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 | 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

——与法国粹者雷威尔先生商榷

《金瓶梅》的早期传播，与袁中郎之弟袁小修亦有密切的关系。

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泛凫，公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南京吏部郎中。文名甚著，与其兄宗道、宏道并称三袁，同以公安派著称。

他与《金瓶梅》发作关系的史料，如今仅能找到其著《游居柿录》中一条罢了。现抄如次：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

后从中郎实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表演一收。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每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仆人，以馀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

能。

追想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没必要焚，没必要崇，听之罢了。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弭。

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别致以惊愚而蠹俗乎?

（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第979条）

假设说，万历二十三年，袁中郎致董思白书透露了《金瓶梅》手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的话，那么袁小修日志中“从中郎实州见此书之半”的话，为我们透露

了《金瓶梅》早期传播的第二个信息。

但是那个信息的呈现到底在什么时间呢?近年来国表里学者的考证都是有问题的。笔者起首对那个问题提出差别的观点。

《游居柿录》

法国粹者雷威尔在《比来论〈金瓶梅〉的中文著作》一文中认为： “从中道 1614 年的日志《游居柿录》中说他于 1598 年看到半部小说用的‘一

半’原稿。” ①

1598 年是万历二十六年戊戌。那就是说，根据雷威尔先生的观点，袁小修第一次看到半部《金瓶梅》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

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亦持此说。他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中指出：“小修从中郎实州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 1598 ）。” ②

笔者认为，袁小修从中郎实州所见《金瓶梅》之半的时间，当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而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起首，我们必需搞清晰袁中郎侨寓实州的时间。

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中郎在京谒选，授吴县令。二十三年二月离京赴吴，三月到任③袁中郎：《瓶花斋集·告病疏》。中郎在任两年，“公为令，清次骨，

才灵敏甚，一县大治。宰相申公时行闻而叹曰：‘二百年来无此令矣。’”

《公安县志·袁宏道传》。“二十五年正月内因病乞恩，改授教职。二十六年四月内授顺天府传授”④

袁中郎：《瓶花斋集·告病疏》。恰是在那段时间内，中郎曾侨寓实州。

详细讲，万历二十五岁首年月，中郎力辞县令，春即解官往职，暂居无锡。此年三月即与友人江进之等游历无锡惠山，杭州西湖，天目诸名胜。回无锡后不久即

侨寓实州。

袁氏《解脱集》函牍中，有一封致华中翰的信。华中翰即华士标，字之台，无锡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典籍，后至刑部郎中。华中翰是中郎行无锡

之居停仆人。是信曰：

一别三月，往返二千余里。家属居尊宅若家，不肖看梁溪若乡。

贾岛云：“无故更渡桑乾水，却看并州是故土。”难免有牢骚意。若仆则乐之矣。……但此地往苏太近，今回亦不成久，便欲移之瓜步矣。

此书告诉我们，中郎于万历二十五年起头，游览东南名胜达三个月之久，并言称“今回亦不成久，便欲移之瓜步矣”。

阐明他意欲随即从无锡移居瓜步。瓜步镇，在江苏六合东南瓜步山下，距实州不远。从此信揣度，中郎回无锡的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六七月间。

《解脱集序》书影

《解脱集》函牍中还有致吴敦之书曰：

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山行殆二千余里。

此又一确证，证明中郎于万历二十五年炎天，已由越返吴，回到了无锡。 回无锡后不久，中郎即发船移居实州。

《解脱集》函牍中有致江进之书曰：“初一日从无锡发船，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矣。”

那个“初一日”，从中郎前后行迹揣度，只可能是六月初一或七月初一。中郎抵达实州确实切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他给江进之的另一封信中知

道，是年盛夏，中郎已在实州。此信曰：

弟暂栖实州城中，房子宽阔可住。弟生平好楼居，今所居房，有楼三间，高爽而净，工具南北，风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为友，江上柳下，不时乘凉

赋诗享人世不愿享之福……。

季宣为李柷，字季宣，号青莲，万历元年举人，曾任知县，能诗文。中郎与季宣在实州“江上柳下，不时乘凉赋诗”，足证万历二十五年盛夏，中郎已侨居

实州（今江苏仪征）。

中郎在实州大约住了半年时间，其间还往过扬州、南京栖霞山等地游览。

中郎《瓶花斋集》中有诗一首，题为：《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诸词客邀余及洪子崖知县踏青实州东郊，以云霞梅柳句为韵，余得度字》。此诗证明，万

历二十六年戊戌元日，中郎还陆续寓居实州。

袁小修：《吏部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曰：“戊戌，伯修以字趣先生（中郎）进都，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 那就是中郎分开实州往京的原因。

袁中郎《瓶花斋集》诗《广陵别景升小修》云：“搔头几日见新丝，二月河桥上马时。”

此可证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在扬州告别小修，启程赴京。根据以上考证，我认为，中郎侨寓实州的时间是从万历二十五年夏到万历二十六年二月。

袁小修所说的“从中郎实州，见此书之半”的时间，也只可能在那七八个月中间。

但是，那段时间是跨年度的。雷威尔等先生认为小修从中郎实州是万历二十六年，而笔者认为是万历二十五年。

《瓶花斋集》书影

那就必需做进一步考证。 下面我们看看小修本身的说法。

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三，202条：

戊戌，予居实州，淑正来，因数聚首，时实州有老友侯师之，名维垣，亦好客……。实州城空，其西北多种桃，桃花盛开，与二老日日往游……，凡半年而

别。

同书同卷，213条：

移居潘季友空宅，与张白榆邻，即张旧宅也。戊戌年，中郎以病改吴令，进补官，寄家此地（指实州），予亦客焉。僦张氏之宅以居，自正月至七月始进

都。其时读书饮燕之处，宛然如故，而计其期已十二年矣。

那两段文字系袁小修在万历三十七年所写的日志，时隔十二载旧地重游，记忆犹新。

“戊戌，予居实州”，“戊戌年，中郎……寄家此地，予亦客焉”，说得再明白不外了：万历二十六年戊戌，袁小修在实州，当时桃花盛开。又言“自正月至

七月始进都”，可见袁小修足足住了半年。那可谓是雷威尔、魏子云说的强有力的佐证。

并且，我也认为，袁小修的记忆是准确的。但是只要细细琢磨，问题就呈现了。

据前所考，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已离实州，在扬州别小修而往了北京。

那就是说，袁中郎分开实州后，袁小修反往实州住了半年。那么那是不是袁小修所说的“从中郎实州，见此书之半”的那一次呢?我认为不是的。

因为只要小修跟从中郎一路寓实州，才气称得上“从中郎实州”。在那段日志中，小修只说“予居实州”，“予亦客焉”，而没有说同中郎一路在实州。

从那两段日志也能看出，此时中郎已不在实州。

213条曰：“戊戌年，中郎以病改吴令，进补官，寄家此地，予亦客焉”。 那句话非常重要，它阐明两个问题：

一、小修往实州时，中郎已进京“进补官”，就选，授顺天府传授往了。

二、 中郎虽往北京，家眷却仍寄实州。小修往实州看管中郎的眷属，那就是为什么中郎分开实州，小修却反往实州的原因。假设说那一层意思，在那段日志

中小修还说得不敷明白的话，再请看同书同卷，220条：

戊戌，中郎改官，进补顺天教官，时眷属寓实州，予送眷属进京，即进国粹肄业。

那下可说是水落石出了。联络以上所引的213条，我们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袁中郎进京进补官，袁小修往实州赐顾帮衬其眷属。七月始送中郎眷属进京。

在此期间，小修与中郎，南北长相看，能够说与“从中郎实州，得此书之半”之时之事，谬不相涉。

因而，以上三段小修的日志，虽都讲到戊戌年居实州事，但都不克不及成为雷威尔、魏子云先生的“袁小修得半部《金瓶梅》是万历二十六年”之说的佐证。

雷、魏之说亦就不克不及成立。

万历本

那么，我所提出的万历二十五年说有没有根据?我认为根据长短常充沛的。请看《游居柿录》卷三，207条：

是日，得方子公讣。子公名文，新安人……。子公困极，……至吴见中郎，中郎留之衙舍。退食之暇与弈，稍分俸给之，得金即以治衣裘，市冶童，招客

饮，不数月又贫矣。

然中郎末怜其人量曲无他肠，自丁酉春解官，凡游历皆与俱。……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实州，与子公聚甚洽，后同进都。

那是一个铁证。袁小修讲得很清晰。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依中郎于实州”，与“从中郎实州”完满是一个意思。袁小修的那段记载，我们还

能够与中郎的诗文相印证。

小修说，中郎“自丁酉春解官”，中郎在《告病疏》中说：“（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因病乞恩，改授教职。”

袁中郎：《瓶花斋集》。记载完全一致。

小修说：“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实州。”根据上面的考证，中郎于万历二十五年夏到二十六年二月期间侨寓实州。两者又相吻合。

小修“依中郎于实州”，在中郎的诗做中也有记载。中郎诗《喜小修至》云：

匹马西风客，青衫远道人。倾觞三日语，洗面一升尘，发箧探家信，唤儿换葛巾。颜肥兼耳阔，失意几曾嗔。

其二

家事若蚕丝，细听无了期。某山今荒废，何仆最顽痴。貌争肥瘦，谭心校髓皮。因勘对病药，第一是随时。袁中郎：《广陵集》。

又《与小修夜话忆伯修》诗云：

羁客看人世，孤云信此生。长兄官自达，小弟学无成。买酒思灯市，踏花忆贯城。飞沙没马首，怕不御街行。

两诗阐明，中郎满腔热情地驱逐小修来到实州，兴致盎然地听小修议论家乡之事，并颂扬小修：“颜肥兼耳阔，失意几曾嗔”。

与小修所言：“丁酉，予又下第”相一致。“长兄官自达，小弟学无成”，又证明《与小修夜话忆伯修》诗写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八月以后（长兄即袁宏

道，丁酉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当时中郎确在实州。

《袁中郎先生全集》

上述考证已足够证明，袁小修“从中郎实州”一定在万历二十五年下半年（八月以后），而不成能如雷威尔等先生所言的万历二十六年。

那就是小修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梅瓶》确实切时间，也就是在现有材料根底上我们所考知的《金瓶梅》手本传世的第二个信息呈现确实切时间。

袁小修日志仍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非伪托的佐证。那就间接地证明了《金瓶梅》手本传世最早确实切的年代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

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对袁中郎致董思白书的实伪问题有思疑。我在《〈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一文中已阐明：

袁小修编的《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卷（万历四十七年刊于徽州）中确有袁中郎致董思白书。

除此之外，我认为袁小修日志亦切当地证明了中郎致董思白书的可靠性。

小修日志讲到，万历二十五年他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瓶梅》前，就已听董思白谈到过《金瓶梅》，那就表白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云，中郎的半部《金瓶

梅》来源于董思白是可靠的。 此为一。

小修日志讲到，他从中郎实州，见到的《金瓶梅》只是半部，那就证明袁中郎致董思白书所云： “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之语确是

事实。 此为二。

从时间、地点上来察看，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说在吴县令任期间得到《金瓶梅》，时间是万历二十三年，而小修从中郎实州，见到《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五年。

袁中郎从万历二十五年春辞吴县令职后，是年盛夏已侨居实州。

我们从小修日志并参以中郎行迹，能够确认中郎在吴县令任内得到《金瓶梅》之说是可信的。 此为三。

由此可见，《金瓶梅》手本的早期传播情状是： 万历二十三年，中郎从董思白处得到了手本，那是目前所确知的《金瓶梅》手本传世的最早年代。

嗣后，万历二十五年袁小修从中郎处见到那个手本。 那个手本传世时仅只数卷（或称半部），而非全帙。

那就是袁小修日志所透露给我们的《金瓶梅》最后传播的重要史实。

《周钧韬研究精选集

正文：

①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附录》，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书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

②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书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

③④袁中郎《瓶花斋集·告病疏》。

文章做者单元：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做者受权刊发，原文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书。转发请说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