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谁是那个弱女子》｜谁眼中的郁达夫？

【按】“辩论”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报酬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做撰写评论，并由原做者停止回应，旨在鞭策文史研究功效的交换与传布。

本期邀请澳门大学汗青系传授杨斌与三位年轻学人一同讨论其新著《谁是阿谁弱女子：郁达夫的爱恨离愁》（上海人民出书社，2022年）。本文为评论文章。

郁达夫独一存世完全手稿，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年）

在目前的诸多文史写做傍边，对轶事掌故（anecdotes）的研究和根究可能是最随便食力不讨好的一种。因为，比拟于文学研究，它其实太爱探觅文学文本之外的故事；比拟于汗青研究，它往往又有些过火纠结于那些往往悬而未决难以根据的蜚语传说，和那些非想象和揣测而不克不及进进的细节。正因如斯，文学研究者随便觉得轶事研究不敷尽兴，因为文学的细读在此中往往是一笔带过的，汗青研究者也许又会觉得如许的写做，想象发扬得太满，行文到史料触及不到的处所，读起来可能就像小说家之流。换句话说，轶事研究为难地处在文学和汗青之间：从文学角度看，它像是文学的花边，从汗青一侧看，它又像是汗青的八卦。

虽然轶事研究有上述肉眼可见的潜在求助紧急，危则危矣，我却一贯长短常喜好和沉迷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所谓稗官别史者，琐碎固琐碎耳，但各人也往往达成共识，觉得是可补野史之遗。因而，不消锐意倡议，各类轶事别史及其研究著做历来总也屡见不鲜，而我也乐见其成。杨斌传授的《谁是阿谁弱女子？》一书，便也是如许一本勇于测验考试的研究郁达夫轶事之新做，此中所谈问题，正儿八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可能不屑细究，然而细细爬梳，也有其特殊乐趣所在。

除开题记、媒介和跋文，全书共分十三章，第一章摸索郁达夫的文学创做中的自我描述和别人侧记中的郁达夫形象和他本人现实边幅之间的关系，以及郁达夫对自我边幅的认知和他的豪情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二章谈郁达夫及其所代表的《创造社》与胡适的论战和两边息争之后郁胡之间的友谊；第三章谈郁达夫与徐志摩的交往和友谊；第四章谈郁达夫和林语堂的友谊，并重点存眷了郁达夫许诺而未能兑现的《瞬息京华》翻译（即 Moment in Peking，一般译为《京华烟云》），并阐发了郁达夫功败垂成的布景和原因；第五章谈郁达夫与鲁迅如兄如弟之深入交情；第六章谈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结缘与熟识；第七章谈郁与王的定亲成婚和初期的婚姻生活；第八章可算是此书之“题眼”，研究了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新公布手稿，探究其小说之本领，从头梳理小说表里之人事关系，并对“谁是阿谁弱女子”停止了多维阐释；第九章谈郁王之婚变；第十章以王映霞传说中的恋人许绍棣为中心，试图扒开郁王情变之疑云；第十一章索隐《给郁达夫的信》所包罗的二十三封手札中的奥秘，做者特殊认为，此中不被王映霞认可的信恰好是重要的切进口；第十二章对戴笠是郁王婚变中实正的圈外人那一传说停止了深进摸索；第十三章做者连系本身在新加坡的实地走访察看，觅觅了郁达夫生前生活工做雅会过的地点，从郁达夫的迷踪中逃踪其星洲遗事。在那些章节里，我出格喜好第四章，第八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很明显，做者在那几章出力颇深，不只勤奋探究了一些新素材，在素材阐发的根底上也往往有新观点。

《她是一个弱女子》完全创做稿 线拆一册（三百一十页） 1932年做

此书洋洋洒洒，五百多页，但我花了一天时间就一气读完，逃剧一般，可见可读性很强且体验温馨。但我也疑心我的读者等待视野出了差错：读之前，我本认为应是一本学术专著，但上手之后，从头至尾，全书一个理论也没用，倒令我感应比力不测。当然，专人专书目前已很罕见，而理论自己也不是必需，但我疑心那本书的起点并不是实的要跟当前的郁达夫研究有一个密切的学术层面的责备介进（critical engagement），而是从做者本人做为郁达夫的喜好者动身，向通俗读者和群众介绍多年来阅读和存眷郁达夫的心得。我之所以有如斯揣度，原因是我有以下几方面的阅读感触感染：

其一，此书专注于讲故事，欠缺责备意识。全书结尾最初一句乃是“先生之风，天长地久”，对郁达夫的无前提崇敬，跃然纸上。同做为郁达夫粉丝，如斯我是理解的。但郁达夫自己不断以来做为争议人物，那此中可谈的隐微之处（nuances）良多，似不该以此简单看点一言蔽之。好比，郁达夫历次在报纸上形成颤动的颁发，如申明与创造社完全离开关系之启事，与王映霞婚变中的几次启事，以及后来让郁王婚姻彻底的《毁家诗纪》，到底实的是像周做人所言的“非意识的展览本身”，仍是他自然矫情的演出型人格的一种理论？那是郁达夫无法掌握的表露癖的发泄，仍是一种操纵媒体出口有目标的操演（performativity）和炒做？那些疑问似乎难以找到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此书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做者在书中对那些早已有之的争议给出了他本身简单且明白的谜底，当然并不是坏事，稍后我还会回到那一点讨论。但那里我想问的是，我们能否还能在那些极其丰富的前人已有的争论的根底上，更深进地为郁达夫写点什么？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曾屡次期看做者能在郁达夫写做的文本与其他民国做者文本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郁达夫自己做为民国文学明星（stardom）与其粉丝文化（fandom）之间的互动，郁达夫的文学创做与其社会关系的感情研究那些方面写深一笔，但可惜此书似乎没有在讲故事的根底上在学理上更进一步。

其二，我确信做者很超卓地重述了郁达夫的故事，按如今时髦的话说，是郁达夫人生重要社会关系和关键时刻的详尽复盘。但史家说故事，似乎此中天然跟文学研究也甚难发作关系。诚然，我在此书中看到了做者与国内颁发的一系列郁达夫研究停止了对话(如唐达晖，许子东，张毓茂，墨崇科等人的著做)，但就与海外汉学中的郁达夫研究，除了李欧梵《中国现代做家的浪漫一代》，历来研究过郁达夫的名家，如普实克，夏志清，王德威，梅仪慈等人，此书似乎未有时机提及和对话。当然重视到那一点，是有我的私心在。做为晚清民国诗歌研究者，我本还期看此书能与郁达夫旧体诗词研究产生对话，事实，那是郁达夫研究2010年以来一个遭到存眷的子范畴(subfield)。杨昊昇，高嘉谦等人不约而同地对郁达夫骸骨沉沦心态做出了重要而详尽的阐述，例如，杨存眷于郁的遗民情结 （杨昊昇关于郁达夫旧体诗的阐述，拜见Chapter 2 “An Infatuation with a Skeleton: Yu Dafu’s Accidental Loyalism and Classical-Style Poetry ”, in Yang, Haosheng. A Modernity Set to a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6, pp.62-101.），而高偏重于郁在南洋的亡命诗学 （高嘉谦关于郁达夫的阐述，见氏著《骸骨与铭记——论黄锦树、郁达夫与亡命诗学》,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七十四期 2011年05月 页103-125；以及《现代性的骸骨——许南英与郁达夫的南方之死》（第八章），载氏著《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台北：联经出书，2016年，页435-489）。固然做者在本书中陆续引用了郁达夫绝大大都重要的旧体诗词，但已有的关于郁达夫旧体诗词的文学研究功效，却显然被漠视了。

郁达夫致王映霞情书 1927年3月16日 上海藏书楼躲

其三，在读完此书第八章之后，我大致对书中“谁是阿谁弱女子”的多重阐明是称心的。但我脑内又起头呈现另一个踌躇不往的问题，便是从读者承受的角度，此书所写的到底是谁眼中的郁达夫呢？当然，紧接者我所讲的第二点，可能此书所写的，实不满是文学研究者眼中的郁达夫。书中的文本，不论是否是虚构的小说，半实半假的回忆录，仍是能够算做纪实日志、手札，一概被做者读为一种现实主义（realism）写做。好比，在第一章里做者老是用郁达夫小说中的“我”的表面描写来频频印证郁达夫本身确然的“风摘不扬”。如许的写法，在此书中触目皆是。我认为那是以史心揣度诗笔，读得太死而写得太实。况且良多工具，做为文学研究者，其实不实的想晓得谜底。就像钱钟书其实不想像陈寅恪那样想晓得杨贵妃到底是不是处子进宫。但话说回来，我对以诗证史的办法是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的，事实杨贵妃到底是不是处子那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关宫闱秽闻，也关乎《长恨歌》的写法和唐代的轨制及文化史；郁达夫的自我形象当然也不单单是他本人体面的问题，其实也是郁达夫的文学创做手法和他的社会思惟心态的问题。因而，固然做者书中写了一个很“其实”的郁达夫，我也乐于见到郁达夫容貌之类的问题被如斯细究，哪怕通俗读者可能随便只将其读成民国八卦罢了。

综合以上三点看来，我大致觉得以诗证史，征史于诗的写法，写出来的一定是索隐家的郁达夫。考证钩沉，爬梳索隐，然后在或实或假的线索里整理出一个有头有尾的剧情，讲故事天然也是汗青学家的长处。我想轶事研究一贯也是更面向普罗群众，不只因为故事讲得好就随便惹人进胜，索隐老是有看侦查小说一般的快感的。当之无愧，杨斌传授深得红学索隐派精华。我仅举一例，即可见做者索隐法的风味。当阐发到第23封《广角镜》公开的《给达夫的信》时，对信上的“陈静启映”四字，做者是如斯阐明的：

“刚刚我们曾经迷惘信封上收信人姓名“陈静启映”，而“陈静启映”那四个字只需倒过来读，即是“映启静陈”，也就是“映(霞)启”，“静”“陈(上)”的意思。以此揣度，则“静”是许绍棣的代称。那些幌子都是两人事先约好的联络体例。至于为什么寄往曹秉哲家中，是因为其时王映霞亡命途中没有不变的住址，不得已而为之。”

那种索隐读来有趣。做者也在书中阐明说，“我们无妨摘取“索隐派”的体例来停止一番琢磨，即便所做的琢磨如沙岸城堡水中明月，如许的勤奋仍是有必然的意义。”不外我们也无妨多问一句，在兴趣之外，如许的轶事研究，意义事实为何呢？

如斯诘问并不是没有谜底。那里我不由想起汤姆康利（Tom Conley）在议论蒙田（Montaigne）的写做时，提出轶事（anecdote）便是解药（antidote）的鲜明高论。康利指出，那并不是仅仅是两者单词附近所以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通过写做和研究轶事，做者能够供给多种互相矛盾说法和疑问之间的解药：即一种相对清晰的谜底。换句话说，轶事研究的使命，良多时候就像在迷雾里找出一条能够供人逃循的清晰途径。在可供双向阐释的空间里测验考试给出一个独树一帜之说确实定结论，那也能够算是我前文已提及的“做者给出了本身简单且明白的谜底”的长处的那一方面。譬如，历来对郁达夫到底有多爱国，说法纷歧，我印象很深是夏志清传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郁达夫那一章的结束处，颁发了对郁达夫最末的失踪和灭亡感应难以想象的评论：“可是成功后不久，日警捉到了他，把他杀戮。他身为做家，既非共产党，也不很爱国，遭到那个下场也能够说是万想不到的了。”但假设根据本书认真爬梳的郁达夫在南洋的履历，可见郁达夫的良多言行证明他其实十分爱国，积极抗日，也跟共产党人胡愈之等人关系密切。有着那些清晰的结论和谜底，那么郁达夫的失踪，在轶事研究看来也不是什么“万想不到”的希罕结局了。

不外，那里我也顺带想到一个关于郁达夫若何被日本人发现并挠捕的盛传颇广的轶事：据说其时日本人在南洋发现那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是郁达夫，事实仍是因为他无意间写出的旧体诗。日本人认为，能写的如斯完美旧体诗之文人，中国仅有三位，周氏兄弟和郁达夫。鲁迅已经往世，周做人不成能在南洋，那么此人必是郁达夫无疑了。那个轶事很有意思，也有很大的阐释空间，但我不断没有找到切当的第一手出处，所以就借此书评时机向杨斌传授请教其出处和对那个故事的观点了。

1930年郁达夫应内山完造之邀参与文艺座谈会

按理说，解谜的谜底太显白，往往随便让人感应无聊。但轶事蜚语，各人却经常读得乐此不疲，特殊的魅力可能来自探究轶事往往不克不及走通俗路，而另辟门路的惊人索隐办法，又常常能得出惊人的结论吧。好比在细细解谜郁王婚变之后，做者认为“许绍棣并不是圈外人，不外，许有可能搀扶帮助戴笠和王映霞联络，然后因为郁达夫发现王许的通信，许绍棣成为戴笠的替功羊。那也许是许一辈子对此事连结缄默的原因”。不只如斯，做者还更进一步，重视和讨论了郁达夫本人其实可能也早已晓得戴笠才是圈外人的可能性。从那个角度来读《毁家诗纪》，我们几乎能够读出指桑骂槐的效果。

不外，做为汗青学家，做者的下笔事实是相对隆重的。但我倒觉得假设此书定位为从通俗角度介绍学术功效的群众读物，无妨写的更接地气一点，无妨揣测也更斗胆一点。假设我们附和李初梨所说“达夫是模仿的颓唐派，素质的清教徒”，认为郁达夫是外表佯狂柔弱而心里设法其实十分清晰勇敢，那么郁达夫良多含糊其词的希罕行为倒也是反而都说得通了。好比他在杭州建房取名“风雨茅庐”以及写对联“两口居碧水青山，妻太伶俐夫太怪；四野皆青磷白骨，人何零落鬼何多!”就不是谶语预言，罢了是对现实的现实熟悉。《毁家诗纪》天然也不是无心插柳，而是有意为之。我也十分认同做者对“谁是阿谁弱女子”的多重阐释，“她”可能是原配孙荃，以至可能是郁达夫本人，当然也相当明显地指向王映霞。特殊，我也附和做者对《她是一个弱女子》出书时候因审查原因所改名为《饶了她》那个汗青细节的存眷。做者认为，“其实，那似乎何尝不是郁达夫心里深处要原谅王映霞么?”那我当然大致是附和的，不外就郁达夫怎么“饶了她”，我读完此书以至有了更斗胆的揣测。

做者在书中有指出，王映霞对郁达夫有不满，一个很可能存在，却往往被人回避掉的“房间里的大象”式的原因，是郁达夫的“身体问题”，即“郁达夫性才能衰退不克不及称心王映霞的可能性”。但那种老夫少妻的窘境，古来早已有之，我便想起一遭唐朝的先例。即其时宜城县伯柳浑，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妾喊琴客。柳浑告老时就“放妾”，便是法令上末行夫妾关系，一别两宽，各自欢喜。柳浑的老友顾况还做一《宜城放琴客歌》，最末二句调笑：“服药不如单独眠，从他更嫁一少年。”我便疑心郁达夫写《毁家诗纪》与王映霞离婚，其实是类似的情节。郁达夫高才满腹，天然不会不晓得那个故事，不外他的“放妾”，当然是用典型的郁达夫的体例啦。诗歌不消伴侣代庖，是他本身做，并且标题问题既已名为毁家，他应该也很清晰毁家成果天然即是无家的。从那个意义上来说，郁达夫一生写的许多有些谶言味道的文字，与其说是谶言，不如说后续事实成果的兑现，反倒多几少受了已有语言的间接感化。

上述狂想，天然只会出自我如许的文学研究者之手。我赏识做者做为汗青学家在全书中研究轶事但还不失小心的立场，此外，我还想多夸一句做者在书中发扬的文摘。此书不只注释中有加进即兴所写的五言古体诗，全书题记是郁达夫小说标题问题的“集句”，也让我面前一亮。寡所周知，集句那种文字游戏，非学识积存的支持，不克不及做也。做者的跋文有提到，从起头研究郁达夫到此书出书，履历十年。从那个引子，就能看出做者做为实爱粉的视野：

郁达夫早期的小说，似乎已经在冥冥之中好像《唯命论者》一般预见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曾经像《迷羊》般地在《茫茫夜》中《沉沦》了；他的《血泪》和《空虚》，经常在《杨梅烧酒》和《烟影》里化做《青烟》；《微雪的早晨》他曾《在凉风里》《逃走》；《迟木樨》盛开时他曾渡过《碧浪湖的秋夜》；《春潮》中他看到了《蜃楼》；《马缨花开的时候》他也《祈愿》生活中《纸币的跳跃》；末于，《清凉的午后》《薄奠》了《她是一个弱女子》，他在家庭《离散之前》被迫《出走》；做为《怀乡病者》，当《春风沉浸的晚上》已经成为《过往》，他《南迁》走上了《诗人的末路》；《孤单》的郁达夫在《夕照》《迟暮》之际，遭遇了《银灰色的死》。

那就是达夫的凄凉和魅力！（《谁是阿谁弱女子》，“题记”）

总体来说，我等待此书成为一本时髦的向群众介绍郁达夫轶事研究的读物。当然，既然是偏向通俗的读物，自不应以学术责备目光拘泥之。本书评因而也形形色色，行文不尽严厉，若有不周之处，请做者和读者见谅。最初，同做为郁达夫迷弟，我也戏做一七律，聊以唱和杨斌传授，虽工整不敷，但总不肯“以辞害意”，打油之处，博大方之家一笑可也：

逐寇驱鸡事已差 [1]，谁言弱女就关她？

酒悲何必鞭名马，情妒才堪枉映霞。

频频达夫非达命，历来毁家便无家。

总该宜城放琴客 [2]，犹苦星洲译帝华 [3]！

[1]郁达夫《毁家诗纪》最末一首词《贺新郎》言：“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2]前文已言及宜城放琴客事。

[3]指郁达夫拟译《瞬息京华》而末未成之事。