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的谜团

冯新平/文

或许没有哪部小说的名称能像《功与罚》一样如斯高度归纳综合其内容和情节。人物命运围绕自在与良知、立功的小我与赏罚的国度之间的抵触展开。正义，毫无疑问，会得到蔓延。1866年1月，当《功与罚》第一部呈现在《俄罗斯信使》杂志上时，读者或许会沉浸在进一步的揣度中。阿谁时代的特征一方面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雄心壮志的变革，出格是对整个司法法式的变革，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和重生的恐惧主义，而那在很大水平上是由变革的失败促成的。农奴造五年前就已废除，但农奴获得解放的苛刻前提对缓解社会不公几乎没有什么感化。那么，那会不会是一部政治叛逆小说？或者，考虑到年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罗斯信使》编纂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日益守旧的倾向，它会不会是对变革的一种挖苦？

那部小说也不成制止地植根于做者的痛苦履历。事实，他在自在思惟的青年期间曾亲历过“功”与“罚”。他的“功行”是不行一次地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信。信中，俄国大责备家报复俄国高文家是教会和农奴造的“拥护者”。而他遭到的“赏罚”是1849年12月在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的惊魂动魄。尼古拉一世最初一刻免他一死，改判其服四年苦役。受此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功与罚》中表达了如许的思惟，即，俄国需要回到它的根，回到它的土壤，回到人民身边。只要如许，才气将西方人和斯拉夫人、精英和布衣连合起来，也只要如许，才气治愈国度的古老创伤。

在一个层面上，小说称心了那些期看，但在另一个层面上，那些期看却又都是不确定的。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犯下了谋杀功。令人不安的是，他不确定他的行为能否是立功，不确定那些行为能否发作过，他以至似乎完全忘记了那起谋杀。在他脑海中一切都起头合成：过往与将来，对与错，立功者与受害者，立功与赏罚。那莫非是做者九死一生般的一个黑色笑话？它的谜团和歧义经常让读者与仆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履历眩晕和猜疑。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说：“我们情不自禁卷进此中，扭转着，被蒙蔽着，被窒息着，同时又充满了一种晕眩的快感。莎士比亚之外，没有比那更刺激的读物了。”

小说复杂性的来源能够逃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其时年仅43岁的他刚刚丧偶，正履历其列传做者约瑟夫·弗兰克所称的“漫长的痛苦期”。他的兄弟和灵魂朋友米哈伊尔也于1864年往世，留下了巨额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无法掌握的狂热进一步加剧了那种道德和经济上的贫苦：一个是轮盘赌，一个是他的前情妇阿波里娜丽亚·苏斯洛娃，一个比他小18岁的女人。落井下石的是，他与无良出书商费奥多尔·斯特洛夫斯基签定了一份合同，要求他在出让其所有做品版权的情状下，于1866年11月1日之前完成别的一部小说。

然而，虽然有如许的压力和动乱，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交给卡特科夫的“立功心理笔录”，却以其清晰、自信和切确而有目共睹，“布景是现代，时间是本年（1865年），人物是被褫夺身份的大学生，一个属于商业阶级、生活在极度贫苦中的年轻人。他因为思惟的轻佻和轻率，让步于某些希罕的、‘半生不熟’的设法，同时又下决心要一举脱节龌龊的处境。”从德国温泉小镇构想到最末在俄罗斯降生，其间小说发作了很大改变，不只篇幅增加，视角也从忏悔形式扩展到全知和“无邪”的第三人称视角。几乎没有改变的是仆人公的保存处境和思惟形态。心理天文学元素也由西方建筑师和俄国农奴建造的圣彼得堡供给。那座精心谋划的城市具有小说需要的那种半梦半实、理性与妄图并存的气氛。那一传统起首在普希金和果戈里的文本中得到开展。如今则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带进新的标的目的。

小说大部门时间里拉斯科尔尼科夫只存在于本身的脑海中。那是他与人群灾难性疏离的标记。同时，通过连续串的空间隐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看到他的精神紊乱与四周的情况又有多么深入的联络。低矮的天花板、狭隘的阁楼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形态的外在表现。它好像一个“柜子”、一个“船舱”、一个“牢房”，以至在他母亲看来，是一个“棺材”。那些承载着特殊联想重量的隐喻，使得读者与仆人公一样体验到窒息的觉得。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惟与命运也与更大的地区有着隐喻关系：圣彼得堡干草市场狭隘、弯曲的街道，发臭的运河以及商人、妓女和功犯出进此中的酒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中的圣彼得堡，离普希金的涅瓦河和果戈里的涅夫斯基展看台只要天涯之远。但后者有着持重而文雅的外表，前者则是醒醺醺、邋里肮脏的。在那里，波罗的海的德国人用卤莽的俄语高声喊着，村民们涌进分租的角落，学生和官员们大谈特谈本瑟姆和米尔的漫画。它也充满着一种监狱般的气息，但不是普希金军事专造的牢房，也不是果戈里的权要噩梦，而是那些失往根底的人的虚假自在。他们除了文字和借来的思惟之外，一无所有。

若何征服怯懦和踌躇，若何说出“一个新词”，迈出“新的一步”；最重要的是，若何停行说话，起头干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没有明白事业的哈姆雷特，一个恐惧本身思惟轻佻和紊乱的大男孩。喜好异想天开，话语中频频呈现“但是”和“仍然”，也经常以省略号不了了之。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论述者所用的自我扯破式的语言。只是一个在屋檐下，一个在地板下，然后者的受虐也被前者“撒旦式的骄傲”代替。然而，如许的骄傲是知法犯法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显然晓得那些思惟对他来说是陈腐陈旧的。到1865年，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的“余外人”，已变成往阶级化、往基督教化的常识分子。此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社会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虚无主义者皮萨廖夫。他们以其深挚的意识形态小说和责备，鼓励着一代革命者。对他们来说，监狱不单单是一个隐喻。

那种情状下，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优柔寡断与深图远虑就显得落伍了。但他不成能是一个革命者。他太孤介了，不会成为他的伴侣拉祖米欣误认为的“政治阴谋家”。他当然也不是什么人的指导。也许他只是一个迟到的浪漫主义者，用他阿谁时代的语言来构想他过时的、有点风趣的妄图？“下决心要一鼓做气脱节龌龊处境”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女仆眼里却像个愚人一样，成天坐在炉边上，期待标致的少女和金子落进怀抱，但圣彼得堡并不是他的梦想之地。好像赌徒的他以至计算了从房间到受害者家中的步数。然而，当立功起头时，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本身在做什么。那种惊人的矛盾是小说存眷的核心。案发后的五百多页中，那种矛盾陆续深化和升华。

然而，那些矛盾绝非显而易见。《功与罚》的构想差别通俗，其大部门篇幅聚焦于立功的后果，只要一个尾声留给赏罚。那使得它看起来与其说是侦破凶手，不如说是查明动机，而那个“谜团”有可能是做者埋下的一个诱饵。当然，此中不乏鼓励因素。拉斯科尔尼科夫极度穷困，极度骄傲，无法忍耐本身的耻辱处境；也无法承受母亲和姐姐给他寄来的汇款和为他忍耐的耻辱。他方案中的受害者是个害虫，杀了她，人类就会有净收益（功利论）。他梦想成为一个恩人（慈悲论）。他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如今的恶行会被将来的人们遗忘（英雄论）。

拉斯科尔尼科夫最后的立功动机既过度，又不敷。他听到一个学生对一个军官阐释一个假设性的立功逻辑，即谋杀当展老板的道德准确性，“你在那里滚滚不停，但你告诉我，你是要亲手杀了阿谁老妇人，仍是不杀呢？”“当然不杀！我说的是正义……与我无关……”好吧，依我看，假设你不敢亲身脱手，就没有正义可言！”即便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则来看，那个巧合在手艺上的“无邪”也是相当拙劣的。但它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最末将言语酿成动作之前，起到了强有力的感化。动机是能够找到的，但过程却难描述。企图若何酿成现实，理论若何付诸理论，推理若何在一个灵敏而富有同情心的人那里成为血淋淋的事实。那需要当事人什么样的心态才气铸成？

拉斯科尔尼科夫屈服于虚无缥缈的思惟和背注一掷的赌博。那种精神灭亡的形态恰是立功得以发作的根源。做者在此表白，一个行尸走肉的人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神思恍惚中，他对现实和同胞的觉得削弱了。整个立功过程中，覆盖在凶手身上的是一种灭亡与生命相遇的诡异气氛。

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什么年纪悄悄就被生坑？或许那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设的谜团。他以此漫衍线索，给读者启发和猜疑。家庭压力、社会压力、疾病、崇奉的丧失，所有那些阐明都在叙事过程中得到了深化，也都差别水平地遭到挖苦，并以某种亦实亦假的体例闪现。精神阐发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阐明供给了良多启迪，但回根结底，也都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和生活中的矛盾战略的限造。正如他能够问审讯者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站在责备家一边，而不是做者一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为人物的话语注进了一种特殊的模糊不清的意义和腔调，而其运用诙谐的体例，与其说是为了削弱他们的论点，不如说是将其复杂化。有人会被索尼娅的无私和原谅而冲动，有人因伊万诺夫娜表示出的对抗而震动。自我牺牲的崇奉之火和受伤的自尊之火从始至末都以同样的力度燃烧着。

上述线索在搀扶帮助揭开谜团方面，其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文学自己在塑造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窘境方面却起着决定性的感化。做为前现代主义欧洲文学更具自我深思性的做品之一。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功与罚的命运看似简单，却交错着关于文学本身共谋感化的种种表示。那种自我深思不只是人物思惟和言语与对方的彼此渗入，并且是关于整个社会对文本和文学梦的沉浸，其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他的袜子上有血迹，手指上有墨水。他用普遍的阅读为本身的立功做预备，杀人后又在近期的报纸中觅觅他立功的证据。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就是一个文字侦查，一个文学评论者。对他来说，生活是一个有待理解的文本，以至是一个已经写好的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种巧妙的体例，让我们看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沉浸于书面文字是俄罗斯社会的普及症状。《功与罚》中的信徒都是狂热的读者。想象拉斯科尔尼科夫是19世纪4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属的革命派此外撮合目标，那么那种联络就会愈加丰富。那个奥秘社团心目中的革命是决定性的文字革命。他们借助该团体参与者被捕前不久组建的不法手抄报社，用农奴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和体裁撰写革命文章。然而，正如波菲利所说：“米高卡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先生，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个妄想的、暗中的行为，一个现代的行为，一个我们那个时代的行为，当人类的心灵已经模糊不清的时候；当人们议论通过流血来‘复兴’的时候；当人们从温馨的立场动身来鼓吹任何工作的时候。我们那里有的是墨客梦，先生，一颗被理论煽惑起来的心。”拉斯科尔尼科夫好像一座桥梁，毗连着一千年前俄罗斯基督教与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文学热情。“墨客梦”在苏维埃俄国结出了惊人的果实。其指导人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都是多产的做家和灵敏的文学评论家。

《恶魔》凡是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伟大的预言性小说，但早其十二年前写就的《功与罚》同样如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阐发了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灵的封锁空间，展现了理论是若何疏远生活，狡辩是若何离开伶俐，以及现实若何成为一场既琐碎又致命的游戏。在那个空间里，将小我心理和公共生活连结在某种平衡形态的无形联络消解了。相对的善恶看念以及固定的二元对立也随之瓦解。言语酿成谋杀；美学家酿成“虱子”；主体酿成客体。“我杀的是我本身”，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深思道。他的谋杀就是一种他杀。他的功行就是他的赏罚。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斧头与其说劈开了房东，不如说团结了本身。

及至最初，拉斯科尔尼科夫“撒旦式的骄傲”仍然如故。但正如他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孩子的疑虑：他“敢”吗？那使得他所有的动机都成了一种嘲弄，但同时也使他的故事具有一小我从稚嫩走向成熟的普及性。从词源上看，俄语中的“立功”是一种“越轨”行为。为了觉得到自在，每小我都必需“跨过”本身的良心和别人的限造。就此而言，每小我都有本身的功行要犯，而赏罚，也能够用步数来权衡，如不断走到西伯利亚。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小说一样具有难以捉摸的气量。他没有留下私家日志，没有回忆录，没有自传，只要一本戴着各类面具的《做家日志》。他的创做条记中情节经常似小径分叉没有尽头。而他的心里世界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至他的痛苦也让我们捉摸不透。谢苗诺夫斯基广场上行刑队前的虐杀戏码能否给他带来了末身的创伤？西伯利亚的四年苦役使他丧失了对人道的熟悉，抑或使他离开了圣彼得堡的文学温室？他频繁而猛烈的癫痫病是一种咒骂，仍是一种创造性的良药？

备受争议的的尾声中《功与罚》的谜团仍难以捉摸。有说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从头发现本身祖国和人民的过程中，从头发现了本身；有说他与通俗人之间有不成超越的鸿沟。还有人将尾声解读为“热诚的谎话”，即仆人公无法令人心服地皈依了基督教；另一些人则坚信那种工作不会发作。毋庸置疑的是，最初几页充满了胁制的喜悦，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温存的一面，也展示了他最细腻的写做。当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他的新任老婆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正踏上一条新的道路。毫无疑问，他的企图十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