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戴逸与清史研究访谈录

奋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

——戴逸与清史研究访谈录

张建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汗青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者案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结业于北京大学汗青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传授、清史研究所名望所长、博士生导师；2002年至今，担任国度清史编辑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史学会第四及第五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汗青学科评断组召集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书规划小构成员；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年被聘为中心文史研究馆馆员。戴逸处置中国革命史、近代史、清史研究，是国内清史学科的创始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戴逸为学七十载，出书小我著作或主编著做四十余部，颁发论文八百余篇，代表做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公约》《乾隆帝及当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涓水集》等，荣获“全国教导系统劳动榜样”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末身成就奖等。本次访谈次要围绕戴逸处置清史研究的学术过程、马克思主义史学严重理论问题及新修《清史》相关问题展开。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清史研究的学思过程

问：戴教师您好，很兴奋您能承受我们的摘访。您的故土江苏常熟虞山秀色、人文荟萃，自古文人辈出、传统文化积淀深挚。请问您最后若何进修国粹？

答：我到初中以后才学写白话文，此前进修的是文言文。高中阶段教国文的是杨毅庵先生，他是结业于无锡国粹专修馆的高材生，身世名门，有家学渊源，古文造诣极高，讲授《荀子》《左传》《庄子》《诗经》《昭明文选》，还教授前人吟诗诵文的办法。在杨先生的批示下，我接触到了经史子集各部类册本，奠基了日后处置学术研究的根底，他是我为学道路的第一个带路人。在进北大前夜，我师从国粹名家金叔远先生研读《史记》，金师承袭传统的授课办法，要求天天圈点阅读《史记》若干页，次日讲解讨论，引导学生进进学术殿堂，可惜时间仓皇，仅进修两个月，难免遗憾。同亲祁龙威传授进金先生门下较我为早，又长时间得到叔远师的教授，打下了深挚的学术功底，同窗砥砺，后来我们在近代史范畴多有交换。

问：北京大学名师云集，在肄业之路上，哪些教师对您影响较大？

答：1946年秋天，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到北京大学，其时北大的名传授们有给本科生上课的传统。教国文的是沈从文，哲学教师是贺麟，美学课由墨光潜担任。汗青学方面，向达教师讲隋唐史，宋史教师是邓广铭，元史教师是由清华大学礼聘来的邵循正，传授西洋史的是杨人楩；目次学记得是王国维的学生、来自北京藏书楼的赵万里，他的记忆力之强，令人赞颂；明清史由汗青学系的主任、学校秘书长郑天挺讲授。

郑天挺教师对我进修明清史影响很大。其时北大的校长是胡适，处置政治活动，无暇治理太多校务，郑教师做为秘书长，现实相当于副校长，非常忙碌，但并未离开教学，开设明清史课。他讲课很有特征，没有讲稿，只带一叠卡片，上课时引经据典，滚滚不停，层次井然，笔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同窗们很喜好那种授课风气，那门课也是学校最为喊座的课程之一。他曾借给我《明元清系通纪》做为课外读物，还批示我读了半部《明史》。尔后，我经常往请教，郑师常常放下手头的公事，诲人不倦地讲解，我也渐渐领略了做学问的办法和事理。

问：您最后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什么时候？

答：在北大读书期间，已经零散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其时社会学教师是许德珩传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开展史。1948年，我从北平进进解放区，在华北大学一部进修。讲授中共党史的是年轻教师胡华，从他那里我第一次领会了党若何降生、生长、强大，履历挫折走向成功。结业后，我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工做，其时研究室组长恰是胡华教师，很幸运做他的助手。潜移默化之下，我起头系统阅读马恩著做、毛主席的书。每次胡华教师做陈述，由我与另一位教师彦奇搀扶帮助在黑板上写板书，被戏称为“哼哈二将”。

胡华教师写文章，我搀扶帮助查阅材料，有时也草拟几段，由教师修改完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有关东北抗联的一段就属于那种情状，我从中获益良多。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掀起进修党史、革命史的热潮，其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找到胡华，提出编写党史教科书，由我与彦奇搜集素材，后经乔木同志审定，商务印书馆出书发行了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材料》。那一进修和工做履历罕见，关于深进进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搀扶帮助。

胡华教师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为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常日活动良多，但也经常抽出时间来批示学生论文写做。我的第一本著做《中国抗战史演义》（笔名王金穆）就是在他的批示和搀扶帮助下完成的。其时胡华教师承受新潮书店的拜托，向新解放区的群寡鼓吹党的政策和汗青，就将那本小册子转交出书社，并于1951年出书，那也是我的童贞做。如今翻看七十多年前写的小书，还不克不及算是地道的学术专著，稚嫩、浅陋、无能自不待言，回想半个多世纪前的创做，人事沧桑，慨叹万千。

问：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书社出书《戴逸文集》，共计12种14册，那还不是您的全数学术著做。回忆治学途径的抉择，您认为有何特征呢？

答：回忆我的治学履历，根本是循着“逆向回溯”的途径，即先处置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之后由今至古，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初重心落在清史，逐渐往前推移回溯，由此先后出书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公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当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书。进进21世纪，大部门时间都用于新修《清史》的编辑和审改，写做的时间少了良多，做品也就响应削减了。

问：您是若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汗青理论开展史学研究的？

答：固然写了良多学术文章，但总结我的汗青研究，次要就三件工做：论述汗青、考证汗青、阐明汗青。

马克思主义要求以史实为根据，论从史出，论述汗青最底子的就在于实事求是，忠实于汗青本相，勿做掩饰隐讳。论述汗青要大白易懂，把深邃的事理浅近准确地表述出来。曾经有人给郭沫若一篇关于甲骨文的论文，郭老说没有读懂，试想连郭沫若如许研究甲骨的专家都读不懂，恐怕世上没人可以理解它了。

汗青研究处置实动身，就要占据第一手素材，考据汗青就是在丰富的史料根底长进行的。从古到今良多学者都是在材料方面破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神，史家吴晗读《朝鲜李朝实录》，将此中关于明清的史料抄录下来，持久对峙，积存了400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成为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我写《乾隆帝及当时代》，阅读了乾隆帝御造诗文和1500卷的《清高宗实录》，抄了百余本条记。考证汗青就是要逐字逐句摘录誊写史料，无捷径可走，那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根本素养和治史要求。

阐明汗青就是在论述与考证的根底上，提出对汗青的熟悉，显示汗青法例，使人们愈加深入天文解汗青，总结体味教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有助于提拔回纳、演绎、阐发、综合问题的才能，由感性熟悉进进理性熟悉，弄清从古到今的开展改变，构成思惟看点，那就是对汗青的阐明。好的研究是将论述、考证、阐明三者同一起来，那是我治学期看到达的。

问：您的史学研究过程正与新中国的史学开展之路相重合。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展情况，有何亲身感触感染？

答：时间如光阴似箭，处置史学研究七十多年，有幸见证了新中国汗青学的富贵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汗青学履历过坎坷盘曲，更获得了傲人的功效，那是汗青事实，不容承认。归纳综合起来说，汗青学完成了汗青看与办法论的严重飞跃，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跨进，著作编制有了明显改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的学科系统，涌现了一多量优良的史学家。

21世纪之初，我曾写文章归纳综合20世纪中国汗青学的特征，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进化论史看成为中国汗青学的显著标记；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看的运用是汗青学的一项伟猛进取；三是中国汗青学理性的醒觉与理性精神的发扬，引导人们脱节愚蠢迷信，走进思惟解放和科学革命的新过程；四是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旗号；五是成立了全面、系统的汗青学学科系统；六是发现整理了大量的史料。

问：在您看来，新中国史学成就的获得有哪些方面原因？

答：七十余年桑田碧海、慨叹良深，回忆中国汗青学获得的伟大成就，最次要的动力回功于丰厚的史学遗产与马克思主义的传进。好比适才说到的理性精神，清代的乾嘉学派就十分重视证据，即便权势巨子册本，也其实不迷信盲从，那种理性精神就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遗产。七十多年来，史学获得的成就回功于马克思主义在汗青学范畴占据了阵地，把理论和史料有机连系。实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进修个此外文句和结论，生移硬套，而是掌握其精神本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学派，它吸收了全人类的文化营养，其实不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停滞不前。七十多年的史学开展过程表白，在开展中对峙马克思主义，史学刚才连结了强大的生命力。

二、清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问题的回应

问：史学范畴的汗青分期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引起普遍讨论，位列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您曾在《汗青研究》颁发《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汗青分期的原则。明日黄花，能否谈一谈关于汗青分期问题研究的熟悉？

答：新中国成立以前，汗青分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唯心主义汗青看不成能处理那一问题，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家没有前提集中力量开展研究，因而古代史分期问题就成为悬而未决的公案，近代史分期更是无人问及。贫乏汗青研究的主线，找不到汗青开展的法例，给通史和各类专史编辑形成了困难。

其时近代史的专著有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固然是该范畴的拓荒之做，但同样没能在科学的汗青分期根底上完成那部著做。尔后，1954年《汗青研究》创刊号颁发了胡绳同志的《中国近代汗青分期问题》一文，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汗青分为七个阶段，提出以阶级斗争来划分近代汗青的各个期间。胡绳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存眷，之后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同志接续颁发文章，提出各自的观点，我也撰文参与了讨论。

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继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开展和特征做了全方位的根究与争论，科学地划分了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分期，是鞭策汗青研究极有意义的一项工做，属于大汗青看的研究范围，能够看做新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发轫。其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中国近代史亟需用马克思主义占据阵地，那场讨论有力地鞭策了近代史研究。

那场学术争论也促使我对近代史做出全面的根究，人民出书社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史，其时中国人民大学教学工做忙碌，但我仍然接下了那一使命。尔后两年时间里，边教学边写做，对鸦片战争、承平天堂那一期间的汗青做了全面梳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是我的首部学术代表做，其时我才32岁，出书后还有幸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邓拓等前辈的赞许，促使我进一步深进研究清史问题。在此前后所写的《论〈天朝田亩轨制〉》《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洋务汗青试论》等文章，反映了那一期间我的治学旨趣与学术根究。不外第二册的续写却是寸步难行，因其时正值反右派斗争，政治运动接连不竭，此册涉及诸多灵敏政治问题，因而从洋务运动到中日甲午战争的部门曲到1964年才完成，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顾忌良多，就将稿件束之高阁，只印了油印本。“文革”期间固然预备了大量的素材，但是清史研究小构成立，我做为成员转向了清前中期汗青研究，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近代史课题无暇顾及，青年时代要纂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愿看落空。曲到2008年，完成于50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出书。不外，几十年来新史料和新功效大量出书，以我的精神难以续修旧做，在同事和学生劝导下，将旧稿排印，仅供研究者做参考。

问：“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明显特征。您在研究中若何处置“求实”与“求用”二者之间的关系？

答：就清史研究而言，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关系。司马迁写《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为统治者供给经世借鉴，汗青研究与时代开展密切相连。清史研究不只要制止琐碎的碎片化史料堆砌，并且要勤奋往发现汗青开展的一般法例和详细法例，用汗青的法例性熟悉为社会办事。要着重根究清代汗青的特征，清代落后于世界的原因，清代在中华民族史上的地位，以及假设没有外国侵略，中国开展将走向何方。那些都是清史研究的重点问题。

汗青学不是计谋学，做为根底性学科不克不及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其价值不克不及用经济原则来权衡。国度要开展，就必需领会国情，必需进步人们的文化程度和思惟境域，那些都离不开汗青学。今天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中，总结清代以来治理的体味教训，就能更有利于人们看清国情，熟悉世界，辨明标的目的。

问：《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公约》就是一部与时政密切相关的著作，您可以谈谈那部著做的写做布景吗？

答：那本书写于“文革”期间，其时我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参与劳动，没有时间做学问，返京已经是1973年了。其时国际形势发作了很大改变，瑰宝岛事务发作，中苏关系极为严重，外交部找到我，期看从学术的角度弄清中俄东段边境的汗青。做为汗青研究者有义务以科学的立场做出回应，我也就欣然承受了那一课题。

我其时在档案馆查抄了良多档案，逐步摸清了《中俄尼布楚公约》的来龙往脉。回想起来，“文革”期间，还能处置汗青学研究，与现实需要供给的保障有很大关系。“文革”完毕后，那本书就由人民出书社出书了，也是我的第二本学术专著。其时关于中俄关系的册本只要《沙俄侵华史》，再有就是那本，为中苏会谈供给了根据。那部具有考据性量的著作，也促使我愈加存眷现实问题，熟悉到现实关心能够加深对汗青的根究与研究。

问：当前汗青学范畴存在重史事而轻理论的现象，以至认为汗青科学只凭史料说话，无需任何理论，标榜独立于理论之外的研究。您如何对待理论与史学的关系？

答：有人提出要淡化理论，我认为那是行欠亨的。理论是研究工做的批示，假设标的目的和思惟都错了，那么就谈不上实正的汗青研究，就会走弯路，以至误进歧途。漠视史料，空谈理论，“以论代史”必定是不准确的；只凭史料，不放在眼里理论，一定会限造学术成就，理论程度凹凸对汗青研究起着决定感化。实正的汗青学不是史料的堆砌与枚举，而是在于能否用马克思主义来阐明汗青问题，发现汗青法例。史学工做者应该持之以恒地进修马克思主义，提拔理论程度。研究汗青也是一个丰富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好比，中国革命的农村包抄城市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成能提出，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汗青研究者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理现实问题，就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治史程度就获得了提拔。

回忆我的汗青研究，不断重视严重理论问题的回应，好比汗青分期问题，那个我们刚刚谈过，还有阶级阐发、改进与革命、汗青人物评判等。变革开放后，我存眷爱国主义、文明交换、传统与现代化、边陲与民族等理论问题。我的研究除了《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公约》侧重考证，其他做品更多重视宏看性的整理和论述，对一些严重理论问题做出阐明。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为称心教学需要，我组织人员编写《简明清史》，前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看为指南，存眷清代汗青中的严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层面问题，总结清朝汗青的开展法例。其时学界还贫乏全面阐释鸦片战争以前清代汗青的系统读物，良多大学将那部书当做教材和清史进修进门书。

问：关于青年史学工做者，若何磨练和进步思维才能，开展学术研究，您有哪些体味和定见呢？

答：每小我做学问都有本身的研究风气和详细办法，但详细办法离不开底子办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论从史出，首要的就是占有大量足够的素材。在此根底长进行阐发研判，把握素材，有的人掌握的材料良多，但仅仅是枚举，不克不及在此根底上发现汗青法例，阐释背后的原因，那只能看做学术的起步，不克不及算是最末完成了科研使命。

进步根究才能、推出具有思惟性的学术做品，要从四个方面动手。一是要重视理论，读理论方面的书，不克不及一头扎进素材里。进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点、办法，掌握本色。需要重视的是，读典范不是要背诵个别章句，而是进步根究问题的才能。二是扩展常识面，不克不及只重视鼻子底下那一点点工具，只读能耐域的书目，其他专业一概不读，那就限造了常识面。三是擅长发现问题，挠住矛盾。好比承平天堂起义的详细日期，李秀成、洪仁玕、赖文光等承平天堂勋绩回忆的时间都纷歧样，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认为应是洪仁玕“恭祝万寿起义”之说，1851年1月11日为起义日期成为学术定论。四是要学会辩证地根究，处置物开展与联络中看问题。好比光绪朝的粮价，只是全面的掌握某一地域、某一时段的粮价，很难做出全面的阐明，反之，那方面的素材积存多了，画出光绪朝粮价变更的曲线图，然后进一步摸索粮价变更的因素，考虑天气、社会、经济各方面，就能写出关于晚清粮价变更的有深度的论文。

进步思维才能不克不及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研究深进不下往，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材料还不丰富。二是没有很好的开动脑筋。三是材料也充沛了，根究也停止了，但是阐发才能差，那就要通过进修辩证思维办法，阅读典范著作以及其别人类优良功效，锲而不舍，必有提拔和收获。

问：您曾在差别的场所和文章中提到，清史研究要具有世界目光、宽广的视野，要从世界看中国，也要从中国看世界。能否介绍一下清代与世界的交换以及您的相关研究？

答：清朝与前代王朝差别，自兴起就与世界接触。进关前引进红衣大炮；进关后，自顺治帝始，与布道士连结着密切联络，称唤汤若看为“玛法”，那是类似于父辈的敬称。康熙帝关于西洋历法、科学手艺非常感兴致，其时疟疾难治，他妥帖西药金鸡纳霜疗法。有本书喊《白银本钱》，讲18世纪，中国的海关商业急剧增加，白银大量内流，到达三亿两，中国经济开展到达了封建社会的高峰，已经与世界密不成分。鸦片战争以后，与西方的交换愈加频繁，那是寡所周知的事实，只不外我们落后了，起头向西方进修，“师夷长技以造夷”“中体西用”，中华民族就是在挫折中不竭进修，生长强大。

20世纪90年代，由我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期看将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连系起来。处置中国与世界比力研究，离不开此前不断存眷的同时段乾隆朝汗青，此中《乾隆帝及当时代》一书是我的第三本学术专著。写做过程中，查阅到大量关涉西方的素材，引起了我停止中西方比力研究的兴致。

问：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粹界引进一些西方的汗青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到挑战与冲击。对此，您若何评判？

答：西方史学概念的引进也是中外文化交换的一种。从汗青上看，中国与西方的大规模接触、交换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期间释教的传进，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际会。第二次是明清期间，西方布道士来华。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后，国门被翻开，被动吸收西方文化。出格是第三次，至今影响浩荡，中国的近代化离不开智力的引进，晚清政府创建的北洋海军，就礼聘了良多外国军事、机械、造船专家，如琅威理、汉纳根等人。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江南造造总局的傅兰雅等人，都对中国的近代教导、科学的开展做出了奉献。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度兼容并包的国度，史学范畴也是如斯。

马克思主义做为史学研究的批示思惟，并非狭隘封锁的学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要在吸收人类创造的全数优良文化功效根底上，不竭立异、不竭开展，方能永葆青春活力。西方的一些汗青学概念有可取之处，有其长处和学术传统，要合理吸收借鉴。科学就是继续摸索，不囿于成说，但凡提出新看点，只要言之成理，都应该持欢送立场。清史工程启动以来陆续出书的《编译丛刊》，就收进了良多优良的国外研究，引起研究者存眷。引进西方智力，要连结两点原则，一是主权在我，那是底子；二是连系中国现实，取其精华，往其糟粕。

问：汗青虚无主义，出格对一些汗青人物的评判，从学术圈扩展到通俗群众，形成了不良影响。您若何对待那一现象？

答：我也时常阅读到一些文章，美化背面人物，贬低正面人物，有悖汗青事实，近现代史范畴尤多。关于汗青人物的评判不断是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命题，也有过沉痛教训。过往曾主张“宁左勿右”，对田主阶级人物否认的多，必定的少，诸如左宗棠那类人物就难以得到正面的评判。“文革”之后，肃清“左”的影响，史学界做了很大勤奋。汗青虚无主义关于近代汗青人物的某些方面评判又过于抬高，好比对镇压承平天堂的曾国藩大书特书，根源在于主看离开客看、超越客看。中国汗青学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秉笔挺书，实事求是地撰写汗青、评判汗青人物，“文革”批孔子、批《水浒传》，暗箭伤人、指桑骂槐，难说是实正的汗青研究。史学家要有清醒的思维、对峙实理的勇气，实在是史学的生命线，分开实在，汗青研究就会枯萎灭亡。

问：若何评判一些具有争议的汗青人物？近代人物评判的难点是什么？

答：人物有血有肉、有性格特征，研究汗青人物不断是我的学术旨趣所在，无论中国人仍是外国人、古代人物仍是近现代人物。我写过良多关于人物的论文，占了学术论文的很大篇章，为此还主编过《清代人物传稿》。评判汗青人物要从大处着眼，察看其时汗青趋向，那就是大汗青看。我的研究涉及良多近代人物，好比张之洞、谭嗣同、孙中山等，还写过专门文章。评判近代汗青人物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其时思惟更新很快，如张之洞原来是洋务运动的佼佼者，但很快在戊戌维新中落后于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是引领风气的人物，但新与旧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凸起，猛烈交战。时代前进了，如不克不及放弃旧有思惟，适应新形势，就会走向守旧落伍，那是近代人物普及存在的缺陷，也给汗青评判提出了难题。

问：您不行一次在文章中谈到，“爱国主义是我们的传家宝”，写了良多弘扬爱国主义题材的论文。能否谈谈那方面的感悟？

答：我从小爱读古书，一些爱国的英雄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入的印象。年幼时背诗，“沉着待死与城亡”“头丝尤带满天香”，那是明末清初南明永历朝大学士瞿式耜对抗清军，城陷被俘后忠贞不平写下的《浩然吟》。关于那位乡贤不断怀着崇拜之心，因我家与瞿府后人是邻人，情谊甚笃，那位故土先贤的忠臣形象很早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处置汗青研究，固然不曾专门研究过瞿式耜，但关于明清之际的汗青有了更多存眷，也就愈加敬重汗青上的一些爱国英雄。

问：差别期间的爱国主义具有差别的内涵和表示形式，若何对待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开展过程？

答：爱国主义是一个汗青范围，前后持续，不竭演变。总的来看，近代爱国主义履历四次严重开展。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期间。与古代爱国主义性量差别，近代爱国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连合各族人民、争取国度独立为目标。第二次是在20世纪初。辛亥革命以前爱国老是与忠君联络在一路，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对爱国主义有了新醒觉、新熟悉，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封建主义。第三次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布，中国共产党降生，那时的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远大抱负相连系，在理论中摸索救国的道路。第四次是1937年卢沟桥事情发作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颠末浴血抗战，获得了抗战成功，爱国主义得到了极大升华。

新时代仍然需要爱国主义。无论到了什么时候，人老是要有点精神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与近代以来受压迫的中国差别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爱国主义仍然是我们的传家宝。变革开放后，我写过良多关于弘扬爱国主义的文章，出格集中在中国近代汗青范畴，好比《香港回回与爱国主义的开展》《抗法保台 功不成没——纪念刘铭传》等。弘扬爱国主义是史学工做者的职责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颂扬汗青上战斗不平、可歌可抽泣的英雄人物，需要发扬忧国爱民、以全国为己任的爱国精神。每一位热诚的爱国者都将会为祖国的强大欢唤鼓励，并为之勤奋斗争。

问：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悠久深挚的中华优良传统文化，您若何对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答：21世纪初，我在《瞭看新闻周刊》上颁发过一篇文章《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记得此中一个看点是：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人的抱负和期看。列国现代化道路差别，国际情况和国情千差万别，但趋向不异。如今我仍然对峙那个看点。传统是过往时，汗青活动的起点。现代化是停止时，重生活的起点。现代化是世界差别文明的配合逃求，差别的国度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差别，那与各自传统的特殊性有关。每小我都生活在必然的文化传统中，既不克不及离开，也不克不及自在抉择，由此构成了特定的思维体例，渗入到血液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传统文化一定要有所继续、有所革新、有所立异，马克思主义责备继续的立场正阐了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些年，我的次要精神在于纂修清史，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时代变了，新修《清史》既要承袭传统史学的修史风采，也要表现现代学术的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异理论——主持新修《清史》工程

问：2002年，清史纂修工程启动，礼聘您担任新修《清史》的总负责人，您能介绍一下纂修《清史》的缘起吗？

答：编辑《清史》从动议到启动，有一个漫长的汗青过程。“易代修史”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清朝消亡后，袁世凯政府曾组织人力纂修成《清史稿》，但错误良多。新中国成立之初，董必武向党中心提议纂修清史，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高度重视。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周总理拜托吴晗考虑清史编辑工做。其时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史学会会长，我为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组长。1961年某日，北京史学会开会讨论工做，会后吴晗把我留下，说了他的设法，并就若何编辑清史收罗我的定见，其时他脑中已构成一套缜密的设法。我曾写过《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辑》，对此有详尽的记述，此次谈话也决定了我之后的研究标的目的。但因为赶上三年困难期间，那项工做不能不停了下来。

后来，毛主席与范文澜同志谈过，说本身退下来，工作少了，想读点清史方面的书。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有过要编辑《清史》的设法，还得到了主席的必定。他搜集了良多清代名家手札，做为根底材料，有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那些素材在《清史》工程启动后，以《小莽苍苍斋躲清代学者书札》为名结集出书。

1965年秋，周总理拜托中宣部召开会议，讨论修史一事，成立“七人清史编辑委员会”，委员有郭影秋、尹达、刘大年、关山复、刘导生、佟冬，我是此中最年轻的。记得国庆节刚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就到我家传达了中心决定，筹备组建清史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发作，编辑工做停滞。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将一封定见国度编修清史的来信批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其时国度经费紧缺，社科方面的资金很少，纂修清史不能不再次搁浅。曲到21世纪初，纂修一部比力抱负、系统、全面、大型的史乘有了更多前提，党和国度再次将《清史》纂修提上日程。盛世修史，可以为此尽菲薄之力，是人生更大的幸事。

问：刚刚您提到《清史稿》有良多错误，详细有哪些方面？

答：在《清史》工程启动之初，曾经有同志提出量疑，认为已经有了《清史稿》，何必再重修一部清史。客看地说，《清史稿》具有它本身的特征及学术价值，但那部书存在良多缺陷，不是一部抱负的史乘。

起首，史看不准确。昔时纂修者大多是清朝的遗老，多站在清王朝立场上，在史看上对清持同情立场，以致许多事务都被歪曲了。好比记载武昌起义，用的是“革命党做乱于武昌”，将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牺牲称为“伏法”；对与革命党匹敌的赵尔丰、冯汝骙等人，则以“大方牺牲”“沉着殉国”来吹嘘。《清史稿》的《列女传》，开列二三百人，多为守节不嫁的妇女，以此鼓吹三从四德、夫死殉节的封建糟粕思惟。

其次，在内容方面缺陷更多。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清史稿》为避忌清廷无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南京公约》仅提到赔款、通商，关于割让香港、协定关税只字未提。晚清的洋务运动促使近代工矿企业敏捷开展，《清史稿》仅设了《交通志》，属于严重遗漏。各色各样，纷歧一赘述。

再其次，在编制上不敷完美。如列传，清朝统治期间还存在南明政权、承平天堂政权，《清史稿》轻率处置，承平天堂仅立《洪秀全传》，其他一概不予记述。

最初，史料方面的缺失。纂修《清史稿》并未普遍征集史材，躲在清宫的多量清代档案也未被重视，外国素材更是没有操纵，缺漏不敷就在所不免了。

问：在唯物史看批示下，新修《清史》做了哪些勤奋，有何立异？

答：新修《清史》是浩荡的文化工程，非一己一时之力可以完成。启动之初，关于若何纂修，清史编委会普遍调研，收罗国表里专家学者定见，那些定见后来结集出书为《清史纂修研究与评论》《清史编辑体裁编制讨论集》。确定编辑《清史》的原则是对峙以唯物史看为批示与发扬史学优良传统相同一的总体框架与体裁编制。为此做了良多勤奋并有所立异。

通纪部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点和办法，将清代近三百年汗青分为九卷，前承后继，全面记述清代“兴、盛、衰、亡”的开展历程，勤奋征服传统史乘存在的仅述皇帝本纪的“大势难贯”“纲领要领，看者茫然”等缺陷。

典志部门从唯物史看动身，保留历代典志纂修笔录国度大政方针与典章轨制的传统，并将风气民俗、社会变迁写进，特殊记述了通俗劳动听民的消费、生活和社会理论活动。同时增设户籍生齿、民族、民俗、边政等志，总计40志，篇幅约占全书的1/2。

列传部门，在传主的抉择上，编委会几经审定，既足够考虑进传人物的汗青地位和影响，又兼顾阶层、行业及范畴的代表性，共收录三千余人。过往史乘列传中只要官员，少有布衣，此次要做到重臣名宦与百姓寡生齐聚。如“款式雷”家族，世代是出色的建筑工匠，故宫、避暑山庄、清东陵、颐和园等建筑瑰宝都凝聚了他们的伶俐。此外，如京剧名家、象棋名手、手艺名人等，也将被写进新修《清史》。

史表分“人表”和“事表”两类，较《清史稿》有了较大篇幅增加，新增议政王大臣表、封爵使表、历科进士表等“人表”；并增设反映清代汗青变迁和晚清爽惹事物的“事表”，包罗中外约章表、报刊表等。信息点将愈加丰富，操纵起来愈加便利。

新修《清史》还增加过往野史中没有的图录，各类绘画、图像、地图、照片都将被收录，形象地再现其时的消费生活与社会场景，以图明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为印证史实供给曲看证据。

问：档案文献整理是修史的保障，请您介绍一下《清史》工程那方面的工做？

答：汗青研究遵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点、办法，就是要处置实动身，掌握第一手材料。档案是修史的根底，历代修史对史料都非常重视，清修明史时就曾下诏在全国范畴内收罗档案。《清史》工程启动以来，总的说来次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做。一是纂修一部三千多万字的史学著做，就是主体工程；二是大规模整理出书档案文献，那是基辅工程。我曾经将主体工程与基辅工程两者的关系打过例如，文字撰写与材料整理就好像航空母舰和摈除舰、巡洋舰、潜水艇，是一个战斗群，协同做战。《清史》纂修需要整理档案，以便取材，同时也是为了夺救庇护一批贵重的文献，那是功在现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相信后人看到整个工程功效会感恩，觉得做了件功德。

问：清代档案文献有什么特征呢？

答：清史材料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多”。全国现存两千多万件清代档案，历代未有如斯规模。一部《清实录》四千多卷，体量就超越了全数“二十四史”。明以前方志总计一千多种，清代方志今存六千多种。其他各类史籍情况大致如斯，清代存留居多。第二个特征是“乱”。清代近三百年，文化茂盛，册本材料汗牛充栋，未经系统的查询拜访整理，更没有详尽的目次概要，欠缺各类检索东西，如一团乱麻，利用十分困难，亟待整理。第三个特征是“散”。册本和材料不集中，分躲在各地域、各单元以及私家手中。内阁大库档案原来集中于清宫，后散佚各地，除了中国第一汗青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存有大量档案。此外，辽宁省档案馆、中国国度藏书楼还存有数量很多的中心级档案。处所档案更是不可胜数，如清史工程整理的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体量都很大。

问：在编修《清史》的过程中，若何抉择整理浩如烟海的清代史料呢？

答：清代的档案数量很大，清史工程不成能一网打尽、全数整理，次要掌握三个原则。一是抉择与清史纂修息息相关，并且是进步学术量量必不成少的档案，如墨批奏折、录副奏折等清宫档。二是及时整理各地躲的秘本、稿本，那类档案面对着散佚的求助紧急，需要及时夺救。三是考虑人手，推敲工做量，察看投进的财力，分轻重缓急，量入为出。

详细来看，那些年次要整理了几个系列的文献档案。1.清代国度档案，如刑科题本、户科题本等。2.人物档案，如上海藏书楼保留的盛宣怀档案。3.清人诗文集，清代诗体裁量很大，逾四万种，清史工程已经出书了800册的《清代诗文集汇编》。4.清人年谱、日志、条记、手札。5.少数民族文字档案。6.学人著作。7.编译外文丛刊。

问：谈到外文文献，清史工程出书的《编译丛刊》影响力很大。您能谈谈海外文献的整理吗？

答：编译工做是清史工程的重要构成部门。有清一代，中国遭受了五次世界冲击。第一次来自布道士，从明末的利玛窦到清代的南怀仁、汤若看等人，关于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第二次是南方来自海上的荷兰，侵吞了台湾，北方的沙俄来到黑龙江，属于军事冲击。第三次是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开展，对中国经济商业的冲击。第四次是乾嘉期间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第五次就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强行翻开中国门户，中西文化的全面交换，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愈加密切，清朝与世界紧紧地联络在一路，日益融进到世界潮水之中。因而，研究清史需要领会世界汗青、看外文材料。在中国的西方人留下了良多非常详尽的笔录，一些通俗军官和兵士的日志也具有研究价值。外国藏书楼那方面的材料良多，尚待发掘，编译外国文献大有潜力。

整理海外文献工做量浩荡，在《清史》工程启动之初，就造定了八字方针：开辟、立异、守先、待后。“开辟”指在21世纪初，对海外功效的译介其实不多，工程动手在编辑《清史》中操纵好外国史料，具有开辟性。“立异”次要指材料是新的，那点很重要。我在写《简明清史》时，认为乌兰布通之战是一场大胜仗，但看到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导》，与国内记述完全差别。做为其时在京的布道士，有其看察视角与信息来源。深进阐发实录等文献，很可能是战败了。“守先”指调研，把文化遗产目次庇护下来。如今还没有力量将全数海外的文献复造过来，但关于中国材料的存放地点、学术价值先领会清晰，构成清单，也是对学术的奉献。“待后”就是那一代完不成的，代代相传，愚公移山，未来必定会大有开展。

问：您曾说“清史是我理念之回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关于那部凝聚了二十余年心血的3000万字百卷巨做，您若何评判呢？

答：纂修《清史》自始至末对峙四个要求。

一是科学性。新修《清史》最为重要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批示，把理论和史料有机连系，扒开汗青迷雾、挠住本相。只要用马克思主义才气熟悉清史开展的大势，准确地领会中国的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切唯心史看、英雄史看、模糊史看、汗青轮回论、汗青末结论、汗青虚无主义都是错误的、全面的。清史和现实密切相联，诸如鸿沟、公约、对外关系、民族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不克不及违犯事实，不克不及损害人民利益，研究与书写时做到严厉、隆重、实事求是。

二是实在性。汗青研究的一项重要工做就是复原汗青，显示汗青本相，实在是汗青的灵魂所在。揣度书写汗青能否实在的次要根据在于史料的掌握情状，马克思主义足够认可材料关于研究的重要性，只要在坚实可靠的材料根底上开展的研究，才气进进灿烂的科学殿堂。为此，在编辑工做的同时，工程整理了大量的清代档案文献，“二十四史”纂修历来没有做过如许多的前期预备工做。能否可以超越前人，很关键的一步就在于占有史料的几。例如，关于汗青人物，工程出书了《梁启超全集》《康有为全集》《袁世凯全集》《李鸿章全集》《张之洞全集》《盛宣怀档案选编》等，素材十分丰富。有了那些保障，新修《清史》将写得更实在、更详尽，严重事务、重要人物评判更科学合理。

三是丰富性。丰富性表现在体量上，总计三万万字，远超“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次要写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清代汗青舞台除了田主和农人，增加了西方列强和重生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关系更为扑朔迷离，篇幅一定增加。新修《清史》设40典志，“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也就18个。列传中包罗了本钱家、工人、商人等各行业的人物。

四是立异性。《清史》编辑在编制方面是很大的立异，那是时代的要求。好比古代就很难以图进史，现代科技的开展，图片与照片很随便获得。图录总计10卷，搜集老照片20万张，在此中抉择更具有代表性、反映清代汗青生活与人物的照片，展现清代社会风貌，给人以更生动更形象的熟悉，发扬文字论述所不及的特殊感化。

期看那部书可以站在时代的前沿，在汗青研究范畴占有一席之地，代表21世纪的更高学术水准，当然最初的评判权留给读者。“老年末年多见世上客，未识实容已白头”，我以致诚之心投进到清史研究与纂修，可惜材量驽钝，人到老年末年，还未能领会世人和世故。学海无涯，其深难测，汗青不竭前进，后人接续前人，纠正我们的不敷与缺陷。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汗青学和清史学科将越来越成熟，积存越来越丰厚，研究越来越深进，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灿烂的奉献。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