋江上賊船——张横要杀宋江——李俊赶来，认出宋江——张横等“纳头便拜”（第37回）。

武松在十字坡情状根本不异：进险境险有被做人肉馒头的求助紧急——本身识破——说出姓名——张青“纳头便拜”（第27回）。

黄永玉绘孙二娘

“平话体小说，呈现情节套路化，关目相同化的现象，也就不敷为怪了。”[9]

写人肉馒头店等一是为了造造严重气氛，让读者为他们命运担忧；二是为了阐明宋江、武松在江湖上高尚的威信；三是通过如许的情节，宋江等结识一批豪杰，以便后来“寡虎齐心回水泊”。

袁无涯评本引陈继儒的话说：“天上无雷霆，则人世无侠客。”做者认为杀人等对绿林豪杰来说是屡见不鲜，无足为奇。所以，对杀人等轻描淡写，似乎是豪杰们的日常生活，而对通奸事更感兴致，写二潘的奸情写得喜形于色。

孙述宇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那本讲英雄豪杰的小说写通奸就比写杀人写得刺激；像那两个姓潘的淫妇那两段便写得非常细腻动听，出格是金莲与西门庆初会的那一大段，所以后来《金瓶梅》只是称接了过往，没有多加修改。《水浒》常有神来之笔，但是在杀人时却没有。在那些段落里，做者想象之火还没有点燃。”[10]

他还比力了《水浒传》与《金瓶梅》杀嫂的两段（《水浒传》那段89字，而《金瓶梅》是209字），认为“《金瓶》写得那么令人恶心，因为做者痛恨杀人那种事，《水浒》则不反对杀人，但也没有能从中取乐”[11]。

《水浒传的来历与艺术》

正因为“做者想象之火还没有点燃”，所以，对人肉馒头店的描写是陈旧见解的，都是“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细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那么几句，没有传染力。

无可讳言，《水浒传》里有些描写是没有化丑为美，表示了野蛮、嗜血的倾向，如梁山豪杰江州劫法场之后，还往挠黄文炳，还食他的肉等，画蛇添足，不单表示了梁山泊豪杰的野蛮，在艺术上也是失败的。

那些问题的呈现是不希罕的，因为《水浒传》是在民间说话的根底上由做家加工创造而成的，它反映中国底层苍生的思惟豪情、审美兴趣；也反映说话艺术的特殊要求，如郑振铎所说：“平话家是唯恐其故事之不离奇，不鼓动感动的；若一落于无能，便不会耸动顾客的听闻。所以他们最喜取用奇异意外的故事，惊骇可喜的传说，且更故以危辞峻语，来增高描叙的兴趣。”[12]

美国粹者沃尔特·翁在《白话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也说：“对暴力的热心描画经常是口传故事的显著特征。……赤裸裸的暴力在许多史诗和其他白话款式里处于核心的位置，在早期的文学创做中仍有大量遗存，到了后期的文学叙事里才逐步退居边沿。”[13]可见那是口头文学中的普及现象，中西做品概莫能外。几百年前的做家不成能具有现代人的人道主义思惟，我们不克不及苛求于前人。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修订本，齐裕焜主编，人民文学出书社2015年版。

总之，我们要客看全面地对待《水浒传》中的暴力、血腥的描写，不克不及因而否认《水浒传》的成就，它在中国小说史甚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典范地位是不成能被倾覆的。

正文：

[1]恩格斯《家庭、私有造和国度的起源》，人民出书社1972年版，第20页。

[2]以上素材参考李华瑞《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3]陈躲器《本草拾遗》，已由尚志钧辑释，安徽科学手艺出书社2003年出书。其兽禽部卷第五说：“人肉治赢病”。

[4]李华瑞《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西北师范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5]庞朴《文化的定义》，《解放日报》2009年8月2日。

[6]《墨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书社1982年版，第448-449页。

[7]刘再复《双典责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版，第3、5、7页。

[8]孙绍振《演说典范之美》，福建教导出书社2009年版，第52页。

[9]纪德君《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文化艺术出书社2009年版，第310页。

[10]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时报文化出书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347页。

[11]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时报文化出书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353页。

[12]郑振铎《论元刊全相平话五种》，见《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书社1984年版，第410页。

[13]【美】沃尔特·翁（Walter J.Ong）《白话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书社2008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